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作家富豪榜”公布后，都会引发争议。因为自古以来，文人一向出于清高“耻言钱”，或出于隐私“讳言钱”，然而他们内心里，大都懂得钱的重要性。闲暇时看文人的金钱观，在读着有趣的同时，更令人深思。
　　钱是鲁迅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从公务员到自由撰稿人，鲁迅完全依靠自己挣来足够的钱，超越了“官”的威势、摆脱了“商”的羁绊。鲁迅以他的脑力劳动所得，总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408万元、2009年816万元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中间阶层”。从“而立之年”以后的24年间，鲁迅有平均每年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34万元、每月人民币2万－4万元的收入，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只有这样，在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鲁迅才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
　　胡适学成回国，在北大任教授，第一个月260银元，第二个月加至280银元，为教授最高待遇。那时一银元约合今人民币四十元。胡适除了薪水，还有版税和稿酬。虽然经济富裕，可胡适的生活并不奢华。饮食还是徽州乡土化的，每日三餐，不吃零食，不常吃水果，但吸烟很讲究，衣着比较简单，在国内不穿西装，平时穿的是长衫。胡适在美国任大使期间，风尘仆仆，到处奔走。为了替国家节约外汇，他不带随员，一切亲劳。为了节省小费，叫出租车都跑到使馆前大道的拐弯处。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要报销的，胡适没有动过一分，全部上缴国库。
　　林语堂看重钱，也会赚钱，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人所共知。他想的第一个办法就是“一稿两投”。同样的内容，写一份中文的，写一份英文的，这样可以得两份稿费，而不至于有道德上的限制。有人高度赞扬说，林语堂的中文好到无法翻译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林语堂在收入上斤斤计较，可该花的钱，一点都不吝啬。抗日战争期间，他为国内难民多次慷慨解囊，还以每年720法郎的花销，收养了6个中国孤儿。林语堂教育女儿：“金钱藏在我们自己的口袋里，而不去帮助别人，那钱有什么用处呢?金钱必须要用得有价值，又能帮助别人。”
　　至于周作人，是什么致命的诱惑，让他泯昧良知就任伪职“督办”，甘愿卖国投敌呢?《知堂回想录》中有一段文字可以勘破谜底：“该职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百圆，晋一级加四百圆，至二千圆为止。”鲁迅生前对二弟的评价是一个字：“昏”。在北京八道湾四合院里，周作人每月耗费至少700银圆。就为了这样用成堆银钱垒起的“新生活”，他不惜屈从悍妇、牺牲长兄、胁迫老母、逼走三弟，独占家产。虽说社会应该宽容，但是人格有条基准线：不能为“权”为“钱”而干出反民众、反仁道的劣行。分析鲁迅和周作人的经济状况，才知道为什么鲁迅有铮铮铁骨，而周作人成了汉奸——虽然这句话很多人不愿意听，但事实就是事实。
　　但也有人有不为金钱撼动的人格。史学大师陈寅恪，1941年由昆明西南联大应邀往欧洲讲学，途径香港遭遇太平洋战事起，日方和汉奸陈璧君都来逼迫他投敌，日伪组织还曾以40万港币诱引他主持“东亚文化协会”，替日伪审定中小学教科书等。陈寅恪一概严辞拒绝。而当时他身上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没有。历经艰险回到西南联大，物价飞涨，教授们的月薪还不够糊口，但他却写出了最高水平的学术论著。
　　文人们尽管也有拮据的时候，但是在大多数时候，他们的收入是很高的。无论是胡适，还是鲁迅，其职务收入和稿费足以使自己和家人维持在一般生活水平之上，绝非一般家庭所能比拟。他们所获得的稿费、版税收入远远高于今天的写作者。而胡适对待钱的态度，无疑值得今天的知识分子学习。虽然每月收入丰厚，但胡适自己的生活却很简朴，而帮助汪静之、林语堂却不遗余力。在担任驻美国大使期间，胡适公私分明，廉洁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