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在我准备去印度加尔各答参加第14层亚洲大洋洲国际邮展的日子里,连着接到两个不幸的消息:亚大集邮联(FIAP)的原主席加迪亚(后为国际集邮联——FIP主席)和FIAP的原秘书长约汉·莫尔先后因病去世。加迪亚享年70岁,莫尔只有60多岁。从现今的医疗条件来看,他们是走的太早了。
　　加迪亚是印度人。1983年,他作为当时的FIAP主席首次来中国访问。中华全国集邮联(ACPF)副秘书长李东初以及石顺科同志陪他来到上海。上海市邮协的部分同志参加接待。由于很多印度朋友都是素食者,所以我们请他在黄河路上的功德林素食店进晚餐。餐后,他看了我的《中华邮政邮件资费(1946-1949)》邮集。当时是史济宏医师帮助解释和翻译。加边亚颇有兴趣地细听和发问。分手时,他对我说:“感谢您让我读到了您的优秀论文。”“邮集=论文”,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讲法。这句话使我终身受用,我体会到:一部好邮集应该等同于一篇图、文并佳的好论文,编组邮集应该用撰写学术论文的标准要求自己。
　　1988年,FIAP执委会在北京开会,同时举办邮展,我因病未去。听说加迪亚曾仔细地看了我的《中国民信局》展品(当时已获世界邮展镀金奖),还建议让我报名担任FIP世界邮展的实习评审员,并于来年(1989年)去印度新德里参加实习。后来在ACPF和各级领导的安排与联系下,我去了印度。初次出国,许多方面都有同行的沈曾华同志(他是那次邮展的中国征集员)的指导和我国驻印使馆的关心。但我对整个评审工作总不免陌生。加迪亚对此很了解却又无暇兼顾,于是,他把我郑重介绍给我的组长,也是评委会主席的派依(GBPai)律师。这样,我又有了第二位印度的良师益友。
　　在那次世界邮展中,我还有了一位“好同学”——同在邮政史小组内实习,又同样通过“考试”成为正式评审员的约汉·莫尔。约汉是新西兰人。我们一见如故,还因为约汉和他的夫人怡芳·莫尔都对中国极具好感。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他们夫妇的名字都不是音译,而是他们自己取的中文姓名。我们逐渐从“友好个人”发展成“友好家庭”。


　　怡芳是英国人,因同约汉结婚而定居新西兰。1994年,怡芳曾专门来到上海,在外国语学院学了几个月的中文。她能说和读简单的中文,还尝试过写毛笔字。1998年,莫尔夫妇随新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又一次来到中国。到上海时,他们就找到我家,旅游、集邮兼谈(约汉还特意带来不少邮票,托我转赠上海的青少年集邮者)。我们曾同赴我家附近的某咖啡馆小憩。饮料上来后,当然先敬客人,但见约汉边尝边皱眉头,却不作声。等我们也尝了之后,才知该加糖的冰咖啡竟放了盐!于是向服务员指出,重新调配后送来。
　　对这类“咖啡事件”,约汉都是很宽容的。但遇到正经事,他又极为认真,一丝不苟。我记得他(接第35页)担任某次国际邮展的评委会秘书长时,曾因目录编排较乱、难以实际操作而生气,甚至有点发怒。又有一次在亚大邮展,我俩一起评论某部专题邮集。他因该邮集中有许多贴片都不符合“邮品多样化”的要求(只有邮票而无封片戳记等)极为不满,强调不能给“及格”(60分)。
　　约汉的认真执着据说也得罪了一些人。1996年以后他不再担任FIAP秘书长,可能因此与国外的联系也少了些,所以当我这次在印度与邮友们提到“约汉于不久前去世”的消息,很多人都还不知道。但大家回想起约汉的正直、热情和对FIAP所做的大量工作,无不伤心。随后,一致同意向怡芳发出由全体评委共同签名的唁函。
　　就各人的专长与喜好来说,加迪亚最精通的应该是印度早期邮票去邮政,莫尔则喜欢欧洲邮政史,彼此所长并不对口。然而无论是对编组邮集、参展评审,还是关于完善集邮、发展集邮,我们之间都有着极多的共同的语言。我想,这正是集邮在人类友好合作中的独特魅力。如今故人已逝,继续光大集邮将是对他们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