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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最重要的生产力变革，就是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作为一个专业概念，首次被提出是在1956年的达特茅斯学院人工智能夏季研討会上。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始人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信息论创始人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MIT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始人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及其他研究者认为，“让机器达到这样的行为，即与人类做同样的行为”可以被称为人工智能，[1]即有自主行动力，甚至可以拥有意识，进行独立思考的人造物。
在对人工智能的认识上，往往出现两种极端的态度：一方面，人们恐惧于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对人类存在论层级的颠覆;另一方面，人们又以极大的热情去拥抱人工智能带来的新的生产力的变革。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人工智能是否真的会在未来拥有思考能力，甚至进化出“意识”，进而淘汰人类，成为新的生命体？
认为人工智能对人类产生存在论级别的威胁，主要是基于人们对强人工智能的担忧。强人工智能的支持者认为，仅凭借人工智能程序的启发法、算法和知识，计算机就可以获得意识和智能。基于此，许多人文学者及知识精英会担心，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可能带来存在论级别的巨变，“人工智能有可能改变或重新定义‘存在’概念，有可能在存在论层面上彻底改变生命、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性质”，获得意识的超人工智能会使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失去存在的价值，“超级人工智能的存在升级实际上是人类的自我否定和自我了断”。[2]
然而，意识是人类最为神秘复杂的心理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心理学家、哲学家以及神经科学家合作开展了被称为“机器意识”的研究项目，对意识现象的存在性问题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是神秘论观点，认为我们的神经生物系统唯一共有的就是主观体验，这种现象意识是不可还原为物理机制或逻辑描述的，靠人类心智是无法把握的;另一种是取消论的观点，认为机器仅仅是一个没有主观体验的无意识的僵尸（zombie）而已。对于机器智能的争论本身包含了人们对于意识的不同理解，而人工智能要达成“与人的行为一致”的终极目标，那么意识就是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如果未来通用型人工智能成为可能，一定会伴随着机器意识的出现。而对于目前基于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而言，这还是一个相对遥远的研究方向。”[3]
一、作为“理念”寄托的人工智能
在古希腊哲学的影响下，尤其是对柏拉图主义的推崇，西方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尝试创造出具有“理念”、意识的人造物，以人之资质，行“上帝”之职。美国作家帕梅拉·麦科达克曾说：“在某种程度上，人工智能是扎根于西方知识分子心底的一个历史情结，是一个急需实现的梦想。”[4]荷马史诗中出现的青铜制战争机器人塔洛斯、达芬奇设计的机械武士、会下象棋的木头人Turkey，以及玛丽·雪莱笔下的弗兰肯斯坦，这些试图模拟思维意识的人造物幻想，是西方文明对探索意识、理念存在方式的寄托和尝试，贯穿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
当代西方知识分子更多的受到柏拉图思想的影响，坚定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探索神秘的精神、意识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终身教授、畅销书《穿越平行宇宙》的作者迈克斯·泰格马克认为，通过大胆的猜想和严谨的物理学研究，生命终将迎来3.0阶段，人工智能、基因编辑以及人工合成生命等技术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改变生命进化的历程。而3.0阶段的生命特征是以人工智能为主的生命体，不但能自行升级软件，还可以自由设计、更新硬件，生命体由碳基变成硅基，脱离自然进化的束缚。泰格马克认为，从经验性的、广义的角度理解，“意识=主观体验（subjective experience）”，[5]当你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当下的自己，那么你就是拥有意识的。从这种理解出发，他认为，任何能够体验到感受的系统都是有意识的，即便不能自由活动，因此，“未来的某些人工智能系统可能也是有意识的，即使它们只是以软件的形式存在，并未连接到任何传感器或机器人身体上”。[6]
从泰格马克对“生命3.0”的设想中，我们看到的多是柏拉图对知识的认识和对理念的推崇。柏拉图哲学的基础是他对知识的理解，不同于当时古希腊的智者派，柏拉图坚信人类理性可以把握世间不变的普遍真理。在关于“洞穴”的隐喻中，柏拉图暗示我们绝大多数人类都生活在黑暗的洞穴中，这种状态下的思想是对模糊不清的影子的想象与理解。而通过教育，人类获得知识，获得走出洞穴、来到太阳照耀下的光明世界的机会，从现象世界到真实世界。柏拉图通过“线段”的隐喻，将人类通过现实存在可以获得的感受、认知分为四类：最低等的存在是现象世界中的“影像”，即事物的表象，它催生出人类的“想象”;次等的存在是现象世界中的“事物”，它催生出人类的“信念”;进而过渡到理智世界中的存在——数学事物，它催生出人类的“思想”;最高层次的存在是“善（理念）”，它催生出人类的“知识”。
柏拉图认为，将现实事物抽象为数学存在，进而催生出人类的“思想”，是人类脱离表象世界，进入理智世界的状态。这种“思想”的状态尤其是科学家需要具备的特性。“思想代表了我们的心灵从可见事物中抽象出一种性质的能力，这种性质在那一类事物中的所有个体中都是一样的，不论这个事物事实上还有什么其他不同的性质。”[7]科学家通过对事物的表现进行抽象分析，进而去探索表象之后可思却不可见的存在。但这种抽象的数学思维仍然具有局限性，那就是容易忽略事物之间的联系。比如神经科学可以探索神经元的存在状态，但难以理解各机体如何产生联系，进而构成有意识的生命。又比如计算机可以和人类一般掌握大量的词汇，但是如何运用这些词汇使其构成美妙的诗篇，却是比较玄妙的灵感和审美问题。因此，柏拉图认为，利用数学知识去抽象理解事物的“思想”状态，还不是最高等级的知识。
最高层次的知识是理念。“理念”超越了以假设和数学抽象为基础的“思想”，它可以直接掌握各部分的联系，形成对“实在”的统一的观点，是永恒的、不变的、非物质的本质或原型，现实中可见的存在物只是这种原型的摹本。比如关于“美”，什么是美和什么东西是美的，显然是两个概念。美是真实存在的理念，而美的东西只是这种理念的现实摹本。真正的知识是要知道事物的本质，是对理念的掌握。泰格马克提出生命3.0模式，试图用科学的方式了解人类意识的奥秘，就是一种对“理念”的向往与追求，用纯粹的、抽象的数学语言去描述意识的运行法则，进而构造新的生命模式。这种用数学思维去无限接近“理念”的过程，是西方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最永恒的命题。 与理念相对的，是意识活动最底层的“想象”。想象是“线段”的最低层次，是最肤浅的精神活动，是人对现象的感性体验，对应着洞穴中墙壁上的影子，是现实存在的模糊投射。想象可能存在着部分事物的真实，但也存在着对事物模糊不清的认识，是一種感性而主观的想法。它之所以是最底层的精神活动，在于对一个无知的、“洞穴”中的人来说，这种想象可能被当作最真实的认知。除了墙上的“影子”之外，柏拉图认为，艺术家和诗人运用诗歌艺术和修辞手段虚构的形象也是不可靠的幻象。艺术作品和真实状态的事物是有分歧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诗人的罪状”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他认为，在“理想国”中，要“禁止一切摹仿性的诗进来。……这类诗对于听众的心灵是一种毒素，……除非他们知道这类诗的本质真相”。[8]事物的存在状态有三个层次，比如床，“第一种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无妨说是神制造的，因为没有旁人能制造它;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9]艺术家根据自己的主观认识描绘他眼中的事物，而他创作出来的作品却不是该事物本来的实体。“一个画家在一种意义上虽然也是在制造床，却不是真正在制造床的实体。”[10]因为事物的实体是它最本质上的理念存在，因此，艺术家“既然不能制造理式，他所制造的就不是真实体，只是近似真实体的东西”。[11]这样一来，实在的三个层次就是：人的理念;这个理念在现实世界中的具象化;艺术家再现的形象。艺术家利用修辞和诗艺创作的幻象影响人们对事物的真实状态的看法，将他们对事物的理解限制在一个扭曲的、夸张的形象中。因为“图画只是外形的摹仿，所以摹仿和真实体隔得很远，它在表面上像能制造一切事物，是因为它只取某件事物的一小部分，而那一小部分还只是一种影像”。[12]
虽然在柏拉图看来，想象是最肤浅的精神活动，是人们主观的、感性的经验和情感，而不是对事物本真的认识，它可能只是现实投射的模糊的影子，可能只是诗人和艺术家浪漫的创作，却是人类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能力，进而激发人类的创作激情，才能留下壮美的艺术作品与诗歌文学。这也是人工智能作为文艺生产主体所不具备的能力，其创作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也因此被看作是没有“灵魂”的，本质上而言，那只是一种数学符号的堆砌。尤其是在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中，想象和激情才是创作最根本的动力，那种强烈的表达欲望和内心情感的喷涌而出，使作品充满了鲜明的个人情绪，表达的是诗人的心灵状态而非客观世界的描摹。在这种艺术创作中，重要的不再是作品，而是创作作品的人。因此，即便微软的智能体小冰可以独自创作出版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写出意象完整、逻辑通顺、颇具韵味的诗句，但其本质上只是计算机在搜集了大量数据后，根据人为编写的程序代码，进行数字信息的排列组合，其背后没有一个抒情的主体，也不存在想要表达的情感意义。即便索尼公司的人工智能音乐软件，可以创作出披头士风格的音乐，谷歌旗下的博弈软件Alpha Go系列可以战胜人类围棋棋手，但人工智能程序无法获得博弈胜利后的喜悦，亦无法体会创作动人旋律的美妙感受，这一切行为不过是执行命令的数字游戏罢了。
从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创建的关于事物本质的原子论开始，到柏拉图的世界是“理念”的摹本，再到现在人工智能是否能成为生命的3.0版本，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可能是受西方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古希腊思想传统的驱动。但很可能，这也只是一种“知性的僭妄”，“认为知性可以把握‘物自身’‘人自身’，就是‘知性的僭妄’”。人可以通过理性的思维去了解把握世界的规律，探索事物的本质，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界，但认为“人可以赋予作为人的创造物的智能机器以‘自由意志’，实际上就使‘人’获得了‘上帝’的地位……这显然是一种‘僭妄’”。[13]
二、作为物质生产工具的人工智能
不同于古希腊哲学家对抽象的“理念”的追求，马克思始终从现实的物质生产领域去考察人的精神问题。马克思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4]如果要考察意识，则必须要从物质谈起。任何人类的历史都是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人共同组成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事实中，最基本、最首要的问题，是个人的生存，和由此产生的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所以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5]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16]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各种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而人的本质和人的“关系”，也包含在其中。“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7]在考察自然宗教形成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最初人们的意识只是对周围环境的一种直观感知，“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18]。这个时候的自然界，作为人们直观意识的对象，是一种完全异己、拥有无限威力、不可知、不可控的强大存在，人们对自然界产生的是一种跟其他动物没有区别的臣服的意识，进而产生了原始的宗教崇拜。当历史进一步向前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复杂多样，此时，“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19]——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抽象的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20]
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21]从事实际的物质生产的现实中的人，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形式下，对实际生活的反映，形成了自己的意识，进而表现在某一民族的道德、政治、宗教、法律、语言等形而上的精神生产中。“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22]人类历史上某一时期的精神产物，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来源于当时的物质生产活动和在这种生产活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状态，想要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社会观念，就不能在刀耕火种或者手工磨坊的生活中去寻找理解的途径，而要理解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观念问题，就要到以电子计算机、互联网、原子能、生物技术等为结构基础的现代生产模式中去上下求索。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在当代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是其作为物质生产工具，成为当今生产力水平的最高代表，对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变革的缘故，而不是将其作为是否能承载自由“意识”的人造物去关注。其最主要的价值依然是作为生产工具的价值，而“意识”“观念”“思想”依然是人的专属。人文学者更应该关注的是，作为先进的生产工具的人工智能技术带来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当下，人的思想意识的变化，以及如何运用新的艺术创作手段去表达现实的体验和内心的情感。如基于腾讯云平台技术的Dreamwriter新闻写作机器人、天天P图软件、虚拟现实VR技术等，都是可以提供新的艺术创作形式的手段。广受年轻人喜爱的二次元文化，如虚拟歌姬洛天依在B站跨年晚会上与著名琵琶演奏家方锦龙的跨次元合作，就是基于3D建模技术、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AR）技术和自动三维映射等技术现实的现代合成音频与古典音乐的完美结合，是传统艺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合作探索，更是虚拟与现实的碰撞。这种通过人工智能实现的艺术作品，很可能会成为未来艺术创作的主要模式。 此外，在对“永恒真理”的认识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将其绝对化或神圣化，同样是从现实的物质实践的基础上去认识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针对杜林先生许下的诺言，即其对“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论断，给予了透彻的分析和批判。恩格斯认为，人的认识是有限性和无限性的辩证统一，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思维的至上性、认识的绝对可靠性等等”问题，人们必须要放在有限的现实条件下来谈，不能将认识的前提条件无限地抽象化、绝对化，否则我们得到的答案将会是一些“相当陈腐而又相当无聊的空话”。[23]而在回答“人的认识的产物究竟能否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之前，[24]我们必须先要了解人的思维是什么。恩格斯认为，所谓人的思维，并不是单个人的思维，而是“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并且这种思维和意识，“都只能表现在一系列的个人中”。[25]在具体的个人中去考察思维的存在状况，其接受某种思想，或者其思维达到某种水平，其所认识的东西是真理还是谬误，都千差万别，不尽相同。进而我们可以理解，“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26]恩格斯通过具体的深入的分析，辩证地得出关于人的思维的认识：“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27]这个辩证矛盾只有在人类无限的发展进程中，在世代更替的人类繁衍生息中，才能够得到解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28]
回到永恒真理的问题上来，如果人的思维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辩证统一，那么所谓的永恒真理，也就是一样的在具体的条件下的辩证矛盾。如果在某个时刻某人宣称自己掌握了永恒的绝对的真理，那么“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29]而显然，人类对知识的探索是无尽头的。为了具体说明各个领域关于永恒真理的情况，恩格斯将目前所知的认识领域分为三大部分，包括第一类科学，即非生物界的并且可以运用数学方法解决的科学研究，第二类科学，即生物的有机体的研究，以及第三类科学，即“在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30]
恩格斯认为，在前两类自然科学中，由于现实情况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自然科学的规律是稳定的，可以被人认识并掌握的。但在第三类科学，即我们所说的社会科学中，人们对于永恒真理的渴望更加强烈，但情况却也更加复杂。在社会科学中，具体事件的发生和重复，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而非数学公式般带有稳定的必然性，即便是同一情况重复发生在历史中，其具体的状况和条件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比如在各种早期文明中，不同民族、地区产生原始土地公有制的条件和其最终瓦解的过程都不尽相同。对确定的历史时期的社会形式而言，当人类较为准确地把握了其社會运转规律和内在联系时，往往也是这种社会形式日渐衰败、濒临瓦解之时。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探询某种所谓的绝对永恒真理是行不通的，“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因为它只限于了解只存在于一定时代和一定民族中的、而且按其本性来说是暂时的一定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结果”，[31]“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32]超越了其特定的范畴，将这种对立作为绝对的真理去应用，那必然会导致失败，那时“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33]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两种联系，一种是主观的、理论的、幻想的联系，另外一种是现实的、实践的“劳动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对批判的批判进行批判的时候说：“批判的批判指责‘浪漫主义艺术’的‘统一教条’，可是它现在却力求获得‘真正统一的整体’‘现实的统一体’，并且抱着这个目的，用虚幻的联系、神秘的主客体来代替世界秩序和世界事件之间的自然的合乎人性的联系，这就像黑格尔用那一身兼为整个自然界和全体人类的绝对的主客体——绝对精神来代替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一样。”[34]马克思反对将事物抽离出它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去认识、评价它，同时也反对用抽象的、神秘的主客体联系，取代具体的社会活动与世界秩序的关系。人工智能作为目前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究竟能否成为人类印证柏拉图“理念”思想的现实载体，或者更接近人类对抽象理念的无限幻想，二者都处于形而上的抽象思辨阶段。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更具价值的考量还是在具体的社会生活生产中去认识。
三、结语
如何定位“人工智能”，是将其看成终将拥有意识并超越人类的具有主体性的智能体，还是把它当作新的、强大的创造手段用以释放出无限的生产力的智能工具，是各个领域对人工智能关注并争论的焦点。而就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水平来看，更具现实意义的应该是对人工智能作为新兴生产手段的革命性的关注，及在此基础上可能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同样，作为新的艺术生产工具、创作手段，并逐渐成为艺术创作主体的人工智能，给文学、艺术创作领域带来了颠覆传统的深刻变革。
计算机科学是一门关于信息与计算的科学，其关键在于算法解。由于问题的可解性是存在一定限制的，会存在一些问题不可被算法解决的情况，可见，目前的计算机科学在功能上存在局限性。而依赖于计算机科学的人工智能，在本质上也就具有了自身无法克服的障碍。这样看来，被人类设计编写的人工智能体，其生产创造能力可能具有先天的瓶颈，想要达到“存在升级”的人工智能发展“奇点”还是未来需要考虑的事情。
【作者简介】宋铖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文艺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注释：
[1][3]腾讯智能研究院、中国信通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腾讯AI Lab、腾讯开放平台：《人工智能：国家人工智能战略行动抓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第9-10页。
[2]赵汀阳：《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一种伦理学和存在论的分析》，《哲学动态》2018年第4期。
[4][5][6]〔美〕迈克斯·泰格马克：《生命3.0》，汪婕舒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XVI页，第376页，第376页。
[7]〔美〕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詹姆斯·菲泽：《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匡宏、邓晓芒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46页。
[8][9][10][11][12]〔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4页，第67页，第67页，第67页，第69-70页。
[13]刘方喜：《“知性的僭妄”与打不败的想象力——人工智能的人文之思》，《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1期。
[1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15][16][17][18][19][20][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24页，第29页，第34页，第35页，第28-29页，第29页，第28页。
[22][3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页，第213页。
[23][24][25][26][27][28][29][30][31][32][3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0页，第91页，第91页，第91页，第92页，第92页，第92页，第92页，第94页，第96页，第96页。
在对人工智能的认识上，往往出现两种极端的态度：一方面，人们恐惧于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对人类存在论层级的颠覆;另一方面，人们又以极大的热情去拥抱人工智能带来的新的生产力的变革。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人工智能是否真的会在未来拥有思考能力，甚至进化出“意识”，进而淘汰人类，成为新的生命体？
认为人工智能对人类产生存在论级别的威胁，主要是基于人们对强人工智能的担忧。强人工智能的支持者认为，仅凭借人工智能程序的启发法、算法和知识，计算机就可以获得意识和智能。基于此，许多人文学者及知识精英会担心，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可能带来存在论级别的巨变，“人工智能有可能改变或重新定义‘存在’概念，有可能在存在论层面上彻底改变生命、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性质”，获得意识的超人工智能会使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失去存在的价值，“超级人工智能的存在升级实际上是人类的自我否定和自我了断”。[2]
然而，意识是人类最为神秘复杂的心理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心理学家、哲学家以及神经科学家合作开展了被称为“机器意识”的研究项目，对意识现象的存在性问题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是神秘论观点，认为我们的神经生物系统唯一共有的就是主观体验，这种现象意识是不可还原为物理机制或逻辑描述的，靠人类心智是无法把握的;另一种是取消论的观点，认为机器仅仅是一个没有主观体验的无意识的僵尸（zombie）而已。对于机器智能的争论本身包含了人们对于意识的不同理解，而人工智能要达成“与人的行为一致”的终极目标，那么意识就是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如果未来通用型人工智能成为可能，一定会伴随着机器意识的出现。而对于目前基于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而言，这还是一个相对遥远的研究方向。”[3]
一、作为“理念”寄托的人工智能
在古希腊哲学的影响下，尤其是对柏拉图主义的推崇，西方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尝试创造出具有“理念”、意识的人造物，以人之资质，行“上帝”之职。美国作家帕梅拉·麦科达克曾说：“在某种程度上，人工智能是扎根于西方知识分子心底的一个历史情结，是一个急需实现的梦想。”[4]荷马史诗中出现的青铜制战争机器人塔洛斯、达芬奇设计的机械武士、会下象棋的木头人Turkey，以及玛丽·雪莱笔下的弗兰肯斯坦，这些试图模拟思维意识的人造物幻想，是西方文明对探索意识、理念存在方式的寄托和尝试，贯穿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
当代西方知识分子更多的受到柏拉图思想的影响，坚定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探索神秘的精神、意识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终身教授、畅销书《穿越平行宇宙》的作者迈克斯·泰格马克认为，通过大胆的猜想和严谨的物理学研究，生命终将迎来3.0阶段，人工智能、基因编辑以及人工合成生命等技术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改变生命进化的历程。而3.0阶段的生命特征是以人工智能为主的生命体，不但能自行升级软件，还可以自由设计、更新硬件，生命体由碳基变成硅基，脱离自然进化的束缚。泰格马克认为，从经验性的、广义的角度理解，“意识=主观体验（subjective experience）”，[5]当你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当下的自己，那么你就是拥有意识的。从这种理解出发，他认为，任何能够体验到感受的系统都是有意识的，即便不能自由活动，因此，“未来的某些人工智能系统可能也是有意识的，即使它们只是以软件的形式存在，并未连接到任何传感器或机器人身体上”。[6]
从泰格马克对“生命3.0”的设想中，我们看到的多是柏拉图对知识的认识和对理念的推崇。柏拉图哲学的基础是他对知识的理解，不同于当时古希腊的智者派，柏拉图坚信人类理性可以把握世间不变的普遍真理。在关于“洞穴”的隐喻中，柏拉图暗示我们绝大多数人类都生活在黑暗的洞穴中，这种状态下的思想是对模糊不清的影子的想象与理解。而通过教育，人类获得知识，获得走出洞穴、来到太阳照耀下的光明世界的机会，从现象世界到真实世界。柏拉图通过“线段”的隐喻，将人类通过现实存在可以获得的感受、认知分为四类：最低等的存在是现象世界中的“影像”，即事物的表象，它催生出人类的“想象”;次等的存在是现象世界中的“事物”，它催生出人类的“信念”;进而过渡到理智世界中的存在——数学事物，它催生出人类的“思想”;最高层次的存在是“善（理念）”，它催生出人类的“知识”。
柏拉图认为，将现实事物抽象为数学存在，进而催生出人类的“思想”，是人类脱离表象世界，进入理智世界的状态。这种“思想”的状态尤其是科学家需要具备的特性。“思想代表了我们的心灵从可见事物中抽象出一种性质的能力，这种性质在那一类事物中的所有个体中都是一样的，不论这个事物事实上还有什么其他不同的性质。”[7]科学家通过对事物的表现进行抽象分析，进而去探索表象之后可思却不可见的存在。但这种抽象的数学思维仍然具有局限性，那就是容易忽略事物之间的联系。比如神经科学可以探索神经元的存在状态，但难以理解各机体如何产生联系，进而构成有意识的生命。又比如计算机可以和人类一般掌握大量的词汇，但是如何运用这些词汇使其构成美妙的诗篇，却是比较玄妙的灵感和审美问题。因此，柏拉图认为，利用数学知识去抽象理解事物的“思想”状态，还不是最高等级的知识。
最高层次的知识是理念。“理念”超越了以假设和数学抽象为基础的“思想”，它可以直接掌握各部分的联系，形成对“实在”的统一的观点，是永恒的、不变的、非物质的本质或原型，现实中可见的存在物只是这种原型的摹本。比如关于“美”，什么是美和什么东西是美的，显然是两个概念。美是真实存在的理念，而美的东西只是这种理念的现实摹本。真正的知识是要知道事物的本质，是对理念的掌握。泰格马克提出生命3.0模式，试图用科学的方式了解人类意识的奥秘，就是一种对“理念”的向往与追求，用纯粹的、抽象的数学语言去描述意识的运行法则，进而构造新的生命模式。这种用数学思维去无限接近“理念”的过程，是西方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最永恒的命题。 与理念相对的，是意识活动最底层的“想象”。想象是“线段”的最低层次，是最肤浅的精神活动，是人对现象的感性体验，对应着洞穴中墙壁上的影子，是现实存在的模糊投射。想象可能存在着部分事物的真实，但也存在着对事物模糊不清的认识，是一種感性而主观的想法。它之所以是最底层的精神活动，在于对一个无知的、“洞穴”中的人来说，这种想象可能被当作最真实的认知。除了墙上的“影子”之外，柏拉图认为，艺术家和诗人运用诗歌艺术和修辞手段虚构的形象也是不可靠的幻象。艺术作品和真实状态的事物是有分歧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诗人的罪状”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他认为，在“理想国”中，要“禁止一切摹仿性的诗进来。……这类诗对于听众的心灵是一种毒素，……除非他们知道这类诗的本质真相”。[8]事物的存在状态有三个层次，比如床，“第一种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无妨说是神制造的，因为没有旁人能制造它;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9]艺术家根据自己的主观认识描绘他眼中的事物，而他创作出来的作品却不是该事物本来的实体。“一个画家在一种意义上虽然也是在制造床，却不是真正在制造床的实体。”[10]因为事物的实体是它最本质上的理念存在，因此，艺术家“既然不能制造理式，他所制造的就不是真实体，只是近似真实体的东西”。[11]这样一来，实在的三个层次就是：人的理念;这个理念在现实世界中的具象化;艺术家再现的形象。艺术家利用修辞和诗艺创作的幻象影响人们对事物的真实状态的看法，将他们对事物的理解限制在一个扭曲的、夸张的形象中。因为“图画只是外形的摹仿，所以摹仿和真实体隔得很远，它在表面上像能制造一切事物，是因为它只取某件事物的一小部分，而那一小部分还只是一种影像”。[12]
虽然在柏拉图看来，想象是最肤浅的精神活动，是人们主观的、感性的经验和情感，而不是对事物本真的认识，它可能只是现实投射的模糊的影子，可能只是诗人和艺术家浪漫的创作，却是人类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能力，进而激发人类的创作激情，才能留下壮美的艺术作品与诗歌文学。这也是人工智能作为文艺生产主体所不具备的能力，其创作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也因此被看作是没有“灵魂”的，本质上而言，那只是一种数学符号的堆砌。尤其是在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中，想象和激情才是创作最根本的动力，那种强烈的表达欲望和内心情感的喷涌而出，使作品充满了鲜明的个人情绪，表达的是诗人的心灵状态而非客观世界的描摹。在这种艺术创作中，重要的不再是作品，而是创作作品的人。因此，即便微软的智能体小冰可以独自创作出版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写出意象完整、逻辑通顺、颇具韵味的诗句，但其本质上只是计算机在搜集了大量数据后，根据人为编写的程序代码，进行数字信息的排列组合，其背后没有一个抒情的主体，也不存在想要表达的情感意义。即便索尼公司的人工智能音乐软件，可以创作出披头士风格的音乐，谷歌旗下的博弈软件Alpha Go系列可以战胜人类围棋棋手，但人工智能程序无法获得博弈胜利后的喜悦，亦无法体会创作动人旋律的美妙感受，这一切行为不过是执行命令的数字游戏罢了。
从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创建的关于事物本质的原子论开始，到柏拉图的世界是“理念”的摹本，再到现在人工智能是否能成为生命的3.0版本，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可能是受西方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古希腊思想传统的驱动。但很可能，这也只是一种“知性的僭妄”，“认为知性可以把握‘物自身’‘人自身’，就是‘知性的僭妄’”。人可以通过理性的思维去了解把握世界的规律，探索事物的本质，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界，但认为“人可以赋予作为人的创造物的智能机器以‘自由意志’，实际上就使‘人’获得了‘上帝’的地位……这显然是一种‘僭妄’”。[13]
二、作为物质生产工具的人工智能
不同于古希腊哲学家对抽象的“理念”的追求，马克思始终从现实的物质生产领域去考察人的精神问题。马克思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4]如果要考察意识，则必须要从物质谈起。任何人类的历史都是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人共同组成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事实中，最基本、最首要的问题，是个人的生存，和由此产生的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所以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5]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16]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各种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而人的本质和人的“关系”，也包含在其中。“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7]在考察自然宗教形成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最初人们的意识只是对周围环境的一种直观感知，“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18]。这个时候的自然界，作为人们直观意识的对象，是一种完全异己、拥有无限威力、不可知、不可控的强大存在，人们对自然界产生的是一种跟其他动物没有区别的臣服的意识，进而产生了原始的宗教崇拜。当历史进一步向前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复杂多样，此时，“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19]——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抽象的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20]
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21]从事实际的物质生产的现实中的人，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形式下，对实际生活的反映，形成了自己的意识，进而表现在某一民族的道德、政治、宗教、法律、语言等形而上的精神生产中。“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22]人类历史上某一时期的精神产物，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来源于当时的物质生产活动和在这种生产活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状态，想要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社会观念，就不能在刀耕火种或者手工磨坊的生活中去寻找理解的途径，而要理解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观念问题，就要到以电子计算机、互联网、原子能、生物技术等为结构基础的现代生产模式中去上下求索。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在当代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是其作为物质生产工具，成为当今生产力水平的最高代表，对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变革的缘故，而不是将其作为是否能承载自由“意识”的人造物去关注。其最主要的价值依然是作为生产工具的价值，而“意识”“观念”“思想”依然是人的专属。人文学者更应该关注的是，作为先进的生产工具的人工智能技术带来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当下，人的思想意识的变化，以及如何运用新的艺术创作手段去表达现实的体验和内心的情感。如基于腾讯云平台技术的Dreamwriter新闻写作机器人、天天P图软件、虚拟现实VR技术等，都是可以提供新的艺术创作形式的手段。广受年轻人喜爱的二次元文化，如虚拟歌姬洛天依在B站跨年晚会上与著名琵琶演奏家方锦龙的跨次元合作，就是基于3D建模技术、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AR）技术和自动三维映射等技术现实的现代合成音频与古典音乐的完美结合，是传统艺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合作探索，更是虚拟与现实的碰撞。这种通过人工智能实现的艺术作品，很可能会成为未来艺术创作的主要模式。 此外，在对“永恒真理”的认识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将其绝对化或神圣化，同样是从现实的物质实践的基础上去认识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针对杜林先生许下的诺言，即其对“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论断，给予了透彻的分析和批判。恩格斯认为，人的认识是有限性和无限性的辩证统一，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思维的至上性、认识的绝对可靠性等等”问题，人们必须要放在有限的现实条件下来谈，不能将认识的前提条件无限地抽象化、绝对化，否则我们得到的答案将会是一些“相当陈腐而又相当无聊的空话”。[23]而在回答“人的认识的产物究竟能否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之前，[24]我们必须先要了解人的思维是什么。恩格斯认为，所谓人的思维，并不是单个人的思维，而是“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并且这种思维和意识，“都只能表现在一系列的个人中”。[25]在具体的个人中去考察思维的存在状况，其接受某种思想，或者其思维达到某种水平，其所认识的东西是真理还是谬误，都千差万别，不尽相同。进而我们可以理解，“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26]恩格斯通过具体的深入的分析，辩证地得出关于人的思维的认识：“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27]这个辩证矛盾只有在人类无限的发展进程中，在世代更替的人类繁衍生息中，才能够得到解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28]
回到永恒真理的问题上来，如果人的思维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辩证统一，那么所谓的永恒真理，也就是一样的在具体的条件下的辩证矛盾。如果在某个时刻某人宣称自己掌握了永恒的绝对的真理，那么“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29]而显然，人类对知识的探索是无尽头的。为了具体说明各个领域关于永恒真理的情况，恩格斯将目前所知的认识领域分为三大部分，包括第一类科学，即非生物界的并且可以运用数学方法解决的科学研究，第二类科学，即生物的有机体的研究，以及第三类科学，即“在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30]
恩格斯认为，在前两类自然科学中，由于现实情况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自然科学的规律是稳定的，可以被人认识并掌握的。但在第三类科学，即我们所说的社会科学中，人们对于永恒真理的渴望更加强烈，但情况却也更加复杂。在社会科学中，具体事件的发生和重复，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而非数学公式般带有稳定的必然性，即便是同一情况重复发生在历史中，其具体的状况和条件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比如在各种早期文明中，不同民族、地区产生原始土地公有制的条件和其最终瓦解的过程都不尽相同。对确定的历史时期的社会形式而言，当人类较为准确地把握了其社會运转规律和内在联系时，往往也是这种社会形式日渐衰败、濒临瓦解之时。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探询某种所谓的绝对永恒真理是行不通的，“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因为它只限于了解只存在于一定时代和一定民族中的、而且按其本性来说是暂时的一定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结果”，[31]“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32]超越了其特定的范畴，将这种对立作为绝对的真理去应用，那必然会导致失败，那时“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33]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两种联系，一种是主观的、理论的、幻想的联系，另外一种是现实的、实践的“劳动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对批判的批判进行批判的时候说：“批判的批判指责‘浪漫主义艺术’的‘统一教条’，可是它现在却力求获得‘真正统一的整体’‘现实的统一体’，并且抱着这个目的，用虚幻的联系、神秘的主客体来代替世界秩序和世界事件之间的自然的合乎人性的联系，这就像黑格尔用那一身兼为整个自然界和全体人类的绝对的主客体——绝对精神来代替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一样。”[34]马克思反对将事物抽离出它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去认识、评价它，同时也反对用抽象的、神秘的主客体联系，取代具体的社会活动与世界秩序的关系。人工智能作为目前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究竟能否成为人类印证柏拉图“理念”思想的现实载体，或者更接近人类对抽象理念的无限幻想，二者都处于形而上的抽象思辨阶段。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更具价值的考量还是在具体的社会生活生产中去认识。
三、结语
如何定位“人工智能”，是将其看成终将拥有意识并超越人类的具有主体性的智能体，还是把它当作新的、强大的创造手段用以释放出无限的生产力的智能工具，是各个领域对人工智能关注并争论的焦点。而就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水平来看，更具现实意义的应该是对人工智能作为新兴生产手段的革命性的关注，及在此基础上可能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同样，作为新的艺术生产工具、创作手段，并逐渐成为艺术创作主体的人工智能，给文学、艺术创作领域带来了颠覆传统的深刻变革。
计算机科学是一门关于信息与计算的科学，其关键在于算法解。由于问题的可解性是存在一定限制的，会存在一些问题不可被算法解决的情况，可见，目前的计算机科学在功能上存在局限性。而依赖于计算机科学的人工智能，在本质上也就具有了自身无法克服的障碍。这样看来，被人类设计编写的人工智能体，其生产创造能力可能具有先天的瓶颈，想要达到“存在升级”的人工智能发展“奇点”还是未来需要考虑的事情。
【作者简介】宋铖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文艺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注释：
[1][3]腾讯智能研究院、中国信通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腾讯AI Lab、腾讯开放平台：《人工智能：国家人工智能战略行动抓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第9-10页。
[2]赵汀阳：《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一种伦理学和存在论的分析》，《哲学动态》2018年第4期。
[4][5][6]〔美〕迈克斯·泰格马克：《生命3.0》，汪婕舒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XVI页，第376页，第376页。
[7]〔美〕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詹姆斯·菲泽：《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匡宏、邓晓芒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46页。
[8][9][10][11][12]〔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4页，第67页，第67页，第67页，第69-70页。
[13]刘方喜：《“知性的僭妄”与打不败的想象力——人工智能的人文之思》，《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1期。
[1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15][16][17][18][19][20][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24页，第29页，第34页，第35页，第28-29页，第29页，第28页。
[22][3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页，第213页。
[23][24][25][26][27][28][29][30][31][32][3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0页，第91页，第91页，第91页，第92页，第92页，第92页，第92页，第94页，第96页，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