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候的故事太多，乱世不仅能造就骁勇诸侯，也能成就红颜英雄。郑毓秀，被称为民国第一女杀手，激进的革命党人、成功的社会活动家。快意恩仇、心思缜密这两个相差甚远的词，或许在她身上得到了最平衡的融合。在仕途上，她曾经是国民政府第一位省级女政务官、第一位女性地方法院院长与审检两厅厅长、第一位非官方女性外交特使；在学术上，她是中国第一位参与起草民法典的女性、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律师——她的名字和累累头衔，早已被打上了无数“第一”的记号。如果近现代还有女侠，正应该是她的样子。
　　少女的自我觉醒
　　1891年，正是清王朝强弩之末时，郑毓秀出生在广东农村的一个封建官吏家庭中。祖父是在香港发迹的商人，因为赈济过黄河水灾，受到慈禧太后的封赐；父亲郑文治，则在户部作官。家境富庶的郑毓秀聪明伶俐，从小跟着母亲诵读诗文，研读了四书五经，初识学问。那个时候，晚清社会仍有女性裹脚的风气，郑毓秀的家人担心她不愿意缠脚，长大后不好嫁人，对她很是软硬兼施了一阵，却怎么也磨不过这个才5、6岁的小姑娘。后来，13岁时，她知道了祖母在她年幼时，就为她和当时两广总督的儿子定了婚约，便自作主张写信给素未谋面的男方，解除了婚约。为此，还是少女的郑毓秀在两家之间惹起了一场风波，自己也负气离家出走了一次。那时的中国，风雨飘摇之中，社会氛围也与传统有了很多不同，践行独立自主思想的女性逐渐成为不容忽视的变革力量，郑毓秀的自觉和自省，让她成为纤细沉闷的女性世界中一股铿锵的清音。
　　1905年，郑毓秀进入了天津崇实女塾教会学校，开始接受西式教育。两年后，她随姐姐一起东渡扶桑。在日本期间，不到17岁的郑毓秀接受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成为“三民主义”的拥护者。后来，经廖仲恺介绍，她加入了同盟会，毅然开始参加反清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郑毓秀回国，从事革命活动。
　　以理想为枪
　　作为同盟会成员，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一两个月里，郑毓秀多次以自己的女性身份作为掩护，在友人的帮助下，为革命党人秘密运送军火、传递情报，俨然一位侠肝义胆的死士。
　　革命后，满清朝廷受到极大震荡，袁世凯被临时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开始为镇压革命党人做准备。革命的成败在此一举，郑毓秀和同伴们决定暗杀袁世凯，铲除革命的障碍。1912年1月15日，经过周密计划，暗杀成员分为4个小组，彼此分工协作，准备趁袁世凯出行之时在预定地点向他投掷炸弹。郑毓秀也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然而情况突变，郑毓秀连夜通知8位战友取消暗杀计划，但未接到通知的战友还是按计划实施了刺杀袁世凯的行动。结果刺袁未遂，反倒有大批军警赶到出事地点，当场捕获了十余位革命党人。郑毓秀当时也在现场，但幸而机智逃脱。脱离危险后，她找到外国记者出面保释，在她的努力下，7名刺杀未遂的战友被释放，另外3名战友因为在射击时被捕，罪证确实，被立即执行枪决。
　　革命尚未成功，很快，郑毓秀又加入了行刺良弼的暗杀行动。良弼是满清旧臣，坚决反对清帝退位，阻挠革命党人的努力。郑毓秀和同伴们接到任务后，吸取了刺袁行动失败的教训，改变了行刺方法，派出一人先接近良弼，然后近距离炸死他。由于他们的周密安排，刺杀良弼的行动终于成功。
　　从辛亥革命至今，恰已百年，理想主义渐渐失势，再也没有人敢轻易想象一个女杀手出于对理想和主义的信任，而需要面对的现实残酷和危机四伏。从电影里的衣香鬓影，到历史里的尘土硝烟，郑毓秀的这段经历，从此成为了传奇。
　　巴黎玫瑰
　　1914年，企图复辟的袁世凯开始了一系列清算行动，因为激进的革命党人身份，郑毓秀的名字也出现在袁世凯的暗杀名单上。她只能决定出国留学，暂时离开中国。至此，她的革命生涯暂告结束。
　　在巴黎，郑毓秀取了法文名，叫苏梅，进入法国巴黎大学的前身索邦大学，攻读法学专业。1917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巴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且加入了法国法律协会，成为该学会的第一位中国会员。传记作者唐冬眉在《穿越世纪苍茫——郑毓秀传》一书曾写到郑毓秀在校时的情景，“若干年之后，郑毓秀都还记得博士论文答辩时的情景：她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上装，衣服裁剪得体，恰到好处地勾勒出中国女性柔美的身躯，耳垂上戴着一副母亲送给她的玉耳环，手腕上一对玉手镯，乌黑油亮的头发，一丝不乱地紧贴在耳后，露出她那宽大饱满、充满智慧的额头，冰清玉洁的装扮，体现着东方女性优雅的气质和风韵。在巴黎大学一座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教室里，主考官穿着红色长袍，坐在巨大的桌子前，郑毓秀手拿着论文，用地道的法语宣读着她的论文概要，她微微有些颤抖的声音，在高耸的圆拱形天花板下发出回声。”1924年，郑毓秀取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女博士。
　　在法国期间，郑毓秀在华人社交界也颇有名气。她聪明好学，为人热诚，且性格温和、风度优雅，能言善辩。在法国大学中法协会成立时，她登台演说，面对数千听众，慷慨激昂，宣扬中华文化，讲解中国人爱和平、重信义的传统美德，在场听众为之耳目一新。1918年，郑毓秀受南方军政府吴玉章主持的外交委员会的委派，在法国进行国民外交工作。其后一年，一战胜利，巴黎和会召开。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国内的“五四运动”。在民众压力下，北京国民政府把签署和约的责任推给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团长陆征祥。陆征祥为此左右为难。由于出色的论辩和外交才能，郑毓秀被推举为代表与陆谈判，而此时，他已接到北京政府的示意，准备在和约上签字。郑毓秀知其意后，在花园中折了一根玫瑰枝，藏在衣袖里，谈判时暗中用玫瑰枝顶住陆征祥，声色俱厉地说：“你要签字，我这支枪可不会放过你。”简单的一个小计谋，便使得陆征祥不敢去凡尔赛宫签字，从而为中国政府保留了收回山东的权利。
　　后来，郑毓秀将这根玫瑰枝带在身边，回国后在客厅墙上悬挂多年。从真枪实弹到袖中玫瑰，郑毓秀一直扮演着一个无人能够取代的角色。这是她作为女性的胜利，也是她一直为之坚持和努力的理想主义在现实中的灿烂投影。
　　辉煌与闲云
　　回国后，1926年，郑毓秀与同为法律博士的同学魏道明在上海法租界开设了一间律师所，执行律师业务，成为中国第一名女律师。同年，郑毓秀与魏道明结为伉俪。以后，郑毓秀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人际关系，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活动，逐渐扬名上海滩。仅在1927到1928年，郑毓秀历任上海审判厅厅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江苏政治委员会委员、江苏地方检察厅厅长、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兼上海发行院院长，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出任国民党立法委员、建设委员会委员。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于1928年成立，次年1月即指定郑毓秀等5位法学专家组成民法起草委员会，专门负责国民政府民法典的起草工作，由此可见，郑毓秀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和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在当时已是屈指可数的优秀。
　　抗战时，郑毓秀曾任教育部次长。1942年，魏道明接替胡适任驻美大使，郑毓秀成为大使夫人，协助丈夫开展外交工作。1943年，郑毓秀陪同宋美龄访美，深谙政治的罗斯福总统夫人称赞郑毓秀“具有政治头脑，不同于历任中国大使夫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夫人虽不过问政治，但仍和郑毓秀结为知己。1947年，魏道明改任台湾省主席，郑毓秀随其赴任台北。1948年，魏道明任期结束，夫妇两人移居美国，从此淡出了政治舞台。对郑毓秀而言，仕途和学术的辉煌似乎都在到达顶点后戛然而止。
　　去美国后，郑毓秀夫妇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虽然时有困顿，但毕竟能够脱离政治中心的风云变幻。在巴西，夫妻俩经历了商业投资失败，随后旅居欧美，既不能回到中国大陆，也难以返回台湾。英雄红颜皆渐老去而无用武之地，漂泊异乡的郑毓秀只能和故人叙旧追忆，消磨时光。
　　1954年，63岁的郑毓秀左臂出现癌变症状，被迫切除整只左臂。终于，客居抱病他乡的一代女杰，晚景少人知晓。这支曾经绽放的玫瑰，在政治浪潮中枯萎。1959年12月，郑毓秀在美国洛杉矶病逝故去，终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