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中兴事件就像是过山车，让人胆颤心惊。据变化无常的川普自我披露，中兴有望解禁，前提是满足美方提出的条件。中兴虽属个案，但此次也曝出了中国“芯”痛的真正命门。一些专业人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芯片技术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之远不是一点两点的问题。
　　这并非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虽然近年华为发展势头迅猛，但中兴的技术实力至少在国内同行中仍旧首屈一指。“2010年至2017年，中兴通讯已连续8年位居国际专利申请量全球前三，是唯一连续8年获此殊荣的中国企业”。即便如此，中兴坦言，如果美国禁令不取消，中兴完全有可能休克。更有甚者悲观地指出，那样的话中兴将会“猝死”。
　　中兴命运最终归宿仍旧扑朔迷离，可以肯定的是，中兴之痛不仅折射出中国芯片行业的普遍短板，这一事件同时也为本书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即一个国家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啃掉技术这块骨头，必须努力构建创新与市场完美结合的全新体系。换句话说，在同一行业里，后发优势虽不无道理，但不能因此而无视领先者的诸多优势。事实上，在讲究持续投入，持续积累的尖端技术行业，踏踏实实地追赶或许才是真正的捷径。
　　经济学本来也是一门规律学科，未来发展趋势往往蕴藏于过往的历史之中。作者许涛梳理了英国、德国、美国、法国、苏联和日本等国发展历程，通过分析这些国家发展特点，总结出一条超越式增长规律。因为超越式增长，所以英国和美国等才会成长为一个时期的全球经济霸主。
　　所谓超越式增长，就是经济增长模式和路径越出原来的轨迹，提升至新的轨迹，并带来经济效率的显著提升，以及经济活动广度和深度的明显拓展。不难看出，许涛定义的超越式增长必须具备这么三大特点：一是经济增长模式明显区别于传统模式，因为东施效颦永远无法成为西施，更别谈超越；二是经济增速显著，显著的程度足以支撑国家持续高速发展，直至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三是经济活动变化不仅仅局限于少数几个行业，而是对几乎整个社会均会带来深刻的影响。
　　许涛认为，实现超越式经济增长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首要的决定因素，就是突破型技术的产生及应用”，正所谓“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其次是巨大的“市场容量”，毕竟市场才是检验突破型技术效益的“试金石”。
　　有必要说明的是，许涛这里所说的突破性技术并非头脑发热的天马行空，其源头是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概念。熊彼特所指的创造性破坏本是价格竞争的结果，落脚点是创新。许涛在这里将熊彼特的观点进一步具化到技术层面，认为正是因为一些颠覆性技术的持续出现，才使得英国、美国等国经济实现飞跃式发展。如“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浪潮，促使英国带头实现了产业革命”，使得英国国力突飞猛进，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还有，“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以爱迪生发明电灯为开端，以电力技术为代表，形成了突破型创新的连锁反应，使1860年以前还处于落后状态的美国，只用30年的时间便跃居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并超过德国成为新的世界科技与经济中心”。从电气时代到网络时代，美国是全球当之无愧的技术领跑者，这也是中国摆脱“芯”病的有力镜鉴。
　　相比之下，历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曾经是占有大量殖民地的‘大国’，但由于缺乏科技创新的支撑，只能‘昙花一现’”。而德国、前苏联和日本虽然在经济发展上也曾迎来了“史上最好的增长时光”，但由于他们只是对国际既有尖端技术的模仿，即便做到极致，再往前是难以实现对传统技术的颠覆，所以无法有效培育出足以影响全球的创新产业，自然无法真正超越前行者。
　　有趣的是，虽然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本书中被大书特书，但荷兰乌特列支大学经济史教授扬·卢滕·范赞登曾经冷静地指出，“工业革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过程的结果”。“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在制度、人力资本形成以及经济绩效三个方面都具有（持续）突出的表现”，而“工业革命是内在激励、经济结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形成之间特别互动的产物”，因此，“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阶段（才）是通向‘腾飞’的工业革命的一条‘漫长的跑道’”（《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
　　顺着范赞登的逻辑思索我们不难得出，如果没有各种社会机制形成的这条“漫长的跑道”，英国就不可能培育出那么多优秀的创新人才。如果没有社会对创新人才的尊重乃至物质激励，创新就很难形成良性循环。不知什么时候，“美国衰退论”此起彼伏，似乎美国垂垂老矣，奄奄一息——中兴事件无异于醍醐灌顶。
　　许涛推崇技术，但又不迷信技术因素决定论。他清醒地认识到“历史上很多在技术创新方面走在前沿的国家并未因此而实现大发展。如古代中国、16世纪的意大利、17世纪的荷兰，它们都曾在某些技术创新方面走在世界的最前列，但由于这些技术关没有太多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仅仅被用于某些特殊的领域或特殊的群体，最终停止了发展的脚步”。
　　我们的历史上并不缺乏这样鲜活的案例。1793年，当英国使臣马戛尔尼送给乾隆上千件象征工业革命成就的商品作为礼物时，乾隆以“奇技淫巧”之名将这些礼物深锁库房。七十多年后，当第一条铁路出现在北京城外时，引得朝廷上下惊恐万分，结果一拆了之。可以想见，在极度畏惧新生事物的环境中，死守落后显然更有利于生存。
　　许涛指出，“技术创新尤其是突破型的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观原动力，而市场容量则是经济增长的客观原动力。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扩大市场容量的路径有两个，即城市化和全球化。
　　许涛写本书，本意是为中国发展寻路。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发展，而随着各种“红利”逐渐见顶，转变发展动能自然成为新的着力点。大力推进突破型技术创新是首先必须直面的课题。从英美等国家发展规律来看，实现这一突破需要持续改善社会环境，逐渐形成最有利于激励创新的氛围。
　　相比之下，扩大市场容量方面我们仍有巨大潜力可挖。截至2017年底，我国城镇化率61.55%。而发达国家城镇化率普遍在80%以上。当然城镇化率不是简单的洗脚上楼，还涉及城乡差距等多方面的复杂问题。突破这些问题，意味着身份差别减少，意味着生活环境的公平，本质上就是市场扩容。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既是对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激活，同时也是借此为“丝路”沿线欠发达国家的一次“赋能”。
　　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超越式发展并非一条触手可及的坦途，相反，需要数十年的持续改进，这就像范赞登所描述的英国工业革命后经济腾飞一样。真正的困难或是，那些好不容易驶入超越式发展轨道的国家，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勇于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而是偏向于借助自身实力优势，对后来者要么使绊子，要么赤裸裸地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