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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穷而后工”，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中一个非常传统的观点。从发端于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申述他受官刑的奇耻大辱后，决心“发惯著书”起，到唐代韩愈倡导“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音易好”（《荆潭唱和诗序》）之说，宋代欧阳修则更进一步发挥到极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愈穷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这些立论提示出我国封建社会的一条诗歌创作规律，即：作者愈接近底层民众，愈能反映民众的呼声，作者自身遭受的苦难愈大，义愤愈深，那么，在作品里对现实的抨击愈深刻锐利，作品愈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