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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毛泽东非常倚重陈云，在延安时期、新中国筹备和成立初期、“大跃进”运动遇挫后3次点将陈云。陈云受命于关键时刻，迎难而上，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
延安时期
1944年3月6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派陈云同志为西北中央局委员并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该办事处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下决心调陈云去抓财经工作，主要原因是陕甘宁边区当时面临着严重的财经困难，迫切需要加强这方面工作的组织领导力量。
陈云到西北财经办事处后，首先解决的是金融波动、物价猛涨的问题。当时，边区的对外经贸，出口的主要是食盐，进口的主要是布匹和粮食。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企图“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并千方百计阻止边区食盐出口，致使边区不仅存在进口大于出口的入超，而且存在进口货贵、出口货便宜的不等价交换。经过调查研究，陈云将西北财经办事处物资局改为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统一管理边区的对外贸易，并总结国民党封锁状态下对外经贸的经验，通过物物交换、提高土产出口价格等办法，争取市场的主动，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
在陈云的领导下，边区进出口两方面都扭转了被动局面，稳住了物价，改善了百姓生活。
为了进一步改善边区财政状况，陈云提出“生产第一，外贸第二，财政开支第三”的方针，强调要正确处理“小公”和“大公”的关系，局部服从全局，眼前服从长远，小痛服从大痛。这不仅克服了一些单位存在的大量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而且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的生产发展，为大批干部、部队出发开辟新解放区做了重要的经济准备。
新中国筹备和成立初期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郑重决定，把整个财经工作委托给陈云来抓。陈云受命之后，一边筹备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簡称“中财委”），一边通盘考虑全国性的财政经济问题。
上海解放后，不法金融投机势力利用人们担心钞票贬值的心理，掀起银元投机风潮。鉴于形势严峻，市场秩序混乱，人心波动不安，华东局于6月7日晚召开会议，决定采取断然手段，查封银元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向中央报告后，毛泽东亲自回电话表示赞同。与此同时，陈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6月8日下发华东局、上海市委。在毛泽东、陈云的指导下，上海市军管会6月10日查封了上海证券大楼，逮捕了200多名证据确凿的银元投机操纵者，接着又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以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宣传攻势三管齐下，取得了“银元之战”的胜利。
不甘失败的投机家，很快又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机会，转向大米、纱布和煤炭投机，导致全国物价猛涨。陈云领导中财委深入分析复杂多变的局势，决定于1949年11月中旬采取收缩银根、调运粮棉、抛售物资等办法，一举稳定物价。11月13日，他起草了对全国物价猛涨所采方针的指示。毛泽东看后，立刻批示“即刻发”，并在旁边加了着重号。陈云坐镇中财委运筹帷幄，沉着地指挥贸易、银行、财政三方协同作战，各大城市统一行动。11月25日之前，各地将粮食、纱布等主要物资调集于重要地点，设法紧缩通货、抓紧税收。准备妥当后，11月25日各大城市集中抛售，一举稳定了物价。
尽管接连取得“银元之战”和“粮棉之战”的胜利，陈云的态度仍然十分冷静。陈云又领导完成了发行公债、增加税收等重要工作，特别是在初步统一税政、粮政、盐政、路政、邮政、水政等方面的基础上，实现了财政经济统一管理。
对此，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并夸奖陈云是能人。
“大跃进”运动遇挫后
从1957年底开始，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国家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就发动了。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泛滥开来。
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整顿国民经济，毛泽东再次提出让陈云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陈云立刻投身到紧张繁重的经济调整工作之中。为了解决最为紧迫的老百姓吃饭问题，陈云一方面下气力抓好粮食进口工作，并搞好农副土特产和传统手工业产品的出口，逐步增加粮食进口数量，另一方面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改善农民的生活，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在此基础上，为解决经济失衡的问题，特别是支持农业的恢复与发展，陈云又提出和实行了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等措施，有效缓解了农业的困难局面，为整个国民经济状况好转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1962年开始，陈云坚持综合平衡的原则，对国民经济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采取了大力精简职工、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工业战线、加强农业战线等措施。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当年国民经济形势就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国家财政实现收支平衡，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也开始略有上升。事实再一次证明，毛泽东点将陈云抓财经工作，是一个极为正确的决策。
摘自《湘潮》
延安时期
1944年3月6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派陈云同志为西北中央局委员并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该办事处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下决心调陈云去抓财经工作，主要原因是陕甘宁边区当时面临着严重的财经困难，迫切需要加强这方面工作的组织领导力量。
陈云到西北财经办事处后，首先解决的是金融波动、物价猛涨的问题。当时，边区的对外经贸，出口的主要是食盐，进口的主要是布匹和粮食。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企图“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并千方百计阻止边区食盐出口，致使边区不仅存在进口大于出口的入超，而且存在进口货贵、出口货便宜的不等价交换。经过调查研究，陈云将西北财经办事处物资局改为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统一管理边区的对外贸易，并总结国民党封锁状态下对外经贸的经验，通过物物交换、提高土产出口价格等办法，争取市场的主动，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
在陈云的领导下，边区进出口两方面都扭转了被动局面，稳住了物价，改善了百姓生活。
为了进一步改善边区财政状况，陈云提出“生产第一，外贸第二，财政开支第三”的方针，强调要正确处理“小公”和“大公”的关系，局部服从全局，眼前服从长远，小痛服从大痛。这不仅克服了一些单位存在的大量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而且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的生产发展，为大批干部、部队出发开辟新解放区做了重要的经济准备。
新中国筹备和成立初期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郑重决定，把整个财经工作委托给陈云来抓。陈云受命之后，一边筹备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簡称“中财委”），一边通盘考虑全国性的财政经济问题。
上海解放后，不法金融投机势力利用人们担心钞票贬值的心理，掀起银元投机风潮。鉴于形势严峻，市场秩序混乱，人心波动不安，华东局于6月7日晚召开会议，决定采取断然手段，查封银元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向中央报告后，毛泽东亲自回电话表示赞同。与此同时，陈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6月8日下发华东局、上海市委。在毛泽东、陈云的指导下，上海市军管会6月10日查封了上海证券大楼，逮捕了200多名证据确凿的银元投机操纵者，接着又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以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宣传攻势三管齐下，取得了“银元之战”的胜利。
不甘失败的投机家，很快又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机会，转向大米、纱布和煤炭投机，导致全国物价猛涨。陈云领导中财委深入分析复杂多变的局势，决定于1949年11月中旬采取收缩银根、调运粮棉、抛售物资等办法，一举稳定物价。11月13日，他起草了对全国物价猛涨所采方针的指示。毛泽东看后，立刻批示“即刻发”，并在旁边加了着重号。陈云坐镇中财委运筹帷幄，沉着地指挥贸易、银行、财政三方协同作战，各大城市统一行动。11月25日之前，各地将粮食、纱布等主要物资调集于重要地点，设法紧缩通货、抓紧税收。准备妥当后，11月25日各大城市集中抛售，一举稳定了物价。
尽管接连取得“银元之战”和“粮棉之战”的胜利，陈云的态度仍然十分冷静。陈云又领导完成了发行公债、增加税收等重要工作，特别是在初步统一税政、粮政、盐政、路政、邮政、水政等方面的基础上，实现了财政经济统一管理。
对此，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并夸奖陈云是能人。
“大跃进”运动遇挫后
从1957年底开始，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国家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就发动了。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泛滥开来。
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整顿国民经济，毛泽东再次提出让陈云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陈云立刻投身到紧张繁重的经济调整工作之中。为了解决最为紧迫的老百姓吃饭问题，陈云一方面下气力抓好粮食进口工作，并搞好农副土特产和传统手工业产品的出口，逐步增加粮食进口数量，另一方面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改善农民的生活，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在此基础上，为解决经济失衡的问题，特别是支持农业的恢复与发展，陈云又提出和实行了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等措施，有效缓解了农业的困难局面，为整个国民经济状况好转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1962年开始，陈云坚持综合平衡的原则，对国民经济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采取了大力精简职工、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工业战线、加强农业战线等措施。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当年国民经济形势就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国家财政实现收支平衡，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也开始略有上升。事实再一次证明，毛泽东点将陈云抓财经工作，是一个极为正确的决策。
摘自《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