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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一个以亚洲为主题的讨论会上，对于我“寻找亚洲”的说法，有位学者俏皮地反问：为什么要寻找亚洲？亚洲丢了吗？
亚洲这个地理区域当然没有丢，不过发生在这个地理空间内的历史过程，却饱含着各种“丢失”。近代以来，亚洲经历了一个被殖民被侵略的过程，丢掉的不仅仅是领土主权、物质资源，还有精神与文化传统乃至主体尊严。曾经丢掉的，有些已经重新回归，有些却可能很难找回。
但是，这并不是我试图“寻找”的内容，虽然，这一切“丢失”都是我寻找的起点，是我作为一个亚洲人感受到的历史性屈辱所赋予我的内在动力；虽然，寻找并不是为了回到过去、恢复旧貌，也不是为了确实地占有某种对象—那样的“寻找”，并不具有思想功能。
我试图寻找的，是一个可以成立的论述范畴。亚洲被西方作为他者加以命名的起点，亚洲的多样性与开放性，亚洲在近代以来不得已接受的西方内在于自身的被殖民过程，亚洲无法以自足的逻辑整合为统一体的现实。这一切，一直是困扰着人们的理由：一个不能被整合的对象，一个无法把西方置于自己外部的区域，尽管经历了反殖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但是它明显的非自足性，它无法被整合的多样性，如何能够支持自身成为一个独立的论述范畴？
最初让我关注亚洲问题的，是我对日本思想史的阅读。而我最初感到困惑的，也正是这个亚洲无法自足性地整合的问题。在直观意义上，这是我必须跨越的第一道障碍。一个同样直观的事实是，尽管这个范畴明显地并不自足，它却在历史上承担过重要的功能，并且在今天越来越具有现实能量，这是促动我在知识上对它进行探讨的原动力；但是在进入日本思想史阅读之后，我却逐渐不再执着于这个困惑，因为有一些更吸引我的问题，开始随着阅读的扩展逐渐地浮现出来。
在试图汇集日本现代思想史上林林总总的亚洲论述的时候，我强烈地感觉到无法用一个笼统的归类方式表述它们，也无法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来呈现它们。在最初的讨论里，我把日本近代以来的亚洲论述，大致地归纳为作为符号（认同、理念、意识形态）的亚洲观念与作为实体（地域、风土、空间）的亚洲观念两种基本思路，并且特别指出了后者在建立关于亚洲一体性论述时所蕴含的否定态度。在这个整理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除非我甘愿放弃那些最为吸引人的独特性，否则，建立一个严整划一的亚洲论述或者东亚论述就是不可能的。
从和辻哲郎的风土学到梅棹忠夫的文明生态史观，从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到当代重建亚洲论述的日本知识群体，延续了一条与作为符号的亚洲观交错而富有张力的思路，这就是亚洲概念的空间性格。所谓空间，并不仅仅是一个与时间相对的抽象概念，它是以实体为基础的；地理学研究证明，任何一个地理空间都是不同的，在地理学里寻找同质性要素，将是一个毫无趣味和鲜少发现的研究方向。有抱负的地理学家，通常是寻找那些富有个性的地理现象进行研究，而不是在研究的初级阶段止步，仅仅满足于寻找所谓普遍规律。
把亚洲作为文明符号的载体，基本上可以绕开亚洲在实体空间层面的多样性和显著的差异性，也可以由于对抗西方的霸权的目标而忽略亚洲与欧洲在地域上的连接、融合以及由此而来的相互渗透过程；所以从福泽谕吉、冈仓天心到竹内好，都可以在理念而非实体的意义上面对“整体性的”亚洲，并把它理解为一个可以独立论述的对象；而在另外一个论述脉络里，以人文地理空间为基础的亚洲论述，则更多地关注到了亚洲“无法整合”的特征，并试图寻找解决方案。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当年京都学派的论述，虽然处在政治不正确的时代状况中，但是宫崎市定的“交通史观”，高山岩男的主体与自然关系的论述，都指向了如何摆脱一般化地统合亚洲，追问不同地理空间中历史时间内涵这样一个方向，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视野，也提供了把符号化亚洲论述相对化的功能。
当我早年写作《亚洲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在潜意识里，我尚且不能摆脱关于普遍性的一元化理解，因此，我并不能够在和辻哲郎的《风土》、宫崎市定的交通史观和高山岩男的历史地理学视野中提取更为深入的可能性，通过对亚洲这一多元化实体空间的开放性讨论，建立对于人类历史多元性的知识感觉。
对于普遍性的一元化理解，并不是没有价值的认识论。人类概括事物的基本能力，正是从这里起步的。只是当这种理解方式被绝对化为理解普遍性的唯一模式的时候，作为认识论，它发生了以偏概全的问题。更何况，通行的普遍性论述模式与近代史上西方的殖民扩张过程有着潜在但却是相当直接的一致性，所以，看似抽象的哲学命题，内涵了难以化解的内在历史紧张。二十世纪以来，第三世界国家逐渐从反抗帝国主义殖民霸权的现实抗争发展到主体性地登上国际舞台，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建立新的普遍性与如何确立主体性，一起成为新的历史课题。日本在二十世纪前半期，走了以西方为模本的武力“对抗”之路，彻底失败了。整个二十世纪直到今天，从现实结果上看，日本国家仍然把自己绑在西方的战车上。但是，日本的思想界并不那么简单，姑且不谈日本社会几代人在反省战争责任方面的一贯性努力，即使是那些并未直接对日本代表亚洲的霸权性侵略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知识分子，诸如和辻哲郎和京都学派的著述，都包含了比侵略意识形态远为复杂的要素。到了九十年代初期由沟口雄三牵头的《在亚洲思考》结集出版的阶段，思想史中这些不能被回收到侵略意识形态中去的潜在生产性要素，被新一代学者以非直接的方式转化为新的视野，并产生出新的成果。
当年以冈仓天心和竹内好所代表的亚洲对抗西方霸权的论述，也经历了一个静悄悄的发展过程。在冈仓的亚洲论述里，亚洲的实体性得到了强调，而亚洲的符号性则以实体性为基础；到了竹内好这里，亚洲并不是符号，而是“方法”，这是一个认识论上的飞跃。对于竹内好而言，由于人类是等质的，所以并不存在整体性和排他性的亚洲，存在的只是主体形成的过程。竹内好所说的“方法”，当然并非是方法论，而是主体构成的机能性。竹内好没有强调亚洲的地理空间性，他只是在主体形成过程的意义上，赋予了亚洲以西方所无法完成的功能—去除霸权政治的不平等，把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个地域的思想转变为真正属于人类的思想遗产。或许，竹内好几乎是本能地意识到，建立亚洲的主体性，不仅需要排除把亚洲视为实体的“去殖民”思路的干扰，而且需要建立新的多元普遍性论述。主体形成与新的普遍性意识的建立，是同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借助于亚洲的历史才能完成。 具有同质性的普遍性感觉，在日益暴露了它与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世界霸权的共谋关系之后，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相对化。事实上，在对抗西方霸权的意义上，新的一元论普遍性模式正在形成，这就是试图取代西方的亚洲论述乃至中国论述。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与此同时，随着亚洲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对于新的霸权可能性的警惕和对于真正多元化思考的追求，使得亚洲原理的打造正在被提到日程上来。
亚洲论述并不仅仅是在对抗西方霸权的意义上是必需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只能在当年京都学派的交通、交流层面止步的话，那么，多元化的论述终将服从于潜藏于其间的单一价值判断。对抗各种形态的霸权思想，在政治上依然是现在时的课题，但是对于支撑着霸权思想的认识论进行揭示，却不仅仅需要对抗精神，还需要真正的多元化知识感觉。
亚洲原理的建构，需要建立新的价值判断。它的核心在于重新规定普遍性的功能。在经验层面，在特殊性当中，我们力求对于那些不可复制但却构成特殊性核心的要素进行理解，并以经验的方式确定它们各自的边界；正如地理学家所揭示的那样，人类的好奇心主要不是用来确认已经理解了的要素如何在其他场合再现，而是用来探求那些用已知的方式无法解释的未知。
曾经，亚洲屈辱的历史赋予了我们比发达国家的人们更强烈的好奇心；曾经，对于霸权的警惕强化了我们对于文化相对主义的坚持。这一切并不必然保证我们不会成为西方霸权思想的同谋，因为它们可能被一元化的普遍性知识感觉所回收；但是与此同时，亚洲原理也可能在此基础上形成，因为恰恰是这种好奇心和相对主义的态度，孕育着新的价值判断。
借助于一些机缘，我在亚洲的不同地方感受到了地理空间与人文环境的互动功能，它促使我回过头来开始研读历史政治地理学著作，并坚定了我以亚洲原理之名探寻新的普遍性的决心。
从地理空间多样性出发讨论文化多样性在原理上的意义，让实体性的亚洲与符号、理念性的亚洲发生接触，这是日本思想史中碰撞出的课题意识，不过，由于日本大东亚共荣意识形态臭名昭著，日本战后一代人很难有效处理这个课题。而在认识论意义上，亚洲的非自足性必须面对的论述困境，也只有当实体性的地理空间被引入理念性的论述之后，才能够呈现出来。在地理实体意义上的亚洲和理念意义上的亚洲之间建立有机联系，让前者的非自足性与后者的相对整合性在形而下之理的层面发生契合，需要进行原理层面和价值层面的重新探讨，这远不是直观层面可以完成的工作。
在目前我力所能及的讨论里，有一些关键的环节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特别是建立新的普遍性理解，需要对于“媒介”的流动性与非实体性进行分析，否则，所谓特殊性的开放就会仅仅成为一句口号。而抽象为同质性的普遍性与作为特殊性开放媒介的普遍性之间，如何建立进一步的联系，换言之，在哪个层面上有效地设想同质性要素的功能，如何设想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理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理论课题。
需要突破的思维惰性，则是推进上述思考的障碍。在当下的学术习惯中，所谓普遍性被理解为直观意义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要素，使得学界可以满足于共享一些抽象观念而不去追问其历史内涵。所有的普遍性概念都有它的边界，当我们说某个要素是“普遍”的，其实想要说的，不过是它可以被多数人作为价值共享；但对于共享的范围和内容，却似乎并不需要追问。
亚洲原理，却是以对这种“普遍性”的边界进行追问为前提的。追问，并不等于否定。经过追问的新的普遍性，将会找到融会形而上之理和形而下之理的最佳结合点。不言而喻，那将是由历史的时空构成的。
寻找亚洲原理是个艰难的过程，前面还有很多未知的节点。历史时间在地理空间内流动，文化是风土性的。亚洲这个最具多样性的地域，将与包括西欧和北美在内的其他各个区域重建关联，构成对于近代以来被单一化想象所覆盖的人类史的重新阐释。我相信，亚洲原理，将为这一重新阐释贡献它所特有的认识论。
（《寻找亚洲》，孙歌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
亚洲这个地理区域当然没有丢，不过发生在这个地理空间内的历史过程，却饱含着各种“丢失”。近代以来，亚洲经历了一个被殖民被侵略的过程，丢掉的不仅仅是领土主权、物质资源，还有精神与文化传统乃至主体尊严。曾经丢掉的，有些已经重新回归，有些却可能很难找回。
但是，这并不是我试图“寻找”的内容，虽然，这一切“丢失”都是我寻找的起点，是我作为一个亚洲人感受到的历史性屈辱所赋予我的内在动力；虽然，寻找并不是为了回到过去、恢复旧貌，也不是为了确实地占有某种对象—那样的“寻找”，并不具有思想功能。
我试图寻找的，是一个可以成立的论述范畴。亚洲被西方作为他者加以命名的起点，亚洲的多样性与开放性，亚洲在近代以来不得已接受的西方内在于自身的被殖民过程，亚洲无法以自足的逻辑整合为统一体的现实。这一切，一直是困扰着人们的理由：一个不能被整合的对象，一个无法把西方置于自己外部的区域，尽管经历了反殖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但是它明显的非自足性，它无法被整合的多样性，如何能够支持自身成为一个独立的论述范畴？
最初让我关注亚洲问题的，是我对日本思想史的阅读。而我最初感到困惑的，也正是这个亚洲无法自足性地整合的问题。在直观意义上，这是我必须跨越的第一道障碍。一个同样直观的事实是，尽管这个范畴明显地并不自足，它却在历史上承担过重要的功能，并且在今天越来越具有现实能量，这是促动我在知识上对它进行探讨的原动力；但是在进入日本思想史阅读之后，我却逐渐不再执着于这个困惑，因为有一些更吸引我的问题，开始随着阅读的扩展逐渐地浮现出来。
在试图汇集日本现代思想史上林林总总的亚洲论述的时候，我强烈地感觉到无法用一个笼统的归类方式表述它们，也无法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来呈现它们。在最初的讨论里，我把日本近代以来的亚洲论述，大致地归纳为作为符号（认同、理念、意识形态）的亚洲观念与作为实体（地域、风土、空间）的亚洲观念两种基本思路，并且特别指出了后者在建立关于亚洲一体性论述时所蕴含的否定态度。在这个整理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除非我甘愿放弃那些最为吸引人的独特性，否则，建立一个严整划一的亚洲论述或者东亚论述就是不可能的。
从和辻哲郎的风土学到梅棹忠夫的文明生态史观，从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到当代重建亚洲论述的日本知识群体，延续了一条与作为符号的亚洲观交错而富有张力的思路，这就是亚洲概念的空间性格。所谓空间，并不仅仅是一个与时间相对的抽象概念，它是以实体为基础的；地理学研究证明，任何一个地理空间都是不同的，在地理学里寻找同质性要素，将是一个毫无趣味和鲜少发现的研究方向。有抱负的地理学家，通常是寻找那些富有个性的地理现象进行研究，而不是在研究的初级阶段止步，仅仅满足于寻找所谓普遍规律。
把亚洲作为文明符号的载体，基本上可以绕开亚洲在实体空间层面的多样性和显著的差异性，也可以由于对抗西方的霸权的目标而忽略亚洲与欧洲在地域上的连接、融合以及由此而来的相互渗透过程；所以从福泽谕吉、冈仓天心到竹内好，都可以在理念而非实体的意义上面对“整体性的”亚洲，并把它理解为一个可以独立论述的对象；而在另外一个论述脉络里，以人文地理空间为基础的亚洲论述，则更多地关注到了亚洲“无法整合”的特征，并试图寻找解决方案。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当年京都学派的论述，虽然处在政治不正确的时代状况中，但是宫崎市定的“交通史观”，高山岩男的主体与自然关系的论述，都指向了如何摆脱一般化地统合亚洲，追问不同地理空间中历史时间内涵这样一个方向，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视野，也提供了把符号化亚洲论述相对化的功能。
当我早年写作《亚洲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在潜意识里，我尚且不能摆脱关于普遍性的一元化理解，因此，我并不能够在和辻哲郎的《风土》、宫崎市定的交通史观和高山岩男的历史地理学视野中提取更为深入的可能性，通过对亚洲这一多元化实体空间的开放性讨论，建立对于人类历史多元性的知识感觉。
对于普遍性的一元化理解，并不是没有价值的认识论。人类概括事物的基本能力，正是从这里起步的。只是当这种理解方式被绝对化为理解普遍性的唯一模式的时候，作为认识论，它发生了以偏概全的问题。更何况，通行的普遍性论述模式与近代史上西方的殖民扩张过程有着潜在但却是相当直接的一致性，所以，看似抽象的哲学命题，内涵了难以化解的内在历史紧张。二十世纪以来，第三世界国家逐渐从反抗帝国主义殖民霸权的现实抗争发展到主体性地登上国际舞台，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建立新的普遍性与如何确立主体性，一起成为新的历史课题。日本在二十世纪前半期，走了以西方为模本的武力“对抗”之路，彻底失败了。整个二十世纪直到今天，从现实结果上看，日本国家仍然把自己绑在西方的战车上。但是，日本的思想界并不那么简单，姑且不谈日本社会几代人在反省战争责任方面的一贯性努力，即使是那些并未直接对日本代表亚洲的霸权性侵略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知识分子，诸如和辻哲郎和京都学派的著述，都包含了比侵略意识形态远为复杂的要素。到了九十年代初期由沟口雄三牵头的《在亚洲思考》结集出版的阶段，思想史中这些不能被回收到侵略意识形态中去的潜在生产性要素，被新一代学者以非直接的方式转化为新的视野，并产生出新的成果。
当年以冈仓天心和竹内好所代表的亚洲对抗西方霸权的论述，也经历了一个静悄悄的发展过程。在冈仓的亚洲论述里，亚洲的实体性得到了强调，而亚洲的符号性则以实体性为基础；到了竹内好这里，亚洲并不是符号，而是“方法”，这是一个认识论上的飞跃。对于竹内好而言，由于人类是等质的，所以并不存在整体性和排他性的亚洲，存在的只是主体形成的过程。竹内好所说的“方法”，当然并非是方法论，而是主体构成的机能性。竹内好没有强调亚洲的地理空间性，他只是在主体形成过程的意义上，赋予了亚洲以西方所无法完成的功能—去除霸权政治的不平等，把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个地域的思想转变为真正属于人类的思想遗产。或许，竹内好几乎是本能地意识到，建立亚洲的主体性，不仅需要排除把亚洲视为实体的“去殖民”思路的干扰，而且需要建立新的多元普遍性论述。主体形成与新的普遍性意识的建立，是同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借助于亚洲的历史才能完成。 具有同质性的普遍性感觉，在日益暴露了它与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世界霸权的共谋关系之后，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相对化。事实上，在对抗西方霸权的意义上，新的一元论普遍性模式正在形成，这就是试图取代西方的亚洲论述乃至中国论述。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与此同时，随着亚洲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对于新的霸权可能性的警惕和对于真正多元化思考的追求，使得亚洲原理的打造正在被提到日程上来。
亚洲论述并不仅仅是在对抗西方霸权的意义上是必需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只能在当年京都学派的交通、交流层面止步的话，那么，多元化的论述终将服从于潜藏于其间的单一价值判断。对抗各种形态的霸权思想，在政治上依然是现在时的课题，但是对于支撑着霸权思想的认识论进行揭示，却不仅仅需要对抗精神，还需要真正的多元化知识感觉。
亚洲原理的建构，需要建立新的价值判断。它的核心在于重新规定普遍性的功能。在经验层面，在特殊性当中，我们力求对于那些不可复制但却构成特殊性核心的要素进行理解，并以经验的方式确定它们各自的边界；正如地理学家所揭示的那样，人类的好奇心主要不是用来确认已经理解了的要素如何在其他场合再现，而是用来探求那些用已知的方式无法解释的未知。
曾经，亚洲屈辱的历史赋予了我们比发达国家的人们更强烈的好奇心；曾经，对于霸权的警惕强化了我们对于文化相对主义的坚持。这一切并不必然保证我们不会成为西方霸权思想的同谋，因为它们可能被一元化的普遍性知识感觉所回收；但是与此同时，亚洲原理也可能在此基础上形成，因为恰恰是这种好奇心和相对主义的态度，孕育着新的价值判断。
借助于一些机缘，我在亚洲的不同地方感受到了地理空间与人文环境的互动功能，它促使我回过头来开始研读历史政治地理学著作，并坚定了我以亚洲原理之名探寻新的普遍性的决心。
从地理空间多样性出发讨论文化多样性在原理上的意义，让实体性的亚洲与符号、理念性的亚洲发生接触，这是日本思想史中碰撞出的课题意识，不过，由于日本大东亚共荣意识形态臭名昭著，日本战后一代人很难有效处理这个课题。而在认识论意义上，亚洲的非自足性必须面对的论述困境，也只有当实体性的地理空间被引入理念性的论述之后，才能够呈现出来。在地理实体意义上的亚洲和理念意义上的亚洲之间建立有机联系，让前者的非自足性与后者的相对整合性在形而下之理的层面发生契合，需要进行原理层面和价值层面的重新探讨，这远不是直观层面可以完成的工作。
在目前我力所能及的讨论里，有一些关键的环节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特别是建立新的普遍性理解，需要对于“媒介”的流动性与非实体性进行分析，否则，所谓特殊性的开放就会仅仅成为一句口号。而抽象为同质性的普遍性与作为特殊性开放媒介的普遍性之间，如何建立进一步的联系，换言之，在哪个层面上有效地设想同质性要素的功能，如何设想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理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理论课题。
需要突破的思维惰性，则是推进上述思考的障碍。在当下的学术习惯中，所谓普遍性被理解为直观意义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要素，使得学界可以满足于共享一些抽象观念而不去追问其历史内涵。所有的普遍性概念都有它的边界，当我们说某个要素是“普遍”的，其实想要说的，不过是它可以被多数人作为价值共享；但对于共享的范围和内容，却似乎并不需要追问。
亚洲原理，却是以对这种“普遍性”的边界进行追问为前提的。追问，并不等于否定。经过追问的新的普遍性，将会找到融会形而上之理和形而下之理的最佳结合点。不言而喻，那将是由历史的时空构成的。
寻找亚洲原理是个艰难的过程，前面还有很多未知的节点。历史时间在地理空间内流动，文化是风土性的。亚洲这个最具多样性的地域，将与包括西欧和北美在内的其他各个区域重建关联，构成对于近代以来被单一化想象所覆盖的人类史的重新阐释。我相信，亚洲原理，将为这一重新阐释贡献它所特有的认识论。
（《寻找亚洲》，孙歌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