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生眼中的北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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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北大旁听三年,记录了18位学者讲课的风格,展现了他们的风采。本文摘录了其中4位。
  周学农:“农哥”淡泊有禅机
  据说,周学农先生是哲学系的“四小天王”,粉丝无数,逸事良多。我在北大旁听期间,分别听了他开设的《坛经》、中国佛教史、佛教原著选读。中国佛教史课很受欢迎,属于全校通选,旁听生众多。印象最深的,当数他的《坛经》专题。
  周学农先生被人亲切称作“农哥”,虽然内有经书满腹,外有粉丝无数,然而毫无教授习气,始终平易近人,深厚的学养与“农哥”的风范完美结合!
  有次我问他,极乐世界是什么?学农先生说,极乐世界里无山、无水、无丘陵,十分平坦。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一般建筑,用杂宝拼凑而成,没有女人,没有地狱、饿鬼和畜生,那个世界非常好,没有痛苦,只有快乐,类似“高级佛学院”。
  某日佛经导读课,周先生早早讲完,一看时间尚多,便道:“不如我给你们讲故事吧。话说,我年轻时最好读《聊斋》,特别向往那种书生正深夜苦读,某个女鬼或狐精就飘进来了的情景。于是,租了个房子,每晚孤身夜读至深夜,等啊等啊,如是良久,终于有一天,门开了,有个女鬼飘进来了!我那个激动啊!仔细一看:唉,是个中老年女鬼。那女鬼看出我很失望,就说:你别这样,要过来的不是我,我是帮女儿看路来的……”
  讲完这个故事,全场皆寒。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三教教室那风吹雨朽的破门,“吱”一声开了,一位美眉探头进来(估计是找位子上自习的),发现里面在上课,就又关上门出去了。
  大家沉默3秒钟,终于撑不住,全场笑翻。
  可以用9个字来评价周先生:平常心,本分事,自在人。
  周先生不帅也不风趣,穿着带格子的衣服,上课以前总是提前来到教室,先调试好电脑,上完课后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走,很淡泊的一个人。
  陈平原:“脱离实际,闭门读书”
  陈平原先生的课,在北大是出名的受欢迎。
  研究生的讨论课,有本科生来蹭座;限定本专业的课,赶不走跨专业的学生;选在小教室的课,不得不搬到大教室;教室里的位子提前被抢占一空,正点来的学生,便只好坐在窗台上、地板上。
  陈先生是广东人,说话带有方言,把1927年说成“一九饿七年”,不过先生讲课心无旁骛,气定神闲,专心致志,丝丝相扣,记忆力惊人,口若悬河,思维敏捷,见解独特,低回婉转,余音绕梁,台风很好,一气呵成,知识广博非一般年轻学者所能做到。尤重学术的趣味,写得一手好的学术随笔,难得的是他对于“北大旁听生”十分关注,令我深深感动。
  陈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一介书生,“爱书成癖”,天生就是—个爱读书的种子。他说:“真正的读书种子就是将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觊觎在书中获得一些现实的利益。”陈先生在广州演讲时批评目前的中国大学“越来越像官场”,公开反对一流学者当校长。
  最先知道陈先生的名字是读了余杰的文章。余杰在文章里把陈先生描写成了一位风流才子。亲眼目睹,才知道陈先生乃是一位平和的学者,与“风流才子”无关。
  陈先生在课上大谈在现有学术体制下学术训练的必要,他说北大的学生不屑于规则性的东西,大部分很有才华,然而缺乏实际训练。北大的学生进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刚进去是天才少年,最后毕业变成问题少年。为什么呢?陈先生反思道,做学问太有才气的不行,太笨的也不行。北大的学生不缺乏才华、想象力和境界,缺乏的是学术规则的训练。四年下来,北大学生中优秀的比任何高校都优秀,差的比任何高校都差,差距很大。北大的好处在于,给天才留下空间。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陈先生着力训练学生怎么从事学术研究,大到如何选择角度、资料收集、引文、注释、参考书目、学术道德,小到台风、演讲、语气等等,陈先生一一细心指出,他告诫学生不要没学会行就学飞,要学会听、学会学、学会表演,要先进入学术境界再发挥。
  多年来,陈平原先生一直保持着学术著述和散文随笔两种文体的严格区分,自称在专业治学的基础上,有些人生感慨和社会思考能通过小品文字略为宣泄,借此保持一种“人间情怀”。陈先生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着人生、关注着社会,所谓“读书、写书之外,他以揽胜、访古为乐。是时:或春日,听群鸟低唱;或夏日,观红日喷薄;或秋日,踏风中落叶;或冬日,观星河浩茫”。
  陈平原先生说:“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弘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三句大白话中,隐含着一代读书人艰辛的选择。”在《学者的人间情怀》一文里他集中表达了他的观点,他关注的是“学术”,即便关心现实问题,也仅仅出于“人间情怀”,并对学者“越位”强烈的人世心态进行嘲讽。他认为这100年来中国学术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没有人愿意且能够“脱离实际,闭门读书”。
  钱理群:我们的“老钱”
  北大中文系师生习惯于称钱先生为“老钱”,我也喜欢这种称呼,感觉亲切。
  从1985年走向讲台给81级的学生讲鲁迅,到2002年正式退休,钱先生在北大连续给22届的学生讲了17年的鲁迅,其中还不包括给研究生开设的鲁迅、周作人研究的专题课。与其说钱先生是“研究鲁迅”,不如说是“拥抱鲁迅”。在北京大学,以至整个日益功利化的中国大学校园里,钱理群先生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注定是个异类。
  关于钱理群先生的讲课风采,曾经有听课者回忆道:“老钱擦完黑板并不将黑板擦放归讲台或者黑板支托,而是拿在左手,同时右手也捏着粉笔,继续激情澎湃、滔滔不绝地讲课。他双手不时在空中舞划着,这样一堂课下来,纷纷扬扬的粉笔灰落在他的头上、肩上和脸上,和他流出的汗混合在一起。不用说,老钱对一堂课的付出是很多的,而得到的回报是下课时的热烈掌声。”北大中文系的邵燕君女士称钱先生是中文系几级学生共同的精神导师.她这样回忆听钱先生讲课的情形:
  教室照例被挤得水泄不通,连窗户上都“挂”着人。讲演快开始时,通道的人群中闪出一条缝,有人说:“钱理群来了。”我朝教室门口望过去,只见一个又矮又胖的中年人踉踉跄跄地挤进来,脑袋硕大,头顶半秃,衣服好像也蒙着一层再也洗不出来的土灰色。   钱老师有话剧演员的天赋,他的嗓音低沉而浑厚,即使不用麦克风,声音也可以灌满一个一百多人的大教室。钱老师的讲课也极具表演性,手舞足蹈,头上冒着蒸气。这情景简直像一幅漫画,很多年以后,一些看过的朋友还会提起。当然,真正打动听众的是心灵深处的震撼和交融。那不是一个优秀演员的投入性表演,而是一个激情燃烧者的自我呈现。听钱老师讲课不是如沐春风,而是如浴圣火。他的声音里确实有一种魔力,能对人产生“催眠效果”。每次听完他的课,我都有种感觉,好像从剧场里走出来。但我并不觉得他营造的精神世界不真实,而是觉得现实的世界太涣散了。
  孙郁先生说他读钱先生的《心灵的探寻》时,感觉调子是惨烈的、悲怆的,也多少染有苦行僧的色泽。然而日常生活的他,却儒雅得很,与苍凉的韵致相距甚远。孙郁先生说他读钱氏描绘“鲁迅式”知识分子的论述,可以感到他内心的激情,并感叹道:“今后的大学讲坛.像他一样激情四射、颇有信念的老师,很难见到了。”
  王博:有哲学天分的人
  据闻,王博先生少年聪慧,15岁就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在北大读书10年,毕业后在北大任教,是易学大家朱伯先生的学生。他讲课爱用比喻,充满智慧的洞见。给我的感觉是,他悟性极高,是一个具有哲学天分的人。王博先生曾说过这样的例子:
  哲学系有冯友兰还有张岱年先生,他们都活到90多岁,说活到最长久的是哪个系,一定毫无疑问是北大哲学系,他们为什么能长寿?因为他们能装糊涂,他们有装糊涂的本领。再给各位举一个例子,一个滑头的哲学家怎么来保护自己?各位当然知道反右了,反右有一个指标,北大哲学系当时内定冯友兰是右派,但是毛主席说我们不能随便给人家摁住。冯先生老奸巨猾,他当时知道什么意思,当时党委找冯先生,说冯先生你对我们党和社会有什么意见吗?冯先生说没意见,问了三次都说没意见。你说真的没有意见吗?如果真没意见他就是傻瓜了,冯先生经过了多少人世间的沧桑。但是他知道如果他提意见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这时候他并不想当所谓的钢铁战士,不想当挡车的螳螂。因为你只会成为人们的笑料,这时候生存下来才是最重要的。这是大的智慧,所以他就选择不说话。我们说嘴功能第一吃饭,第二说话,第三是kiss,但是嘴巴最重要的功能是关和开,尤其是关,关就是闭嘴。其实闭嘴是装糊涂的重要表现。我们很多人经常憋不住,遇到一个事情非要显摆,非要说我知道这个东西,我知道这个东西,你自以为知道,结果你变成最笨的人。你这个人就很可能成为第一个牺牲品。所以有时候沉默比说话要显得更有智慧。此时无声胜有声。
  王博先生毕竟是研究过庄子的,他懂得庄子精神的深邃。表面上看来冯先生活得窝囊,没有尊严。实际上呢?并非如此。尊严是别人给的吗?尊严能依靠抗争获得吗?特别在那样一个荒唐扭曲的环境里,对外抗争能解决问题吗?依我看,冯先生就像庄子一样,根本就是不动心。这是对荒诞命运的承认,从而彻底放下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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