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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超前引领问题。应该看到，中西方城市化有着质的区别，这一点集中表现在政府角色上。西方城市化是滞后的被动反应，政府在更多的时候是作为旁观者和监督者，当城市化引发社会问题时，才介入解决问题。中国城市化是超前的主动引导，政府担纲城市化的动力，不仅主动引导前进的方向，更在许多时候亲自上阵扮演推动者角色。现实来看，在当前乃至今后～段时期，政府超前引领为主导的模式可能依然是主要的选择。为此，要重视和解决好超前引领可能带来的系列衍生问题，要解决好工业化、城市化（包括人口城市化）之间的协调关系，既要防止城市化滞后于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