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相崧，1980年生于山东金乡。16岁开始发表作品，发表小说、散文100余万字，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推介。
　　我的文学启蒙，是读了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
　　那年，我十岁，正憋在仓库里，从一沓受潮泛黄的《农村大众》上津津有味地读着连载的长篇小说《草草》和《活寡》。小说无头无尾，每期不到一千字。中间几期报纸还不连贯，看起来很不过瘾。这时，我发现了《农民日报》上连载的《天堂蒜薹之歌》。
　　我当时像是被闪电击中一般，有了类似于莫言当年读到福克纳或马尔克斯，想要在屋子里转圈圈儿的感觉。当我读到高马被人押走，一只母鸡跟着他，像吃面条儿一样啄食他脚上受伤裸露的一根血管时，内心受到强烈冲击。我至今还仍能体会到，当我读到一个饭店里送饭的伙计两手托着菜盘子，大撒把骑着洋车子给镇上的官吏送饭时，那种既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和既司空见惯而又惊险刺激的阅读快感。
　　这部小说让我着迷般一次次钻进那间老鼠屎遍地、老鼠尿浓郁的小仓库，翻倒出好几袋子的旧报纸，去找那一年的《农民日报》。那两年，父亲做村支书，每周镇上的邮递员都会把一沓报纸送到家里。这些报纸堆在用作仓库的南屋里，被人遗忘，有的已经让老鼠啃噬得残缺不全。我如愿以偿，几乎一期不差地看完了这部小说。
　　这部《天堂蒜薹之歌》给我的，除了眩晕一般的阅读快感，就是跃跃欲试的写作欲望。
　　我之所以会有如此奇怪的感觉，现在想来，首先是小说传达出的作家莫言的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和大胆揭露批判的胆识气魄。这部仅仅用35天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根据1987年5月发生在苍山县极具爆炸性的“蒜薹事件”创作而成。小说对农村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生动描述，对怨声载道、民怨沸腾的乡村现实的大胆控诉，让我在之后的许多年里回想起来都仍旧激动不已。
　　这小说里有一种和我精神相通的东西——属于民间的、和庙堂声音截然不同的蓬勃而野性的东西。莫言先生在生活中是一个三缄其口、讷于言辞的人，甚至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还有人根据其在斯德哥尔摩领奖台上的发言，诋毁其胆小怕事，缺乏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气魄和担当。可正如莫言自己所说，“一个作家，要靠自己的作品说话。”一个真正的读者，哪怕仅仅读了他的《天堂蒜薹之歌》，得出的结论，也许会跟那些草率的批评者们大相径庭。
　　另外，这部小说之所以让我也摩拳擦掌，想要一试身手，是因为它不像《围城》那样写了我当时陌生的知识分子阶层;也不像《简爱》那样写了我不熟悉的异域男女的尊严与悲欢。——小说中自尊抗争的高马、逆来顺受的高羊、可怜又可爱的金菊、滑稽又悲壮的说书人张扣……这种种的人物形象，都让我感到既熟悉而又陌生。说熟悉是他们活脱脱就像我们村里的大力、小慧、生金、雪玲和运生，说陌生是他们比我生活中的那些人还要鲜活并生动。
　　于是，我生活中的那些人，不管是因为家庭贫苦没有娶上媳妇、整夜在村口唱着四平调《陈三两爬堂》的村团支书运生;还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吃一口饱饭，被母亲逼着嫁给管区仓库保管员的漂亮女人田妮;或者因为公社时期担任村支书以“妮x”为口头禅赶着大家上工而现在人缘崩塌的老干部玉超……都一起朝我涌来。他们似乎争先恐后地想要进入我以后的作品，真诚而急切地哀求我说：写写我吧，写写我吧！我呢，也忽然雄心勃勃地，想要为他们著书立传，并以为这是自己此生义不容辞的责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从《天堂蒜薹之歌》这部小说里，领悟到了一则写小说的秘诀，即“胡说八道，满嘴里放炮”，也可以说“老鸹衔着蒜臼子——云里雾里乱榷”。这个说法没有丝毫冒犯的意思，而当是一种赞美。《天堂蒜薹之歌》这部小说，虽说整体看是叙述者的全知叙述，但打乱了故事顺序，灵活运用了互文、倒叙、插叙等手法，分别叙述了高羊、高马和方四婶一家的故事。另外，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莫言综合运用了联想、回忆、幻觉、梦魇等西方现代派手法，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与民族传统的叙事方式交融在一起，使其叙事方法显得错落有致而丰富多姿。奇怪的是，当时在完全不了解这些术语的情况下，自己对这部现代派风格强烈的作品，接受起来竟然没有产生丝毫隔膜。
　　念高中时，我利用闲暇写出自己的第一部二十万字长篇小说，并拿给语文老师看。语文老师脱口而出的竟然是：“你这小说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听说这个荒唐的词汇，并感到啼笑皆非。当然，如果你现在拿来我那部小说的不知第几遍修改稿，已经看不到“魔幻现实主义”的痕迹了。
　　莫言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他们那里管爱说话又说话不着边际的孩子叫做“炮孩子”，而他在小时候，正是这样一个孩子。我当初读了《天堂蒜薹之歌》之后，便醍醐灌顶地明白，小说家便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权利满嘴巴“放炮”，而又不必担心承担法律责任和遭受道义指责的人。
　　因为有那一次心潮澎湃的阅读体验，我在自己的少年时代，曾经绞尽脑汁地想要弄到莫言写的其他书，哪怕是读到有关他的只言片语。当然，那个年纪，那种农村的闭塞环境，这个奢侈的梦想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再次知道莫言的消息，是1995年《济宁日报》的周末版发了一则新闻，说莫言获得十万元的“大家文学奖”，获奖的是一部叫做《丰乳肥臀》的小说。
　　那一年，不分黑夜白天总是想：要是能弄到一本《丰乳肥臀》，该有多好啊！
　　我在第二年也就是自己十六岁那年，利用半年多的时间攒够五十块钱，偷偷揣着去镇上书店买书时，竟然真的从书架上看到了那本《丰乳肥臀》。那书店的老板娘是个半老徐娘，长相不错，单是黑些，整天坐在书店门口。但那一次她却不在，柜台里坐着的是她有些流里流气的儿子。我看见《丰乳肥臀》就激动了，甚至马上担心如果我旁边的顾客先我一步也要这书，且这书店里又恰恰只此一本，该当如何？我赶紧亲热地跟那个看上去比我還小些的孩子说：哥，你快拿那个《丰乳肥臀》给我看看！那孩子递给我，并且神秘暧昧地低声说：这是本好书！因为这书名，许多人把它当成了不健康书籍。我从那表情知道，这孩子大概也不例外。 　　我摩挲着封面，那封面上是个穿着红棉袄的小媳妇，坐在那里，一手放在腿上，一手往脑后摸着发髻，模样有点儿像《红高粱》里的巩俐。书明显是盗版，但我不假思索，瞬间决定买下来。我紧紧地抓着它，为不虚此行欢喜着，但也为四壁的其他书籍恋恋不舍着。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进书店，真是有种到了神圣殿堂的感觉。看什么都想买，看什么都想要。我当时甚至想，如果能求求那老板娘，给她磕个头做个干儿子就好了。那样的话，我也可以跟柜台后面那孩子一样，一边帮干娘卖书，一边把书架上的书都看个够。
　　我正想入非非的当儿，却看见那孩子盯着我，从柜台下阴暗处拿出几本色情小说来。暴露而刺激感官的封面、劣质而粗糙的纸张、泛着刺鼻气味的粗劣印刷。那孩子说：如果不喜欢，你再看看這几本！我知道，此地不宜久留。问了价格，连还价都忘记了，就赶紧付了款。
　　我怀揣着那个宝贝，骑着叮当作响的自行车，往家里赶。回了家，如饥似渴地读着书，想想那书店老板儿子的目光，心里还有一种犯罪的感觉。
　　程相崧出生于乡村，又受到山东文坛乡土文学传统的滋养。其在延续宗法礼仪等齐鲁大地传统书写基础上，于悲凉气氛中融道德、风俗、人情为一炉，在乡土的人文遗落歌哭中呈现出作者的批判和眷恋。另一方面，作为80后一代书写者，程相崧在对乡土的深情回望中又有着对人的生存境遇问题的特殊关照，引发出对于自我生存困境的追问和思考。他不满足于用文学反映生活，干预现实，更向往用自己的笔探寻人性的幽微。近年来，程相崧的写作在以往熟悉的乡土书写之外，笔触更多地涉及都市人的生存困境、婚恋情感以及中年男女的生存危机。如果说他前期的乡土叙事透露出一种扎实沉稳，那么现在的一些篇什，尤其是一些短篇，则显得更加轻盈飞扬，写法上也显得更加用心思。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程相崧是一位不甘于现状，勇于突围困境和突破自我的年轻作家。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丽军）
　　程相崧生于1980年，他的写作在一定意义上续接了当年“文学鲁军”所凸显的“道德理想主义”。那时方有人嫌其过于保守愚钝，现在看来那样不是过于迂执，反倒是还不够自醒自明，没有把那种道德拷问坚持到底。从程相崧的作品或能看到一点反向用力的苗头，也许他正试图在小说中捕捉逝去的风景，并在这风景里画上凋零的花环。
　　（山东省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所长助理 赵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