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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20日,值华西坝五大学春季开学第一周。华西协合大学(以下简称华大)医牙学院院长、附属医院总院长启真道(Leslic Gifford Kilbron)疾步坝上,寒冷的天气中有了丝丝暖意——元宵刚过的校园,张灯结彩,松柏枝丫搭起彩门,新贴标语;事务所前挂起一幅紫罗兰色幕布,上缀七只米老鼠,两旁悬挂医科学会撰写的对联:
忆夫子久假不归 两载违教 落月时节频望新洲 梦魂为劳。
赖诸公守成有道 三径未荒 弦歌声里重履旧邦 欣喜奚似。
张凌高校长的登台致辞,道出与会者共同心声:“启院长生在四川乐山,长在成都,在中国服务多年。他说中国是他的第二祖国,他是中国人。不但满口流利汉语,就是他那翩翩风致,雍容态度,温和性情,也酷似纯朴而有修养的华人。他早已中国化了……”
1944年9月,启真道因夫人启静卿身体出现状况,告假回加拿大疗养,医学院院务委托教授谢锡瑹、韩培林代理。本拟一年返校,因二战未了,旅途不顺,加国政府“不愿学者犯险重洋而楚材晋用”;且因妻子病情愈发严重,启真道也难以远离。延至1945年底,他才不得不告别病榻上的爱妻独自上路,与之同行的是华大牙科主持人林则,他们还带回了若干箱在美洲募捐采购的图书仪器。船驶离加拿大,进入大西洋,发动机突现故障,只得折返港口抢修。旅途遇险,他们的安危牵动着华大医学院同人和张凌高校长,最后在启真道的妹妹、四圣祠仁济医院护士启智明处,才得到准信。那艘重新起航的远洋轮,一帆风顺抵达印度加尔各答,他们即心急火燎地乘飞机抵重庆,雨雪载途,复转成都。
一位洋教授返校,坝上何以一片欢腾?当天张贴在事务所红柱上的那副大红对联是最好诠释,联语曰:“长承启氏旧日衣钵;永固华西他年根基。”
【启尔德:华西现代医学的奠基者】
事情要从启氏家族的在华经历说起。启真道的父亲启尔德,本名奥马·莱斯利·基尔伯恩,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铁匠家庭,14岁时父母双亡,从此开始独立生活。他做过铁路电话夜间接线生,曾把加拿大水牛贩运到英国,他哥哥罗兰是一位内科医生,靠着兄长资助和自己做工,启尔德修完了高中和大学。22岁那年,启尔德获得英国金斯顿王后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报名参加加拿大基督教卫斯理会组织的青年运动海外使命团。1891年,启尔德偕新婚妻子詹妮·福勒与教友斯迪文森、何忠义等一行九人,乘船离开加拿大。11月初抵达上海,居停三月,强化学习汉语。翌年2月16日,他们乘船溯长江岷江而上,于5月21日到达成都。
此时,成都霍乱流行,启尔德的妻子詹妮·福勒于1893年7月感染霍乱。当时还没有治疗霍乱的有效药物,加之盆地夏季气候潮湿闷热,病症来势凶猛,剧烈的腹泻和呕吐使人很快衰竭。身为医生的启尔德对妻子的病也束手无策。三日后,詹妮·福勒病逝。
他们安葬好逝者,出城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山上暂避瘟疫,两个月后才回到成都。启尔德曾描述他们当时处境:“我们遭到鄙视……他们设想,我们必定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内犯了什么罪,因此我们试图逃避其后果,才逃到他们国家的遥远的内陆省来的。”
妻子的死给启尔德带来了沉重打击,几乎使他窒息。他只有用身体的疲劳来排遣内心的痛苦,日夜为筹办诊所操劳。11月3日,小诊所在成都四圣祠北街12号开业,这是他们在成都兴建的第一家西医诊所(即今成都二医院前身),是西方现代医学传入西蜀之肇始。
四圣祠街之名,来源于街上的四圣祠,该祠供奉的是孔子的四大弟子曾参、颜回、子路和子由。而在《圣经·新约》中,居首的是耶稣的四大圣徒所作的四福音书,这四位弟子分别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为何选择这条街来建禮拜堂和福音医院,启尔德等人的初衷因年代久远已不可考,但无论如何,《论语》与《圣经》,东方的“四圣”与西方的“四圣”,在这条街上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相处,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交融。诊所开业的第一天,就来了18位患者——这一天恰好是他们到达中国一周年的日子。
1894年,启尔德被派往上海,迎接新一批的医学传教士来华。溯江而上,水流湍险,行船撞上礁石,船只顷刻间倾斜下沉,众人尽力从沉船上抢救物资。接下来的四天,他们边等待救援,边用煤火将衣物、书籍和床上用品烤干。患难中,27岁的启尔德与一位名叫丽塔的女子相爱了,她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女子医学院。经过5个月的行程,他们到达成都,结为夫妻。丽塔取汉名“启希贤”,他们被教会派到嘉州(乐山)开办仁济医院。
尽管诊所位于嘉定通往峨眉的必经之路,但极少有人问津。夫妻两人为了适应“男女授受不亲”的习俗,将诊所分为两间:一间由启尔德负责接待男患者;一间由启希贤负责女患者。那时的西医在不少中国人眼里是“法术”,大多不敢前来就诊。就在启尔德夫妇一筹莫展时,一天,一个妇女带着一个约10岁左右的盲童来到诊所,她四处求医无果,绝望中冒险一搏来到西医诊所。经过诊断,启尔德发现男孩患后天白内障,于是说服这位母亲给孩子做手术。手术后孩子重见光明,母亲千恩万谢,并问需要多少钱。启尔德不收费,条件是要她在城里发传单。母亲欣然接受,此事一时在嘉定城内被传为奇谈。
诊所由此开始有了转机。1895年4月,启尔德夫妇的长子出生,夫妻俩给儿子取中文名“启真道”。没想到,带着满月的孩子返回成都的二人,却不巧遭遇“成都教案”,所幸一家三口在好心朋友的指引下躲过了危机。直到翌年4月事件平息,逃至上海的他们才再返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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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医学博士,启尔德对当时中国缺医少药的局面洞若观火,他在1901年4月发表的《中国医药差会的事工》中说,当时中国有一些不合格的医生,几乎是各科“通才”,如果误诊,他们会千方百计地为自已开脱,理由是指责病人吃了某种犯克的食物。1905年,启尔德争取到加拿大基督教会的部分捐赠,又得到四川官府资助的1500多两黄金,在四圣祠街修建了一座有一百多张病床的四层西医大楼,两年后竣工,取名“四川省红十字会福音医院”,后定名为“仁济医院”,因仅收男患者,又称“仁济男医院”。
启尔德担任医院院长,兼医生、药师、护士长,还要到乐山、自流井、荣县等地医院巡诊。他在报告中写道:“这里有高山、深谷,有平原、溪流。河水或急流而下,或蜿蜒缓行。无不壮美。但最吸引我视线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男女老少。他们人数众多,无处不在。神秘又平凡,灵巧又无知,勤劳又贫穷。”“医务传教士应花更多的时间在医治病人身上,而不是光用嘴巴布道和说教”。
加拿大医生余安、赫尔、王春雨等,陆续加盟启尔德的队伍。为播撒更多医学的种子,培养更多海外的后继者,他们开始在医院办学,招收中国青年,培训医护人员。
【启希贤与四川天足会】
1905年,英、美、加三国创办华西协合大学,启尔德与美人毕启、英人陶维新为主要筹创者。启尔德写道:“大学将建立在拥挤的成都城墙之外,那里有大量的空闲土地用于发展。它的课程将发展科学研究和实业教育、医学教育,甚至牙科和公共卫生学等等。”1910年大学建成,毕启为首任校长,启尔德曾任大学评议会首任主席。其时,他在《中国博医会报》(后改名为《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著文,要在成都组建一所联合医学院,主要目的是储备和训练中国医学传道士。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省城爆发巷战,启尔德以红十字会名义,率医疗队奔赴火线,设立临时医疗点救治伤员,不管伤者是清军还是革命军,他都全力救护。一位美国传教士写道:“随军数月,他常常穿着草鞋在战地奔走,分发食物,以至于在军中无人不知。启尔德还是一位伟大的医生,他开放医院,为普通士兵诊治……他们此前从未见过如此仁爱之人。”
1914年,启尔德在仁济医院开办男护士学校,招收中国学生30余人。同时,华大医科已开始招收医学生,学制六年。他亲授生理学、皮肤科学等课程。回顾初创情形,他说:“适逢第一次欧战开始,蜀中屡患兵灾,交通不便,外籍教授于言语上的隔膜,社会背景的不同及种种困难,学校几乎无法继续开办,幸终克服一切难关,第一届毕业生毕业于1920年。嗣后渐获社会人士之信仰,华大医学院得以逐渐扩大。”他骄傲地写道,“在拥有1亿人口的华西地区,它是唯一一所大学级别的医学院”。
在川积久,启尔德谙熟民瘼风俗,能用流利成都话与人交谈,能用汉语读写,风格几近成都话,比如“巴适”“跟到”“谙到”“可惜咯”“那们多”“俭省到”等。为培训来华传教士尽快掌握汉语,1912年加拿大教會在成都办了一所华言学校,启尔德曾任先期领导,他还编过一本入门教科书《华西第一年学生用中文教材》,初版于1917年发行,第二版发行于1921年。后来这本书被重新发现,包装再版,一时间,消失的老成都、失传的方音方言、久违的巴蜀风情,再次一一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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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尔德的夫人启希贤,乐为贤妻良母,与丈夫比翼齐飞。在当时的加拿大,女性的社会角色是照顾丈夫、孩子和家庭。医学院普遍不招收女学生,而她却获得了多伦多大学的医学博士和化学硕士学位。当时的教会对于女性加入传教工作也有相当苛刻的条件,其中一条是必须向教会保证单身不结婚——启希贤订婚后,她的传教士身份因此被取消。
启希贤主持一所由加拿大英美会女布道会创办的女子诊所,设在成都的惜字宫南街,定名为“仁济妇孺医院”,是四川最早创办的妇女儿童医院。1915年,医院附设一所女护士学校。至民国初期,医院已有病床52张,开展平产接生及一般妇、产、儿科疾病诊治工作。
启希贤还投身移风易俗的社会事业,1892年启希贤初到上海时,结识了正在筹组“天足会总会”的英国人立德夫人,了解到中国妇女缠足的陋习。到达成都后,启希贤见到许多妇女因缠足被各种病症困扰,她试图劝说一些患者放弃给女儿缠足,却未见成效,遂决心在四川筹建天足会。
初期,启希贤常阅读上海《万国公报》中刊登的反缠足文章,从中汲取经验。她向天足会成员宣讲缠足的危害,并借鉴厦门天足会的做法,要求成员写下契约,为父母者发誓不让家中的女子缠足,未婚者发誓娶天足女为妻,契约一分为二,教堂和成员各存一半。
为深入中国妇女的生活,启希贤打扮成普通中国妇女的模样,身穿绲边褂子大脚裤,长发绾成髻儿盘在头顶。她常乘坐小轿子,走街串巷;或坐一辆鸡公车,深入乡场,利用给人看病、公众聚会或达官贵人宴请的机会,散发宣传品,讲述天足会要义。但因缠足的观念根深蒂固,一时难以纠正,天足会工作进展缓慢,收效甚微。
清末民初的中国,西风东渐,沿海地区反缠足之风逐渐兴盛,立德夫人四处宣讲,并获得官府支持,启希贤也紧跟步伐,进一步寻求四川政府的帮助。一次偶然机会,启希贤与启尔德被邀请为一位通判的妻子看病,这位妇女双脚因裹足坏死,缺血发绀,腿上肌肉也因废用而萎缩,且坏死血管产生的血栓即将堵塞心脏,最终她不得不截掉双腿。事后,此事风传成都官场,四川总督锡良也为之震惊。
1903年,锡良接见了启希贤以及四川天足会的请愿代表,对启希贤启尔德夫妇大加赞赏,并表态支持启希贤的反缠足活动。此后,锡良下令各州府县,将“劝禁男人吸烟妇女缠足”的告示贴遍城镇街道、水陆码头,并大量翻印岑春煊的《不缠脚官话浅说》,在全川散发。各州府县也纷纷筹组天足会。
【启氏一家与成都的缘分】
1919年,启尔德夫妇回加拿大休假。次年启尔德因肺炎感染不治,英年早逝,享年53岁。启希贤继承遗志,仍旧在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任教,并在妇女儿童医院做临床医生,直到1933年退休回国。1942年,启希贤在加拿大逝世。
启氏夫妇育有四个子女,除长子启真道外,其余都生长在华西坝。
启真道1895年生于乐山,在成都度过少年时光,后来回到加拿大完成学业。父亲启尔德逝世那年,启真道携新婚妻子来到成都。那时,民国初立,军阀割据,内战连年。启真道一来成都即遇“成都巷战”,他为救助混战中的伤员,不幸被一颗流弹打中左肩,历时四个月才逐渐恢复,留下了永久性的残疾。
启真道在医牙学院任教,教授生理学和生化学,他讲四川话近乎母语,从小就经常为父母以及父母的同事担任方言翻译。还曾与他人一起将外文生理学教科书译成中文,出版《哈氏生理学》《实验生理学》等教材。
1932年,启真道深入到贵州西部山区进行地方病调査,发现这里很多居民患有氟斑牙,还有不少驼背、腰腿关节疼痛、关节僵直、骨骼变形的人,而其中又以女性居多。这就是早期在中国确认的“氟骨症”病例。
1936年,启真道担任华大医牙学院总院长,并兼任医学系系主任职。他执业谨慎,不曾有丝毫疏忽。他告诫医务人员及医学生:“药放在血管里或皮肉里,就拿不出来了。”给病人用药,“凡是口服药物能得到同等药效的就不能用注射法”。启真道践行的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华大医学院师生及医院医护人员,甚至他的话语也被不断征引。比如他在医科周会上说:“学医学是最清高的事,也是自杀的工作,莫有伟大的精神,不能学医。比如说病人最脏的排泄物,他的亲人们都不愿意料理;医生还要拿去再一再二检查得津津有味。学医也不是为找钱,因为找钱的路很多,何必来苦读七年呢?并且医学已趋预防而不限于治疗。因之医学越昌明,医生也越无办法找钱。但大家仍继续研究如何预防疾病,这不是一种自杀吗?”他在医学院教职员联系会上说:“我愿意我头上剩下的好几根头发也为我们学校脱落。”
对于这位在成都行医与教学长达30年的西儒,有人评价:“他从没有失去过人格中最宝贵的两点品质:一是尊重事实,二是承担了常人难以承担的负担,并仍能保持一如既往的幽默感。”
1944年,25岁的实习医生沈怀信娶了华大附属医院的实习护士陈翠霞,他们没有新房,也没有度蜜月的时间,启真道邀请他们来家中聚会。陈翠霞说:“那是栋白色的小洋房,门口有一个草坪,我们星期天休息的时候就会在里面聊天、玩耍,当时启院长的夫人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她说我们俩不像夫妻,更像一对情人。”沈怀信曾向笔者讲述:“1945年,我在医学院博士毕业后,先当住院总医生,24小时吃住都在住院部。其后,启真道院长让我住在他家的两间房子,一间楼上一间楼下……他从不谈政治,是个正直的人。”
但其实,启真道并不掩饰自己的政治观点。战时的华西坝,时常回荡着救亡歌曲《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旋律;随时跃动着为前方将士捐募寒衣的学子身影;操场上高唱从军歌“放下书本背上枪炮”“消灭敌人再回学校”……这些学生,被启真道院长称为“战争宝贝”,他曾说过:“生活在把握自由、爱好和平的反侵略战争中,被作为‘新中国圣地的华西坝’,决不能让它失掉见证真理和奉献祖国的机会。”
启真道的婚姻也在重复父亲的轨迹。1920年他来四川时,与新婚妻子珍妮特同行。珍妮特是齐鲁大学医学院麦克莱博士的女儿,也是多伦多大学的医学博士。来到成都后,她取中文名“启静卿”,在陕西街眼耳鼻喉专科医院工作,在华大医科兼授儿科学和医学英语。1944年,启静卿回到加拿大,三年后因脑血栓突发病故。为纪念这位令人尊敬的白衣天使,华大医学图书馆以“启静卿图书馆”命名。
这之后,启真道身边又来了一位女性吉恩·米勒,她比启真道小11岁,是加拿大安大略大学医学博士,在华大医学院从事儿科医疗与教学工作。她本是受加拿大联合教会女子志愿队派遣,来到四川接替启希贤的工作,从事儿科教学。然而,她刚一到任就受到严峻的考验,经常被指派去救助受伤的军人和百姓。
一天,她翻越无数作战掩体来到加拿大教会妇女儿童医院,正要为一个病人手术,猛烈的枪炮声传来,医院里顿时一片慌乱。有人主张放弃病人赶紧逃走,吉恩·米勒坚持要留下来抢救病人,她在炮弹声中完成了手术,这种镇定和勇敢深深打动了启真道,不久,他们结为志同道合的伴侣。1952年,启真道与妻子吉恩·米勒离开四川,受聘担任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
启真道还有一个妹妹科拉,在多伦多中心医院接受过培训,从1928年到1950年,也在华西坝从事护理学工作,中文名“启智明”,成都人昵称她为“启幺姑儿”。她一生未婚,医学事业是她最好的伴侣。
启真道与启静卿的长女启玛丽从多伦多大学完成了护理学课程后,1949年10月也来到华西坝,参加大学医院护理工作,是这个家族在成都的第三代医疗志愿者,是启氏一家结缘成都的第六位成员。
启真道与启静卿有个儿子叫Robert Kilborn,于1923年出生在峨眉山附近,在成都生活了18年。他回忆儿时,“我们是伴随着煤油灯长大的,但当时在整个地区电力业务已經开始发展了。在学校附近建立了广播电台。道路状况有了很好的改善,但轿车和公交车并不多。我们喜欢在乡间沿着一条条小溪散步。这些可是很重要的灌溉系统。我们也喜欢看农夫用水牛犁田、插秧和收割水稻。我们还喜欢赶场天和坐茶馆。夏天,我们就去比较凉快的山区,一般来往成都都是坐船。在途中,我们很有兴趣地看着船长是如何一边掌舵,一边向拉船的纤夫发号施令……”
启氏一门三代在四川奉献70多年,仁爱济世,令人感怀。1946年2月28日《华大校刊》上那篇欢迎启真道院长归来的长通讯,文末对不能与会的医科毕业同学有一段告白:
你们知道启院长去,也望他来。现在他来了,带有图书仪器,尤其可贵的是他健康的身体。船上无事食好,在美所做的新衣服已觉狭小,比离校时胖多了,愿你长为他祝福!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