中共在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以后，有鉴于苏联的历史教训，毛泽东认为，防止“和平演变”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防止在党内和党政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他指出：“在苏联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赫鲁晓夫提出的系统化的错误观点，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的。他认为，这类问题在中国也是存在的，好在“我们正在开始认识，并着手解决。”
　　为了防止形成贵族阶层和人民政权的变质，毛泽东强调，必须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如果经济基础变了，国家政权等上层建筑也是或迟或早要跟着变的。在1962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具体地论证过这个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个是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
　　为了防止贵族阶层的形成和人民政权的变质，毛泽东认为，一定要反对干部的特殊化。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特需供应报告的指示中说：“干部生活特殊，脱离群众，从眼前来看，会损害党群关系，妨碍我们带领群众来‘战胜困难’渡过灾荒；从长远影响上看，则势必对干部的思想发生腐蚀作用，发展下去就有出现‘特殊化’的危险。修正主义思想正是从这里找到自己滋生、蔓延的土壤的。‘殷鉴不远’，我们对此必须充分保持警惕，防患于未然。”
　　为了防止贵族阶层的形成和人民政权的变质，毛泽东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党内外的广大群众，揭发和清除党内的阴暗面，同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一切腐败现象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发动了“五反”（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运动，使之与“三反”斗争相配合，以遏制、堵塞干部贪污腐化的外部源头。终其一生，毛泽东从来都是同党内的任何腐败现象水火不相容的。
　　为了防止贵族阶层的形成和人民政权的变质，毛泽东认为，关心并严格要求干部子女是一个重要问题。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他推荐人们读一读《战国策·赵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一文，并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他由此引发了对现实生活的联想，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提出必须“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这个问题。
　　鉴于帝国主义势力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毛泽东说：“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如何防止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毛泽东说：“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他并且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历史表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是最先觉察到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并且号召共产党人同这种危险作斗争的领导人，后来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证明了他的有关思想是多么富有预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