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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弱势群体处于“金融沙漠”，惠民贷款本该是他们的救命甘霖。然而陕西洛南的扶贫财政贴息贷款政策很善变，3月是财政全贴息，7月突然变为贷款人要负担部分利息。这样的朝令夕改也反映出惠民贷款在很多地方遭遇的窘境。
陕西洛南的这笔贷款叫扶贫贴息贷款，顾名思义，是专门贷给贫困农民的。这种服务于弱势群体或者说贫困群体的贷款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作“普惠金融”。一般而言，商业银行是逐利的，愿意贷款给富人而不是穷人，因为前者经济状况好，金融知识和工具多，在金融机构的信用印象分也高，后者正好反之。这样的现象叫作“金融排斥”，顾名思义，有那么一部分赚钱能力和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弱势的人被排斥在了正常的金融服务之外，他们处于“金融沙漠”之中。一般来说，穷人、妇女和少数族裔这三大人群在世界各地受到的“金融排斥”最为明显。
中国的情况当然也是一样，即使是小额贷款，以前也和穷人关系不大。世行扶贫协商小组和中国普惠金融工作组在2012年发表的报告中提及：“从覆盖广度来说，小额贷款公司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尽管被称为‘小额贷款公司’，但它们并不倾向于服务贫困群体。2010年有2614家小额贷款公司为近50万客户提供了服务。但是其40万元人民币的平均贷款余额，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65倍。专家认为，大多数的小额贷款公司并不贷款给农民，而是向农村和城郊的第二和第三产业企业主提供贷款。”穷人如果想要翻身，在正规金融机构难以贷到款，那么只有3条路——什么也不做，穷下去；找人借钱；转向非正规的地下金融机构，俗称高利贷。每一种听起来都不靠谱。
获得资产对于穷人脱贫，走上自强之路极其重要，否则会陷入穷困的恶性循环之中。而为穷人提供便利的“普惠金融”便尤其重要，能够让他们有翻身的资本。张韶华在《（普惠金融：一个文献的综述》一文里援引的参照数据是：“印度农村银行分支机构每增加1%，可以减少贫困率0.34%，增加产出0.55%，这主要归因于普惠金融使穷人更容易从事农业之外的工作。”
专门贷款给穷人自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一直到联合国2005年提出“普惠金融”这个概念，它才上升到一个系统理论的高度。而这个概念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写入了党的决议。各地也纷纷出台相关的具体政策，扶贫财政贴息贷款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以甘肃为例，2014年全省安排了“双业”（草食畜牧业和设施蔬菜产业）贴息贷款总额159.87亿元。
总之，扶持弱势群体的“普惠金融”是一个大大的政策红利，是挣扎于“金融沙漠”中弱势群体的甘霖。弱势群体也很期待，在某关于洛南贷款的报道中，政策刚刚实施两个月，一个村庄共有120户贫困户，便有20多户贷了款。
然而地方操作不当，救命水不仅可能半路打翻，还可能变成污水。
加利息的理由是为了防止个别贫困户懒惰，乱用钱。
洛南的贫困户祝三民当时想的是财政全额贴息，贷5万元一年5000多元利息不用自己负担。新政策调整后，政府只负担一半利息，另外一半得贫困户自己负担。无奈之下，祝三民到信用联社重新办了贷款手续。而他本身已经计划好要发展烤烟业务了。短短几个月就把政策改了是什么理由呢？洛南县扶贫开发局扶贫经济合作社副主任郑中文介绍：“个别贫困户并未将贴息贷款资金用到产业发展上，更有甚者将贴息资金转存银行吃利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郑主任用的是“个别”，而不是一些、多数或者全部这样的词语。可能是地方政府太过于苛刻，也有可能这只是地方财政不想出钱的借口。
对于这样的朝令夕改，《人民日报》的文章标题形容精准——惠民不能“半道跑了”。
比起惠民半道跑，更加疯狂的是贫民“被贷款”，不仅没实惠，还被坑了。
从没有利息到自己要出一半的利息，虽然让人感慨朝令夕改，但起码还是半吊子的惠民。在“普惠金融”中，最为严重的还是“被贷款”这回事。
既然是扶持弱势群体的贷款，当然有着政策红利，而当红利遇上了管理混乱的信联社等金融机构，便会形成巨大的贪腐黑洞。举一个最近的案例，今年7月，山西大同天镇县大量农民出现了“被贷款”的情形，有人利用他们的身份信息去冒名贷款，而初步审计结果是，从今年年初至7月16日，人行天镇县支行2015年共计查询个人信用报告2551笔，其中有267笔出现了“被贷款”情况，贷款额达1855.93万元，尚有大量金额未还清。一切都是一笔糊涂账，也让“被贷款”的穷人胆战心惊。
被贷款的山西天镇县农民欲哭无泪，此事现在也还没有官方说法。
农民“被贷款”这事非常普遍，而且往往积少成多，成为一个大数目。山西这个事情目前还没有进展和结论。再来看一个4月份黑龙江的案例。今年4月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播出的《谁让我背了债》讲的是邮政储蓄银行黑龙江某支行的事情。黑龙江巴彦县丰农村的村民们从来没贷过款，却被告知上了征信系统的黑名单。后来查明在近五六年的时间内，一个叫作徐大壮的民营企业家以205个村民的名义拿到了农村联保贷款（农村普惠性贷款的一种）2050万元，这些钱都被投入了房地产市场。然而，由于市场的不景气，这位徐企业家的资金链断了，最终露出了狐狸尾巴。
3个月内就曝光两个总金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被贷款”，常常被诟病内部管理不规范的信联社也就罢了，连要“标准化”得多的邮储银行也这样。所谓的“普惠”变成了“普坑”，贫穷者不仅贷不到款，还被坑出了风险。
岂能坑民时不管不顾不作为，反而个别民众可能“占便宜”时赶紧因噎废食。
前文提及的山西最新案例，农民一个个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排队去县人行查自己的信用报告，却被告知已经满额，要再预约查询，得等到2016年1月4日以后。一直到此事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后，才废除了这个搞笑的规定。连查询清楚都那么困难，还谈什么监督、更正、追责呢？这完全是不作为。
而可能存在占便宜、挪用贷款的个别案例，就立刻改政策实在是说不过去，本来金融机构放贷时一定需要承受一定的不良贷款率。一对比起来，简直荒唐可笑。 如此荒唐的朝令夕改，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对“普惠金融”的理解太偏差。
“普惠金融”是对弱势群体的服务，而不是施舍和赚钱方式。
来看看非常出名的孟加拉乡村小额贷款的例子。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小额贷款之父”尤努斯在创建服务于穷人的小额贷款银行时，进行了很多制度创新，例如创建了小组借贷制，申请人需要加入到一个由同样背景的人组成的5人小组中去，每一名组员的贷款需求都需要内部批准，起到互相监督和制约作用；而这5人在组成小组之后必须参加为期7天的全员政策培训，并且接受口试，这样能够让大字不识一个的弱势群体了解跟自己休戚相关的金融政策的意义，避免吃亏，也减少纠纷。总之，本身资源就少的弱势群体已经被市场化的金融系统给抛弃过一次了，作为补救的“普惠金融”自然应该对他们进行好补偿服务。
“普惠金融”最基本的一点是保护好弱势的金融消费者的权利，要对他们进行政策培训。
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却不是这么想的。一方面，他们认为这是任务，尤其是在国家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把金融服务“三农”作为考核的背景下，政绩冲动是少不了的；另一方面，他们也还在以传统的、赚钱的方式来思考“普惠金融”，一些“被贷款”案例暴露出来的是信贷员主动让大客户来“冒名”，因为大客户靠得住。有任务意识，有赚钱意识，却恰恰没有服务意识，所以在抱怨贫困农民不识字没有金融知识的同时，没有谁像孟加拉这样，好好地耐心地去教金融政策，甚至贴心地用“口试”而不是“笔试”来考试。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弱势群体根本占不了任何便宜，还大量地被人占便宜了，莫名其妙或是背了债，或者上了征信系统黑名单。
惠民不能“半道跑了”
今年3月，某地为扶持创业，推出财政贴息贷款，凡符合条件的贷款，两年内县财政全额贴息。可是到了7月，政策调整了，贴息资金财政只负担一半。一些贷款户感觉“被骗了”：“说好的政策红利怎么半道上跑了？”
一项惠民政策，刚开个头就变卦了，群众当然有意见。一开始拍胸脯啥都敢保证，事后却减少政策“含金量”，这无疑会削弱群众对政府的信任。事实上，一些地方出台政策、文件，经常很“任性”，政策“计划没有变化快”。如此朝令夕改，若不是当初决策太随意，就是现在太不把群众利益放心上，拿政策当儿戏。
保持政策延续性，是对一个地方治理能力的考验。中央一再要求“一张蓝图绘到底”，就是要给社会一个稳定的政策预期。相比具体的政策红利，它更有全局性的影响，千万别本末倒置。
陕西洛南的这笔贷款叫扶贫贴息贷款，顾名思义，是专门贷给贫困农民的。这种服务于弱势群体或者说贫困群体的贷款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作“普惠金融”。一般而言，商业银行是逐利的，愿意贷款给富人而不是穷人，因为前者经济状况好，金融知识和工具多，在金融机构的信用印象分也高，后者正好反之。这样的现象叫作“金融排斥”，顾名思义，有那么一部分赚钱能力和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弱势的人被排斥在了正常的金融服务之外，他们处于“金融沙漠”之中。一般来说，穷人、妇女和少数族裔这三大人群在世界各地受到的“金融排斥”最为明显。
中国的情况当然也是一样，即使是小额贷款，以前也和穷人关系不大。世行扶贫协商小组和中国普惠金融工作组在2012年发表的报告中提及：“从覆盖广度来说，小额贷款公司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尽管被称为‘小额贷款公司’，但它们并不倾向于服务贫困群体。2010年有2614家小额贷款公司为近50万客户提供了服务。但是其40万元人民币的平均贷款余额，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65倍。专家认为，大多数的小额贷款公司并不贷款给农民，而是向农村和城郊的第二和第三产业企业主提供贷款。”穷人如果想要翻身，在正规金融机构难以贷到款，那么只有3条路——什么也不做，穷下去；找人借钱；转向非正规的地下金融机构，俗称高利贷。每一种听起来都不靠谱。
获得资产对于穷人脱贫，走上自强之路极其重要，否则会陷入穷困的恶性循环之中。而为穷人提供便利的“普惠金融”便尤其重要，能够让他们有翻身的资本。张韶华在《（普惠金融：一个文献的综述》一文里援引的参照数据是：“印度农村银行分支机构每增加1%，可以减少贫困率0.34%，增加产出0.55%，这主要归因于普惠金融使穷人更容易从事农业之外的工作。”
专门贷款给穷人自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一直到联合国2005年提出“普惠金融”这个概念，它才上升到一个系统理论的高度。而这个概念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写入了党的决议。各地也纷纷出台相关的具体政策，扶贫财政贴息贷款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以甘肃为例，2014年全省安排了“双业”（草食畜牧业和设施蔬菜产业）贴息贷款总额159.87亿元。
总之，扶持弱势群体的“普惠金融”是一个大大的政策红利，是挣扎于“金融沙漠”中弱势群体的甘霖。弱势群体也很期待，在某关于洛南贷款的报道中，政策刚刚实施两个月，一个村庄共有120户贫困户，便有20多户贷了款。
然而地方操作不当，救命水不仅可能半路打翻，还可能变成污水。
加利息的理由是为了防止个别贫困户懒惰，乱用钱。
洛南的贫困户祝三民当时想的是财政全额贴息，贷5万元一年5000多元利息不用自己负担。新政策调整后，政府只负担一半利息，另外一半得贫困户自己负担。无奈之下，祝三民到信用联社重新办了贷款手续。而他本身已经计划好要发展烤烟业务了。短短几个月就把政策改了是什么理由呢？洛南县扶贫开发局扶贫经济合作社副主任郑中文介绍：“个别贫困户并未将贴息贷款资金用到产业发展上，更有甚者将贴息资金转存银行吃利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郑主任用的是“个别”，而不是一些、多数或者全部这样的词语。可能是地方政府太过于苛刻，也有可能这只是地方财政不想出钱的借口。
对于这样的朝令夕改，《人民日报》的文章标题形容精准——惠民不能“半道跑了”。
比起惠民半道跑，更加疯狂的是贫民“被贷款”，不仅没实惠，还被坑了。
从没有利息到自己要出一半的利息，虽然让人感慨朝令夕改，但起码还是半吊子的惠民。在“普惠金融”中，最为严重的还是“被贷款”这回事。
既然是扶持弱势群体的贷款，当然有着政策红利，而当红利遇上了管理混乱的信联社等金融机构，便会形成巨大的贪腐黑洞。举一个最近的案例，今年7月，山西大同天镇县大量农民出现了“被贷款”的情形，有人利用他们的身份信息去冒名贷款，而初步审计结果是，从今年年初至7月16日，人行天镇县支行2015年共计查询个人信用报告2551笔，其中有267笔出现了“被贷款”情况，贷款额达1855.93万元，尚有大量金额未还清。一切都是一笔糊涂账，也让“被贷款”的穷人胆战心惊。
被贷款的山西天镇县农民欲哭无泪，此事现在也还没有官方说法。
农民“被贷款”这事非常普遍，而且往往积少成多，成为一个大数目。山西这个事情目前还没有进展和结论。再来看一个4月份黑龙江的案例。今年4月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播出的《谁让我背了债》讲的是邮政储蓄银行黑龙江某支行的事情。黑龙江巴彦县丰农村的村民们从来没贷过款，却被告知上了征信系统的黑名单。后来查明在近五六年的时间内，一个叫作徐大壮的民营企业家以205个村民的名义拿到了农村联保贷款（农村普惠性贷款的一种）2050万元，这些钱都被投入了房地产市场。然而，由于市场的不景气，这位徐企业家的资金链断了，最终露出了狐狸尾巴。
3个月内就曝光两个总金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被贷款”，常常被诟病内部管理不规范的信联社也就罢了，连要“标准化”得多的邮储银行也这样。所谓的“普惠”变成了“普坑”，贫穷者不仅贷不到款，还被坑出了风险。
岂能坑民时不管不顾不作为，反而个别民众可能“占便宜”时赶紧因噎废食。
前文提及的山西最新案例，农民一个个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排队去县人行查自己的信用报告，却被告知已经满额，要再预约查询，得等到2016年1月4日以后。一直到此事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后，才废除了这个搞笑的规定。连查询清楚都那么困难，还谈什么监督、更正、追责呢？这完全是不作为。
而可能存在占便宜、挪用贷款的个别案例，就立刻改政策实在是说不过去，本来金融机构放贷时一定需要承受一定的不良贷款率。一对比起来，简直荒唐可笑。 如此荒唐的朝令夕改，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对“普惠金融”的理解太偏差。
“普惠金融”是对弱势群体的服务，而不是施舍和赚钱方式。
来看看非常出名的孟加拉乡村小额贷款的例子。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小额贷款之父”尤努斯在创建服务于穷人的小额贷款银行时，进行了很多制度创新，例如创建了小组借贷制，申请人需要加入到一个由同样背景的人组成的5人小组中去，每一名组员的贷款需求都需要内部批准，起到互相监督和制约作用；而这5人在组成小组之后必须参加为期7天的全员政策培训，并且接受口试，这样能够让大字不识一个的弱势群体了解跟自己休戚相关的金融政策的意义，避免吃亏，也减少纠纷。总之，本身资源就少的弱势群体已经被市场化的金融系统给抛弃过一次了，作为补救的“普惠金融”自然应该对他们进行好补偿服务。
“普惠金融”最基本的一点是保护好弱势的金融消费者的权利，要对他们进行政策培训。
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却不是这么想的。一方面，他们认为这是任务，尤其是在国家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把金融服务“三农”作为考核的背景下，政绩冲动是少不了的；另一方面，他们也还在以传统的、赚钱的方式来思考“普惠金融”，一些“被贷款”案例暴露出来的是信贷员主动让大客户来“冒名”，因为大客户靠得住。有任务意识，有赚钱意识，却恰恰没有服务意识，所以在抱怨贫困农民不识字没有金融知识的同时，没有谁像孟加拉这样，好好地耐心地去教金融政策，甚至贴心地用“口试”而不是“笔试”来考试。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弱势群体根本占不了任何便宜，还大量地被人占便宜了，莫名其妙或是背了债，或者上了征信系统黑名单。
惠民不能“半道跑了”
今年3月，某地为扶持创业，推出财政贴息贷款，凡符合条件的贷款，两年内县财政全额贴息。可是到了7月，政策调整了，贴息资金财政只负担一半。一些贷款户感觉“被骗了”：“说好的政策红利怎么半道上跑了？”
一项惠民政策，刚开个头就变卦了，群众当然有意见。一开始拍胸脯啥都敢保证，事后却减少政策“含金量”，这无疑会削弱群众对政府的信任。事实上，一些地方出台政策、文件，经常很“任性”，政策“计划没有变化快”。如此朝令夕改，若不是当初决策太随意，就是现在太不把群众利益放心上，拿政策当儿戏。
保持政策延续性，是对一个地方治理能力的考验。中央一再要求“一张蓝图绘到底”，就是要给社会一个稳定的政策预期。相比具体的政策红利，它更有全局性的影响，千万别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