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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郭子章（1543—1618），字相奎，号青螺，又自号蠙衣生，江西泰和人，是继王阳明之后的又一位堪称文武全才的人物。郭子章一生政绩显赫，任贵州巡抚期间政绩突出。他曾深入贵州民族地区，实地了解民族地区的发展情况，积累了丰富的治黔经验。如《黔草》中记载了明朝政府依据郭子章的建议，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从而使贵州诸多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有力地推动了明代后期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郭子章也勤于思考，著述宏富，《明史·艺文志》载郭氏著述25种，246卷，在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教育、文化等各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创建。作为阳明后学，郭子章的政绩军功和思想体系反映了阳明文化对明代的深远影响。郭子章是阳明后学的代表性人物，针对贵州的基层社会治理取得的显著成效，为后世执政者提供了很多宝贵经验，其治黔的经验和思想对后来者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阳明后学 治黔经验 教化思想
作者王雅克，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博士（贵州 贵阳 550025）。
《黔记》是明代后期政治家、著名学者郭子章的代表作之一。郭子章师承王阳明再传弟子胡正甫（直），深受王学思想影响，同时又是晚明江右王门后学的著名学者。郭子章著述颇丰，传承于后世者主要有《潮中杂记》《圣门人物志》《郡县释名》《豫章诗话》《明州阿育王山志》《六语》《粤草》《黔草》《蜀草》《传草》《黔类》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黔记》。同时代的东林党领袖邹元标曾给予郭子章极高的评价：“此老生平然默，耻言伐，后人无有尽知者，倘今在，必能为国家当数十队矣。且此老无论文通五库，而持身规矩若绳尺，自家庭及里党无间言，自束发至盖棺无堕行，孝则纯孝，忠则愚忠，真昭代醇儒，百年名世。”当前，学界围绕郭子章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哲学思想、地理观念、文学成就、宗教信仰等方面，针对郭子章在平叛、政改、教化等方面成就的评价研究有待深入，因此，本文即从郭子章担任贵州巡抚期间教化活动及其影响的角度，对郭氏的教化治边思想进行研究，从而使我们重新审视明代后期的社会历史变迁。
万历二十七年（1599），郭子章由福建左布政使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监理湖北、川东等地方军务，与湖广川贵总督李化龙合力平灭播州杨应龙叛乱。播州之乱平定后，郭子章奉命处理平乱之后的诸多事宜，留任贵州。直至万历三十七年（1609），郭子章前后九次上疏请辞，最终获准，是年三月与新任巡抚胡桂芳完成交接，四月还家。至此，郭子章主政贵州前后整十年。在此期间，郭子章完成了平乱播州、整饬皮林、征讨路苗、改土归流、疏通航道、修建州城、修缮城防、兴学教化等诸多事宜，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贵州之“乱”，同时初步实现了贵州之“治”。这在明末社会纷乱的大背景中，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田雯在其《黔书》中也给予郭子章极高的评价。在田雯看来，郭氏不仅是“黔之名宦”，更是“名宦之冠”：
黔之名宦，庄蹻、唐蒙以前无论已。明如郭子章、朱燮元、江东之、应朝卿、王重光、尤安礼、吴讷、萧象烈、成务、胡宥、刘大直、王象乾、吴国伦、冯晋卿、陈士奇、王三善、李枟、史永安、刘锡铉、郭成、胡从仪，皆今日所尸祝俎豆之者也，而青螺为之冠。
郭子章的上述作为，大致可以归为三个方面，即军事平叛、政治革新、改善民生。郭子章在这三个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从不同角度折射出郭氏的治黔能力，其背后的治黔理念，是郭子章留给当代的文化遗产，值得继承。
一、军事平叛 [见英文版第70页，下同]
播州，即今遵义。史籍中首次出现“播州”之名，是在唐太宗时期，而统治播州，世代为播州土司者，则是杨氏家族：
乾符三年，南诏寇陷太原，杨端应募决策，驰白锦，出奇兵定之，授武略将军，值唐乱，留据长子孙，历宋附属称臣。大观中，杨文贵纳土，置遵义军。元世祖授杨邦宪宣慰使，赐子汉英名赛音布花，封播国公。国初，杨鉴内附，改播州宣慰司使，隶四川。
杨氏家族历经杨升、杨纲、杨辉、杨斌、杨烈等，而传到了杨应龙。在此之前，杨氏家族管辖的播州与明廷之间的关系尽管小有摩擦，但是在总体上而言还是比较融洽的。然而，随着明廷皇室奢靡之风渐盛，在解决“南倭北虏”边患问题过程中军费支出的庞大，致使明朝中后期国库逐渐陷入窘境，甚至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万历初年，所入四百三十五万有奇。六年，所入仅三百五十五万有奇，则已少八十余万矣。五年，岁出四百四十九万有奇，则已多四十余万矣。”為了摆脱经济上的困窘，明廷加大了赋税的征收，加之此前始于永乐时期的采木之役，激化了明廷与地方的矛盾，对于贵州等地尤甚，《明史·食货志》中有如下记述：
（嘉靖）二十年，宗庙灾，遣工部侍郎潘鉴、副都御使戴金于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二十六年复遣工部侍郎刘伯跃采于川、湖、贵州，湖广一省费至三百三十九万余两。又遣官核诸处遗留大木。郡县有司，以迟误大工逮治褫黜非一，并河州县尤苦之。万历中，三殿工兴，釆楠杉诸木于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征诸民间，较嘉靖年费更倍。
播州土司杨应龙与明廷的矛盾在明廷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最终被激化。此外，加之播州的自然环境，“地介川、湖、贵竹之间，西北则堑山为关，东南则附江为池。蒙茸镵削，居然险奥。川黔有事，此亦碁劫之所”。于是，播州的矛盾最终演变为叛乱。
郭子章临危受命，情况紧急，仅从敌我双方的兵力上而言，郭子章就极为不利。尽管如此，郭子章还是尽力而为。一方面，与宋兴祖联名上奏请求朝廷速拨兵饷，以安军心;另一方面结合实际，紧急调拨土兵与汉兵，按才委用，提高各卫所的守城能力。经过半年左右的筹备，贵州大部分地方实现了兵员充足、粮饷齐备的局面，从而使得地方军民士气大振，社会民心逐渐安定。
平播之战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三月中旬正式拉开帷幕，直至六月上旬，前后近三个月明廷与播州杨应龙大致经历了乌江关之战、娄山关之战、白石口之战和海龙屯决战等诸多战事。由于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和军事策略、兵员粮饷等军事经济条件的变化，郭子章的平叛过程一波三折，最终在海龙屯决战中，一举攻破播州叛军首领杨应龙的巢穴。杨应龙被迫自缢身亡，其子杨朝栋被俘，播州叛乱至此被平。 播州之乱在明代后期影响颇大，因此，对于全权处理贵州事宜的郭子章，其平播之役的最终胜利，不仅对于贵州而言有着深远影响，甚至对于明廷而言，也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播州之乱被平之后，万历皇帝擢升郭子章为兵部右侍郎。郭子章后来在《恭谢天恩疏》中提及此事：
万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准兵部咨，该本部题为：天威远震，逆寇荡平，遵旨核叙八路从征文武官员功罪，以明赏罚，以资安攘事。奉圣旨：朕赖将士之力讨平播逆，以申灵诛，开疆展土，奇勋懋绩，允宜叙赏郭子章升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照旧巡抚，给与应得诰命。荫一子锦衣卫指挥佥事世袭，赏银八十两，大红纤丝三表里，钦此。
同时，民间对于郭子章平播战役的胜利，也给予了极高评价，甚至认为郭子章的平叛功绩是和诸葛武侯、关圣帝君鼎足而立的。最直接的赞誉体现，则是为郭子章建生祠七所：
先是，播州酋杨应龙作乱，王师屡征不克，天子拊髀。廷臣交荐子章，匹马入黔，增兵饷、扼要害、立赏格，士气百倍。兴师才百余日，擒应龙诛之，播州平，始经理播州为平越等郡县。未几，复有皮林之役，功与播等。黔人戴恩，建生祠七所，更有建怀德祠，以子章与诸葛忠武、关壮缪鼎足者。
二、政治革新 [70]
播州之乱是明末最大的土司叛乱，对明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威胁。首辅大学士沈一贯曾上疏明神宗，分析了土司杨应龙统辖播州形势的潜在危机：
杨酋界在湖广、川、贵之间，腹心之患，若猖獗不休，则无川贵。无川贵即无云南。三省若失，则内地震动，危矣。故川省内使所宜早罢，顾臣犹有忧焉，姑无论中原民心摇动，将有此虞而，大可忧者，又已形之云南矣。云南孤悬天末，自唐宋不入版图，而我朝乃比于内藩，第以处置得宜故也。今皇上遣中使往，夷、夏交被其殃，臣初犹恃彼抚、按或能善加调停，不意中使与抚、按大相抵牾。彼远地之民，既无抚、按足恃，而夷僚之性，又苦中使诛求，若一旦告变，尤难措手，播方烦兵，又安能以余力余财越贵州一线路，而为万里云南计乎，必不暇矣。臣中夜绕床而走，不敢不为皇上早言也。
因此，在播州叛乱平定之后，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以实现社会秩序的重建，并且从根本上解除土司对于西南地区的长期统治，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而贵州巡抚郭子章则力荐朝廷在川贵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具体的措施可以透过《黔记》览之：
（万历二十九年）夏五月戊戌，大饥。（斗米四钱。）己亥，诏分播地：以播州为遵义府，隶四川;革五司，以其地为平越军民府，隶贵州;设黄平州，湄潭、瓮安、余庆三县，隶平越府。龙泉县隶石阡府。以副使尤锡类为参政，贵阳府知府刘冠南为副使，管平越府事，经理播地。加贵州巡抚兼制湖南及川南四土府地方。改镇远、偏桥、平溪、清浪四卫隶贵州。黎平府、永从县隶湖广。加贵阳为军民府。设镇远府推官。癸卯，王象乾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川、湖、贵，巡抚四川。（象乾，山东新城人。）庚子，雨桂子于贵阳。（俗曰莎萝子。）壬寅，贷故总兵官童元镇。谪戍。诏赈贵州万金。戊午，谪礼科给事中杨天民、王士昌为永从、镇远县典史。（为请立太子也。）
根据万历皇帝的诏旨，明廷的改土归流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项内容：第一，将原来播州土司的统辖之地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领土归属遵义府，由四川布政司统领;南部领土归属平越军民府，由贵州布政司统领。同时，将原来黄平安抚司设置为黄平州，由平越军民府统辖。第二，将原来播州土司统辖的草塘安抚司、白泥长官司、余庆安抚司、甕水安抚司、容山长官司五家土司实施改土归流，分别设置湄潭、余庆、瓮安三县，由黄平州统辖;将原来的龙泉坪长官司改土归流，设置龙泉县，由贵州行省治下的石阡府统辖。第三，授命贵州巡抚郭子章有权处置四川南部和湖广南部四个土府的军政要务，授命山东新成人王象乾以右佥都御史，出任四川、湖广、贵州三省总督，兼任四川巡抚。同时，将贵阳府升级为贵阳军民府，将原属于湖广都司统辖的镇远、平溪、偏桥、清浪四卫交由贵州都司统辖，将黎平府及其下属的永从县交由湖广行省统辖。
以上三项内容实际上体现着播州平叛之后改土归流的三大调整，即改土司为流官、改变行政隶属关系以及调整行政机构的级别。通过《黔记》中的相关记述，可以看到：首先，贵州省的辖区基本连接起来，尤其通过横贯贵州境内的驿路主干线，便利了贵州行政事务管理以及必要的军事设防。这无疑是对之前云贵地区长期不稳定局面的彻底改变，从而有利于明廷维护西南地区的统治。其次，通过改土归流的推行，贵州在行政机构设置上增加了一府、一州、四县，由于这些地区原本的人口较多，因此，借助于這些行政区划的重新划定以及行政机构的调整，有助于赋税的征收，从而在根本上为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最后，行政机构的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行政管理的成本，提高了行政管理的效率。
但同时，出于战后迅速恢复社会秩序的需要，一些临时性措施开始推行，如由贵州巡抚郭子章兼管四川、湖广事务等，并不利于四川、湖广、贵州各自的发展，好在不久之后得到了调整。总体而言，播州平叛之后的改土归流使贵州的行政建制得到了极大的健全和完善，相对于之前的土司制度，贵州地方行政管理的效率得到大幅提高，贵州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除了改土归流之外，郭子章也十分注重吏治的改革，而有关官吏任免方面，则是基于播州平叛、改土归流之后地方政府的政治积弊进行的。作为一代杰出的政治家，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对万历朝的存在的弊端以及日渐显露的危机深有体会：
古人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备废弛，文吏钳制弁员，不啻奴隶。夫平日既不能养其精锐之气，临敌何以责其折冲之勇？嗣后将帅忠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权，俾得展布，庶几临敌号令严整，士卒用命。
居安思危是盛世之保障，衰世之良药。对于方兴未艾的政权，居安思危是必要的;而对于风雨飘摇中的政权，甚至历经战事、转危为安的政权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是需要执政者时时警醒的。在郭子章看来，尽管播州之乱被平定，推行了改土归流，云贵等西南地区政局逐渐趋于稳定，但其所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适时地增补官吏到相应机构任职，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既是重建社会秩序的需要，又是防患于未然的需要。因此，郭子章提出了对于官员调补，而且是“更调速补”的建议： 题为方面多缺，恳乞更调速补，以便经理事。据贵州布政使司呈，准本司分守贵宁道左参议梅国楼咨称，本职原籍湖广黄州府麻城县人。万历二十九年正月十六日巡历永宁卫，有家丁梅春报称，父梅汝观于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曰在家病故，本职例应回籍守制等，因准。此转报到，据此该臣会同巡按贵州监察御史宋兴祖查得，该道统辖地方西连播境，东制诸夷。逆酋荡平，地方新定，正在用人料理弹压。今左参议梅国楼丁忧回籍，近接邸报，又复被查听降所有员缺应具题速补。
三、改善民生 [71]
改土归流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行政机构的重建，为相应政策的制定和措施的推行奠定了重要基础。但要真正实现贵州地区的长治久安，作为贵州巡抚的郭子章在加固城防、人员调配、改善交通、教化民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了积极尝试，并且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
（一）加固城池，稳定社会 [71]
杨应龙的播州叛乱及其之后的几次局部叛乱，使得贵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受到了巨大影响，尤为突出的是灾荒的出现和持续。所以，采取有效措施度过灾荒之年，是郭子章等地方官吏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督抚地方事，大兵之后必有大赈。已经两院具题，旨尚未下，但今黔中米贵如珠，青黄不接。古人有矫诏发仓者，今独不可仿而行乎？本院协征皮林班师还省，幸剩米四千余石，剩银六千五百余两，暂借赈饥。
为督抚地方事，照得播平之后，两院题请动饷赈恤。军民候旨日久，因值饥馑，已预支银六千六百一十两，米四千四百二十五石五斗，行守巡迫委官分赈，近准部文覆奉钦依动银一万。
有效的赈济方式，保证了社会在历经特定动荡时期仍然可以最终完成向平稳状态的过渡。
对于西南地区而言，土司和朝廷之间长时期以来的矛盾是造成该地区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推行改土归流之后，影响西南尤其是云贵地区发展的主要矛盾得以基本解决。为了实现贵州地区的长期稳定，郭子章开始着手于加固城防。
纵观中国古代历朝政权的存续，明朝朱姓政权277年的历史，自始至终都面临着如何有效解决“南倭北虏”的问题。无论对于塞北的鞑靼，还是时常骚扰东南沿海如福建等地的倭人，加之明朝后期东北女真人的崛起，還有各地众多的农民起义势力的存在，大明王朝的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改变内忧外患的局面，一方面要镇压农民起义，抚剿并用，解除内忧;另一方面要加固边防，提升边防指挥官和军兵的军事素养，以期解决明朝的边患。
郭子章在贵州巡抚的任上，曾大规模重修龙里卫城：
葺故城七百三十丈，筑新城七十丈。增高南新城一十一丈加二尺，东月城一十四丈加二尺。葺故堞九百六十，筑新堞五百九十四。葺故门一座，筑新门三座。建城镛八间。费金四百七十八两六钱，粟五十钟，泥作三百，匠缩板两万七千，工傅白土二十二万一千四百斤，筑贞石两万一千块，砌砖七万七千五十口。
城池作为战乱中守卫地方的重要屏障，是边防建设的重要内容。龙里卫城在播州战乱之时遭到破坏，在播州平叛之后对其进行修复，有利于保证地方的安全。
城池的加固是必要条件，对战争走势起决定性影响的则是人的因素。郭子章认为，“敌无脆，有备者胜;国无小，善守者全”，因此，除城防加固外，地方军兵的军事素养更需要提高。郭子章吸收前人的军事理论，结合自身的军事实践，撰写兵书战策，定名为《城书》，守城将帅人手一册：
守城事宜，《武经总要》有《城守》章，《纪效新书》有《守哨》篇，吕中丞有《城守》，尹朔野有《堡约》，《筹海图编》亦载《城守》一卷，其说详矣。顾事太烦琐，器亦重复，介胄之士多不解其说。予入闽得福州何太守所刻《守城事宜》，总括《武经》《新书》，而稍笺其词，令人易晓守城之善物也。己亥入黔中，疆场日骇，城垣为急，乃増吕、尹二书数条，间抒一得，付之剞劂。凡守城将帅人给一册，命之曰《城书》。熟读而详味之，庶几黔之金汤乎！故曰：敌无脆，有备者胜;国无小，善守者全。曰备曰守无出此书，召伯营谢荐敖城沂窃为诸将望焉。
（二）修桥补路，便利交通 [71]
郭子章在贵州任巡抚十年，无论是出于军事城防的需要还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目的，都基于对贵州自然环境的保护。如此才能够在政策的制定、措施的推行方面有的放矢。明代后期的贵州交通，对于贵州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极大的阻碍——不仅无法改善民生，而且也不利于中央和西南地方有效联系。因此，由当地实际出发，郭子章着手改善交通。交通条件的改善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通水搭桥，二是开山筑路。
通水搭桥方面，以重安、麻哈、盘江为例，“两崖壁立，水缘壁走，深不可底，迅不可防”，行人通过于此，有“没溺之患”。同时，“地多瘴饥”，经过征询当地百姓的意见，最终搭建了三座浮桥，以利往来。
黔崇冈棱岭，碍云隐日，山有余矣，舴艋不通、商贾不凑。水不足矣，而山太丛密，水亡宣泄，两崖壁立，水缘壁走，深不可底，迅不可防。上下两千余里，惟重安、麻哈、盘江二渡为险。……地多瘴饥，甚则瘴侵而倏为厉鬼。地多盗，莫夜不得渡，而资归庄蹻。地多虎，急切不得济，而委身虎吻。其甚者，渡夫与司兵通，行人驻江东，而渡详西薄，伺兵恣索，而后移舟于东，复恣索渡金，是兵虐于陆而渡凌于水也。……谋之父老，佥曰：浮梁便，秋八月架桥，明年春三四月撤。夏秋之交……解浮梁之舟分渡。
开山筑路方面以湄潭、余庆两地为例。播州叛乱平定之后，明廷把湄潭和余庆划属于贵州，后郭子章视察新郡，发现湄潭木根坡的道路“车不得轨，马不得驰”，因此令疏通险塞，平治道路，后来实现了“车方轨，马如梭”的局面，以至于当地百姓“步者笑，负者歌”：
万历庚子，播平。辛丑，诏割湄潭、余庆等司属黔。癸卯春二月，予以经理新郡，由龙泉入湄潭，道箐口木根坡。山属者崒者如堂如防，车不得轨，马不得驰。予病焉，檄刘宪副文光稍批其险塞，治为夷陆。高高下下，计人可步，骑可跻……予纪其岁月而为之铭。铭曰：木根坡，山如窠，路逶迤，行蹉跎。昔夷区，属牂柯。庚子夏，始平播。弢弓矢，戢干戈。癸卯春，予经过，檄观察，治为迩。剪荆棘，批嵯峨。车方轨，马如梭。步者笑，负者歌。 郭子章一方面通过修桥补路等措施，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之上力求移风易俗，教化百姓。
（三）增置学田，教化民风 [72]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在关于天下治理过程中的轻重缓急、孰为本末方面有过一段话：
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学校兴则君子务德。
朱元璋认为，民之教化是治理天下之重、之本，教化民生的实现则要通过兴建学校，学校兴盛，则民以德为本。而郭子章也大体遵循着这样的途径推行教化。
第一，郭子章保障学校开办所需的学田——这是学校办学的基本的物质条件：
为督抚地方事，照得本院纂修《黔记》，阅得思州、铜仁、思南、石阡四府学，新添、平溪、偏桥三卫学，开载学田数少，不足赡贫生，今当增置。……每处各五十两。领回增买学田，收租存贮，以资赡贫生。黎平府学收租贮仓，专备三年大比，支给科举生员路费。将买完田亩四至呈报施行。计开，思南府学五十两，石阡府学五十两，铜仁府学五十两，思州府学五十两，黎平府学五十两，新添卫学五十两，平溪卫学五十两，偏桥卫学五十两。
第二，郭子章大力宣传德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这种德育教育，直接来自王阳明“良知”思想体系中的“致良知”。郭子章认为，“盛德必百世祀”，通过列举之前的儒家著名学者，以及为以德为本的学者们建立祠堂，享受后世的供奉，努力强化“德育”教育，将“良知”作为全社会成员必须遵循的准则：
子章尝谓三教圣人俱圣域，亡甚轩轾。然地方崇祀应论功德，功巨者当报其功，德盛者当报其德。记曰：报者，天下之利也，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又曰：盛德必百世祀。又曰：能御大災则祀，能捍大患则祀。此笃论也。
第三，郭子章效法王阳明的《南赣乡约》，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通过订立《黔中弥盗条约》，实现“立法弥盗，以靖地方事”的目的。这实际上是儒家教化行为中道德引导与法律规定相结合的传统做法，在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往往更易于推行：
笃立法弥盗以靖地方事。据威清兵巡道呈，详备行上，六卫印捕官将各街置立栅栏，查拨哨兵，护送官商，佥立土巡捕，责成捕盗缘由到院批行外，查得贵州往昔有新添、姚赵二乡官，都匀钟乡官，近日威清杨生员等家俱被强贼入城劫害。偏桥卫、清平卫俱被强贼入城劫狱，此栅栏之不严也。上下六卫沿路往往小苗出劫官扛、行商，此哨兵之不严也。相应通行，本院复以己意推广数款，刊刻成书，分发各守巡道通行，所属衙门着实遵照，每卫各哨各给一册施行。
万历二十九年（1599）至万历三十九年（1609），是郭子章出任贵州巡抚的十年，也是贵州历经乱治、衰兴的十年。这一乱一治、一衰一兴体现了郭子章杰出的治理能力。《黔记》是郭子章的代表作，成书于万历三十一年（1601）。播州平叛之后，《贵阳府志》曾评价该书说：“雅有法度，为世所称。”阳明后学陈尚象在《黔记序》中盛赞郭子章以及该书：
今有中丞郭公《黔记》，其文与献可考镜也，余黔人何敢侈谈黔事，试即《记》中所载，则理学文章、忠孝节义，种种具备，何其盛也！豪杰之士丁时奋树如所称，二三君子褒然名世，何其伟也！至于名公巨卿之所经略，迁客硕儒之所讲明，勋华增天地之光，道德作誉髦之式，抑何造物之有意于黔也！
四、结语 [72]
以《黔记》为代表的郭子章的系列著述，从不同角度展现了郭子章治黔思想与政策以及其对贵州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改善等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通过播州平叛，郭子章基本解决了西南地区土司割据势力与明廷中央政府的矛盾;郭氏力主的改土归流加强了贵州等西南地区与中央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贵州的动荡状态，营造了相对和谐的社会局面;交通条件的改善，便利了贵州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增置学田、兴复学校，是郭氏改善民生思想的具体实践。郭子章以其政治实践，在较大程度上为明代贵州带来了革新，在贵州基层社会治理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影响深远：“（郭子章）莅贵州几十年，所设施动中民隐，尤喜奖拔士类，经其品题者卒为佳士;屡更用兵，调度悉合机宜;及陈情疏凡九上，始得请。既去，贵州人为建生祠七所，水西安氏建怀德祠，祀诸葛武侯、关壮缪侯，而子章与焉。终子章之世，水西不敢动，盖有大畏其志也。著《黔记》六十卷，贵州掌故赖之以存。祀贵州名宦祠。”中国古代有祭祀感怀祖宗或者先贤的传统，起自原始社会末期，一直延续到明清之际。而祭祀感怀之所即是祠堂。在国人心目中，能够被供奉于祠堂，享后世四时祭祀的，或是家族中有血缘关系的祖先，或是开风气之先河，有助于文化传承古圣，或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贤士。郭子章“祀贵州名宦祠”，无疑是属于贤士。郭氏针对时局所做的思考、分析和政治实践是成功的，他的治黔经历与治理经验亦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责任编辑：张发贤 责任校对：刘光炎）
关键词：阳明后学 治黔经验 教化思想
作者王雅克，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博士（贵州 贵阳 550025）。
《黔记》是明代后期政治家、著名学者郭子章的代表作之一。郭子章师承王阳明再传弟子胡正甫（直），深受王学思想影响，同时又是晚明江右王门后学的著名学者。郭子章著述颇丰，传承于后世者主要有《潮中杂记》《圣门人物志》《郡县释名》《豫章诗话》《明州阿育王山志》《六语》《粤草》《黔草》《蜀草》《传草》《黔类》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黔记》。同时代的东林党领袖邹元标曾给予郭子章极高的评价：“此老生平然默，耻言伐，后人无有尽知者，倘今在，必能为国家当数十队矣。且此老无论文通五库，而持身规矩若绳尺，自家庭及里党无间言，自束发至盖棺无堕行，孝则纯孝，忠则愚忠，真昭代醇儒，百年名世。”当前，学界围绕郭子章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哲学思想、地理观念、文学成就、宗教信仰等方面，针对郭子章在平叛、政改、教化等方面成就的评价研究有待深入，因此，本文即从郭子章担任贵州巡抚期间教化活动及其影响的角度，对郭氏的教化治边思想进行研究，从而使我们重新审视明代后期的社会历史变迁。
万历二十七年（1599），郭子章由福建左布政使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监理湖北、川东等地方军务，与湖广川贵总督李化龙合力平灭播州杨应龙叛乱。播州之乱平定后，郭子章奉命处理平乱之后的诸多事宜，留任贵州。直至万历三十七年（1609），郭子章前后九次上疏请辞，最终获准，是年三月与新任巡抚胡桂芳完成交接，四月还家。至此，郭子章主政贵州前后整十年。在此期间，郭子章完成了平乱播州、整饬皮林、征讨路苗、改土归流、疏通航道、修建州城、修缮城防、兴学教化等诸多事宜，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贵州之“乱”，同时初步实现了贵州之“治”。这在明末社会纷乱的大背景中，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田雯在其《黔书》中也给予郭子章极高的评价。在田雯看来，郭氏不仅是“黔之名宦”，更是“名宦之冠”：
黔之名宦，庄蹻、唐蒙以前无论已。明如郭子章、朱燮元、江东之、应朝卿、王重光、尤安礼、吴讷、萧象烈、成务、胡宥、刘大直、王象乾、吴国伦、冯晋卿、陈士奇、王三善、李枟、史永安、刘锡铉、郭成、胡从仪，皆今日所尸祝俎豆之者也，而青螺为之冠。
郭子章的上述作为，大致可以归为三个方面，即军事平叛、政治革新、改善民生。郭子章在这三个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从不同角度折射出郭氏的治黔能力，其背后的治黔理念，是郭子章留给当代的文化遗产，值得继承。
一、军事平叛 [见英文版第70页，下同]
播州，即今遵义。史籍中首次出现“播州”之名，是在唐太宗时期，而统治播州，世代为播州土司者，则是杨氏家族：
乾符三年，南诏寇陷太原，杨端应募决策，驰白锦，出奇兵定之，授武略将军，值唐乱，留据长子孙，历宋附属称臣。大观中，杨文贵纳土，置遵义军。元世祖授杨邦宪宣慰使，赐子汉英名赛音布花，封播国公。国初，杨鉴内附，改播州宣慰司使，隶四川。
杨氏家族历经杨升、杨纲、杨辉、杨斌、杨烈等，而传到了杨应龙。在此之前，杨氏家族管辖的播州与明廷之间的关系尽管小有摩擦，但是在总体上而言还是比较融洽的。然而，随着明廷皇室奢靡之风渐盛，在解决“南倭北虏”边患问题过程中军费支出的庞大，致使明朝中后期国库逐渐陷入窘境，甚至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万历初年，所入四百三十五万有奇。六年，所入仅三百五十五万有奇，则已少八十余万矣。五年，岁出四百四十九万有奇，则已多四十余万矣。”為了摆脱经济上的困窘，明廷加大了赋税的征收，加之此前始于永乐时期的采木之役，激化了明廷与地方的矛盾，对于贵州等地尤甚，《明史·食货志》中有如下记述：
（嘉靖）二十年，宗庙灾，遣工部侍郎潘鉴、副都御使戴金于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二十六年复遣工部侍郎刘伯跃采于川、湖、贵州，湖广一省费至三百三十九万余两。又遣官核诸处遗留大木。郡县有司，以迟误大工逮治褫黜非一，并河州县尤苦之。万历中，三殿工兴，釆楠杉诸木于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征诸民间，较嘉靖年费更倍。
播州土司杨应龙与明廷的矛盾在明廷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最终被激化。此外，加之播州的自然环境，“地介川、湖、贵竹之间，西北则堑山为关，东南则附江为池。蒙茸镵削，居然险奥。川黔有事，此亦碁劫之所”。于是，播州的矛盾最终演变为叛乱。
郭子章临危受命，情况紧急，仅从敌我双方的兵力上而言，郭子章就极为不利。尽管如此，郭子章还是尽力而为。一方面，与宋兴祖联名上奏请求朝廷速拨兵饷，以安军心;另一方面结合实际，紧急调拨土兵与汉兵，按才委用，提高各卫所的守城能力。经过半年左右的筹备，贵州大部分地方实现了兵员充足、粮饷齐备的局面，从而使得地方军民士气大振，社会民心逐渐安定。
平播之战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三月中旬正式拉开帷幕，直至六月上旬，前后近三个月明廷与播州杨应龙大致经历了乌江关之战、娄山关之战、白石口之战和海龙屯决战等诸多战事。由于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和军事策略、兵员粮饷等军事经济条件的变化，郭子章的平叛过程一波三折，最终在海龙屯决战中，一举攻破播州叛军首领杨应龙的巢穴。杨应龙被迫自缢身亡，其子杨朝栋被俘，播州叛乱至此被平。 播州之乱在明代后期影响颇大，因此，对于全权处理贵州事宜的郭子章，其平播之役的最终胜利，不仅对于贵州而言有着深远影响，甚至对于明廷而言，也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播州之乱被平之后，万历皇帝擢升郭子章为兵部右侍郎。郭子章后来在《恭谢天恩疏》中提及此事：
万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准兵部咨，该本部题为：天威远震，逆寇荡平，遵旨核叙八路从征文武官员功罪，以明赏罚，以资安攘事。奉圣旨：朕赖将士之力讨平播逆，以申灵诛，开疆展土，奇勋懋绩，允宜叙赏郭子章升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照旧巡抚，给与应得诰命。荫一子锦衣卫指挥佥事世袭，赏银八十两，大红纤丝三表里，钦此。
同时，民间对于郭子章平播战役的胜利，也给予了极高评价，甚至认为郭子章的平叛功绩是和诸葛武侯、关圣帝君鼎足而立的。最直接的赞誉体现，则是为郭子章建生祠七所：
先是，播州酋杨应龙作乱，王师屡征不克，天子拊髀。廷臣交荐子章，匹马入黔，增兵饷、扼要害、立赏格，士气百倍。兴师才百余日，擒应龙诛之，播州平，始经理播州为平越等郡县。未几，复有皮林之役，功与播等。黔人戴恩，建生祠七所，更有建怀德祠，以子章与诸葛忠武、关壮缪鼎足者。
二、政治革新 [70]
播州之乱是明末最大的土司叛乱，对明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威胁。首辅大学士沈一贯曾上疏明神宗，分析了土司杨应龙统辖播州形势的潜在危机：
杨酋界在湖广、川、贵之间，腹心之患，若猖獗不休，则无川贵。无川贵即无云南。三省若失，则内地震动，危矣。故川省内使所宜早罢，顾臣犹有忧焉，姑无论中原民心摇动，将有此虞而，大可忧者，又已形之云南矣。云南孤悬天末，自唐宋不入版图，而我朝乃比于内藩，第以处置得宜故也。今皇上遣中使往，夷、夏交被其殃，臣初犹恃彼抚、按或能善加调停，不意中使与抚、按大相抵牾。彼远地之民，既无抚、按足恃，而夷僚之性，又苦中使诛求，若一旦告变，尤难措手，播方烦兵，又安能以余力余财越贵州一线路，而为万里云南计乎，必不暇矣。臣中夜绕床而走，不敢不为皇上早言也。
因此，在播州叛乱平定之后，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以实现社会秩序的重建，并且从根本上解除土司对于西南地区的长期统治，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而贵州巡抚郭子章则力荐朝廷在川贵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具体的措施可以透过《黔记》览之：
（万历二十九年）夏五月戊戌，大饥。（斗米四钱。）己亥，诏分播地：以播州为遵义府，隶四川;革五司，以其地为平越军民府，隶贵州;设黄平州，湄潭、瓮安、余庆三县，隶平越府。龙泉县隶石阡府。以副使尤锡类为参政，贵阳府知府刘冠南为副使，管平越府事，经理播地。加贵州巡抚兼制湖南及川南四土府地方。改镇远、偏桥、平溪、清浪四卫隶贵州。黎平府、永从县隶湖广。加贵阳为军民府。设镇远府推官。癸卯，王象乾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川、湖、贵，巡抚四川。（象乾，山东新城人。）庚子，雨桂子于贵阳。（俗曰莎萝子。）壬寅，贷故总兵官童元镇。谪戍。诏赈贵州万金。戊午，谪礼科给事中杨天民、王士昌为永从、镇远县典史。（为请立太子也。）
根据万历皇帝的诏旨，明廷的改土归流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项内容：第一，将原来播州土司的统辖之地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领土归属遵义府，由四川布政司统领;南部领土归属平越军民府，由贵州布政司统领。同时，将原来黄平安抚司设置为黄平州，由平越军民府统辖。第二，将原来播州土司统辖的草塘安抚司、白泥长官司、余庆安抚司、甕水安抚司、容山长官司五家土司实施改土归流，分别设置湄潭、余庆、瓮安三县，由黄平州统辖;将原来的龙泉坪长官司改土归流，设置龙泉县，由贵州行省治下的石阡府统辖。第三，授命贵州巡抚郭子章有权处置四川南部和湖广南部四个土府的军政要务，授命山东新成人王象乾以右佥都御史，出任四川、湖广、贵州三省总督，兼任四川巡抚。同时，将贵阳府升级为贵阳军民府，将原属于湖广都司统辖的镇远、平溪、偏桥、清浪四卫交由贵州都司统辖，将黎平府及其下属的永从县交由湖广行省统辖。
以上三项内容实际上体现着播州平叛之后改土归流的三大调整，即改土司为流官、改变行政隶属关系以及调整行政机构的级别。通过《黔记》中的相关记述，可以看到：首先，贵州省的辖区基本连接起来，尤其通过横贯贵州境内的驿路主干线，便利了贵州行政事务管理以及必要的军事设防。这无疑是对之前云贵地区长期不稳定局面的彻底改变，从而有利于明廷维护西南地区的统治。其次，通过改土归流的推行，贵州在行政机构设置上增加了一府、一州、四县，由于这些地区原本的人口较多，因此，借助于這些行政区划的重新划定以及行政机构的调整，有助于赋税的征收，从而在根本上为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最后，行政机构的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行政管理的成本，提高了行政管理的效率。
但同时，出于战后迅速恢复社会秩序的需要，一些临时性措施开始推行，如由贵州巡抚郭子章兼管四川、湖广事务等，并不利于四川、湖广、贵州各自的发展，好在不久之后得到了调整。总体而言，播州平叛之后的改土归流使贵州的行政建制得到了极大的健全和完善，相对于之前的土司制度，贵州地方行政管理的效率得到大幅提高，贵州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除了改土归流之外，郭子章也十分注重吏治的改革，而有关官吏任免方面，则是基于播州平叛、改土归流之后地方政府的政治积弊进行的。作为一代杰出的政治家，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对万历朝的存在的弊端以及日渐显露的危机深有体会：
古人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备废弛，文吏钳制弁员，不啻奴隶。夫平日既不能养其精锐之气，临敌何以责其折冲之勇？嗣后将帅忠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权，俾得展布，庶几临敌号令严整，士卒用命。
居安思危是盛世之保障，衰世之良药。对于方兴未艾的政权，居安思危是必要的;而对于风雨飘摇中的政权，甚至历经战事、转危为安的政权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是需要执政者时时警醒的。在郭子章看来，尽管播州之乱被平定，推行了改土归流，云贵等西南地区政局逐渐趋于稳定，但其所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适时地增补官吏到相应机构任职，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既是重建社会秩序的需要，又是防患于未然的需要。因此，郭子章提出了对于官员调补，而且是“更调速补”的建议： 题为方面多缺，恳乞更调速补，以便经理事。据贵州布政使司呈，准本司分守贵宁道左参议梅国楼咨称，本职原籍湖广黄州府麻城县人。万历二十九年正月十六日巡历永宁卫，有家丁梅春报称，父梅汝观于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曰在家病故，本职例应回籍守制等，因准。此转报到，据此该臣会同巡按贵州监察御史宋兴祖查得，该道统辖地方西连播境，东制诸夷。逆酋荡平，地方新定，正在用人料理弹压。今左参议梅国楼丁忧回籍，近接邸报，又复被查听降所有员缺应具题速补。
三、改善民生 [71]
改土归流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行政机构的重建，为相应政策的制定和措施的推行奠定了重要基础。但要真正实现贵州地区的长治久安，作为贵州巡抚的郭子章在加固城防、人员调配、改善交通、教化民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了积极尝试，并且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
（一）加固城池，稳定社会 [71]
杨应龙的播州叛乱及其之后的几次局部叛乱，使得贵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受到了巨大影响，尤为突出的是灾荒的出现和持续。所以，采取有效措施度过灾荒之年，是郭子章等地方官吏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督抚地方事，大兵之后必有大赈。已经两院具题，旨尚未下，但今黔中米贵如珠，青黄不接。古人有矫诏发仓者，今独不可仿而行乎？本院协征皮林班师还省，幸剩米四千余石，剩银六千五百余两，暂借赈饥。
为督抚地方事，照得播平之后，两院题请动饷赈恤。军民候旨日久，因值饥馑，已预支银六千六百一十两，米四千四百二十五石五斗，行守巡迫委官分赈，近准部文覆奉钦依动银一万。
有效的赈济方式，保证了社会在历经特定动荡时期仍然可以最终完成向平稳状态的过渡。
对于西南地区而言，土司和朝廷之间长时期以来的矛盾是造成该地区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推行改土归流之后，影响西南尤其是云贵地区发展的主要矛盾得以基本解决。为了实现贵州地区的长期稳定，郭子章开始着手于加固城防。
纵观中国古代历朝政权的存续，明朝朱姓政权277年的历史，自始至终都面临着如何有效解决“南倭北虏”的问题。无论对于塞北的鞑靼，还是时常骚扰东南沿海如福建等地的倭人，加之明朝后期东北女真人的崛起，還有各地众多的农民起义势力的存在，大明王朝的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改变内忧外患的局面，一方面要镇压农民起义，抚剿并用，解除内忧;另一方面要加固边防，提升边防指挥官和军兵的军事素养，以期解决明朝的边患。
郭子章在贵州巡抚的任上，曾大规模重修龙里卫城：
葺故城七百三十丈，筑新城七十丈。增高南新城一十一丈加二尺，东月城一十四丈加二尺。葺故堞九百六十，筑新堞五百九十四。葺故门一座，筑新门三座。建城镛八间。费金四百七十八两六钱，粟五十钟，泥作三百，匠缩板两万七千，工傅白土二十二万一千四百斤，筑贞石两万一千块，砌砖七万七千五十口。
城池作为战乱中守卫地方的重要屏障，是边防建设的重要内容。龙里卫城在播州战乱之时遭到破坏，在播州平叛之后对其进行修复，有利于保证地方的安全。
城池的加固是必要条件，对战争走势起决定性影响的则是人的因素。郭子章认为，“敌无脆，有备者胜;国无小，善守者全”，因此，除城防加固外，地方军兵的军事素养更需要提高。郭子章吸收前人的军事理论，结合自身的军事实践，撰写兵书战策，定名为《城书》，守城将帅人手一册：
守城事宜，《武经总要》有《城守》章，《纪效新书》有《守哨》篇，吕中丞有《城守》，尹朔野有《堡约》，《筹海图编》亦载《城守》一卷，其说详矣。顾事太烦琐，器亦重复，介胄之士多不解其说。予入闽得福州何太守所刻《守城事宜》，总括《武经》《新书》，而稍笺其词，令人易晓守城之善物也。己亥入黔中，疆场日骇，城垣为急，乃増吕、尹二书数条，间抒一得，付之剞劂。凡守城将帅人给一册，命之曰《城书》。熟读而详味之，庶几黔之金汤乎！故曰：敌无脆，有备者胜;国无小，善守者全。曰备曰守无出此书，召伯营谢荐敖城沂窃为诸将望焉。
（二）修桥补路，便利交通 [71]
郭子章在贵州任巡抚十年，无论是出于军事城防的需要还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目的，都基于对贵州自然环境的保护。如此才能够在政策的制定、措施的推行方面有的放矢。明代后期的贵州交通，对于贵州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极大的阻碍——不仅无法改善民生，而且也不利于中央和西南地方有效联系。因此，由当地实际出发，郭子章着手改善交通。交通条件的改善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通水搭桥，二是开山筑路。
通水搭桥方面，以重安、麻哈、盘江为例，“两崖壁立，水缘壁走，深不可底，迅不可防”，行人通过于此，有“没溺之患”。同时，“地多瘴饥”，经过征询当地百姓的意见，最终搭建了三座浮桥，以利往来。
黔崇冈棱岭，碍云隐日，山有余矣，舴艋不通、商贾不凑。水不足矣，而山太丛密，水亡宣泄，两崖壁立，水缘壁走，深不可底，迅不可防。上下两千余里，惟重安、麻哈、盘江二渡为险。……地多瘴饥，甚则瘴侵而倏为厉鬼。地多盗，莫夜不得渡，而资归庄蹻。地多虎，急切不得济，而委身虎吻。其甚者，渡夫与司兵通，行人驻江东，而渡详西薄，伺兵恣索，而后移舟于东，复恣索渡金，是兵虐于陆而渡凌于水也。……谋之父老，佥曰：浮梁便，秋八月架桥，明年春三四月撤。夏秋之交……解浮梁之舟分渡。
开山筑路方面以湄潭、余庆两地为例。播州叛乱平定之后，明廷把湄潭和余庆划属于贵州，后郭子章视察新郡，发现湄潭木根坡的道路“车不得轨，马不得驰”，因此令疏通险塞，平治道路，后来实现了“车方轨，马如梭”的局面，以至于当地百姓“步者笑，负者歌”：
万历庚子，播平。辛丑，诏割湄潭、余庆等司属黔。癸卯春二月，予以经理新郡，由龙泉入湄潭，道箐口木根坡。山属者崒者如堂如防，车不得轨，马不得驰。予病焉，檄刘宪副文光稍批其险塞，治为夷陆。高高下下，计人可步，骑可跻……予纪其岁月而为之铭。铭曰：木根坡，山如窠，路逶迤，行蹉跎。昔夷区，属牂柯。庚子夏，始平播。弢弓矢，戢干戈。癸卯春，予经过，檄观察，治为迩。剪荆棘，批嵯峨。车方轨，马如梭。步者笑，负者歌。 郭子章一方面通过修桥补路等措施，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之上力求移风易俗，教化百姓。
（三）增置学田，教化民风 [72]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在关于天下治理过程中的轻重缓急、孰为本末方面有过一段话：
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学校兴则君子务德。
朱元璋认为，民之教化是治理天下之重、之本，教化民生的实现则要通过兴建学校，学校兴盛，则民以德为本。而郭子章也大体遵循着这样的途径推行教化。
第一，郭子章保障学校开办所需的学田——这是学校办学的基本的物质条件：
为督抚地方事，照得本院纂修《黔记》，阅得思州、铜仁、思南、石阡四府学，新添、平溪、偏桥三卫学，开载学田数少，不足赡贫生，今当增置。……每处各五十两。领回增买学田，收租存贮，以资赡贫生。黎平府学收租贮仓，专备三年大比，支给科举生员路费。将买完田亩四至呈报施行。计开，思南府学五十两，石阡府学五十两，铜仁府学五十两，思州府学五十两，黎平府学五十两，新添卫学五十两，平溪卫学五十两，偏桥卫学五十两。
第二，郭子章大力宣传德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这种德育教育，直接来自王阳明“良知”思想体系中的“致良知”。郭子章认为，“盛德必百世祀”，通过列举之前的儒家著名学者，以及为以德为本的学者们建立祠堂，享受后世的供奉，努力强化“德育”教育，将“良知”作为全社会成员必须遵循的准则：
子章尝谓三教圣人俱圣域，亡甚轩轾。然地方崇祀应论功德，功巨者当报其功，德盛者当报其德。记曰：报者，天下之利也，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又曰：盛德必百世祀。又曰：能御大災则祀，能捍大患则祀。此笃论也。
第三，郭子章效法王阳明的《南赣乡约》，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通过订立《黔中弥盗条约》，实现“立法弥盗，以靖地方事”的目的。这实际上是儒家教化行为中道德引导与法律规定相结合的传统做法，在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往往更易于推行：
笃立法弥盗以靖地方事。据威清兵巡道呈，详备行上，六卫印捕官将各街置立栅栏，查拨哨兵，护送官商，佥立土巡捕，责成捕盗缘由到院批行外，查得贵州往昔有新添、姚赵二乡官，都匀钟乡官，近日威清杨生员等家俱被强贼入城劫害。偏桥卫、清平卫俱被强贼入城劫狱，此栅栏之不严也。上下六卫沿路往往小苗出劫官扛、行商，此哨兵之不严也。相应通行，本院复以己意推广数款，刊刻成书，分发各守巡道通行，所属衙门着实遵照，每卫各哨各给一册施行。
万历二十九年（1599）至万历三十九年（1609），是郭子章出任贵州巡抚的十年，也是贵州历经乱治、衰兴的十年。这一乱一治、一衰一兴体现了郭子章杰出的治理能力。《黔记》是郭子章的代表作，成书于万历三十一年（1601）。播州平叛之后，《贵阳府志》曾评价该书说：“雅有法度，为世所称。”阳明后学陈尚象在《黔记序》中盛赞郭子章以及该书：
今有中丞郭公《黔记》，其文与献可考镜也，余黔人何敢侈谈黔事，试即《记》中所载，则理学文章、忠孝节义，种种具备，何其盛也！豪杰之士丁时奋树如所称，二三君子褒然名世，何其伟也！至于名公巨卿之所经略，迁客硕儒之所讲明，勋华增天地之光，道德作誉髦之式，抑何造物之有意于黔也！
四、结语 [72]
以《黔记》为代表的郭子章的系列著述，从不同角度展现了郭子章治黔思想与政策以及其对贵州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改善等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通过播州平叛，郭子章基本解决了西南地区土司割据势力与明廷中央政府的矛盾;郭氏力主的改土归流加强了贵州等西南地区与中央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贵州的动荡状态，营造了相对和谐的社会局面;交通条件的改善，便利了贵州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增置学田、兴复学校，是郭氏改善民生思想的具体实践。郭子章以其政治实践，在较大程度上为明代贵州带来了革新，在贵州基层社会治理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影响深远：“（郭子章）莅贵州几十年，所设施动中民隐，尤喜奖拔士类，经其品题者卒为佳士;屡更用兵，调度悉合机宜;及陈情疏凡九上，始得请。既去，贵州人为建生祠七所，水西安氏建怀德祠，祀诸葛武侯、关壮缪侯，而子章与焉。终子章之世，水西不敢动，盖有大畏其志也。著《黔记》六十卷，贵州掌故赖之以存。祀贵州名宦祠。”中国古代有祭祀感怀祖宗或者先贤的传统，起自原始社会末期，一直延续到明清之际。而祭祀感怀之所即是祠堂。在国人心目中，能够被供奉于祠堂，享后世四时祭祀的，或是家族中有血缘关系的祖先，或是开风气之先河，有助于文化传承古圣，或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贤士。郭子章“祀贵州名宦祠”，无疑是属于贤士。郭氏针对时局所做的思考、分析和政治实践是成功的，他的治黔经历与治理经验亦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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