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我还是最爱我的北京”的歌，把北京最引人入胜的景致几乎都唱到了歌词里，而且京腔京韵，听来令人感到十分亲切、陶醉。但歌词的作者出现了“芦沟桥的狮子，潭柘寺的松”之类的误词。
　　众所周知，卢沟桥是横跨卢沟即永定河而得名的。十二世纪初，东北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日益强盛，建立了金国，后又南下占领了燕山府，把势力扩展到了淮河沿岸，并将首都从远在松花江上的会宁府迁到燕京。
　　金朝统治者在建成了金中都城后，认识到卢沟渡口的战略意义，于金大定二十八年（公元1188年）五月下诏：“卢沟河使旅往来之津要，会建石桥。”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石桥建成，起名“广利桥”。
　　“广利桥”即“广而得利”之桥，但人们总习称为“卢沟桥”。这自然与卢沟有关。
　　“卢沟”古称治水、澡水。史载，燕人往往“呼卢为黑”，因名“卢沟”。又说，其水流经北京西山的“卢师山”，遂称“卢沟”。实际上，卢沟（今永定河）源自山西宁武县，其上游称桑干河，流经大同盆地、阳原盆地、怀来盆地，尔后进入北京西山的“官厅山峡”，在三家店附近注入北京小平原。远在好几百万年前的地质时期，上述的三个盆地都曾被湖水所覆盖，并且沉积下了巨厚的湖相沉积物——呈灰绿公、灰黑色的淤泥和沼泽相的泥炭。而桑干河流域年平均降雨量虽然只有400—500毫米，但大多集中于7—8月份，且多降暴雨。历史上曾有一小时降雨214毫米的纪录。急骤的降雨往往引起对土壤的冲蚀、崩塌。陡涨的河水携带着大量的泥沙、经官厅山峡奔泻下来，每每酿成灾害。据测，永定河水的含沙量高达每立方米719公斤，这简直就是泥浆了！因此，将浑浊又略呈黑色的河流称为“卢沟”，实在是形象不过的事。也因于此，金章宗在确定“燕京八景”时也是写的“卢沟晓月”，而不是“芦沟晓月”。因为“芦”是芦苇的芦，与“卢沟”的本意相去甚远。
　　北京古时还有这样一首诗：“潭柘以泉胜，戒台以松名；一树具一态，巧与造物争。”
　　潭柘寺位于北京门头沟区群峰环列的潭柘山山腰。因寺后有龙潭，山间有柘树而得名。该寺始建于晋代（公元265年—316年），原名“嘉福寺”，故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之说。唐时曾称“龙泉寺”，清改称“铀云寺”。但俗名潭柘寺却流传甚广、名闻遐迩。寺内虽也有古树参天，却以三圣殿侧的“帝王树”最为著名。
　　
　　戒台寺位于北京门头沟区的马鞍山麓。一般认为始建于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时称“慧聚寺”。辽代高僧法均在此建坛传戒。自此又名“戒坛寺”（戒台寺）。寺内有五大名松，即抱塔松、卧龙松、活动松、自在松、九龙松，分植于寺内几组重要建筑物旁。傲然挺立的松树，给戒台寺更平添了一份恬静、肃穆。
　　也许有人会问：北京偌大一个西山，历史曾有寺庙300余座，何以只有戒台寺才以松名？戒台寺内的几块《禁矿碑记》为我们解开了其间的奥秘。《禁矿碑记》记载：“北地土厚水深，山多童赭；凡树林幽蔚，列为名胜之区，则必有深泉伏焉。京师西山戒坛寺之以松胜，盖尤著者也……建寺以来，历唐至今，官皆为之营护界址。所属严禁凿矿者，以保其泉脉也。”正是由于认识到了松、泉、挖煤三者之间的生态关系，并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才使戒台寺的松树得以正常的生长，并因其“奇状怪类”而名闻遐迩。如寺内的“谕碑”，是明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由宪宗皇帝朱见深亲自下诏的。“谕碑”规定：凡戒台寺四至界址之内“一应山田、园林、果木，不许诸人骚扰作践、煤窑不许似前挖掘”。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圣祖玄烨又特制《万寿寺戒坛碑》重申：“朕以时巡，偶至斯地，辄为驻辇，顾近寺诸山为产煤所，居民规划，日事疏剧。含精舍之侧，凿山采石，良非所宜。爰命厘定四止而禁之。”民国年间，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等人，也曾两次立碑，重申保护戒台寺周围的环境。
　　北京西山埋藏有石炭二叠系的煤炭，亦是京师用煤的主要供应地。上述情况清楚地说明了戒台寺“以松名”的原因。可见，歌词中的“潭柘寺的松”改为“戒台寺的松”，更符合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