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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浙江省的6家农村合作银行获准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当地人民银行特意强调，这一举措系“恢复执行正常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不能理解为下调其存款准备金率”。
既然已经下调了，为何还要遮遮掩掩。不难理解，这或许是为了不让公众产生货币政策转向的预期。毕竟，通胀的压力还没有完全消除。
其实，消除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方式方法多的是，一味倚重数量型的高存款准备金率，弊端愈来愈显。当前高利贷犹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正是央行把控制货币供给的商业银行存准率维持在历史高位，却把调节货币需求的基准利率人为压得过低，导致货币市场供求严重失衡的结果。
当前实体经济资金捉襟见肘、全国各地高利贷盛极一时，调降目前过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也该是时候了。
货币市场极度扭曲
从去年1月份至今，央行已经连续12次上调存准率，大型金融机构的存准率已经高达21.5%的天花板，中小银行则达到19.5%。
这是一个什么水平，横向比较一下就知道了。在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以色列等国，存款准备金率为零；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中低收入国家，如新加坡、韩国、南非、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一般也都在1%到5%之间。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央行都降低或取消了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零准备金率正成为一种全球趋势。即使在美国、日本、欧盟等一些仍保留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国家，充足率的比例也在下降。
只有国内特立独行。在抗通胀的背景下，央行紧缩货币的常用手段，就是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今年9月，央行发文要求将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的交存范围以后，全国商业银行约16.5万亿元法定准备金交存到了央行。
如果非要说高存款准备金率是中国国情的需要，是“中国模式”，那也无话可说。但问题是，央行把控制货币供给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历史高位，却把调节货币需求的基准利率定得如此之低，这样麻烦就来了：货币供给“控得”如此之紧，而货币需求“吊得”如此之高，结果自然是货币市场上供求的极度扭曲。
当前，存款准备金率付息率1.62%，甚至比存款利率还低。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扩大缴存范围，从道理上讲，银行的净息差会缩小。但实际上，16家上市银行三季报披露的数据则显示，其平均净息差在上半年上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至2.5%左右。
众所周知，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是央行调控货币供给的主要数量工具；而央行的基准利率，则是调控货币需求的主要价格手段。但在这一轮货币紧缩中，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率与幅度远远高于加息。
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民间高利贷风起云涌。为此，决策层是否也该反思一下其中的政策性因素呢？
可贷资金严重不足
当前，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生存维艰，货币政策的微调已然适时而动，但是小打小闹已经不能解决问题，类似中小企业融资难这样的多年积症，得下猛药，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小微企业等经济社会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光靠央行口头呼吁远远不够。
目前银行是什么光景，决策层应该是清楚的。据央行今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披露，9月末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1.4%。按目前80万亿各项存款推算，理论上全国所有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大约也就1万多亿元。
或许缘于前几年的货币适度宽松，流动性泛滥已成惯性思维。然而目前真实的流动性状况，早已物是人非。
2010年1月的时候，狭义货币流通量（M1）、广义货币流通量（M2）增速分别为38.96%、25.98%，到今年10月，已然回落到了8.4%、12.9%。
最近有几个省市发行地方债，其发行利率大大低于市场预期，甚至比同期限的存款利率还要低。地方债比国债利率还低，不可能是市场价格的真实体现，如果据此认为商业银行体系资金就很充裕的话，那就大错特错。
事实是，国内货币信贷市场资金趋紧态势明显，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出现了因存款流失明显而导致贷款投放不足的问题，已经直接抑制了中小企业及三农领域的融资需求。
央行、银监会乃至最高决策层，不断表示要促进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并加大对“三农”、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可是，银行无钱可贷的局面不改观，那还不都是一句空话？
现在，差别下调部分农信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不否认是央行应对市场变化、货币政策更具针对性和灵活性的体现。但仅止于此远远不够，对于严重“贫血”的众多中小企业而言，这只是杯水车薪。
如果占有金融机构半壁江山的大型银行，继续被21.5%的高存准率绑住手脚，可贷资金严重不足的现状不会得到缓解。
在80多万亿元银行存款和78万多亿“天量”广义货币下，中国竟然出现了大面积“钱荒”。为什么就不能名正言顺地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呢？
既然已经下调了，为何还要遮遮掩掩。不难理解，这或许是为了不让公众产生货币政策转向的预期。毕竟，通胀的压力还没有完全消除。
其实，消除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方式方法多的是，一味倚重数量型的高存款准备金率，弊端愈来愈显。当前高利贷犹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正是央行把控制货币供给的商业银行存准率维持在历史高位，却把调节货币需求的基准利率人为压得过低，导致货币市场供求严重失衡的结果。
当前实体经济资金捉襟见肘、全国各地高利贷盛极一时，调降目前过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也该是时候了。
货币市场极度扭曲
从去年1月份至今，央行已经连续12次上调存准率，大型金融机构的存准率已经高达21.5%的天花板，中小银行则达到19.5%。
这是一个什么水平，横向比较一下就知道了。在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以色列等国，存款准备金率为零；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中低收入国家，如新加坡、韩国、南非、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一般也都在1%到5%之间。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央行都降低或取消了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零准备金率正成为一种全球趋势。即使在美国、日本、欧盟等一些仍保留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国家，充足率的比例也在下降。
只有国内特立独行。在抗通胀的背景下，央行紧缩货币的常用手段，就是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今年9月，央行发文要求将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的交存范围以后，全国商业银行约16.5万亿元法定准备金交存到了央行。
如果非要说高存款准备金率是中国国情的需要，是“中国模式”，那也无话可说。但问题是，央行把控制货币供给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历史高位，却把调节货币需求的基准利率定得如此之低，这样麻烦就来了：货币供给“控得”如此之紧，而货币需求“吊得”如此之高，结果自然是货币市场上供求的极度扭曲。
当前，存款准备金率付息率1.62%，甚至比存款利率还低。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扩大缴存范围，从道理上讲，银行的净息差会缩小。但实际上，16家上市银行三季报披露的数据则显示，其平均净息差在上半年上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至2.5%左右。
众所周知，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是央行调控货币供给的主要数量工具；而央行的基准利率，则是调控货币需求的主要价格手段。但在这一轮货币紧缩中，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率与幅度远远高于加息。
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民间高利贷风起云涌。为此，决策层是否也该反思一下其中的政策性因素呢？
可贷资金严重不足
当前，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生存维艰，货币政策的微调已然适时而动，但是小打小闹已经不能解决问题，类似中小企业融资难这样的多年积症，得下猛药，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小微企业等经济社会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光靠央行口头呼吁远远不够。
目前银行是什么光景，决策层应该是清楚的。据央行今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披露，9月末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1.4%。按目前80万亿各项存款推算，理论上全国所有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大约也就1万多亿元。
或许缘于前几年的货币适度宽松，流动性泛滥已成惯性思维。然而目前真实的流动性状况，早已物是人非。
2010年1月的时候，狭义货币流通量（M1）、广义货币流通量（M2）增速分别为38.96%、25.98%，到今年10月，已然回落到了8.4%、12.9%。
最近有几个省市发行地方债，其发行利率大大低于市场预期，甚至比同期限的存款利率还要低。地方债比国债利率还低，不可能是市场价格的真实体现，如果据此认为商业银行体系资金就很充裕的话，那就大错特错。
事实是，国内货币信贷市场资金趋紧态势明显，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出现了因存款流失明显而导致贷款投放不足的问题，已经直接抑制了中小企业及三农领域的融资需求。
央行、银监会乃至最高决策层，不断表示要促进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并加大对“三农”、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可是，银行无钱可贷的局面不改观，那还不都是一句空话？
现在，差别下调部分农信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不否认是央行应对市场变化、货币政策更具针对性和灵活性的体现。但仅止于此远远不够，对于严重“贫血”的众多中小企业而言，这只是杯水车薪。
如果占有金融机构半壁江山的大型银行，继续被21.5%的高存准率绑住手脚，可贷资金严重不足的现状不会得到缓解。
在80多万亿元银行存款和78万多亿“天量”广义货币下，中国竟然出现了大面积“钱荒”。为什么就不能名正言顺地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