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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地外文明是否存在的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但与其相关的理论探讨、实施方案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争议，已成为科学史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
17世纪之前。与其相关的探讨主要限于一些哲学家的纯思辨性构想。17世纪初望远镜发明后，开普勒、伽利略等人基于一系列观测经验，对月球的可居住性进行了讨论。这场讨论延续了整个17世纪，至19世纪还余波未了。到了19世纪末期，关于火星运河和火星生命的争论，则成了最受关注的科学问题之一。当时的很多天文学家着力于提高自己手中望远镜的观测精度。为的可能只是希望在这场争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话语权。此种情形曾惹得英国天文学家爱德华·蒙德埋怨说：
“行星研究领域被杂乱无章的业余成果所占领……自1877年以来，最先进的望远镜……全部把观测方向对准了火星，最出色和最有经验的专业天文学家，也毫不羞愧地把时间全部用于火星研究上。”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科学人士掀起了寻找地外文明的热潮——搜寻来自地外文明的信息，或是主动向地外文明发送信息。在以往国内的公共话语中，这两种行动都被视为纯粹的科学问题，而且都只具有完全正面的价值。但事实上。这两种行动在欧美科学界都引发了相当严重的争议。
1960年，美国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发起了搜寻地外文明(sETI)的第一个实验项目——“奥兹玛”计划。1年后，第一次SET[会议在美国绿岸举行。其后，别的SETI项目随即相继展开，并一直持续至今。
SETI的上马动工，和两项理论乐观的引导有关。1959年，天文学家科科尼和莫里森发表了文章《寻求星际交流》(如今它已被该领域研究者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其中提出了利用无线电搜索银河系其他文明的构想。稍后，德雷克在美国绿岸举行的第一次SETI会议上，提出了“德雷克方程”，用于估测银河系中可能存在地外文明的星球数量。
SETI计划自开展以来，在科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与萨根、德雷克以及莫里森等人在此事上的激进与乐观相比，以物理学家弗兰克·蒂普勒为代表的另外一些科学家，对此则持审慎的保守态度。
SETI历经差不多10年，始终一无所获。20世纪70年代，与SETI相对的另一种试图接触地外文明的实践手段——向地外文明发送信息(METI)，或又称“主动SETI”，开始被提上日程。
METI基于这样一个猜想：人类之所以还没有发现外星文明的踪迹，只是因为它们还没有发现我们；为了让其及早发现我们，可以向外太空发射定位无线电信号，告知地外文明人类的存在。到目前为止，较有影响的METI项目共实施了4次，见下表。
METI自实施以来，在科学界也引起了颇多争议。1974年11月6日，在第一个星际无线电信息通过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被送往M13球状星团后。这一年的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射电天文学家马汀·赖尔随即发表一项反对声明，警告说“……外太空的任何生物都有可能是充满恶意而又饥肠辘辘的”，并呼吁颁布国际禁令，专门针对地球上那些妄图与地外生命建立联系和向其传送信号的任何做法。
赖尔的这项声明，随后得到了一些科学人士的声援。他们认为，METI有可能是一项因少数人不计后果的好奇和偏执，而为整个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的冒险计划。人类目前并不清楚地外文明是否都是仁慈的——或者说，对地球上的人类而言，即便真的和一个仁慈的地外文明进行了接触，也不一定会得到严肃的回应。在此种情形下，处于宇宙文明等级最低端的人类贸然向外太空发射信号，将会泄露自己在太空中的位置，从而招致那些具有侵略性的文明的攻击。而且，地球上所发生的历史一再证明，当相对落后的文明遭遇另外一个先进文明的时候，几乎毫无例外，结果就是灾难。
同样站在反对METI立场上的以写科幻而知名的科学家大卫·布林，则颇具想象力地猜测说，人类之所以未能发现任何地外文明的踪迹(布林将其称为“大沉默”)，有可能是因为一种还不为人类所知晓的危险让所有其他宇宙文明保持沉默，而人类所实施的METI计划，无异于宇宙丛林中的自杀式呼喊。在一篇文章中，布林提醒METI的支持者们：
“如果高级地外智慧生命是如此大公无私……然而却仍然选择沉默……我们难道不应该考虑以它们为榜样，选择和它们一样的做法?至少稍稍观望一下?很有可能，它们沉默是因为它们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而物理学家弗兰克·蒂普勒在发表于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历数了萨根、霍伊尔、德雷克等人类似的书面言论后，很尖锐地指责说，这些对地外文明持拥护态度的科学家，他们抱有的希望地外文明可以充当人类“救世主”的热情，已经到了带有“半宗教动机”的地步。
而作为METI必要性的辩护理由，萨特塞夫对布林等人所呼吁的人类只需实施SETI而应禁止进行METI的做法，质问说：“如果自己都不乐意发出声响，又怎能问心无愧地期望他的宇宙同伴们做出反应?”这就是萨特塞夫著名的SETI悖论。换言之，从宇宙尺度上来考虑的话，如果没有一个宇宙文明认为有向其他文明发射信号的必要，那么SET[所实施的单向搜索其实毫无意义，它注定将永远一无所获。
不过，与此相对的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从地球辐射到太空中的无线电波，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每天24小时连续运行、担负着一些国家安全防御任务和作为星际冲撞预警体系的军方雷达系统，它们所发射出的无线电信号，已经让地球文明在宇宙中很醒目地暴露了其存在位置，地外智慧生命——如果它们的确存在的话——迟早都会发现这些信号。所以，对人类而言，现在保持沉默为时已晚。
但一些科学人士指出，这种观点作为支持METI的间接论据，尽管流传甚广，但并非如它表面看起来那样具有说服力。因为，一般而言，军方雷达信号在几光年的范围内就已消散到了星际噪声水平之下，很难被探测到。相较而言，通过大型射电天文望远镜发射的定位传输信号就不一样，它们的传输功率比前者强了好多个量级，更容易被捕获到。
所以，为了避免这些逐渐划过天区的辐射信号被那些“星际入侵者”探测到，就有必要禁止所有和雷达探测有关的活动——而这种做法毫无疑问是不切合实际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能被一些居住在母恒星附近年轻的Ⅰ型文明探测到地球信号，进行定位信号发射是必要的。(待续)
17世纪之前。与其相关的探讨主要限于一些哲学家的纯思辨性构想。17世纪初望远镜发明后，开普勒、伽利略等人基于一系列观测经验，对月球的可居住性进行了讨论。这场讨论延续了整个17世纪，至19世纪还余波未了。到了19世纪末期，关于火星运河和火星生命的争论，则成了最受关注的科学问题之一。当时的很多天文学家着力于提高自己手中望远镜的观测精度。为的可能只是希望在这场争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话语权。此种情形曾惹得英国天文学家爱德华·蒙德埋怨说：
“行星研究领域被杂乱无章的业余成果所占领……自1877年以来，最先进的望远镜……全部把观测方向对准了火星，最出色和最有经验的专业天文学家，也毫不羞愧地把时间全部用于火星研究上。”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科学人士掀起了寻找地外文明的热潮——搜寻来自地外文明的信息，或是主动向地外文明发送信息。在以往国内的公共话语中，这两种行动都被视为纯粹的科学问题，而且都只具有完全正面的价值。但事实上。这两种行动在欧美科学界都引发了相当严重的争议。
1960年，美国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发起了搜寻地外文明(sETI)的第一个实验项目——“奥兹玛”计划。1年后，第一次SET[会议在美国绿岸举行。其后，别的SETI项目随即相继展开，并一直持续至今。
SETI的上马动工，和两项理论乐观的引导有关。1959年，天文学家科科尼和莫里森发表了文章《寻求星际交流》(如今它已被该领域研究者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其中提出了利用无线电搜索银河系其他文明的构想。稍后，德雷克在美国绿岸举行的第一次SETI会议上，提出了“德雷克方程”，用于估测银河系中可能存在地外文明的星球数量。
SETI计划自开展以来，在科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与萨根、德雷克以及莫里森等人在此事上的激进与乐观相比，以物理学家弗兰克·蒂普勒为代表的另外一些科学家，对此则持审慎的保守态度。
SETI历经差不多10年，始终一无所获。20世纪70年代，与SETI相对的另一种试图接触地外文明的实践手段——向地外文明发送信息(METI)，或又称“主动SETI”，开始被提上日程。
METI基于这样一个猜想：人类之所以还没有发现外星文明的踪迹，只是因为它们还没有发现我们；为了让其及早发现我们，可以向外太空发射定位无线电信号，告知地外文明人类的存在。到目前为止，较有影响的METI项目共实施了4次，见下表。
METI自实施以来，在科学界也引起了颇多争议。1974年11月6日，在第一个星际无线电信息通过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被送往M13球状星团后。这一年的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射电天文学家马汀·赖尔随即发表一项反对声明，警告说“……外太空的任何生物都有可能是充满恶意而又饥肠辘辘的”，并呼吁颁布国际禁令，专门针对地球上那些妄图与地外生命建立联系和向其传送信号的任何做法。
赖尔的这项声明，随后得到了一些科学人士的声援。他们认为，METI有可能是一项因少数人不计后果的好奇和偏执，而为整个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的冒险计划。人类目前并不清楚地外文明是否都是仁慈的——或者说，对地球上的人类而言，即便真的和一个仁慈的地外文明进行了接触，也不一定会得到严肃的回应。在此种情形下，处于宇宙文明等级最低端的人类贸然向外太空发射信号，将会泄露自己在太空中的位置，从而招致那些具有侵略性的文明的攻击。而且，地球上所发生的历史一再证明，当相对落后的文明遭遇另外一个先进文明的时候，几乎毫无例外，结果就是灾难。
同样站在反对METI立场上的以写科幻而知名的科学家大卫·布林，则颇具想象力地猜测说，人类之所以未能发现任何地外文明的踪迹(布林将其称为“大沉默”)，有可能是因为一种还不为人类所知晓的危险让所有其他宇宙文明保持沉默，而人类所实施的METI计划，无异于宇宙丛林中的自杀式呼喊。在一篇文章中，布林提醒METI的支持者们：
“如果高级地外智慧生命是如此大公无私……然而却仍然选择沉默……我们难道不应该考虑以它们为榜样，选择和它们一样的做法?至少稍稍观望一下?很有可能，它们沉默是因为它们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而物理学家弗兰克·蒂普勒在发表于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历数了萨根、霍伊尔、德雷克等人类似的书面言论后，很尖锐地指责说，这些对地外文明持拥护态度的科学家，他们抱有的希望地外文明可以充当人类“救世主”的热情，已经到了带有“半宗教动机”的地步。
而作为METI必要性的辩护理由，萨特塞夫对布林等人所呼吁的人类只需实施SETI而应禁止进行METI的做法，质问说：“如果自己都不乐意发出声响，又怎能问心无愧地期望他的宇宙同伴们做出反应?”这就是萨特塞夫著名的SETI悖论。换言之，从宇宙尺度上来考虑的话，如果没有一个宇宙文明认为有向其他文明发射信号的必要，那么SET[所实施的单向搜索其实毫无意义，它注定将永远一无所获。
不过，与此相对的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从地球辐射到太空中的无线电波，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每天24小时连续运行、担负着一些国家安全防御任务和作为星际冲撞预警体系的军方雷达系统，它们所发射出的无线电信号，已经让地球文明在宇宙中很醒目地暴露了其存在位置，地外智慧生命——如果它们的确存在的话——迟早都会发现这些信号。所以，对人类而言，现在保持沉默为时已晚。
但一些科学人士指出，这种观点作为支持METI的间接论据，尽管流传甚广，但并非如它表面看起来那样具有说服力。因为，一般而言，军方雷达信号在几光年的范围内就已消散到了星际噪声水平之下，很难被探测到。相较而言，通过大型射电天文望远镜发射的定位传输信号就不一样，它们的传输功率比前者强了好多个量级，更容易被捕获到。
所以，为了避免这些逐渐划过天区的辐射信号被那些“星际入侵者”探测到，就有必要禁止所有和雷达探测有关的活动——而这种做法毫无疑问是不切合实际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能被一些居住在母恒星附近年轻的Ⅰ型文明探测到地球信号，进行定位信号发射是必要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