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20日，值华西坝五大学春季开学第一周。华西协合大学（以下简称华大）医牙学院院长、附属医院总院长启真道（Leslic Gifford Kilbron）疾步坝上，寒冷的天气中有了丝丝暖意——元宵刚过的校园，张灯结彩，松柏枝丫搭起彩门，新贴标语；事务所前挂起一幅紫罗兰色幕布，上缀七只米老鼠，两旁悬挂医科学会撰写的对联：
　　忆夫子久假不归 两载违教 落月时节频望新洲 梦魂为劳。
　　赖诸公守成有道 三径未荒 弦歌声里重履旧邦 欣喜奚似。
　　张凌高校长的登台致辞，道出与会者共同心声：“启院长生在四川乐山，长在成都，在中国服务多年。他说中国是他的第二祖国，他是中国人。不但满口流利汉语，就是他那翩翩风致，雍容态度，温和性情，也酷似纯朴而有修养的华人。他早已中国化了……”
　　1944年9月，启真道因夫人启静卿身体出现状况，告假回加拿大疗养，医学院院务委托教授谢锡瑹、韩培林代理。本拟一年返校，因二战未了，旅途不顺，加国政府“不愿学者犯险重洋而楚材晋用”；且因妻子病情愈发严重，启真道也难以远离。延至1945年底，他才不得不告别病榻上的爱妻独自上路，与之同行的是华大牙科主持人林则，他们还带回了若干箱在美洲募捐采购的图书仪器。船驶离加拿大，进入大西洋，发动机突现故障，只得折返港口抢修。旅途遇险，他们的安危牵动着华大医学院同人和张凌高校长，最后在启真道的妹妹、四圣祠仁济医院护士启智明处，才得到准信。那艘重新起航的远洋轮，一帆风顺抵达印度加尔各答，他们即心急火燎地乘飞机抵重庆，雨雪载途，复转成都。
　　一位洋教授返校，坝上何以一片欢腾？当天张贴在事务所红柱上的那副大红对联是最好诠释，联语曰：“长承启氏旧日衣钵；永固华西他年根基。”

【启尔德：华西现代医学的奠基者】

　　事情要从启氏家族的在华经历说起。启真道的父亲启尔德，本名奥马·莱斯利·基尔伯恩，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铁匠家庭，14岁时父母双亡，从此开始独立生活。他做过铁路电话夜间接线生，曾把加拿大水牛贩运到英国，他哥哥罗兰是一位内科医生，靠着兄长资助和自己做工，启尔德修完了高中和大学。22岁那年，启尔德获得英国金斯顿王后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报名参加加拿大基督教卫斯理会组织的青年运动海外使命团。1891年，启尔德偕新婚妻子詹妮·福勒与教友斯迪文森、何忠义等一行九人，乘船离开加拿大。11月初抵达上海，居停三月，强化学习汉语。翌年2月16日，他们乘船溯长江岷江而上，于5月21日到达成都。
　　此时，成都霍乱流行，启尔德的妻子詹妮·福勒于1893年7月感染霍乱。当时还没有治疗霍乱的有效药物，加之盆地夏季气候潮湿闷热，病症来势凶猛，剧烈的腹泻和呕吐使人很快衰竭。身为医生的启尔德对妻子的病也束手无策。三日后，詹妮·福勒病逝。
　　他们安葬好逝者，出城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山上暂避瘟疫，两个月后才回到成都。启尔德曾描述他们当时处境：“我们遭到鄙视……他们设想，我们必定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内犯了什么罪，因此我们试图逃避其后果，才逃到他们国家的遥远的内陆省来的。”
　　妻子的死给启尔德带来了沉重打击，几乎使他窒息。他只有用身体的疲劳来排遣内心的痛苦，日夜为筹办诊所操劳。11月3日，小诊所在成都四圣祠北街12号开业，这是他们在成都兴建的第一家西医诊所（即今成都二医院前身），是西方现代医学传入西蜀之肇始。
　　四圣祠街之名，来源于街上的四圣祠，该祠供奉的是孔子的四大弟子曾参、颜回、子路和子由。而在《圣经·新约》中，居首的是耶稣的四大圣徒所作的四福音书，这四位弟子分别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为何选择这条街来建禮拜堂和福音医院，启尔德等人的初衷因年代久远已不可考，但无论如何，《论语》与《圣经》，东方的“四圣”与西方的“四圣”，在这条街上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相处，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交融。诊所开业的第一天，就来了18位患者——这一天恰好是他们到达中国一周年的日子。
　　1894年，启尔德被派往上海，迎接新一批的医学传教士来华。溯江而上，水流湍险，行船撞上礁石，船只顷刻间倾斜下沉，众人尽力从沉船上抢救物资。接下来的四天，他们边等待救援，边用煤火将衣物、书籍和床上用品烤干。患难中，27岁的启尔德与一位名叫丽塔的女子相爱了，她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女子医学院。经过5个月的行程，他们到达成都，结为夫妻。丽塔取汉名“启希贤”，他们被教会派到嘉州（乐山）开办仁济医院。
　　尽管诊所位于嘉定通往峨眉的必经之路，但极少有人问津。夫妻两人为了适应“男女授受不亲”的习俗，将诊所分为两间：一间由启尔德负责接待男患者；一间由启希贤负责女患者。那时的西医在不少中国人眼里是“法术”，大多不敢前来就诊。就在启尔德夫妇一筹莫展时，一天，一个妇女带着一个约10岁左右的盲童来到诊所，她四处求医无果，绝望中冒险一搏来到西医诊所。经过诊断，启尔德发现男孩患后天白内障，于是说服这位母亲给孩子做手术。手术后孩子重见光明，母亲千恩万谢，并问需要多少钱。启尔德不收费，条件是要她在城里发传单。母亲欣然接受，此事一时在嘉定城内被传为奇谈。
　　诊所由此开始有了转机。1895年4月，启尔德夫妇的长子出生，夫妻俩给儿子取中文名“启真道”。没想到，带着满月的孩子返回成都的二人，却不巧遭遇“成都教案”，所幸一家三口在好心朋友的指引下躲过了危机。直到翌年4月事件平息，逃至上海的他们才再返成都。

　　作为医学博士，启尔德对当时中国缺医少药的局面洞若观火，他在1901年4月发表的《中国医药差会的事工》中说，当时中国有一些不合格的医生，几乎是各科“通才”，如果误诊，他们会千方百计地为自已开脱，理由是指责病人吃了某种犯克的食物。1905年，启尔德争取到加拿大基督教会的部分捐赠，又得到四川官府资助的1500多两黄金，在四圣祠街修建了一座有一百多张病床的四层西医大楼，两年后竣工，取名“四川省红十字会福音医院”，后定名为“仁济医院”，因仅收男患者，又称“仁济男医院”。
　　启尔德担任医院院长，兼医生、药师、护士长，还要到乐山、自流井、荣县等地医院巡诊。他在报告中写道：“这里有高山、深谷，有平原、溪流。河水或急流而下，或蜿蜒缓行。无不壮美。但最吸引我视线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男女老少。他们人数众多，无处不在。神秘又平凡，灵巧又无知，勤劳又贫穷。”“医务传教士应花更多的时间在医治病人身上，而不是光用嘴巴布道和说教”。
　　加拿大医生余安、赫尔、王春雨等，陆续加盟启尔德的队伍。为播撒更多医学的种子，培养更多海外的后继者，他们开始在医院办学，招收中国青年，培训医护人员。

【启希贤与四川天足会】

　　1905年，英、美、加三国创办华西协合大学，启尔德与美人毕启、英人陶维新为主要筹创者。启尔德写道：“大学将建立在拥挤的成都城墙之外，那里有大量的空闲土地用于发展。它的课程将发展科学研究和实业教育、医学教育，甚至牙科和公共卫生学等等。”1910年大学建成，毕启为首任校长，启尔德曾任大学评议会首任主席。其时，他在《中国博医会报》（后改名为《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著文，要在成都组建一所联合医学院，主要目的是储备和训练中国医学传道士。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省城爆发巷战，启尔德以红十字会名义，率医疗队奔赴火线，设立临时医疗点救治伤员，不管伤者是清军还是革命军，他都全力救护。一位美国传教士写道：“随军数月，他常常穿着草鞋在战地奔走，分发食物，以至于在军中无人不知。启尔德还是一位伟大的医生，他开放医院，为普通士兵诊治……他们此前从未见过如此仁爱之人。”
　　1914年，启尔德在仁济医院开办男护士学校，招收中国学生30余人。同时，华大医科已开始招收医学生，学制六年。他亲授生理学、皮肤科学等课程。回顾初创情形，他说：“适逢第一次欧战开始，蜀中屡患兵灾，交通不便，外籍教授于言语上的隔膜，社会背景的不同及种种困难，学校几乎无法继续开办，幸终克服一切难关，第一届毕业生毕业于1920年。嗣后渐获社会人士之信仰，华大医学院得以逐渐扩大。”他骄傲地写道，“在拥有1亿人口的华西地区，它是唯一一所大学级别的医学院”。
　　在川积久，启尔德谙熟民瘼风俗，能用流利成都话与人交谈，能用汉语读写，风格几近成都话，比如“巴适”“跟到”“谙到”“可惜咯”“那们多”“俭省到”等。为培训来华传教士尽快掌握汉语，1912年加拿大教會在成都办了一所华言学校，启尔德曾任先期领导，他还编过一本入门教科书《华西第一年学生用中文教材》，初版于1917年发行，第二版发行于1921年。后来这本书被重新发现，包装再版，一时间，消失的老成都、失传的方音方言、久违的巴蜀风情，再次一一浮现。

　　启尔德的夫人启希贤，乐为贤妻良母，与丈夫比翼齐飞。在当时的加拿大，女性的社会角色是照顾丈夫、孩子和家庭。医学院普遍不招收女学生，而她却获得了多伦多大学的医学博士和化学硕士学位。当时的教会对于女性加入传教工作也有相当苛刻的条件，其中一条是必须向教会保证单身不结婚——启希贤订婚后，她的传教士身份因此被取消。
　　启希贤主持一所由加拿大英美会女布道会创办的女子诊所，设在成都的惜字宫南街，定名为“仁济妇孺医院”，是四川最早创办的妇女儿童医院。1915年，医院附设一所女护士学校。至民国初期，医院已有病床52张，开展平产接生及一般妇、产、儿科疾病诊治工作。
　　启希贤还投身移风易俗的社会事业，1892年启希贤初到上海时，结识了正在筹组“天足会总会”的英国人立德夫人，了解到中国妇女缠足的陋习。到达成都后，启希贤见到许多妇女因缠足被各种病症困扰，她试图劝说一些患者放弃给女儿缠足，却未见成效，遂决心在四川筹建天足会。
　　初期，启希贤常阅读上海《万国公报》中刊登的反缠足文章，从中汲取经验。她向天足会成员宣讲缠足的危害，并借鉴厦门天足会的做法，要求成员写下契约，为父母者发誓不让家中的女子缠足，未婚者发誓娶天足女为妻，契约一分为二，教堂和成员各存一半。
　　为深入中国妇女的生活，启希贤打扮成普通中国妇女的模样，身穿绲边褂子大脚裤，长发绾成髻儿盘在头顶。她常乘坐小轿子，走街串巷；或坐一辆鸡公车，深入乡场，利用给人看病、公众聚会或达官贵人宴请的机会，散发宣传品，讲述天足会要义。但因缠足的观念根深蒂固，一时难以纠正，天足会工作进展缓慢，收效甚微。
　　清末民初的中国，西风东渐，沿海地区反缠足之风逐渐兴盛，立德夫人四处宣讲，并获得官府支持，启希贤也紧跟步伐，进一步寻求四川政府的帮助。一次偶然机会，启希贤与启尔德被邀请为一位通判的妻子看病，这位妇女双脚因裹足坏死，缺血发绀，腿上肌肉也因废用而萎缩，且坏死血管产生的血栓即将堵塞心脏，最终她不得不截掉双腿。事后，此事风传成都官场，四川总督锡良也为之震惊。
　　1903年，锡良接见了启希贤以及四川天足会的请愿代表，对启希贤启尔德夫妇大加赞赏，并表态支持启希贤的反缠足活动。此后，锡良下令各州府县，将“劝禁男人吸烟妇女缠足”的告示贴遍城镇街道、水陆码头，并大量翻印岑春煊的《不缠脚官话浅说》，在全川散发。各州府县也纷纷筹组天足会。

【启氏一家与成都的缘分】

　　1919年，启尔德夫妇回加拿大休假。次年启尔德因肺炎感染不治，英年早逝，享年53岁。启希贤继承遗志，仍旧在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任教，并在妇女儿童医院做临床医生，直到1933年退休回国。1942年，启希贤在加拿大逝世。
　　启氏夫妇育有四个子女，除长子启真道外，其余都生长在华西坝。
　　启真道1895年生于乐山，在成都度过少年时光，后来回到加拿大完成学业。父亲启尔德逝世那年，启真道携新婚妻子来到成都。那时，民国初立，军阀割据，内战连年。启真道一来成都即遇“成都巷战”，他为救助混战中的伤员，不幸被一颗流弹打中左肩，历时四个月才逐渐恢复，留下了永久性的残疾。
　　启真道在医牙学院任教，教授生理学和生化学，他讲四川话近乎母语，从小就经常为父母以及父母的同事担任方言翻译。还曾与他人一起将外文生理学教科书译成中文，出版《哈氏生理学》《实验生理学》等教材。
　　1932年，启真道深入到贵州西部山区进行地方病调査，发现这里很多居民患有氟斑牙，还有不少驼背、腰腿关节疼痛、关节僵直、骨骼变形的人，而其中又以女性居多。这就是早期在中国确认的“氟骨症”病例。
　　1936年，启真道担任华大医牙学院总院长，并兼任医学系系主任职。他执业谨慎，不曾有丝毫疏忽。他告诫医务人员及医学生：“药放在血管里或皮肉里，就拿不出来了。”给病人用药，“凡是口服药物能得到同等药效的就不能用注射法”。启真道践行的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华大医学院师生及医院医护人员，甚至他的话语也被不断征引。比如他在医科周会上说：“学医学是最清高的事，也是自杀的工作，莫有伟大的精神，不能学医。比如说病人最脏的排泄物，他的亲人们都不愿意料理；医生还要拿去再一再二检查得津津有味。学医也不是为找钱，因为找钱的路很多，何必来苦读七年呢？并且医学已趋预防而不限于治疗。因之医学越昌明，医生也越无办法找钱。但大家仍继续研究如何预防疾病，这不是一种自杀吗？”他在医学院教职员联系会上说：“我愿意我头上剩下的好几根头发也为我们学校脱落。”
　　对于这位在成都行医与教学长达30年的西儒，有人评价：“他从没有失去过人格中最宝贵的两点品质：一是尊重事实，二是承担了常人难以承担的负担，并仍能保持一如既往的幽默感。”
　　1944年，25岁的实习医生沈怀信娶了华大附属医院的实习护士陈翠霞，他们没有新房，也没有度蜜月的时间，启真道邀请他们来家中聚会。陈翠霞说：“那是栋白色的小洋房，门口有一个草坪，我们星期天休息的时候就会在里面聊天、玩耍，当时启院长的夫人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她说我们俩不像夫妻，更像一对情人。”沈怀信曾向笔者讲述：“1945年，我在医学院博士毕业后，先当住院总医生，24小时吃住都在住院部。其后，启真道院长让我住在他家的两间房子，一间楼上一间楼下……他从不谈政治，是个正直的人。”
　　但其实，启真道并不掩饰自己的政治观点。战时的华西坝，时常回荡着救亡歌曲《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旋律；随时跃动着为前方将士捐募寒衣的学子身影；操场上高唱从军歌“放下书本背上枪炮”“消灭敌人再回学校”……这些学生，被启真道院长称为“战争宝贝”，他曾说过：“生活在把握自由、爱好和平的反侵略战争中，被作为‘新中国圣地的华西坝’，决不能让它失掉见证真理和奉献祖国的机会。”
　　启真道的婚姻也在重复父亲的轨迹。1920年他来四川时，与新婚妻子珍妮特同行。珍妮特是齐鲁大学医学院麦克莱博士的女儿，也是多伦多大学的医学博士。来到成都后，她取中文名“启静卿”，在陕西街眼耳鼻喉专科医院工作，在华大医科兼授儿科学和医学英语。1944年，启静卿回到加拿大，三年后因脑血栓突发病故。为纪念这位令人尊敬的白衣天使，华大医学图书馆以“启静卿图书馆”命名。
　　这之后，启真道身边又来了一位女性吉恩·米勒，她比启真道小11岁，是加拿大安大略大学医学博士，在华大医学院从事儿科医疗与教学工作。她本是受加拿大联合教会女子志愿队派遣，来到四川接替启希贤的工作，从事儿科教学。然而，她刚一到任就受到严峻的考验，经常被指派去救助受伤的军人和百姓。
　　一天，她翻越无数作战掩体来到加拿大教会妇女儿童医院，正要为一个病人手术，猛烈的枪炮声传来，医院里顿时一片慌乱。有人主张放弃病人赶紧逃走，吉恩·米勒坚持要留下来抢救病人，她在炮弹声中完成了手术，这种镇定和勇敢深深打动了启真道，不久，他们结为志同道合的伴侣。1952年，启真道与妻子吉恩·米勒离开四川，受聘担任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
　　启真道还有一个妹妹科拉，在多伦多中心医院接受过培训，从1928年到1950年，也在华西坝从事护理学工作，中文名“启智明”，成都人昵称她为“启幺姑儿”。她一生未婚，医学事业是她最好的伴侣。
　　启真道与启静卿的长女启玛丽从多伦多大学完成了护理学课程后，1949年10月也来到华西坝，参加大学医院护理工作，是这个家族在成都的第三代医疗志愿者，是启氏一家结缘成都的第六位成员。
　　启真道与启静卿有个儿子叫Robert Kilborn，于1923年出生在峨眉山附近，在成都生活了18年。他回忆儿时，“我们是伴随着煤油灯长大的，但当时在整个地区电力业务已經开始发展了。在学校附近建立了广播电台。道路状况有了很好的改善，但轿车和公交车并不多。我们喜欢在乡间沿着一条条小溪散步。这些可是很重要的灌溉系统。我们也喜欢看农夫用水牛犁田、插秧和收割水稻。我们还喜欢赶场天和坐茶馆。夏天，我们就去比较凉快的山区，一般来往成都都是坐船。在途中，我们很有兴趣地看着船长是如何一边掌舵，一边向拉船的纤夫发号施令……”
　　启氏一门三代在四川奉献70多年，仁爱济世，令人感怀。1946年2月28日《华大校刊》上那篇欢迎启真道院长归来的长通讯，文末对不能与会的医科毕业同学有一段告白：
　　你们知道启院长去，也望他来。现在他来了，带有图书仪器，尤其可贵的是他健康的身体。船上无事食好，在美所做的新衣服已觉狭小，比离校时胖多了，愿你长为他祝福！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