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看不懂马云,也没看懂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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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庆后是著名企业家,居高声自远,一言一行影响力巨大,但见识水平跟他的财富不相称。娃哈哈至今不上市,公司治理是一人独裁,都反映出宗庆后思想的取向。
  也许是因为中国经济真的到了关键的关口,企业家们近日纷纷出来直言,继曹德旺说税负太高之后,又有宗庆后、马云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争。
  大转型的中国,头部已经领先世界,下半身尚处在农业社会,各种观点混杂交锋本也正常,但是在这个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历史阶段,如果不厘清若干重要的基本经济思想、形成基本经济共识,中国经济就无法健康地驶向远方、更无法到达彼岸。因此,有些重大争论值得扩大、深化。
  宗庆后、马云之争就是这样一个。先回顾一下其过程:
  元旦前,央视财经频道的电视节目,邀请了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做客,共同探讨中国制造业寒冬的深层原因。
  宗庆后针對马云新近提出的“新零售、新制造、新技术、新金融和新资源”这五新,除了新技术以外,说其他各项都是“胡说八道”。
  马云对此进行了隔空回应。2016年12月29日,马云在出席“江苏省浙江商会十周年大会”时,主动谈到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争,表示“企业没有实体和虚拟之分,只有好企业和坏企业之分”
  宗庆后则又对媒体表示:
  “现在网络上电商已经对我们实体经济的冲击太大了,他们评估这个网上的价值是,按照流量来评估的,所以就是烧钱买流量,它把我们整个实体经济价格体系搞乱掉了。互联网管得不好的话,对实体经济冲击太大了,把实体经济全搞乱掉了,现在我认为是虚拟经济做过头了。”
  看完以上辩论,我感觉有几个基本问题需要中国社会思考并形成结论:
  一、虚拟经济——最典型的如金融业——是魔鬼还是天使?或者只是普通的经济人?其存在对社会到底有多少意义?二、互联网算不算虚拟经济?三、中国经济的病根到底在哪里,宗庆后的指责对不对?
  第一个问题只是个经济学常识,但国人包括大企业家在内,大部分未必了解其中原理。
  农业社会的思维,万事需要看得见摸得着:产权要实物形态而不能虚拟(故土地重于股权),服务不如实物值钱(如中医药铺卖的是药,问诊费包含其中不能单收),陌生人不能做生意(全社会靠人格化交易),等等。这些观念反映到现在社会,就是虚拟经济不创造财富,依附甚至寄生于实体经济而活。
  然而虚拟经济的重要价值,早已为近代史雄辩的证明。
  最典型的虚拟经济就是“钱生钱”的银行业。银行业堪称工业社会之母:它创造信用,进而组织大规模生产,向优质产业配置资源。工业体系背后,必须是金融体系支撑。
  在更高的国家竞争的层面,金融体系的隐性力量也决定着历史兴衰:证券交易所助推荷兰、英国崛起,压垮法权和金融体系薄弱的西班牙、法国;银行体系助推日本明治政府筹集到十倍于清王朝的战争经费(两者年财政收入基本相当,日本靠国债—银行体系筹款,而光绪帝靠卖官、张之洞靠抓赌筹款),日本最终在甲午海战中压垮大清,崛起为一流强国。
  实体企业靠创造利润为社会做贡献,而金融体系靠配置资源、降低交易成本为社会做贡献。两者不是一个物种。
  对中国经济来说,配置资源、降低交易成本的需求,是基础性的。故邓小平有名言:“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当然,近几年中国金融系统的发展极不正常,几乎成了下游实体企业吸血者,但这不是虚拟经济自身的问题,而是经济治理使然,具体下文再谈。
  虚拟经济不是恶魔,实体经济也不是天使。明乎此,对于第二个问题即互联网算不算虚拟经济,也就只剩下了分类学的意义。尽管如此,我认为还是值得略费笔墨谈一谈。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本来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概念(也不重要)。但根据目前最权威的美联储定义,美联储认为“实体经济”是指除去房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之外的经济部分,就美国经济数据的构成来看,其中包括制造业、进出口、经常账、零售销售等的部分被美联储笼统地概括为“实体经济”。而根据已故权威经济学家成思危的定义,虚拟经济特指“钱生钱”的金融活动,是一个范围非常具体狭窄的概念。
  那么,互联网算什么?我个人赞同新实体经济这一提法。互联网+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例如,新实体经济的最直观体现,就是连接网上和网下的现代物流行业。2016年“双11”,美的公司通过与大数据公司菜鸟网络合作,打通线上线下仓库,把工厂生产节奏提前了一个月,并将成本降低了40%。在菜鸟网络的大数据驱动下,2016年中国快递行业送出了300多亿件包裹,连续六年增速超过50%,逆势成为中国经济的黑马。在全球每年约700亿件的快递量中,中国占了300亿件。 “互联网+物流”正在加速改变着许多制造企业的生产流程。
  实也好、虚也罢,关键看一个企业对社会的贡献,——以及危害,例如污染企业。
  如何评估一个企业的贡献力?大概可以看如下一些方面。
  例如税收贡献。宗庆后有言:“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就为国家创造税收,因为国家在发展,全靠企业交的税收去发展的,所以对国家贡献大小,主要是给国家交的税收多少“。2016年,娃哈哈集团交税高达50多个亿,确实值得点赞。阿里巴巴也新公布了2016年的完整年度数据,数据显示,整个阿里集团以及旗下蚂蚁集团等机构2016年合计纳税238亿,带动平台纳税至少2000亿。
  再如就业岗位。为电商配套的快递方面,2015年快递就带动了203万人就业,包括快递员、分拣员和货车司机等多种岗位。阿里年报数据显示,“阿里系”共创造了3000万个就业机会。
  为社会提供服务方面,娃哈哈提供的是带来美味体验的有形态饮料商品,互联网系提供的是无形态的服务(前苏联不将服务计算为GDP,暗示其价值不如有形商品)。据阿里公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底,阿里旗下蚂蚁金服为数千万小微企业提供了综合金融服务,所建立的大数据信用体系,基于数据技术和思想对风险重新定价,实质上降低了资金成本、提升了金融效率。
  所以说,从单个企业看,宗庆后的指责其实难以成立。他所说的电商搞乱价格体系,其实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对社会显然是有益的。
  那么宗庆后的愤懑,及其广泛的共鸣,究竟来自何处?这就涉及上文第三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实体经济病根何在。
  我的看法,一言概括:根在经济治理(economic governance)。
  所谓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干扰,都是经济治理方式的具体后果,并非病灶的根源。中国一切经济病症,诸如环境污染深重、贫富分化加剧、产能过剩反复、基础资源价格扭曲、工业用地价格抑制、资金价格高涨、住房价格狂飙、股市牛短熊长,都可以从经济治理中辨析出根源。中国经济好比一瓶娃哈哈饮料,经济治理是固体的瓶子,经济本身是液体的饮料,瓶子的形状决定饮料的形状,经济治理模式决定经济结构和状态。
  宗庆后是著名企业家,居高声自远,一言一行影响力巨大,但见识水平跟他的财富不相称。娃哈哈至今不上市,公司治理是一人独裁,都反映出宗庆后思想的取向。
  所以在文章结尾说个题外话:对商界大佬的见识水平,要以平常心看待。下面随便举几个例子:
  顺丰创始人王卫曾经说:“上市无非是为了圈钱,上市后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所以,即使再缺钱顺丰也不会上市。”——上市目的就是圈钱,这对上市的理解,也实在太肤浅了。然而,时隔没几年,2016年顺丰启动了上市进程。
  2010年,苏宁集团创始人张近东公开炮轰:“电子商务模式不符合商业规律,未来不可能成为主流消费渠道“。几年后,公司改名苏宁云商。
  而宗庆后在刚刚完成的采访中,被问及2015年饮料业绩下滑的原因,竟然说:“主要原因我是要怪你们媒体了。为什么,出了三聚氰氨事件以后,这个媒体一直在说是食品不健康,饮料不安全,什么不健康。”——我看了无语了。(感谢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供稿,本文作者王培霖,知名财经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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