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时间来到1949年，回国仅第三个年头，胡适见到的，又是山河破碎的一幕。
十几年前，因为抗战的缘故，从未涉足官场的胡适，被“逼着”领了政府的外交任务去国远游，一别九年。如今，岌岌可危的国民政府，又三番五次地向胡适发出邀请，频频托以外长或驻美大使的差事，可这一次，一直未得到胡适的同意。虽然如此，胡适还是下定了再度出国的决心，他回应说，以个人的身份“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
1949年3月下旬，将家人安置妥当后，胡适旋即从台湾返回了上海，做出国前的一些准备。那时，胡适的一位旧识——周作人，被提前释放后也住在上海，得知他即将出国远去，这位曾陷在政治漩涡中深有感触的天真人物，也预感到那是一条绝径。为报战时寄诗的情义，周便托人往见胡适，代为劝止。两人虽非至交，却彼此尊重爱惜，常有些“交浅言深”的话，但只是这次，周的“一片诚意”，依然没有令胡适改变决定。
1949年4月6日上午10时，胡适由上海公和祥码头上船。1小时后，当“克利夫兰总统”号的汽笛在黄浦江上发出一声长啸，胡适清楚地知道，只需再过十几天，他就会重新踏上美利坚的土地。
在他的时代，胡适身上有太多的色彩，比如他的情感、他的头脑，都与太平洋对岸那个遥远的国度保持着极密切的关联。长久以来，美利坚都是胡适心中认同、敬重、心驰神往的一块土地。当这位59岁性情温雅的学者，再次乘船前往那个国家寻求支援时，心中也许依然怀着一些理想主义的天真幻想。正如他曾无数次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中所表达的，美国，不仅富庶繁华、制度优越，而且对于正义，它有着崇高的责任感；对于中国，曾有着真诚的友谊。如果说这样的表达还具有太多主观渲染，那么，一件无可争议的事实则是，自二十多岁的时候起，胡适对于美国的好感就已深入内心了。
“第二故乡”
1910年，19岁的胡适第一次来到美国。那年，他考取了庚款赴美留学的名额，正是这次机会，使得胡适在此后长达7年的时间里，得以在美国生活、学习、观察、体验，度过了一段最宝贵的青年时光。
当胡适和他的同学们从一个暮气沉沉的“大清国”来到一个到处都充满新奇的世界时，在从自然风光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各种目不暇接的新鲜事物，无一不吸引着这些异国青年们纯净的眼睛。他们看到高楼齐云、铁路纵横，他们称赞着工业的强大、制度的文明。
据胡适所说，他们这一批的留学生，抵美后就受到一些有远见的美国人士比如北美基督教青年协会的热情招待。学校附近的一些“上等缙绅之家，待中国人极优，时邀吾辈赴其家座谈”，也许由于这些缘故，一开始胡适便对美国充满了许多的好感。
胡适初到美国，即对美国社会大为倾倒。1910年9月，几乎是刚踏上美国的土地，他就在给乡友的一封信里写道：“美国风俗极佳。此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民无游荡，即一切游戏之事，亦莫不泱泱然有大国之风。对此，真令人羡煞。”
在政治方面，胡适说，当他1910年初到美国的时候，对于美国的政治组织、政党、总统选举团和整个选举的系统，还是一无所知。“对于美国宪法的真义和政府结构，也全属茫然”。然而到美国后不久，国内便爆发了“辛亥革命”，为时不过数月，统治中国有二百七十多年之久的清朝专制制度便被推翻，建立起了民主共和的国家，恰好那一年正是美国的大选之年，胡适也不由得留意起美国的政治制度。由于胡适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对美国体制的研究，而且他在学生时代就曾目睹和亲历了两次美国大选，他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开始“神往之至”了。不仅如此，美国的独立精神、两党制度，胡适也都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并成为此后他终身不变的信条。
渐渐地，当胡适更深入地了解到这个国家成长的故事，心灵的情感开始沟通于这个民族内在的精神时，那拓荒年代的进取精神、创业时期的积极有为，以及伴随着不断的人群聚集而培育养成的自由独立、公益公德等种种良善的品质，也深深地感染了这个来自东方古国的青年。胡适看到，无数的美国人“活泼生活在新开辟的大地上，样样新鲜，事事无阻”。他不仅特别富有民主精神，“孕育了自由民主的奇葩”，而且始终都是“充满着青春力”、“朝气蓬勃”的国家。
于是，当还在忧伤年纪的胡适，“满怀悲观”地来到美国后，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很快就使得他从人生观念到思想性情，都有了极大的变化。“我到美国，不久便交接了些朋友，对于那个国家和人民都很喜爱。美国人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我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数年之间，就渐渐治疗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胡适《我的信仰》）他说：“我相信我自离开中国后，所学得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这种乐观的人生哲学了。”
度过了七年快乐而充实的时光后，胡适不得不结束自己的留学生涯归国任教了，在即将离开的时候，他的心中对美国充满了如乡土一般的眷恋。1917年6月，他在《归国记》中真挚地写道：我曾经说过，朋友所在的地方就是故乡，我这一生中，没有一个地方能如这里，有那么多的朋友。“今去此吾所自造之乡而归吾父母之邦，此中感情是苦是乐，正难自决耳。”而在归国的途中，当他又怀念起美国朋友的时候，还曾咏叹：“凭栏自语，吾乡真在何处？”
备受欢迎的大使
回国后不久，胡适有感于当日的环境，曾定下一项原则：“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然而，就在他留学回国整整20年后，终究还是没有躲开政治的袭扰。命运的诡谲更在于，他这第一次而且是唯一一次涉足官场的地方，竟是一直以来令他魂牵梦萦的美国。
1937年8月，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后，蒋介石决定让胡适以非官方的身份去欧美访问游说，争取欧美各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一年将尽，国民政府的外交依然迟迟未能打开局面，焦虑不堪的蒋介石于是想到，让胡适直接担任驻美大使，便发电报征求他的意见。
1938年7月，当胡适乘船由美国前往伦敦，中途在法国瑟堡港停靠的时候，蒋介石发来的电报也辗转来到这里。胡适看过电报后，在港口与驻法大使顾维钧通了一个电话，也没有回复，便又坐回船上前往英国去了。到伦敦后不几天，蒋介石又发来第二份电报催请他去任驻美大使。胡适几番推辞未果，一个多星期后，他才勉强复电蒋介石：“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于胡适个人而言，这样的决定肯定是极不情愿的，但对于公众而言，这种结果却是众望所归。9月中旬，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的消息发布后，《大公报》特发社论称：“他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中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完成更加增进中美两国友谊的崇高使命。”
美国的舆论也对这位前来就任的大使表示了欢迎，同样认为胡适以外没有人更够资格向美国说明中国的情形，同时向中国说明美国的情形。《纽约时报》说：“他的外交必定是诚实而公开的。他将有很大的贡献，使中美两国人民既有的和好关系更能增进。”10月27日，胡适向美国总统罗斯福递交国书。罗斯福也对其称赞道：“胡大使名遍世界，今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必能更进一步促进中美之谅解，美国对于中国亦随时准备与之合作。”
虽然在外交的场合，这种溢美之言大可不必当真，但美国人对于胡适的好感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那个孤立主义盛行的年代，美国在政治、情感上都无比厌恶战争、逃避战争，然而上至总统下到民众，却对这位中国而来的说客极尽友好。
那时，身为总统的罗斯福工作繁忙，一般使节极难见到，可是胡适却是例外，有时还在一些宴会上，与罗斯福比邻而坐亲切交谈。据当时一位美国官员说：“近代各国派驻美国大使得到美国朝野之敬重的，大概只有英国洛德?布莱斯（Lord Bryce，1907至1913年英国驻美国大使）可以和胡博士相媲美。”
那时，美国公众对待胡适，就如同欢迎远方归来的孩子一般。其深厚而富于表现魅力的学养为胡适赢足了声誉，许多大学都以名誉博士学位相赠引以为荣。在任驻美大使的4年时间里，胡适被邀请到美国各地演讲达400多次，有27所大学为其颁发了名誉博士学位。
如果联想到，长久以来以“猪仔”华工为主的一批中国人在这块大陆所造成的并不光彩的形象，那么，当真诚的善意代替鄙夷的目光，人们在胡适娓娓动听的声音中不由得赞叹着它的古老，同情于它的现实，便可清晰地感觉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已经在悄然改变。
胡适的备受优待，有一个绕不过的背景。那就是从1930年代开始，美国人关于“中国意象”的另一种塑造。在这种塑造中，中国的形象一扫过往的卑劣而转向古典的美好。这种形象，诞生在赛珍珠的笔下，诞生在亨利?卢斯的报道中。如果说赛珍珠通过文学塑造了一个质朴善良、乐观坚定、执著于土地、眷恋家庭的可爱可敬的中国农民形象，那么，亨利?卢斯控制的《时代》《生活》《财富》三大媒体则在二战与抗日战争的背景下，进一步将这些故土上耕耘的农民变成守卫故土、抵御外族入侵的不屈的战士。
一位学者的分析或可道出此间的微妙：“这种美好的中国形象，是美国文化为自身的‘中央帝国’意识构筑的‘他者’。中国是一个与美国同样大的‘前中央帝国’，不管是征服、对立、还是‘恩抚’、友谊，中国都是最理想的他者。‘他’可以最大限度地证明美国的强大与博爱、自尊与自信等美国价值……”。（周宁《牧歌田园：二十世纪西方想象的另一个中国》）
如果说，二战初期，因为孤立主义的缘故，胡适的外交努力还收效甚微的话，那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于中国的友好，便迅速转化为实际的支援。
而面对着这慷慨的善意，日伪之外，几乎所有的中国势力都开始倾慕于这个“伟大的国家”了。美国几乎成了人类最理想的设计在人间的映射，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初访美国》一书中所写：“现在在中国一提起美国，真像是西方极乐世界，‘上有天堂，下有美国’。”
不仅如此，人们对于战争结束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似乎也有了不约而同的共识：眼前的“友邦”——美国，已为我们指引了一条光明的道路。那时，在关于美国宪法、美国工业化的书籍翻译和研究上，国人投入了十足的兴趣。同时，新机器与科学方法的运用，人民勤劳淬厉的精神，社会良好风俗、文学艺术上的贡献，又无不给旅美考察者以深刻印象，“其足资吾人矜式者又岂止实业政治而已哉？”
旧情忽已改
1949年，胡适再次踏上了赴美乞援的行程。他想起，上一次驻美时的美好记忆：“1942年9月，我离开驻美大使的职务。那时，中国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仍是最受欢迎的时候。无疑的，美国政府那时是诚恳而热烈地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共同反侵略战争中的强大盟友，中国未曾有过比罗斯福总统、赫尔和史汀生更真诚的友人……”然而这一次，他很快却发现，曾经那么友好的美国突然变得如此的冷漠。
1949年4月21日，胡适乘坐的轮船抵达美国旧金山，他一上岸便对记者发表谈话，希望美国政府对于蒋介石给予援助，以抵拒共产主义的政治势力。7月中，他又去华盛顿访问一些在政府任职的“朋友”，然而“老朋友”一片失败的心理，让胡适“感到抬不起头”。
于是，7月16日，他便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为国家保留一些人格”，从此，胡适便避居纽约，不再说话。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书中勾勒了1844年以来，特别是抗战末期至1949年间，中美关系的始末。其中艾奇逊国务卿“上总统书”的一段话说：“中国内战之恶果，非美国政府所能左右，此项结果，不因我国之任何所为或我国能力范围以内之能所为，而即可以使之改变者；亦不因我国之任何所未为，而致使之发生者……”
看到这几句话，胡适对美国的“背信弃义”、推卸责任更是感到大为失望，他指责说：“因为在雅尔塔出卖了中国，因为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停止了对华的有效援助，而且最主要的是，因为自己是有大的权力和无人可与抗争的世界领导地位，所以倒下来的中国流着血的时候，美国可以说‘罪不在我’。”
胡适看到，在过去的八九年里，中美关系已急趋恶化。如果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个出于对古老情调的欣赏，一个出于对新文明的憧憬，隔着大洋的中美两国尚可怀有一种无利害关系的真挚友谊，那么，随着美国在二战中的崛起，并开始介入全球事务，浪漫主义的色彩便逐渐让位于切实利益的考量，中美两国也不得不从彼此审美的状态中走到充满现实计较的关系中来。 作为这些变化的亲历者，胡适有他自己的观察。在一次演讲中，他说：“史迪威将军的事情是中美关系恶化的头一个要紧关头，而有关远东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为中美关系恶化的最高峰。”他说：“中国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能够实现她的美洲的盟友对她的期望。”“在美国人心目中，这个新同盟的中国，必须被改造和改革以适合于在美国的战略中尽她的职务，并且以后在美国人当时所理想的以美苏合作为基础的和平计划中尽她的职务。而当中国有时不能顺应这个‘改造’中任何特殊的方针或计划时，中国便愈来愈被她早日的爱友所厌憎了。”
美国《白皮书》发表后，胡适整整5个月不愿再去华盛顿。由于心绪太坏，自4月到美后的几乎一年时间，胡适都没有再认真写过日记，所谓的“日记”大多只是用英文简略记录下一些电话号码、地址、预约信息，几如记事簿或备忘录而已。
在纽约，胡适开始了一段清苦的生活。“适之先生夫妇，年高多病，缚鸡无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经济情况和他的健康情况一样，显然已渐入绝境。”（唐德刚《胡适杂忆》）为了谋生，1950年，胡适受聘普林斯顿大学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职务，“这是个学术界清望甚高的位置。事实上，它在整个大学的行政系统里，则微不足道。经院官僚，根本不把这部门当作一回事。”
那时，这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心中也感到了无处排遣的郁结，他只好在给好友的书信里，倾诉自己的苦恼。他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经常说：“我的心境很不好”“精神上十分苦闷”“有些日子真难受”等。在1951年3月的一封信中，他甚至说：“两年之中，一切都是噩梦！”
梦碎
美国的北方，又一个冬天来临了。1951年12月17日，是胡适的生日，也是北大53周年的纪念。
那一天，大雪纷飞，天气很冷，胡适在普林斯顿大学讲学完毕后乘火车回纽约，坐在车厢里陷入了沉思。他想到自己今天61岁了，患有心脏病，不但常常带药瓶走路，连人寿保险公司也拒绝他这个顾客，生命很可能忽然结束。所以立下决心，无论如何应在有生之日还清一生中所欠的债务。
于是，当天，胡适定下了一个“生日决议案”，其中前三笔的“债务”是自己尚未完成的三部书。而最后一笔债，他认为自己尚有亏欠国家的，他说：“需要我用嘴、动笔、跑腿，只要能力所及，无论为团结自由力量，为自由中国说话，我总愿尽我的力量，而不一定担任什么公职。”
胡适的这笔“政治债”乃是一个努力了很久的“美国梦”的后遗症。由于长期的美国生活，深受美国文化的熏陶，便塑造了胡适对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的由衷认同及坚守，他终生的理想，便是以美国的制度为样板，改造建设出一个现代的中国。
胡适定下“生日决议案”后，便决定谢绝一切长期职务来还债。于是，1952年，普林斯顿大学的聘约满期后，胡适第一次由美国返回台湾，逗留近两月，讲学之余，也就时事政治问题发表了一些谈话。
虽然在反苏反共的立场上，胡适“在道义上”永远支持着蒋介石，然而，当胡适来到台湾，他毕生所追求的容忍、自由、民主的精神与这里正在形成的极权政治、独裁统治又是那么格格不入。尽管他一再向台湾当局表达他愿做“诤臣”、“诤友”的愿望，但却最终落得“忠而获咎”的厄运。
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70大寿，事前，台湾当局希望各界“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悉舆情”。于是，胡适所领导的《自由中国》杂志，专门出版了一期“祝寿专号”。胡适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两则故事，劝告蒋介石奉行“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不要擅权专断。这期杂志的其他文章，也都希望蒋介石守法守宪，节制权力，保障言论自由。刊物发行后，轰动一时，印行至9版之多。
胡适等人的谏言却引起了国民党当局对胡适的一场全面围剿。国民党御用报刊《国魂》《幼师》《革命思想》《军友报》《政治周刊》等纷纷刊出批判文章，指责《自由中国》搞“思想走私”“为共产党的统战工作铺路”。这种情况下，胡适决定索性由美国回到台湾。1958年年底，胡适来到台湾定居。
1960年3月，又轮到“总统”选举的年份。已经连任一次的蒋介石有意修改“宪法”，再度连任。胡适则对蒋介石恋栈极为不满，希望蒋介石公开宣布不做第三任“总统”，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政权转移的风范。与此同时，《自由中国》也以“宪政精神”等为理由，撰文反对蒋介石连任，并在“国民大会”召开前向蒋作“最后的忠告”。
由于反对蒋连任失败，《自由中国》实际负责人雷震等人便酝酿组建反对党，对此胡适表示赞成，并拟命名为“中国民主党”。很快，他们的组党活动便引来当局的坚决镇压。1960年9月，雷震以“文字叛乱”和“知匪不报”的罪名被逮捕，《自由中国》停刊。雷震案后，胡适深受刺激，身心极受摧残，在此后的一年多里，他病症频发，几度入院治疗。据唐德刚回忆：“那时他老人家一副愁眉苦脸，似乎老了20年的样子，我前所未见，看来也着实可怜的。”
1962年2月24日，来台定居三年多后，胡适终于在“围剿”声中倒下，他的“美国梦”也随之带进坟墓。
十几年前，因为抗战的缘故，从未涉足官场的胡适，被“逼着”领了政府的外交任务去国远游，一别九年。如今，岌岌可危的国民政府，又三番五次地向胡适发出邀请，频频托以外长或驻美大使的差事，可这一次，一直未得到胡适的同意。虽然如此，胡适还是下定了再度出国的决心，他回应说，以个人的身份“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
1949年3月下旬，将家人安置妥当后，胡适旋即从台湾返回了上海，做出国前的一些准备。那时，胡适的一位旧识——周作人，被提前释放后也住在上海，得知他即将出国远去，这位曾陷在政治漩涡中深有感触的天真人物，也预感到那是一条绝径。为报战时寄诗的情义，周便托人往见胡适，代为劝止。两人虽非至交，却彼此尊重爱惜，常有些“交浅言深”的话，但只是这次，周的“一片诚意”，依然没有令胡适改变决定。
1949年4月6日上午10时，胡适由上海公和祥码头上船。1小时后，当“克利夫兰总统”号的汽笛在黄浦江上发出一声长啸，胡适清楚地知道，只需再过十几天，他就会重新踏上美利坚的土地。
在他的时代，胡适身上有太多的色彩，比如他的情感、他的头脑，都与太平洋对岸那个遥远的国度保持着极密切的关联。长久以来，美利坚都是胡适心中认同、敬重、心驰神往的一块土地。当这位59岁性情温雅的学者，再次乘船前往那个国家寻求支援时，心中也许依然怀着一些理想主义的天真幻想。正如他曾无数次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中所表达的，美国，不仅富庶繁华、制度优越，而且对于正义，它有着崇高的责任感；对于中国，曾有着真诚的友谊。如果说这样的表达还具有太多主观渲染，那么，一件无可争议的事实则是，自二十多岁的时候起，胡适对于美国的好感就已深入内心了。
“第二故乡”
1910年，19岁的胡适第一次来到美国。那年，他考取了庚款赴美留学的名额，正是这次机会，使得胡适在此后长达7年的时间里，得以在美国生活、学习、观察、体验，度过了一段最宝贵的青年时光。
当胡适和他的同学们从一个暮气沉沉的“大清国”来到一个到处都充满新奇的世界时，在从自然风光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各种目不暇接的新鲜事物，无一不吸引着这些异国青年们纯净的眼睛。他们看到高楼齐云、铁路纵横，他们称赞着工业的强大、制度的文明。
据胡适所说，他们这一批的留学生，抵美后就受到一些有远见的美国人士比如北美基督教青年协会的热情招待。学校附近的一些“上等缙绅之家，待中国人极优，时邀吾辈赴其家座谈”，也许由于这些缘故，一开始胡适便对美国充满了许多的好感。
胡适初到美国，即对美国社会大为倾倒。1910年9月，几乎是刚踏上美国的土地，他就在给乡友的一封信里写道：“美国风俗极佳。此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民无游荡，即一切游戏之事，亦莫不泱泱然有大国之风。对此，真令人羡煞。”
在政治方面，胡适说，当他1910年初到美国的时候，对于美国的政治组织、政党、总统选举团和整个选举的系统，还是一无所知。“对于美国宪法的真义和政府结构，也全属茫然”。然而到美国后不久，国内便爆发了“辛亥革命”，为时不过数月，统治中国有二百七十多年之久的清朝专制制度便被推翻，建立起了民主共和的国家，恰好那一年正是美国的大选之年，胡适也不由得留意起美国的政治制度。由于胡适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对美国体制的研究，而且他在学生时代就曾目睹和亲历了两次美国大选，他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开始“神往之至”了。不仅如此，美国的独立精神、两党制度，胡适也都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并成为此后他终身不变的信条。
渐渐地，当胡适更深入地了解到这个国家成长的故事，心灵的情感开始沟通于这个民族内在的精神时，那拓荒年代的进取精神、创业时期的积极有为，以及伴随着不断的人群聚集而培育养成的自由独立、公益公德等种种良善的品质，也深深地感染了这个来自东方古国的青年。胡适看到，无数的美国人“活泼生活在新开辟的大地上，样样新鲜，事事无阻”。他不仅特别富有民主精神，“孕育了自由民主的奇葩”，而且始终都是“充满着青春力”、“朝气蓬勃”的国家。
于是，当还在忧伤年纪的胡适，“满怀悲观”地来到美国后，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很快就使得他从人生观念到思想性情，都有了极大的变化。“我到美国，不久便交接了些朋友，对于那个国家和人民都很喜爱。美国人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我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数年之间，就渐渐治疗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胡适《我的信仰》）他说：“我相信我自离开中国后，所学得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这种乐观的人生哲学了。”
度过了七年快乐而充实的时光后，胡适不得不结束自己的留学生涯归国任教了，在即将离开的时候，他的心中对美国充满了如乡土一般的眷恋。1917年6月，他在《归国记》中真挚地写道：我曾经说过，朋友所在的地方就是故乡，我这一生中，没有一个地方能如这里，有那么多的朋友。“今去此吾所自造之乡而归吾父母之邦，此中感情是苦是乐，正难自决耳。”而在归国的途中，当他又怀念起美国朋友的时候，还曾咏叹：“凭栏自语，吾乡真在何处？”
备受欢迎的大使
回国后不久，胡适有感于当日的环境，曾定下一项原则：“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然而，就在他留学回国整整20年后，终究还是没有躲开政治的袭扰。命运的诡谲更在于，他这第一次而且是唯一一次涉足官场的地方，竟是一直以来令他魂牵梦萦的美国。
1937年8月，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后，蒋介石决定让胡适以非官方的身份去欧美访问游说，争取欧美各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一年将尽，国民政府的外交依然迟迟未能打开局面，焦虑不堪的蒋介石于是想到，让胡适直接担任驻美大使，便发电报征求他的意见。
1938年7月，当胡适乘船由美国前往伦敦，中途在法国瑟堡港停靠的时候，蒋介石发来的电报也辗转来到这里。胡适看过电报后，在港口与驻法大使顾维钧通了一个电话，也没有回复，便又坐回船上前往英国去了。到伦敦后不几天，蒋介石又发来第二份电报催请他去任驻美大使。胡适几番推辞未果，一个多星期后，他才勉强复电蒋介石：“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于胡适个人而言，这样的决定肯定是极不情愿的，但对于公众而言，这种结果却是众望所归。9月中旬，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的消息发布后，《大公报》特发社论称：“他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中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完成更加增进中美两国友谊的崇高使命。”
美国的舆论也对这位前来就任的大使表示了欢迎，同样认为胡适以外没有人更够资格向美国说明中国的情形，同时向中国说明美国的情形。《纽约时报》说：“他的外交必定是诚实而公开的。他将有很大的贡献，使中美两国人民既有的和好关系更能增进。”10月27日，胡适向美国总统罗斯福递交国书。罗斯福也对其称赞道：“胡大使名遍世界，今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必能更进一步促进中美之谅解，美国对于中国亦随时准备与之合作。”
虽然在外交的场合，这种溢美之言大可不必当真，但美国人对于胡适的好感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那个孤立主义盛行的年代，美国在政治、情感上都无比厌恶战争、逃避战争，然而上至总统下到民众，却对这位中国而来的说客极尽友好。
那时，身为总统的罗斯福工作繁忙，一般使节极难见到，可是胡适却是例外，有时还在一些宴会上，与罗斯福比邻而坐亲切交谈。据当时一位美国官员说：“近代各国派驻美国大使得到美国朝野之敬重的，大概只有英国洛德?布莱斯（Lord Bryce，1907至1913年英国驻美国大使）可以和胡博士相媲美。”
那时，美国公众对待胡适，就如同欢迎远方归来的孩子一般。其深厚而富于表现魅力的学养为胡适赢足了声誉，许多大学都以名誉博士学位相赠引以为荣。在任驻美大使的4年时间里，胡适被邀请到美国各地演讲达400多次，有27所大学为其颁发了名誉博士学位。
如果联想到，长久以来以“猪仔”华工为主的一批中国人在这块大陆所造成的并不光彩的形象，那么，当真诚的善意代替鄙夷的目光，人们在胡适娓娓动听的声音中不由得赞叹着它的古老，同情于它的现实，便可清晰地感觉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已经在悄然改变。
胡适的备受优待，有一个绕不过的背景。那就是从1930年代开始，美国人关于“中国意象”的另一种塑造。在这种塑造中，中国的形象一扫过往的卑劣而转向古典的美好。这种形象，诞生在赛珍珠的笔下，诞生在亨利?卢斯的报道中。如果说赛珍珠通过文学塑造了一个质朴善良、乐观坚定、执著于土地、眷恋家庭的可爱可敬的中国农民形象，那么，亨利?卢斯控制的《时代》《生活》《财富》三大媒体则在二战与抗日战争的背景下，进一步将这些故土上耕耘的农民变成守卫故土、抵御外族入侵的不屈的战士。
一位学者的分析或可道出此间的微妙：“这种美好的中国形象，是美国文化为自身的‘中央帝国’意识构筑的‘他者’。中国是一个与美国同样大的‘前中央帝国’，不管是征服、对立、还是‘恩抚’、友谊，中国都是最理想的他者。‘他’可以最大限度地证明美国的强大与博爱、自尊与自信等美国价值……”。（周宁《牧歌田园：二十世纪西方想象的另一个中国》）
如果说，二战初期，因为孤立主义的缘故，胡适的外交努力还收效甚微的话，那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于中国的友好，便迅速转化为实际的支援。
而面对着这慷慨的善意，日伪之外，几乎所有的中国势力都开始倾慕于这个“伟大的国家”了。美国几乎成了人类最理想的设计在人间的映射，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初访美国》一书中所写：“现在在中国一提起美国，真像是西方极乐世界，‘上有天堂，下有美国’。”
不仅如此，人们对于战争结束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似乎也有了不约而同的共识：眼前的“友邦”——美国，已为我们指引了一条光明的道路。那时，在关于美国宪法、美国工业化的书籍翻译和研究上，国人投入了十足的兴趣。同时，新机器与科学方法的运用，人民勤劳淬厉的精神，社会良好风俗、文学艺术上的贡献，又无不给旅美考察者以深刻印象，“其足资吾人矜式者又岂止实业政治而已哉？”
旧情忽已改
1949年，胡适再次踏上了赴美乞援的行程。他想起，上一次驻美时的美好记忆：“1942年9月，我离开驻美大使的职务。那时，中国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仍是最受欢迎的时候。无疑的，美国政府那时是诚恳而热烈地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共同反侵略战争中的强大盟友，中国未曾有过比罗斯福总统、赫尔和史汀生更真诚的友人……”然而这一次，他很快却发现，曾经那么友好的美国突然变得如此的冷漠。
1949年4月21日，胡适乘坐的轮船抵达美国旧金山，他一上岸便对记者发表谈话，希望美国政府对于蒋介石给予援助，以抵拒共产主义的政治势力。7月中，他又去华盛顿访问一些在政府任职的“朋友”，然而“老朋友”一片失败的心理，让胡适“感到抬不起头”。
于是，7月16日，他便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为国家保留一些人格”，从此，胡适便避居纽约，不再说话。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书中勾勒了1844年以来，特别是抗战末期至1949年间，中美关系的始末。其中艾奇逊国务卿“上总统书”的一段话说：“中国内战之恶果，非美国政府所能左右，此项结果，不因我国之任何所为或我国能力范围以内之能所为，而即可以使之改变者；亦不因我国之任何所未为，而致使之发生者……”
看到这几句话，胡适对美国的“背信弃义”、推卸责任更是感到大为失望，他指责说：“因为在雅尔塔出卖了中国，因为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停止了对华的有效援助，而且最主要的是，因为自己是有大的权力和无人可与抗争的世界领导地位，所以倒下来的中国流着血的时候，美国可以说‘罪不在我’。”
胡适看到，在过去的八九年里，中美关系已急趋恶化。如果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个出于对古老情调的欣赏，一个出于对新文明的憧憬，隔着大洋的中美两国尚可怀有一种无利害关系的真挚友谊，那么，随着美国在二战中的崛起，并开始介入全球事务，浪漫主义的色彩便逐渐让位于切实利益的考量，中美两国也不得不从彼此审美的状态中走到充满现实计较的关系中来。 作为这些变化的亲历者，胡适有他自己的观察。在一次演讲中，他说：“史迪威将军的事情是中美关系恶化的头一个要紧关头，而有关远东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为中美关系恶化的最高峰。”他说：“中国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能够实现她的美洲的盟友对她的期望。”“在美国人心目中，这个新同盟的中国，必须被改造和改革以适合于在美国的战略中尽她的职务，并且以后在美国人当时所理想的以美苏合作为基础的和平计划中尽她的职务。而当中国有时不能顺应这个‘改造’中任何特殊的方针或计划时，中国便愈来愈被她早日的爱友所厌憎了。”
美国《白皮书》发表后，胡适整整5个月不愿再去华盛顿。由于心绪太坏，自4月到美后的几乎一年时间，胡适都没有再认真写过日记，所谓的“日记”大多只是用英文简略记录下一些电话号码、地址、预约信息，几如记事簿或备忘录而已。
在纽约，胡适开始了一段清苦的生活。“适之先生夫妇，年高多病，缚鸡无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经济情况和他的健康情况一样，显然已渐入绝境。”（唐德刚《胡适杂忆》）为了谋生，1950年，胡适受聘普林斯顿大学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职务，“这是个学术界清望甚高的位置。事实上，它在整个大学的行政系统里，则微不足道。经院官僚，根本不把这部门当作一回事。”
那时，这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心中也感到了无处排遣的郁结，他只好在给好友的书信里，倾诉自己的苦恼。他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经常说：“我的心境很不好”“精神上十分苦闷”“有些日子真难受”等。在1951年3月的一封信中，他甚至说：“两年之中，一切都是噩梦！”
梦碎
美国的北方，又一个冬天来临了。1951年12月17日，是胡适的生日，也是北大53周年的纪念。
那一天，大雪纷飞，天气很冷，胡适在普林斯顿大学讲学完毕后乘火车回纽约，坐在车厢里陷入了沉思。他想到自己今天61岁了，患有心脏病，不但常常带药瓶走路，连人寿保险公司也拒绝他这个顾客，生命很可能忽然结束。所以立下决心，无论如何应在有生之日还清一生中所欠的债务。
于是，当天，胡适定下了一个“生日决议案”，其中前三笔的“债务”是自己尚未完成的三部书。而最后一笔债，他认为自己尚有亏欠国家的，他说：“需要我用嘴、动笔、跑腿，只要能力所及，无论为团结自由力量，为自由中国说话，我总愿尽我的力量，而不一定担任什么公职。”
胡适的这笔“政治债”乃是一个努力了很久的“美国梦”的后遗症。由于长期的美国生活，深受美国文化的熏陶，便塑造了胡适对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的由衷认同及坚守，他终生的理想，便是以美国的制度为样板，改造建设出一个现代的中国。
胡适定下“生日决议案”后，便决定谢绝一切长期职务来还债。于是，1952年，普林斯顿大学的聘约满期后，胡适第一次由美国返回台湾，逗留近两月，讲学之余，也就时事政治问题发表了一些谈话。
虽然在反苏反共的立场上，胡适“在道义上”永远支持着蒋介石，然而，当胡适来到台湾，他毕生所追求的容忍、自由、民主的精神与这里正在形成的极权政治、独裁统治又是那么格格不入。尽管他一再向台湾当局表达他愿做“诤臣”、“诤友”的愿望，但却最终落得“忠而获咎”的厄运。
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70大寿，事前，台湾当局希望各界“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悉舆情”。于是，胡适所领导的《自由中国》杂志，专门出版了一期“祝寿专号”。胡适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两则故事，劝告蒋介石奉行“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不要擅权专断。这期杂志的其他文章，也都希望蒋介石守法守宪，节制权力，保障言论自由。刊物发行后，轰动一时，印行至9版之多。
胡适等人的谏言却引起了国民党当局对胡适的一场全面围剿。国民党御用报刊《国魂》《幼师》《革命思想》《军友报》《政治周刊》等纷纷刊出批判文章，指责《自由中国》搞“思想走私”“为共产党的统战工作铺路”。这种情况下，胡适决定索性由美国回到台湾。1958年年底，胡适来到台湾定居。
1960年3月，又轮到“总统”选举的年份。已经连任一次的蒋介石有意修改“宪法”，再度连任。胡适则对蒋介石恋栈极为不满，希望蒋介石公开宣布不做第三任“总统”，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政权转移的风范。与此同时，《自由中国》也以“宪政精神”等为理由，撰文反对蒋介石连任，并在“国民大会”召开前向蒋作“最后的忠告”。
由于反对蒋连任失败，《自由中国》实际负责人雷震等人便酝酿组建反对党，对此胡适表示赞成，并拟命名为“中国民主党”。很快，他们的组党活动便引来当局的坚决镇压。1960年9月，雷震以“文字叛乱”和“知匪不报”的罪名被逮捕，《自由中国》停刊。雷震案后，胡适深受刺激，身心极受摧残，在此后的一年多里，他病症频发，几度入院治疗。据唐德刚回忆：“那时他老人家一副愁眉苦脸，似乎老了20年的样子，我前所未见，看来也着实可怜的。”
1962年2月24日，来台定居三年多后，胡适终于在“围剿”声中倒下，他的“美国梦”也随之带进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