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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中忧患意识源远流长，而毛泽东的一生中也充满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
关键词：传统文化；毛泽东；忧患意识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013-02
忧患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且十分浓厚，而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也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后者对前者既有继承，又有新的超越和发展。本文拟探讨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从一新的视角探讨毛泽东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忧患意识的指向
忧患意识是人们基于对现实世界危机的认知和预知能力，以否定性、批判性情绪情感为基础表现出来的一种对人生对社会的理性认识和感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毛泽东身上的忧患意识主要是对国家、民族的关注与忧虑，即忧国忧民情怀。其具体指向是国家之兴衰、民生之艰难。
(一)忧国情怀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以治国平天下为其一生抱负，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对国家前途命运十分关注，而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于是产生忧国情怀。治世则忧国家政治、经济诸多弊端，影响长治久安的因素。如西汉初期年轻的思想家贾谊对当时国家状况极为担忧，在著名的《治安策》中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1]贞观之治时期是唐朝的盛世，而马周居安思危，多次给唐太宗上书极言时政之弊[2]，也可说是一种治世的忧患意识。乱世则忧国运多舛、前途维艰。如民主革命家黄兴对当时中国大借外债的状况极为忧虑：“外债亡国，如影随形，埃及、波兰彰彰俱在。今我民国既陷此危境，若不力图补救，即蹈危亡。言念及此，忧心如焚。”[3]
毛泽东曾大量阅读中国文化典籍，受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这种忧国情怀的极大极深刻影响。
1912年，毛泽东读了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时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4]在青年时代，他读了郑观应《盛世危言》和《论中国有被列强刮分之影响》的小册子，开始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毛泽东多年以后回忆说：“我读到这些史实时，觉得祖国的将来，非常可忧。”[5]以后在参加革命时期，对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进而产生更大的忧虑，这促使他不断探寻救国救民之路，终于找到了马列主义，将中国引向了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愿望。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的忧国情怀又有了新的内容。他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千万不能“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6]而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具体来说，毛泽东的忧虑这一时期主要集中表现在三方面：其一，忧国家的安全与独立。在二战后“冷战”的阴影中，毛泽东意识到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担心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独特的战争忧患意识。其二，忧国家贫穷，担心重演“落后挨打”的历史悲剧。十分忧虑新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现状，“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6]为此他竭力探寻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操之过急，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忧国情怀。其三是忧“党变修”、“国变色”。五十年代后期，在国际共产主义中出现“修正主义”思潮，毛泽东对此十分担忧进而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内部已出现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为捍卫党的纯洁性、捍卫得之不易的社会主义政权，他不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当然，这种在对事实缺乏正确认识基础上产生的忧虑导致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其四是忧国家的最终统一，由于国际国内因素的制约，中国尚有香港、澳门、台湾问题没得到解决，毛泽东在逝世时念念不忘的两件事之一就是祖国统一问题，遗憾地说，这件事只能交给后人了。
(二)忧民情怀
中国文化传统中，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观点。因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人民生活疾苦十分关注，这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表现。如屈原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民情怀；晚唐诗人杜甫《三别》、《三吏》、《北征》等作品充分反映出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民情怀。
毛泽东对传统文化中的忧民情怀持赞赏态度且深受其影响。但基于近代中国特殊国情，毛泽东忧民有新的着眼点，一是忧国民身体素质孱弱，毛泽东在其早期著作《体育研究》中指出：“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也。”二是忧国民道德素质低下，“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法遍地皆污。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4]认为这是导致中国从近代开始落后的原因之一。三是忧人民生活困难，特别指向农民。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据全国人口的80％，而其生活却一直处于最低水平。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只有解决好广大农民的生活问题，才可能获得他们的支持拥护，革命才可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国家才可能稳固昌盛。1957年，毛泽东的一名卫士从农村探亲回来，带回糠窝头交给毛泽东，他禁不住掉下泪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的。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7]忧民之心十分急切。
二、忧患意识的特点
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有如下特点：
一是忧道不忧贫，勤于忧国，而拙于谋生。这跟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有关，所谓“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中表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见此屋，吾庐独受冻死亦足！”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忧乐均指向国家和人民。二是忧难断绝，即忧患有持久性，这是由于各种社会苦难在当时不可能根本解决，而自己又不断地关注现实，因此忧患也不可能得到最终解除，是以范仲淹等知识分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以进亦忧，退亦忧。”
毛泽东的忧患意识有相似特点。毛泽东为国为民忧劳一生，但自己生活却十分简朴。他从青年时代萌发的忧患意识到逝世都存在着，只不过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另外，毛泽东的忧患意识往往具有超前性和预见性。在党的历史上，每当发展到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告诫全体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如1944年，经过七年抗战，党内外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厌战情绪，对胜利后将遇到的新的危险缺乏思想准备，对国民党抱有幻想。时局在急剧变化，形势错综复杂，措置稍一失当，就会影响全局。毛泽东对此十分忧虑，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表达了这一心情：“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8]并将郭沫若总结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失败教训的《甲申三百所祭》作为党的整风文件，以期起到警示作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时，毛泽东就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9]。1953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不但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时期内还是一个大问题。”[10]反映了毛泽东对建国之后党和政府中存在和将继续存在的诸多问题十分关注和担忧。
三、解除忧愁方式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忧患之心略同，解愁方式则相异，一般有三种：一是积极入仕，通过为官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实现报国报民的宿愿。如王安石对宋朝政治经济积弊忧心如焚，其办法是进行改革，是所谓：“为国忧者，新法变。”二是发愤著书立说，当入仕之途被阻，忧国忧民情绪往往渲泄于笔端。屈原之《离骚》、司马迁之《史记》，大皆类此。三是寄情山水，遁世隐身，突出者如东晋陶渊明；或借杯中之物以解忧愁，典型如嵇康。
毛泽东有忧国忧民之心，但更有乐观主义精神，在对国家、民族的现状充满忧虑的同时，又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在《民众的大联合》中他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同时，在这种乐观主义精神的指引下，毛泽东又积极探寻解除国家民族忧患的实际道路。在青年时代他就提出过多种救国救民具体方案。如针对国民体质虚弱，提出加强体育锻炼；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毛泽东创办了新民学会。在积极追寻救国救民之途中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虽然在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了一些失误，但这是在积极探索、不断消除忧患过程中的失误。总之，毛泽东敢于直面忧患，积极探索，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这是前人所不能比拟的。
参考文献：
[1]汉书·贾谊传［Z].
[[2]新唐书·马周传[Z].
[3]黄兴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88.
[4]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1，305.
[5]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7.
[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73，848- 849.
[7]权延赤.红墙内外[M].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49.
[8]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41－242.
[9]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9.
[10]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3.
关键词：传统文化；毛泽东；忧患意识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013-02
忧患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且十分浓厚，而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也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后者对前者既有继承，又有新的超越和发展。本文拟探讨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从一新的视角探讨毛泽东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忧患意识的指向
忧患意识是人们基于对现实世界危机的认知和预知能力，以否定性、批判性情绪情感为基础表现出来的一种对人生对社会的理性认识和感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毛泽东身上的忧患意识主要是对国家、民族的关注与忧虑，即忧国忧民情怀。其具体指向是国家之兴衰、民生之艰难。
(一)忧国情怀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以治国平天下为其一生抱负，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对国家前途命运十分关注，而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于是产生忧国情怀。治世则忧国家政治、经济诸多弊端，影响长治久安的因素。如西汉初期年轻的思想家贾谊对当时国家状况极为担忧，在著名的《治安策》中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1]贞观之治时期是唐朝的盛世，而马周居安思危，多次给唐太宗上书极言时政之弊[2]，也可说是一种治世的忧患意识。乱世则忧国运多舛、前途维艰。如民主革命家黄兴对当时中国大借外债的状况极为忧虑：“外债亡国，如影随形，埃及、波兰彰彰俱在。今我民国既陷此危境，若不力图补救，即蹈危亡。言念及此，忧心如焚。”[3]
毛泽东曾大量阅读中国文化典籍，受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这种忧国情怀的极大极深刻影响。
1912年，毛泽东读了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时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4]在青年时代，他读了郑观应《盛世危言》和《论中国有被列强刮分之影响》的小册子，开始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毛泽东多年以后回忆说：“我读到这些史实时，觉得祖国的将来，非常可忧。”[5]以后在参加革命时期，对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进而产生更大的忧虑，这促使他不断探寻救国救民之路，终于找到了马列主义，将中国引向了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愿望。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的忧国情怀又有了新的内容。他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千万不能“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6]而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具体来说，毛泽东的忧虑这一时期主要集中表现在三方面：其一，忧国家的安全与独立。在二战后“冷战”的阴影中，毛泽东意识到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担心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独特的战争忧患意识。其二，忧国家贫穷，担心重演“落后挨打”的历史悲剧。十分忧虑新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现状，“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6]为此他竭力探寻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操之过急，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忧国情怀。其三是忧“党变修”、“国变色”。五十年代后期，在国际共产主义中出现“修正主义”思潮，毛泽东对此十分担忧进而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内部已出现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为捍卫党的纯洁性、捍卫得之不易的社会主义政权，他不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当然，这种在对事实缺乏正确认识基础上产生的忧虑导致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其四是忧国家的最终统一，由于国际国内因素的制约，中国尚有香港、澳门、台湾问题没得到解决，毛泽东在逝世时念念不忘的两件事之一就是祖国统一问题，遗憾地说，这件事只能交给后人了。
(二)忧民情怀
中国文化传统中，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观点。因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人民生活疾苦十分关注，这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表现。如屈原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民情怀；晚唐诗人杜甫《三别》、《三吏》、《北征》等作品充分反映出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民情怀。
毛泽东对传统文化中的忧民情怀持赞赏态度且深受其影响。但基于近代中国特殊国情，毛泽东忧民有新的着眼点，一是忧国民身体素质孱弱，毛泽东在其早期著作《体育研究》中指出：“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也。”二是忧国民道德素质低下，“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法遍地皆污。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4]认为这是导致中国从近代开始落后的原因之一。三是忧人民生活困难，特别指向农民。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据全国人口的80％，而其生活却一直处于最低水平。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只有解决好广大农民的生活问题，才可能获得他们的支持拥护，革命才可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国家才可能稳固昌盛。1957年，毛泽东的一名卫士从农村探亲回来，带回糠窝头交给毛泽东，他禁不住掉下泪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的。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7]忧民之心十分急切。
二、忧患意识的特点
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有如下特点：
一是忧道不忧贫，勤于忧国，而拙于谋生。这跟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有关，所谓“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中表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见此屋，吾庐独受冻死亦足！”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忧乐均指向国家和人民。二是忧难断绝，即忧患有持久性，这是由于各种社会苦难在当时不可能根本解决，而自己又不断地关注现实，因此忧患也不可能得到最终解除，是以范仲淹等知识分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以进亦忧，退亦忧。”
毛泽东的忧患意识有相似特点。毛泽东为国为民忧劳一生，但自己生活却十分简朴。他从青年时代萌发的忧患意识到逝世都存在着，只不过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另外，毛泽东的忧患意识往往具有超前性和预见性。在党的历史上，每当发展到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告诫全体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如1944年，经过七年抗战，党内外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厌战情绪，对胜利后将遇到的新的危险缺乏思想准备，对国民党抱有幻想。时局在急剧变化，形势错综复杂，措置稍一失当，就会影响全局。毛泽东对此十分忧虑，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表达了这一心情：“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8]并将郭沫若总结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失败教训的《甲申三百所祭》作为党的整风文件，以期起到警示作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时，毛泽东就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9]。1953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不但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时期内还是一个大问题。”[10]反映了毛泽东对建国之后党和政府中存在和将继续存在的诸多问题十分关注和担忧。
三、解除忧愁方式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忧患之心略同，解愁方式则相异，一般有三种：一是积极入仕，通过为官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实现报国报民的宿愿。如王安石对宋朝政治经济积弊忧心如焚，其办法是进行改革，是所谓：“为国忧者，新法变。”二是发愤著书立说，当入仕之途被阻，忧国忧民情绪往往渲泄于笔端。屈原之《离骚》、司马迁之《史记》，大皆类此。三是寄情山水，遁世隐身，突出者如东晋陶渊明；或借杯中之物以解忧愁，典型如嵇康。
毛泽东有忧国忧民之心，但更有乐观主义精神，在对国家、民族的现状充满忧虑的同时，又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在《民众的大联合》中他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同时，在这种乐观主义精神的指引下，毛泽东又积极探寻解除国家民族忧患的实际道路。在青年时代他就提出过多种救国救民具体方案。如针对国民体质虚弱，提出加强体育锻炼；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毛泽东创办了新民学会。在积极追寻救国救民之途中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虽然在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了一些失误，但这是在积极探索、不断消除忧患过程中的失误。总之，毛泽东敢于直面忧患，积极探索，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这是前人所不能比拟的。
参考文献：
[1]汉书·贾谊传［Z].
[[2]新唐书·马周传[Z].
[3]黄兴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88.
[4]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1，305.
[5]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7.
[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73，848- 849.
[7]权延赤.红墙内外[M].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49.
[8]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41－242.
[9]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9.
[10]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