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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發表70周年，央视今年上半年最为重要的一部由山东影视集团投资拍摄的45集大型电视剧《知青》，日前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知青》也是继18年前播出的《今夜有暴风雪》后，中国知青文学代表作家梁晓声再次与山东方面联手创作的又一部“知青”题材的电视连续剧。
《知青》，顾名思义，讲述的是中国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所经历的奋斗与历练。全剧主要以上世纪为历史背景，塑造了以赵天亮、周萍、赵曙光、孙曼玲、齐勇等人为代表的知青群体，描写了他们知青岁月悲欢离合的故事，通过对他们人生命运的精彩展示，深刻揭示了知青群体独特的人生思考和心路历程。梁晓声说：“把知青这个题材大大地拓宽，是我在这部电视剧上所作的努力，这是现实主义的写作，是为了补全一段失却的历史。”总导演张新建也表示：“希望《知青》能弘扬正气，在精神层面上引起大家的共鸣。”
受發行方的邀请，笔者有幸在央视正式播出之前就观摩了这部电视剧，深感《知青》在创作上的真实贴切，全剧不仅以全景式的视角向观众展示了知青在黑龙江、新疆、陕西等地的生活画面，而且还在创作过程中融入了现代思维，体现了知青坚守理想与时代需求的高度融合。在人物塑造上，展现了知青们对祖国的赤诚和人性的质朴纯真，具有时代意义和教育意义。
在《知青》之前，不少关于“知青”的作品，受制于市场社会的逻辑、“现代化理论”的钳制以及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总是不脱“伤痕”的窠臼，其中充斥着冲动与愚昧、野蛮与混沌、悲怆与血泪，更充溢着浓重的悲观主义意味。在笔者看来，无论这些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那些关于知青生活消极阴暗面的描写和渲染，已被个别用心良苦的人作为社会主义“黑暗”、党及其领袖“没干好事”的例证，同时也影响着一至两代人对共和国一段激情燃烧岁月的正确认识。
事实上，当我们拨开覆盖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上面的种种政治迷雾之后，我们会發现，这一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恰恰建立在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之上：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的农业大国，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一个繁荣、富足、發达的农村与农业，需要城乡之间的平衡發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大量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建设，必须扭转近代以来资源和人才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趋势。由于依照经济理性，知识青年不可能自愿从城市流向农村，所以，政治动员不可避免。
知青上山下乡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只是在“文革”期间达到了空前的高潮而已。50年代，随着“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农村兴起了合作化运动，农村缺乏知识青年的现实，被充分显示出来了——人们發现，单是合作社会计一项，农村就需要几百万知识青年，这还不算其他的诸如医生、教师以及农业科技方面的人才缺口。因此毛泽东在1955年9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就發m号召：
“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明确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农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单是粮食总产，从1952年至，1982年间(即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期)就以年均2.608％的速度增长，显著高于1983年至2004年(大包干时期)的，1284％。棉花产量1978年则比1949年增长3.9倍，1975年，中国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用电量增长4.7倍，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化肥产量则从3.9万吨增加到869.3万吨。城乡差距处于一种逐步缩小的状态——这些成就的取得，当然和成千上万知识青年的艰辛付出是分不开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知青基本全部返城，与之相对应的是农村经历了一个“去现代化”的过程：水利设施废弃，农机因为无人操作和使用而锈蚀、损坏，农村的教育、医疗等更是大幅度倒退。到90年代末，
“三农”问题已经成了阻碍中国前进的一大问题。而农村的凋敝，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导致大量青壮年农民以“农民工”的方式进城打工，使得中国由于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而被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长期无法顺利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无法缩小贫富差距，中国的现代化也因此迟迟不能完成。
无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受益的当然不仅仅是农村，知青自身也是受益者，对很多人来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
首先，上山下乡使知青冷静地、较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了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知青们亲身体验到中国城乡差别是多么大，地域间發展是多么不平衡，广大农村是多么贫穷。他们中的许多人立志要以自己的青春热血改变农村的状况，并为此抛洒了汗水，有些甚至献出了生命，他们在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社会工程中，尽了自己的努力并创造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其次，知青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实践中逐渐聪明起来，深沉起来。在农村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活动中，他们增长了见识，练就了本领，学会了思考。他们从乡亲们那里学到了勤劳、淳朴、善良、智慧和坚韧。他们并不否认农民身上还沉淀着祖辈因袭下来的消极因素，同时也认识到，这些农民正是维系中国社会生存的基石。许多知青尽管返城多年，仍同农民们保持着割不断的联系。由于知青一代存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城乡对立，前所未有变成了城乡融合；
第三，上山下乡使知青普遍养成了不甘落后、不甘沉沦、奋發进取的人生信念，培养起体察国情、民情，关心民族命运，希冀中国稳步發展的政治品格。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变迁有着特殊的感受。上山下乡运动的退潮，并没有使他们淡泊政治，而是以一种更深沉的目光观察中国政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客观上为中国后来的快速發展和政治稳定进行了人才储备。
《知青》的热播，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中国近、现代历史所得出的这样两条基本结论：第一，投身社会实践，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是新中国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他途；第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处于关键时刻的今天，如何以新的形式继承和發扬这一光荣传统，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知青》，顾名思义，讲述的是中国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所经历的奋斗与历练。全剧主要以上世纪为历史背景，塑造了以赵天亮、周萍、赵曙光、孙曼玲、齐勇等人为代表的知青群体，描写了他们知青岁月悲欢离合的故事，通过对他们人生命运的精彩展示，深刻揭示了知青群体独特的人生思考和心路历程。梁晓声说：“把知青这个题材大大地拓宽，是我在这部电视剧上所作的努力，这是现实主义的写作，是为了补全一段失却的历史。”总导演张新建也表示：“希望《知青》能弘扬正气，在精神层面上引起大家的共鸣。”
受發行方的邀请，笔者有幸在央视正式播出之前就观摩了这部电视剧，深感《知青》在创作上的真实贴切，全剧不仅以全景式的视角向观众展示了知青在黑龙江、新疆、陕西等地的生活画面，而且还在创作过程中融入了现代思维，体现了知青坚守理想与时代需求的高度融合。在人物塑造上，展现了知青们对祖国的赤诚和人性的质朴纯真，具有时代意义和教育意义。
在《知青》之前，不少关于“知青”的作品，受制于市场社会的逻辑、“现代化理论”的钳制以及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总是不脱“伤痕”的窠臼，其中充斥着冲动与愚昧、野蛮与混沌、悲怆与血泪，更充溢着浓重的悲观主义意味。在笔者看来，无论这些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那些关于知青生活消极阴暗面的描写和渲染，已被个别用心良苦的人作为社会主义“黑暗”、党及其领袖“没干好事”的例证，同时也影响着一至两代人对共和国一段激情燃烧岁月的正确认识。
事实上，当我们拨开覆盖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上面的种种政治迷雾之后，我们会發现，这一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恰恰建立在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之上：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的农业大国，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一个繁荣、富足、發达的农村与农业，需要城乡之间的平衡發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大量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建设，必须扭转近代以来资源和人才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趋势。由于依照经济理性，知识青年不可能自愿从城市流向农村，所以，政治动员不可避免。
知青上山下乡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只是在“文革”期间达到了空前的高潮而已。50年代，随着“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农村兴起了合作化运动，农村缺乏知识青年的现实，被充分显示出来了——人们發现，单是合作社会计一项，农村就需要几百万知识青年，这还不算其他的诸如医生、教师以及农业科技方面的人才缺口。因此毛泽东在1955年9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就發m号召：
“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明确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农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单是粮食总产，从1952年至，1982年间(即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期)就以年均2.608％的速度增长，显著高于1983年至2004年(大包干时期)的，1284％。棉花产量1978年则比1949年增长3.9倍，1975年，中国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用电量增长4.7倍，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化肥产量则从3.9万吨增加到869.3万吨。城乡差距处于一种逐步缩小的状态——这些成就的取得，当然和成千上万知识青年的艰辛付出是分不开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知青基本全部返城，与之相对应的是农村经历了一个“去现代化”的过程：水利设施废弃，农机因为无人操作和使用而锈蚀、损坏，农村的教育、医疗等更是大幅度倒退。到90年代末，
“三农”问题已经成了阻碍中国前进的一大问题。而农村的凋敝，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导致大量青壮年农民以“农民工”的方式进城打工，使得中国由于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而被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长期无法顺利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无法缩小贫富差距，中国的现代化也因此迟迟不能完成。
无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受益的当然不仅仅是农村，知青自身也是受益者，对很多人来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
首先，上山下乡使知青冷静地、较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了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知青们亲身体验到中国城乡差别是多么大，地域间發展是多么不平衡，广大农村是多么贫穷。他们中的许多人立志要以自己的青春热血改变农村的状况，并为此抛洒了汗水，有些甚至献出了生命，他们在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社会工程中，尽了自己的努力并创造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其次，知青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实践中逐渐聪明起来，深沉起来。在农村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活动中，他们增长了见识，练就了本领，学会了思考。他们从乡亲们那里学到了勤劳、淳朴、善良、智慧和坚韧。他们并不否认农民身上还沉淀着祖辈因袭下来的消极因素，同时也认识到，这些农民正是维系中国社会生存的基石。许多知青尽管返城多年，仍同农民们保持着割不断的联系。由于知青一代存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城乡对立，前所未有变成了城乡融合；
第三，上山下乡使知青普遍养成了不甘落后、不甘沉沦、奋發进取的人生信念，培养起体察国情、民情，关心民族命运，希冀中国稳步發展的政治品格。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变迁有着特殊的感受。上山下乡运动的退潮，并没有使他们淡泊政治，而是以一种更深沉的目光观察中国政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客观上为中国后来的快速發展和政治稳定进行了人才储备。
《知青》的热播，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中国近、现代历史所得出的这样两条基本结论：第一，投身社会实践，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是新中国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他途；第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处于关键时刻的今天，如何以新的形式继承和發扬这一光荣传统，仍然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