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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受贿案，共有265名官员涉案。除牵涉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和绥化市一大批官员外，还涉及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余人。 马德卖官鬻爵，以权换钱，教训深刻，发人深省。
“以钱换权”转为“以权换钱”
绥化是黑龙江省的农业大市。松嫩平原上一望无际的玉米、大豆和高粱曾让绥化人引以为荣。然而，肥沃的黑土并没有给辛勤耕作的农民以给养，却喂足了一只“硕鼠”。
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把其执掌的市委大院变成了一个乌纱帽批发部。在马德那里，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大到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市、县、区内局委办各部门的一二把手，每个位置都有其“价格”。
1950年，马德出生于黑龙江省克东县农村。马德出身于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共八人，家里很贫穷，小时候连鞋子都穿不起。有一次，光脚去放牛的马德一脚踢到镰刀上，差点断了一个脚趾。至今，这个脚趾都是弯曲的。
高中毕业后，马德留在克东县，进入公安机关军管会工作，担任过审判员。后来他又回到了家乡公社工作，每月拿36元工资，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
1970年，马德20岁时被推荐为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上的是千里之外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回到了黑龙江，被分配到了黑龙江省革委会工交办秘书处任秘书。随后，升任为黑龙江省经委办公室秘书、副科长，后又调任到黑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为研究员。
1982年12月，马德开始步入仕途。黑龙江省委决定派出省委机关的优秀干部，充实到基层第一线。经组织部门的研究、审查，决定将32岁的马德派到牡丹江市海林县任副县长。
送马德去海林县任副县长时，当时的一位省委领导要求他：廉洁自律，群众的酒一瓶不能收，烟一盒不能要，饭一顿不能吃。马德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在海林县四年，把海林改造成了一个先进县。
此后，马德的从政道路可谓一帆风顺。34岁当县长，35岁成为海林县县委书记，37岁出任牡丹江市副市长。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是当时整个黑龙江省最年轻的干部。
马德以权力换取金钱的交易，始于其担任牡丹江市副市长时，盛于其任绥化市市委书记期间。
马德任牡丹江市副市长之后，随着职务提高，接触面日渐广泛。一些人开始寻找机会接近马德。起初，逢年过节请客送礼，并未提出具体要求，只希望建立“朋友”关系。马德有一段时间晚上回家不敢开灯——“灯一亮，上门送礼的人就排着队了”。
开始他与妻子不开门或者干脆躲出去。后来有人劝说：“你们不食人间烟火吗？送上门来的再不要，人家会以为你们不信任他。这不把人都推到别人那去了吗？你看人家每天又吃又喝又按摩的……你们这样成了光杆司令，工作怎么干？能干长吗？”
后来马德就对妻子田雅芝说：“以后再来人送东西，送钱，你就先收下吧。”田雅芝也说：“不收，等于把人推出去，马德的‘政权’没法巩固。”
马德的妻子田雅芝是黑龙江省林业人民法院副院长。与马德一样，田雅芝也是农村出身的苦孩子，她特别节俭，虽然家有上千万元钱，可她自己还穿着带补丁的衬衣、衬裤。
就在马德踌躇满志时，他却遭受了一次挫折。1991年，马德在人大差额选举中落选，而后转任黑龙江省电子工业局副局长。1992年11月，马德再次出任牡丹江市副市长，并主管该市经济工作。一个曾经落选的副市长，很快官复原职，此种人事安排非常罕见。
1996年，马德升任绥化行署专员，任职期间政绩乏善可陈。当时的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长韩桂芝也对马德冷眼看待，认为他水平不高，这为马德的仕途蒙上一层阴影。马德一度曾被派往中央党校学习，当地政坛甚至传出他将被调离的风声。
马德真正的转机始于1998年。当年松花江遭遇特大洪水，韩桂芝在陪同武警总队一名领导视察时，不慎滑倒，摔断手骨。在哈尔滨疗伤未果，由妹妹照顾转院至上海。马德得知消息后，亲赴上海，携带巨款送至韩桂芝病房。韩桂芝在推脱未果的情况下，将钱转给其妹，由韩桂芝的妹妹存在了银行。此后，韩桂芝、马德两人关系得到改善。
2000年，马德如愿升任绥化市市委书记，此后由“以钱换权”转为“以权换钱”。
官位就差插个草标明码标价了
“官位就差插个草标明码标价了。想当上哪个口的一二把手需要多少钱能办利索，在干部那里都是心知肚明的事。”这就是当年绥化市的真实情况。
马德第一笔卖官案发生在2000年，马德共收受绥棱县县长李刚32万元人民币、1万美元，帮助李刚升任绥棱县委书记。
时任绥棱县县长的李刚政绩突出，口才文笔俱佳，是绥化的后备干部之一。李刚的妻子焦红霞对他说：“你是市里的后备干部，现在马书记是一把手，主管人事，对你今后的进步很重要。必须和他搞好关系，不行咱们也给送点钱。”最后两人决定，从家里的积蓄拿出30万元。2000年3月13日，焦红霞以“马芳”的名字将钱存入银行。李刚以汇报工作为名来到马德家，将存折放在一个信封中，密码写在信封背后留下。
选定这个方式，是因为夫妇二人商量之后认为“送少了不起作用”，“给现金太扎眼，所以送存折”。
此后李刚又给马德送过两次钱，都是2002年春节前。一次是因为马德即将赴京开会，“花销大”。另一次是因为春节将至，分别是1万美元和2万人民币。
李刚的“投资”很快获得了“回报”，一年后李刚升任绥棱县委书记。
绥棱县是黑龙江省有名的贫困县。全县有1.5万名下岗职工需要就业，3500多户贫困户急待解困，有700多名学生面临失学，64个村的生活用水都得不到保障。可是李刚在向马德行贿人民币32万元、美元1万元得以担任绥棱县委书记后，面对绥棱县贫困、落后的局面，并没有将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而是效仿马德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收受他人的贿赂，人称“小马德”。其实，在很多方面，李刚的做法和语言，和马德几乎如出一辙。马德脾气很大，好喝酒，作风粗暴。属下陪他，如果不喝酒，他开口就骂。李刚也在绥棱说一不二，他曾对一位部下说过：“你的立场不对，我用你也行，不用你也行。”这位部下为保官位，先后向李刚送去8.5万元。 李刚先后收受了100余人、共计210余万元的巨额贿赂，这些贿赂绝大部分发生在年底至春节之间，数目一般都在3万元左右，数千元的春节“红包”极其常见。最终李刚因受贿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马德捞到的最大一笔“官财”是在2000年11月，海伦市市委副书记王学武给了马德50万元人民币，从副县级调整到正县级。
绥化海伦市委副书记王学武很想调整为正职。马德成为绥化市委书记后，王学武几次找到马德，马德一直未置可否。2000年7月，王学武又以汇报工作为名到马德的办公室，请他考虑帮忙调动工作，马德没有说话，王学武将一张以田雅芝的名字登记的30万元存折放在桌上，密码为马德家的电话，说：“我就这个能力了。”马德看了看存折说：“你把这玩意拿走。”王学武说就放这吧，转身告退，存折立刻被马德扔了出来。
当年年底，马德生病住院。王学武把存折里的钱取出，又加了20万元，这回放在一个盒子中。到了绥化市医院病房，王学武对马德说：“马书记，这是一点意思。” 说着，交给马德50万元人民币。马德看都没看，往床底下一踢。这是马德的习惯，从不数钱，由妻子数完了告诉他。三个月后，王学武被提拔为青冈县县长（正县级）。
绥化明水县县长吕岱也深知官场中“早铺线”的诀窍，1998年他就开始向当时仅为绥化地委二把手的马德送钱，每次2000元，共三次。2000年初马德就任市委书记后，吕岱以发奖金的名义向马德行贿14万元，结果当年升任明水县县委书记。明水县的生产条件极为恶劣，流传着“盐碱地，破皮黄，干侍弄，不打粮，晴天起白沫，雨天白茫茫”的谚语。而吕岱在向马德行贿14万元从而担任了明水县委书记后，也同样将精力放在了卖官鬻爵上，并因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
马德卖官也有大致价码，30万元是马德卖官的一个常见价格。
绥化市青冈县县委副书记苏吉禄，1991年起担任副处级干部，此后十年直到2001年才升为正处。从2000年冬至2001年5月，苏吉禄两次向马德行贿，每次各2万元。2001年10月，他终于被提为县政协主席（兼任）。 2002年初，在绥化市一次会议散场时，苏吉禄对马德说：“马书记，快过春节了，过几天我去看你。我现在提正处了，您没少帮忙。”马德当时回答：“你去看我呀，没30万别去。”苏吉禄为此准备了30万元上门答谢。
马德卖官，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一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普通乡镇助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通过“省里的关系”结识了马德的妻子“田姨”，立刻说话气也粗了，腰也硬了，官也升了。没多久便当上了副乡长，再调到绥化市某局任副局长升为副处级。
不仅卖官，“保官”也是绥化一大特色。肇东市（绥化市下属的县级市）的一位领导干部，30多岁，年轻有为，听说马德对他的工作“不太满意”，甚至要“重新考虑”对他的任命，就急忙凑了25万元给马德送去。这在当地被称之为“保官”，意思就是虽然当上了官，但要“屁股坐稳”，还得花钱。否则，位置就可能被别人“买了去”。
2000多万要了父母的命
马德落马是从牡丹江制药厂厂长苗胜国的供述当中偶然牵连出来的。
2000年4月5日，哈尔滨市南岗公安分局，到东海龙宫洗浴广场执行公务，遭遇对方工作人员袭警。 检察机关在审查该案时陆续牵出原黑龙江省农业银行副行长丁志国和为贷款向其行贿的苗胜国，由此牵出马德。原来，早在1995年11月，苗胜国为答谢马德帮其企业贷款等关照，送给马德5000美元，同时也给丁志国送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回扣。
2001年，黑龙江省农行主管信贷工作的副行长丁志国出国，在上飞机前被“采取措施”，一场牵涉面广、影响巨大的反腐风暴随即在黑龙江拉开帷幕。
丁志国和苗胜国被“采取措施”后，马德夫妇惊惶失措，决定将财产转移给他们的儿子。马德的儿子，曾是牡丹江市的高考文科“探花”。1999年，马德的儿子在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
2002年年初的一天，马德儿子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散步。突然，他接到了母亲田雅芝的一个电话。田雅芝在电话里命令儿子：“你要在北京附近的银行里开一个账户！”
马德儿子不解地问：“开账户干什么用啊？”田雅芝焦急地说：“让你开户，你就开户！别问那么多！”
此后，马德和田雅芝向儿子的账户上汇入大笔钱款，总计人民币1763万元，美元31.9万元，港币12.78万元。
马德案发前不久，田雅芝异常害怕。她乘儿子还没有返校之际，交待了儿子一项重要的任务：“必须把你手中的钱转移到别处！”
第二天，马德儿子急急忙忙乘坐飞机飞往北京，回到了北京大学。临别前，田雅芝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名为“宋伟”的假身份证，上面的照片也是他的。他回到北京后，立即来到了一家银行的储蓄所，用田雅芝交给他的假身份证，另开了一个户头，准备将所有的钱款转存。可是银行业务人员告诉他：你这是定期存款转存，每一笔最高数额只能转存9万元。马德儿子一听，当时就傻眼了。没办法，他只好一笔一笔地向外转移着钱款。为此，马德儿子办了100多次的手续，用了一整天，才把这些巨款转存完毕。当检察官立案侦查马德大案时，一打开账户，每9万元一笔的密密麻麻打印下来，整整用了5个存折才打印完毕。
2002年4月1日，这是马德在绥化政坛上的最后一次“表演”，也是马德在绥化市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当天，在绥化市直机关会堂举行了会议，选举绥化市出席黑龙江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56名当选的代表中，马德位列第二。然后，由马德做了“重要讲话”。会上，马德还在强调：“要把讲政治放在第一位，严守政治纪律。”
当天下午4时30分，马德宣布会议闭幕。走出会场后，马德即在绥化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当他按照自己的工作日程，驱车前往齐齐哈尔市参加省委召开的重要会议时，在一个公路收费站，一位武警手持令旗，示意马德的轿车靠边停下。马德的司机将车窗摇下，这时，从公路一侧走过来中纪委的工作人员，迅速将车门打开，手持一张盖有“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印的指令，大声地宣读着对他执行“双规”的决定。至此，马德的政治生命结束了。
马德案发以后，中纪委办案人员同时将他的儿子实行了“双规”。“双规”期间，办案人员对马德的儿子采取了“政治攻势”，反复多次地向他交代了党的政策，并苦口婆心地劝慰他要与其父母划清界限。
可是，马德的儿子干脆一声不吭，一句话也不说。有时，连饭都不吃了，就与办案人员对峙着。
一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办案人员与马德的儿子见面时，发现他两眼红红的，一脸憔悴的样子，忙问：“怎么？你没有睡好觉？那就这样吧，今天你好好地再休息一下，明天再谈！”还没等办案人员走出隔离室，马德的儿子立时就大哭起来。办案人员急忙上前将他扶住，劝说道：“别哭，你别哭啊！有什么事情，你冷静一下，好好地说嘛！”
马德儿子两眼流着泪水，双手扯着办案人员的手臂，说：“我交代，我全都交代！你们能宽大处理我么？”办案人员点了点头，说：“党的政策一贯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只要是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彻底坦白交代，我们一定能宽大处理你的！”
马德儿子一听这些话，他手掐着纸巾，不停地擦拭着泪水。哭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将手里的纸巾狠狠地摔在了桌子上，哭喊道：“哪里是几百万，是2000多万元呐！我这么一说，这不是要了我父母的命啊！”
田雅芝被“双规”后，开始她企图顽抗到底，拒不交代与马德买官卖官的犯罪事实。当办案人员将她儿子已全部交代的事实和盘托出时，田雅芝顿时浑身就软了下来。她流着泪，趴在地上，不停地给办案人员磕头，哀求道：“办案同志！我求求你们，放过我的儿子吧！所有的行贿、受贿，与我儿子无关，都是我和马德干的！”
2005年3月2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马德受贿案。法院认定，马德利用职务便利，在其负责包扶企业、提拔使用干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单独或伙同其妻田雅芝共收受贿赂603万元。法院以受贿罪判马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马德进入监狱以后，很低调，不事张扬，他每天都要读读书，看看报，打发高墙内孤独的岁月。目前，马德已经获得三次减刑，将于2027年1月19日服刑期满。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
“以钱换权”转为“以权换钱”
绥化是黑龙江省的农业大市。松嫩平原上一望无际的玉米、大豆和高粱曾让绥化人引以为荣。然而，肥沃的黑土并没有给辛勤耕作的农民以给养，却喂足了一只“硕鼠”。
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把其执掌的市委大院变成了一个乌纱帽批发部。在马德那里，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大到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市、县、区内局委办各部门的一二把手，每个位置都有其“价格”。
1950年，马德出生于黑龙江省克东县农村。马德出身于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共八人，家里很贫穷，小时候连鞋子都穿不起。有一次，光脚去放牛的马德一脚踢到镰刀上，差点断了一个脚趾。至今，这个脚趾都是弯曲的。
高中毕业后，马德留在克东县，进入公安机关军管会工作，担任过审判员。后来他又回到了家乡公社工作，每月拿36元工资，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
1970年，马德20岁时被推荐为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上的是千里之外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回到了黑龙江，被分配到了黑龙江省革委会工交办秘书处任秘书。随后，升任为黑龙江省经委办公室秘书、副科长，后又调任到黑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为研究员。
1982年12月，马德开始步入仕途。黑龙江省委决定派出省委机关的优秀干部，充实到基层第一线。经组织部门的研究、审查，决定将32岁的马德派到牡丹江市海林县任副县长。
送马德去海林县任副县长时，当时的一位省委领导要求他：廉洁自律，群众的酒一瓶不能收，烟一盒不能要，饭一顿不能吃。马德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在海林县四年，把海林改造成了一个先进县。
此后，马德的从政道路可谓一帆风顺。34岁当县长，35岁成为海林县县委书记，37岁出任牡丹江市副市长。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是当时整个黑龙江省最年轻的干部。
马德以权力换取金钱的交易，始于其担任牡丹江市副市长时，盛于其任绥化市市委书记期间。
马德任牡丹江市副市长之后，随着职务提高，接触面日渐广泛。一些人开始寻找机会接近马德。起初，逢年过节请客送礼，并未提出具体要求，只希望建立“朋友”关系。马德有一段时间晚上回家不敢开灯——“灯一亮，上门送礼的人就排着队了”。
开始他与妻子不开门或者干脆躲出去。后来有人劝说：“你们不食人间烟火吗？送上门来的再不要，人家会以为你们不信任他。这不把人都推到别人那去了吗？你看人家每天又吃又喝又按摩的……你们这样成了光杆司令，工作怎么干？能干长吗？”
后来马德就对妻子田雅芝说：“以后再来人送东西，送钱，你就先收下吧。”田雅芝也说：“不收，等于把人推出去，马德的‘政权’没法巩固。”
马德的妻子田雅芝是黑龙江省林业人民法院副院长。与马德一样，田雅芝也是农村出身的苦孩子，她特别节俭，虽然家有上千万元钱，可她自己还穿着带补丁的衬衣、衬裤。
就在马德踌躇满志时，他却遭受了一次挫折。1991年，马德在人大差额选举中落选，而后转任黑龙江省电子工业局副局长。1992年11月，马德再次出任牡丹江市副市长，并主管该市经济工作。一个曾经落选的副市长，很快官复原职，此种人事安排非常罕见。
1996年，马德升任绥化行署专员，任职期间政绩乏善可陈。当时的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长韩桂芝也对马德冷眼看待，认为他水平不高，这为马德的仕途蒙上一层阴影。马德一度曾被派往中央党校学习，当地政坛甚至传出他将被调离的风声。
马德真正的转机始于1998年。当年松花江遭遇特大洪水，韩桂芝在陪同武警总队一名领导视察时，不慎滑倒，摔断手骨。在哈尔滨疗伤未果，由妹妹照顾转院至上海。马德得知消息后，亲赴上海，携带巨款送至韩桂芝病房。韩桂芝在推脱未果的情况下，将钱转给其妹，由韩桂芝的妹妹存在了银行。此后，韩桂芝、马德两人关系得到改善。
2000年，马德如愿升任绥化市市委书记，此后由“以钱换权”转为“以权换钱”。
官位就差插个草标明码标价了
“官位就差插个草标明码标价了。想当上哪个口的一二把手需要多少钱能办利索，在干部那里都是心知肚明的事。”这就是当年绥化市的真实情况。
马德第一笔卖官案发生在2000年，马德共收受绥棱县县长李刚32万元人民币、1万美元，帮助李刚升任绥棱县委书记。
时任绥棱县县长的李刚政绩突出，口才文笔俱佳，是绥化的后备干部之一。李刚的妻子焦红霞对他说：“你是市里的后备干部，现在马书记是一把手，主管人事，对你今后的进步很重要。必须和他搞好关系，不行咱们也给送点钱。”最后两人决定，从家里的积蓄拿出30万元。2000年3月13日，焦红霞以“马芳”的名字将钱存入银行。李刚以汇报工作为名来到马德家，将存折放在一个信封中，密码写在信封背后留下。
选定这个方式，是因为夫妇二人商量之后认为“送少了不起作用”，“给现金太扎眼，所以送存折”。
此后李刚又给马德送过两次钱，都是2002年春节前。一次是因为马德即将赴京开会，“花销大”。另一次是因为春节将至，分别是1万美元和2万人民币。
李刚的“投资”很快获得了“回报”，一年后李刚升任绥棱县委书记。
绥棱县是黑龙江省有名的贫困县。全县有1.5万名下岗职工需要就业，3500多户贫困户急待解困，有700多名学生面临失学，64个村的生活用水都得不到保障。可是李刚在向马德行贿人民币32万元、美元1万元得以担任绥棱县委书记后，面对绥棱县贫困、落后的局面，并没有将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而是效仿马德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收受他人的贿赂，人称“小马德”。其实，在很多方面，李刚的做法和语言，和马德几乎如出一辙。马德脾气很大，好喝酒，作风粗暴。属下陪他，如果不喝酒，他开口就骂。李刚也在绥棱说一不二，他曾对一位部下说过：“你的立场不对，我用你也行，不用你也行。”这位部下为保官位，先后向李刚送去8.5万元。 李刚先后收受了100余人、共计210余万元的巨额贿赂，这些贿赂绝大部分发生在年底至春节之间，数目一般都在3万元左右，数千元的春节“红包”极其常见。最终李刚因受贿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马德捞到的最大一笔“官财”是在2000年11月，海伦市市委副书记王学武给了马德50万元人民币，从副县级调整到正县级。
绥化海伦市委副书记王学武很想调整为正职。马德成为绥化市委书记后，王学武几次找到马德，马德一直未置可否。2000年7月，王学武又以汇报工作为名到马德的办公室，请他考虑帮忙调动工作，马德没有说话，王学武将一张以田雅芝的名字登记的30万元存折放在桌上，密码为马德家的电话，说：“我就这个能力了。”马德看了看存折说：“你把这玩意拿走。”王学武说就放这吧，转身告退，存折立刻被马德扔了出来。
当年年底，马德生病住院。王学武把存折里的钱取出，又加了20万元，这回放在一个盒子中。到了绥化市医院病房，王学武对马德说：“马书记，这是一点意思。” 说着，交给马德50万元人民币。马德看都没看，往床底下一踢。这是马德的习惯，从不数钱，由妻子数完了告诉他。三个月后，王学武被提拔为青冈县县长（正县级）。
绥化明水县县长吕岱也深知官场中“早铺线”的诀窍，1998年他就开始向当时仅为绥化地委二把手的马德送钱，每次2000元，共三次。2000年初马德就任市委书记后，吕岱以发奖金的名义向马德行贿14万元，结果当年升任明水县县委书记。明水县的生产条件极为恶劣，流传着“盐碱地，破皮黄，干侍弄，不打粮，晴天起白沫，雨天白茫茫”的谚语。而吕岱在向马德行贿14万元从而担任了明水县委书记后，也同样将精力放在了卖官鬻爵上，并因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
马德卖官也有大致价码，30万元是马德卖官的一个常见价格。
绥化市青冈县县委副书记苏吉禄，1991年起担任副处级干部，此后十年直到2001年才升为正处。从2000年冬至2001年5月，苏吉禄两次向马德行贿，每次各2万元。2001年10月，他终于被提为县政协主席（兼任）。 2002年初，在绥化市一次会议散场时，苏吉禄对马德说：“马书记，快过春节了，过几天我去看你。我现在提正处了，您没少帮忙。”马德当时回答：“你去看我呀，没30万别去。”苏吉禄为此准备了30万元上门答谢。
马德卖官，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一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普通乡镇助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通过“省里的关系”结识了马德的妻子“田姨”，立刻说话气也粗了，腰也硬了，官也升了。没多久便当上了副乡长，再调到绥化市某局任副局长升为副处级。
不仅卖官，“保官”也是绥化一大特色。肇东市（绥化市下属的县级市）的一位领导干部，30多岁，年轻有为，听说马德对他的工作“不太满意”，甚至要“重新考虑”对他的任命，就急忙凑了25万元给马德送去。这在当地被称之为“保官”，意思就是虽然当上了官，但要“屁股坐稳”，还得花钱。否则，位置就可能被别人“买了去”。
2000多万要了父母的命
马德落马是从牡丹江制药厂厂长苗胜国的供述当中偶然牵连出来的。
2000年4月5日，哈尔滨市南岗公安分局，到东海龙宫洗浴广场执行公务，遭遇对方工作人员袭警。 检察机关在审查该案时陆续牵出原黑龙江省农业银行副行长丁志国和为贷款向其行贿的苗胜国，由此牵出马德。原来，早在1995年11月，苗胜国为答谢马德帮其企业贷款等关照，送给马德5000美元，同时也给丁志国送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回扣。
2001年，黑龙江省农行主管信贷工作的副行长丁志国出国，在上飞机前被“采取措施”，一场牵涉面广、影响巨大的反腐风暴随即在黑龙江拉开帷幕。
丁志国和苗胜国被“采取措施”后，马德夫妇惊惶失措，决定将财产转移给他们的儿子。马德的儿子，曾是牡丹江市的高考文科“探花”。1999年，马德的儿子在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
2002年年初的一天，马德儿子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散步。突然，他接到了母亲田雅芝的一个电话。田雅芝在电话里命令儿子：“你要在北京附近的银行里开一个账户！”
马德儿子不解地问：“开账户干什么用啊？”田雅芝焦急地说：“让你开户，你就开户！别问那么多！”
此后，马德和田雅芝向儿子的账户上汇入大笔钱款，总计人民币1763万元，美元31.9万元，港币12.78万元。
马德案发前不久，田雅芝异常害怕。她乘儿子还没有返校之际，交待了儿子一项重要的任务：“必须把你手中的钱转移到别处！”
第二天，马德儿子急急忙忙乘坐飞机飞往北京，回到了北京大学。临别前，田雅芝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名为“宋伟”的假身份证，上面的照片也是他的。他回到北京后，立即来到了一家银行的储蓄所，用田雅芝交给他的假身份证，另开了一个户头，准备将所有的钱款转存。可是银行业务人员告诉他：你这是定期存款转存，每一笔最高数额只能转存9万元。马德儿子一听，当时就傻眼了。没办法，他只好一笔一笔地向外转移着钱款。为此，马德儿子办了100多次的手续，用了一整天，才把这些巨款转存完毕。当检察官立案侦查马德大案时，一打开账户，每9万元一笔的密密麻麻打印下来，整整用了5个存折才打印完毕。
2002年4月1日，这是马德在绥化政坛上的最后一次“表演”，也是马德在绥化市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当天，在绥化市直机关会堂举行了会议，选举绥化市出席黑龙江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56名当选的代表中，马德位列第二。然后，由马德做了“重要讲话”。会上，马德还在强调：“要把讲政治放在第一位，严守政治纪律。”
当天下午4时30分，马德宣布会议闭幕。走出会场后，马德即在绥化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当他按照自己的工作日程，驱车前往齐齐哈尔市参加省委召开的重要会议时，在一个公路收费站，一位武警手持令旗，示意马德的轿车靠边停下。马德的司机将车窗摇下，这时，从公路一侧走过来中纪委的工作人员，迅速将车门打开，手持一张盖有“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印的指令，大声地宣读着对他执行“双规”的决定。至此，马德的政治生命结束了。
马德案发以后，中纪委办案人员同时将他的儿子实行了“双规”。“双规”期间，办案人员对马德的儿子采取了“政治攻势”，反复多次地向他交代了党的政策，并苦口婆心地劝慰他要与其父母划清界限。
可是，马德的儿子干脆一声不吭，一句话也不说。有时，连饭都不吃了，就与办案人员对峙着。
一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办案人员与马德的儿子见面时，发现他两眼红红的，一脸憔悴的样子，忙问：“怎么？你没有睡好觉？那就这样吧，今天你好好地再休息一下，明天再谈！”还没等办案人员走出隔离室，马德的儿子立时就大哭起来。办案人员急忙上前将他扶住，劝说道：“别哭，你别哭啊！有什么事情，你冷静一下，好好地说嘛！”
马德儿子两眼流着泪水，双手扯着办案人员的手臂，说：“我交代，我全都交代！你们能宽大处理我么？”办案人员点了点头，说：“党的政策一贯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只要是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彻底坦白交代，我们一定能宽大处理你的！”
马德儿子一听这些话，他手掐着纸巾，不停地擦拭着泪水。哭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将手里的纸巾狠狠地摔在了桌子上，哭喊道：“哪里是几百万，是2000多万元呐！我这么一说，这不是要了我父母的命啊！”
田雅芝被“双规”后，开始她企图顽抗到底，拒不交代与马德买官卖官的犯罪事实。当办案人员将她儿子已全部交代的事实和盘托出时，田雅芝顿时浑身就软了下来。她流着泪，趴在地上，不停地给办案人员磕头，哀求道：“办案同志！我求求你们，放过我的儿子吧！所有的行贿、受贿，与我儿子无关，都是我和马德干的！”
2005年3月2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马德受贿案。法院认定，马德利用职务便利，在其负责包扶企业、提拔使用干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单独或伙同其妻田雅芝共收受贿赂603万元。法院以受贿罪判马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马德进入监狱以后，很低调，不事张扬，他每天都要读读书，看看报，打发高墙内孤独的岁月。目前，马德已经获得三次减刑，将于2027年1月19日服刑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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