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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诧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编纂出版了《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共七百多个品种，一千余卷，收录1949年前湘籍名人名著和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贺绿汀作品选》就是《湖湘文库》丛书中的一部音乐论著和作品精选本。
贺绿汀（1903—1999），名楷，号抱真，湖南邵阳市邵东县人，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1923年考入湖南长沙岳云学校艺术专修科后，与同好组织国乐研究会、国乐团，开始了早期的音乐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湖南农民运动、广州起义和陆丰斗争，期间创作了《暴动歌》，这是中国最早讴歌工农兵武装夺取政权的创作歌曲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一度被捕。释放后，于1931年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黄自学习理论作曲。1934年，创作钢琴曲《牧童短笛》和《摇篮曲》一举成名，为乐坛瞩目。同年应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之聘，进入电影界，1936年参加左翼歌曲作者协会，1937年参与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第一队，为左翼进步影片《船家女》、《乡愁》、《都市风光》、《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以及话剧《复活》、《武则天》等配乐，创作了《四季歌》、《天涯歌女》、《摇船歌》、《春天里》、《秋水伊人》、《怨离别》等电影、话剧插曲，以及《心头恨》、《谁说我们年纪小》、《清流》等歌曲。1938年8月到重庆，任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科科长，后在重庆育才学校任教。皖南事变后，参加新四军，在新四军军部和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从事音乐创作和教学工作。1943年赴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音乐教员，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长。1945年后在华北大学任教。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文工团团长。1949年，任北平师大音乐系主任及筹建中的国立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名誉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音协副主席、上海音协主席、名誉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名誉院长。1982年，在国际音乐理事会第二十届年会上，被选为国际音乐理事会终生荣誉会员。
贺绿汀是从湖南邵阳农村走出来的一位音乐家，从小就熟悉湖南地方戏剧“祁剧”音乐，在湖湘文化的土壤中成长。他的音乐作品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讴歌中国人民对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的爱国主义斗争；他的音乐创作风格，既受西方音乐理论的影响，又保持着中国民族音乐的特色。他一生创作了二百六十多首（部）歌曲、大合唱、电影音乐、话剧配乐、音乐戏剧、独奏、管弦乐等不同体裁的音乐作品，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音乐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4年他创作钢琴曲《牧童短笛》一举成名，获苏联作曲家、钢琴家车列蒲宁（Alexander Cherepnin，中国名字叫齐品尔1899—1977）举办的“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一等奖。这首钢琴小品以清新、流畅的线条，呼应、对答式的二声部复调旋律，成功地模仿出了中国民族乐器——笛子的特色，从而向听众展示了一幅传统的中国水墨画，仿佛使人们看到了江南水乡一个骑在牛背上的牧童，正在悠然自得地吹着牧笛。这部作品是中国现代钢琴音乐创作上采用欧洲“复调技法”创作，但具有民族和个性特色的最成功的范例。它不仅开创了中国钢琴音乐创作民族化的先河，而且成为中国专业音乐创作走向世界乐坛的首批作品之一，为贺绿汀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作为职业音乐家的贺绿汀，是他进入电影界，为电影、话剧配乐作曲开始的。这一时期的电影歌曲创作显示了贺绿汀在旋律创作上的天赋以及他良好的学院派作曲基础，如电影《马路天使》主题歌《天涯歌女》，采用了江苏民歌的因素，听起来委婉清丽，既有淡淡的忧愁，又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少女的纯情。《春天里》的旋律非常简洁，节奏明快，情趣盎然，形象地刻画了一个失业青年的乐观精神。《秋水伊人》的旋律则优美典雅，具有浓烈的都市气息和抒情性，是当时风靡上海的“流行歌曲”。这些作品反映出贺绿汀在作曲方面的突出才华。作为中国左翼电影音乐奠基人之一的贺绿汀，他不仅写了十七部电影音乐，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电影作曲家，而且1935年由他配乐的《都市风光》是中国第一部音乐戏剧片；中国电影音乐从采用现成唱片配乐至由专人作曲的这一历史性的过渡，就是以这部电影为起点的。
贺绿汀的音乐艺术精神，体现在他1934年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论文——《音乐艺术的时代性》中，他主张艺术家要成为“时代的代言人，或新时代的预言家”〔1〕。他说：“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不单是要有成熟的技巧，也必须具有极其敏锐的时代感受性，能够抓住时代的中心。他不单是民众的喉舌，而且负有推动新时代前进的使命。”〔2〕担负起创造新中国音乐的这一时代的使命，正是他后来以毕生精力去实践的艺术精神。1936年，他又针对所谓“打倒古典主义的学院派”的口号，发表《中国音乐界现状及我们对于音乐艺术所应有的认识》〔3〕，站在维护团结的高度，第一个对当时音乐界已露端倪的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和思想上的庸俗社会学、机械唯物论等“左”的倾向思想进行了批评。这种为中国现代音乐文化健康发展而不妥协地反“左”精神，后来成为他贯穿一生的艺术理论中的主要命题。此外，1931和1941年，他分别出版了《小朋友音乐》和《和声学初步》两本专著。1936年，他还翻译出版普劳特（Ebenezer Prout）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这是第一部完整、系统地将欧洲近代和声理论引进中国的译著，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广大音乐理论工作者的主要和声理论读物。
1937年“七七”事变后，贺绿汀迅速投入抗战洪流中，参加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第一队，赴内地宣传抗日。1938年入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后随厂迁重庆。在重庆育才学校任教员期间他创作了《全面抗战》、《弟兄们拉起手来》。1937年冬贺绿汀在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创作他的代表作《游击队歌》，1938年元旦，在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将领会议上首次演出，之后在敌后根据地和大后方得到广泛流传。这是一首不朽的作品，它以强大的生命力而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优秀代表作和中外经典名曲，直到今天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随后他到了重庆，在重庆的两年间，他的创作又取得新的进展，并趋于多样化。除了为影片《中华儿女》、《胜利进行曲》、《青年中国》等配乐外，还创作了气势磅礴的合唱《胜利进行曲》（之二）；此外还有格调清新、富于泥土气息的无伴奏合唱《垦春泥》、戏剧性的朗诵调《嘉陵江上》、民谣风格的抒情曲《阿侬曲》以及笛子独奏曲《幽思》、管弦乐曲《晚会》等。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在题材上更加贴近时代的脚步，反映了作者当时的革命热情与强烈的使命感，也使他成为左翼文化阵营中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家，如著名的《嘉陵江上》，作者运用西洋歌剧宣叙调与咏叹调的写法，并结合中国语言的特点，寄托了对失去的家乡——东北三省的怀念，表达了坚决打回老家去的抗日决心。
1941年皖南事变后，贺绿汀前往华东抗日根据地，先后在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部、新四军鲁艺文工团工作。1943年夏抵延安后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1946年他又负责筹建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并任团长，这是解放区第一个交响乐团。在新四军和初到延安的三年中，他把音乐活动的重点放在培训音乐干部方面。这期间他的创作以解放区军民的生活和斗争、新型的官兵关系为主要内容，追求音乐的通俗性和对歌舞剧形式的探索，以及用专业手法对传统民歌进行改编。《东方红》、《前进，人民的解放军》、《练兵歌》、《露营歌》等战士歌曲，以及管弦乐曲《森吉德玛》等都是抗战音乐精品，受到战士和群众的欢迎。
《森吉德玛》是贺绿汀管弦乐曲的代表作，创作于1945年。这是一首根据内蒙古民歌改编的具有强烈民族风格的器乐作品。作者对这首民歌旋律加以精心的发展，采用复调的作曲手法和配器上的色彩变化，描绘出辽阔草原和无边沙漠的雄浑景象，体现了蒙古族人民淳朴憨厚的性格，表现了作者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写出了蒙古族人民欢庆解放的喜悦心情。1949年为迎接全国解放，作者将此曲及《晚会》等其他四首乐曲合在一起，编成一组管弦乐曲，在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演出，获得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贺绿汀一直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为办好音乐院校、培养新型的专业音乐人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从就任院长之日起，就把组建师资队伍放在首要位置。他四处奔走，多方联系，想方设法，广招贤才，为上海音乐学院组建了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在艺术思想上，他主张既要借鉴西方音乐又要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以建设自己的民族音乐文化。他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亲自为全院师生教唱民歌；学院正式开设民歌课，聘请民间艺人来院任教；1953年建立民族音乐研究室，专门从事民族民间音乐的搜集、录制、整理与研究，为民族音乐的教学与教材建设打下了基础。在教学建制上，1956年又成立了民族音乐系，设有民族音乐理论、民族乐队指导（后改为民族作曲）和民族器乐三个专业。在办学的实践中，他逐步建立了大学、中学、小学“一条龙”的教学体制，为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闯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并为国内其他音乐院校争相仿效的发展路子。五十年代，由于教育行政工作繁忙和音乐界“左”倾思想的压力，他虽然仍坚持音乐创作，但创作的数量明显萎缩。他转而著文，从理论上反击音乐界的“左”倾思想，1953年著文《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4〕，针砭音乐界某些人轻视技术、艺术、形式以及创作上的标语口号化、公式化、概念化和动辄从政治上定性、扣帽子等“左”倾顽症，而受到自上而下有组织、有计划的围攻，被视为“离经叛道”而大加挞伐，被戴上“艺术至上主义”、“技术至上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等帽子。1963年，他又著文《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5〕，对当时炙手可热并有“无产阶级金棍子”之称的姚文元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文章批评姚文元对法国作曲家德彪西音乐的无知，认为“不能够‘好读书不求甚解’，更不能‘望文生义’”〔6〕，为此闯下大祸。“文革”中他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挨批斗。1968年“四人帮”在上海召开了两次批斗贺绿汀的电视直播大会。面对电视直播的摄像机镜头，贺绿汀坚决地说：“我是不会屈服的。”造反派叫嚣说：“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贺绿汀回答：“我死之前有两个要求：第一，完成我的七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我要澄清事实，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驳斥掉！”造反派乱了阵脚，电视直播被迫中断。之后，贺绿汀被关进监狱，在狱中，他写了长达八十余万字揭露“四人帮”的材料。直至五年后才出狱。
贺绿汀不仅是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作曲家、理论家，而且还是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开创者。在音乐界“左”倾思想滋生和泛滥的时候，他敢于针砭时弊，伸张正义；面对“四人帮”的淫威，他坚持真理，直言不讳，不留后路；他的胆识、风骨、品格和良知足为后辈楷模，体现了他胸怀天下、敢为人先、铁骨铮铮、刚烈如火的湖湘人文精神，不愧为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人民音乐家。
注释：
〔1〕〔2〕引自《音乐艺术的时代性》原载1934年12月20日上海《新夜报》副刊“音乐周刊”。
〔3〕原载1936年10月《明星》半月刊第5、6期合刊。
〔4〕本文为1953年9月全国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题发言。载1954年6月《人民音乐》第3期。
〔5〕本文原载1963年6月25日《文汇报》，署名山谷。是回应姚文元同年5月20日在《文汇报》发表的就德彪西《克罗士先生》中译本书评《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即当时在文化艺术界引起轰动的“德彪西问题”事件。
〔6〕引自贺绿汀《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
《湖湘文库》共七百多个品种，一千余卷，收录1949年前湘籍名人名著和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贺绿汀作品选》就是《湖湘文库》丛书中的一部音乐论著和作品精选本。
贺绿汀（1903—1999），名楷，号抱真，湖南邵阳市邵东县人，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1923年考入湖南长沙岳云学校艺术专修科后，与同好组织国乐研究会、国乐团，开始了早期的音乐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湖南农民运动、广州起义和陆丰斗争，期间创作了《暴动歌》，这是中国最早讴歌工农兵武装夺取政权的创作歌曲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一度被捕。释放后，于1931年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黄自学习理论作曲。1934年，创作钢琴曲《牧童短笛》和《摇篮曲》一举成名，为乐坛瞩目。同年应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之聘，进入电影界，1936年参加左翼歌曲作者协会，1937年参与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第一队，为左翼进步影片《船家女》、《乡愁》、《都市风光》、《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以及话剧《复活》、《武则天》等配乐，创作了《四季歌》、《天涯歌女》、《摇船歌》、《春天里》、《秋水伊人》、《怨离别》等电影、话剧插曲，以及《心头恨》、《谁说我们年纪小》、《清流》等歌曲。1938年8月到重庆，任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科科长，后在重庆育才学校任教。皖南事变后，参加新四军，在新四军军部和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从事音乐创作和教学工作。1943年赴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音乐教员，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长。1945年后在华北大学任教。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文工团团长。1949年，任北平师大音乐系主任及筹建中的国立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名誉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音协副主席、上海音协主席、名誉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名誉院长。1982年，在国际音乐理事会第二十届年会上，被选为国际音乐理事会终生荣誉会员。
贺绿汀是从湖南邵阳农村走出来的一位音乐家，从小就熟悉湖南地方戏剧“祁剧”音乐，在湖湘文化的土壤中成长。他的音乐作品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讴歌中国人民对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的爱国主义斗争；他的音乐创作风格，既受西方音乐理论的影响，又保持着中国民族音乐的特色。他一生创作了二百六十多首（部）歌曲、大合唱、电影音乐、话剧配乐、音乐戏剧、独奏、管弦乐等不同体裁的音乐作品，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音乐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4年他创作钢琴曲《牧童短笛》一举成名，获苏联作曲家、钢琴家车列蒲宁（Alexander Cherepnin，中国名字叫齐品尔1899—1977）举办的“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一等奖。这首钢琴小品以清新、流畅的线条，呼应、对答式的二声部复调旋律，成功地模仿出了中国民族乐器——笛子的特色，从而向听众展示了一幅传统的中国水墨画，仿佛使人们看到了江南水乡一个骑在牛背上的牧童，正在悠然自得地吹着牧笛。这部作品是中国现代钢琴音乐创作上采用欧洲“复调技法”创作，但具有民族和个性特色的最成功的范例。它不仅开创了中国钢琴音乐创作民族化的先河，而且成为中国专业音乐创作走向世界乐坛的首批作品之一，为贺绿汀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作为职业音乐家的贺绿汀，是他进入电影界，为电影、话剧配乐作曲开始的。这一时期的电影歌曲创作显示了贺绿汀在旋律创作上的天赋以及他良好的学院派作曲基础，如电影《马路天使》主题歌《天涯歌女》，采用了江苏民歌的因素，听起来委婉清丽，既有淡淡的忧愁，又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少女的纯情。《春天里》的旋律非常简洁，节奏明快，情趣盎然，形象地刻画了一个失业青年的乐观精神。《秋水伊人》的旋律则优美典雅，具有浓烈的都市气息和抒情性，是当时风靡上海的“流行歌曲”。这些作品反映出贺绿汀在作曲方面的突出才华。作为中国左翼电影音乐奠基人之一的贺绿汀，他不仅写了十七部电影音乐，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电影作曲家，而且1935年由他配乐的《都市风光》是中国第一部音乐戏剧片；中国电影音乐从采用现成唱片配乐至由专人作曲的这一历史性的过渡，就是以这部电影为起点的。
贺绿汀的音乐艺术精神，体现在他1934年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论文——《音乐艺术的时代性》中，他主张艺术家要成为“时代的代言人，或新时代的预言家”〔1〕。他说：“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不单是要有成熟的技巧，也必须具有极其敏锐的时代感受性，能够抓住时代的中心。他不单是民众的喉舌，而且负有推动新时代前进的使命。”〔2〕担负起创造新中国音乐的这一时代的使命，正是他后来以毕生精力去实践的艺术精神。1936年，他又针对所谓“打倒古典主义的学院派”的口号，发表《中国音乐界现状及我们对于音乐艺术所应有的认识》〔3〕，站在维护团结的高度，第一个对当时音乐界已露端倪的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和思想上的庸俗社会学、机械唯物论等“左”的倾向思想进行了批评。这种为中国现代音乐文化健康发展而不妥协地反“左”精神，后来成为他贯穿一生的艺术理论中的主要命题。此外，1931和1941年，他分别出版了《小朋友音乐》和《和声学初步》两本专著。1936年，他还翻译出版普劳特（Ebenezer Prout）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这是第一部完整、系统地将欧洲近代和声理论引进中国的译著，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广大音乐理论工作者的主要和声理论读物。
1937年“七七”事变后，贺绿汀迅速投入抗战洪流中，参加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第一队，赴内地宣传抗日。1938年入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后随厂迁重庆。在重庆育才学校任教员期间他创作了《全面抗战》、《弟兄们拉起手来》。1937年冬贺绿汀在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创作他的代表作《游击队歌》，1938年元旦，在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将领会议上首次演出，之后在敌后根据地和大后方得到广泛流传。这是一首不朽的作品，它以强大的生命力而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优秀代表作和中外经典名曲，直到今天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随后他到了重庆，在重庆的两年间，他的创作又取得新的进展，并趋于多样化。除了为影片《中华儿女》、《胜利进行曲》、《青年中国》等配乐外，还创作了气势磅礴的合唱《胜利进行曲》（之二）；此外还有格调清新、富于泥土气息的无伴奏合唱《垦春泥》、戏剧性的朗诵调《嘉陵江上》、民谣风格的抒情曲《阿侬曲》以及笛子独奏曲《幽思》、管弦乐曲《晚会》等。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在题材上更加贴近时代的脚步，反映了作者当时的革命热情与强烈的使命感，也使他成为左翼文化阵营中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家，如著名的《嘉陵江上》，作者运用西洋歌剧宣叙调与咏叹调的写法，并结合中国语言的特点，寄托了对失去的家乡——东北三省的怀念，表达了坚决打回老家去的抗日决心。
1941年皖南事变后，贺绿汀前往华东抗日根据地，先后在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部、新四军鲁艺文工团工作。1943年夏抵延安后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1946年他又负责筹建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并任团长，这是解放区第一个交响乐团。在新四军和初到延安的三年中，他把音乐活动的重点放在培训音乐干部方面。这期间他的创作以解放区军民的生活和斗争、新型的官兵关系为主要内容，追求音乐的通俗性和对歌舞剧形式的探索，以及用专业手法对传统民歌进行改编。《东方红》、《前进，人民的解放军》、《练兵歌》、《露营歌》等战士歌曲，以及管弦乐曲《森吉德玛》等都是抗战音乐精品，受到战士和群众的欢迎。
《森吉德玛》是贺绿汀管弦乐曲的代表作，创作于1945年。这是一首根据内蒙古民歌改编的具有强烈民族风格的器乐作品。作者对这首民歌旋律加以精心的发展，采用复调的作曲手法和配器上的色彩变化，描绘出辽阔草原和无边沙漠的雄浑景象，体现了蒙古族人民淳朴憨厚的性格，表现了作者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写出了蒙古族人民欢庆解放的喜悦心情。1949年为迎接全国解放，作者将此曲及《晚会》等其他四首乐曲合在一起，编成一组管弦乐曲，在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演出，获得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贺绿汀一直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为办好音乐院校、培养新型的专业音乐人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从就任院长之日起，就把组建师资队伍放在首要位置。他四处奔走，多方联系，想方设法，广招贤才，为上海音乐学院组建了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在艺术思想上，他主张既要借鉴西方音乐又要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以建设自己的民族音乐文化。他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亲自为全院师生教唱民歌；学院正式开设民歌课，聘请民间艺人来院任教；1953年建立民族音乐研究室，专门从事民族民间音乐的搜集、录制、整理与研究，为民族音乐的教学与教材建设打下了基础。在教学建制上，1956年又成立了民族音乐系，设有民族音乐理论、民族乐队指导（后改为民族作曲）和民族器乐三个专业。在办学的实践中，他逐步建立了大学、中学、小学“一条龙”的教学体制，为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闯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并为国内其他音乐院校争相仿效的发展路子。五十年代，由于教育行政工作繁忙和音乐界“左”倾思想的压力，他虽然仍坚持音乐创作，但创作的数量明显萎缩。他转而著文，从理论上反击音乐界的“左”倾思想，1953年著文《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4〕，针砭音乐界某些人轻视技术、艺术、形式以及创作上的标语口号化、公式化、概念化和动辄从政治上定性、扣帽子等“左”倾顽症，而受到自上而下有组织、有计划的围攻，被视为“离经叛道”而大加挞伐，被戴上“艺术至上主义”、“技术至上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等帽子。1963年，他又著文《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5〕，对当时炙手可热并有“无产阶级金棍子”之称的姚文元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文章批评姚文元对法国作曲家德彪西音乐的无知，认为“不能够‘好读书不求甚解’，更不能‘望文生义’”〔6〕，为此闯下大祸。“文革”中他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挨批斗。1968年“四人帮”在上海召开了两次批斗贺绿汀的电视直播大会。面对电视直播的摄像机镜头，贺绿汀坚决地说：“我是不会屈服的。”造反派叫嚣说：“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贺绿汀回答：“我死之前有两个要求：第一，完成我的七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我要澄清事实，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驳斥掉！”造反派乱了阵脚，电视直播被迫中断。之后，贺绿汀被关进监狱，在狱中，他写了长达八十余万字揭露“四人帮”的材料。直至五年后才出狱。
贺绿汀不仅是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作曲家、理论家，而且还是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开创者。在音乐界“左”倾思想滋生和泛滥的时候，他敢于针砭时弊，伸张正义；面对“四人帮”的淫威，他坚持真理，直言不讳，不留后路；他的胆识、风骨、品格和良知足为后辈楷模，体现了他胸怀天下、敢为人先、铁骨铮铮、刚烈如火的湖湘人文精神，不愧为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人民音乐家。
注释：
〔1〕〔2〕引自《音乐艺术的时代性》原载1934年12月20日上海《新夜报》副刊“音乐周刊”。
〔3〕原载1936年10月《明星》半月刊第5、6期合刊。
〔4〕本文为1953年9月全国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题发言。载1954年6月《人民音乐》第3期。
〔5〕本文原载1963年6月25日《文汇报》，署名山谷。是回应姚文元同年5月20日在《文汇报》发表的就德彪西《克罗士先生》中译本书评《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即当时在文化艺术界引起轰动的“德彪西问题”事件。
〔6〕引自贺绿汀《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