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有幸成为天津轻工业学院（现天津科技大学）的一名解放军学员，在校学习三年后，回到了部队。有人对当年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那段历史缺乏了解，以讹传讹，认为这一批人都是白卷先生，这与我知道的事实有很大出入。我有责任将我所了解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情况及我的经历作一叙述：
　　
　　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社会背景
　　
　　工农兵学员是“文革”后期教育制度的特定产物。众所周知，“文革”开始后学生停课，高校停止招生数年。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讲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要从有实践的工农兵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实践中去。”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两校已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1）学制：根据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为2至3年。另外设一年左右的进修班。（2）学习内容：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习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各科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3）学生条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4）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同年10月15日，国务院电报通知各地，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请示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1970年，全国部分高等学校试点招收了工农兵学员41870人。
　　1974年6月15日，国务院批转科教组《关于1974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批评了1973年的招生工作，指出不少地区曾不同程度地沿袭旧高考的办法，在文化考查问题上突出反映了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和影响。
　　对于本年度的招生，《报告》要求如下：1.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抓紧“批林批孔”。2.选拔学生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政治表现、路线觉悟放在首位，注意选拔“批林批孔”的积极分子。坚持选拔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3.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文化考查可采用调查访问、座谈讨论等多种形式进行试验，反对“智育第一”，反对“用对待敌人的办法考学生”。4.在保证工农及其子女受教育的优先权的前提下，注意适当招收确实表现好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走进工农兵学员行列
　　
　　1970年冬，16岁的我从山西省平遥县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成为驻新疆某部的一名战士。在部队紧张的军事训练、政治教育、生产劳动中，我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艰苦的环境磨炼了自己的意志。虽然我年龄小，身体又不很强壮，但在部队全副武装5公里的越野，冬季在戈壁、山区进行几百公里长途野外拉练等高强度的训练中都坚持不掉队。在荒滩中开挖部队农场时，我和其他战士一样按时完成任务。政治教育中勤奋好学，军事训练中刻苦钻研，我在各项工作中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在当时部队创“四好连队”，争做“五好战士”时期，我被评为“五好战士”，在全部队组织的“军事比赛”中，还获得了“射击比赛”第二名的好成绩。
　　由于我的突出表现，给部队领导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所以，在基层向上推荐上大学人选时，首长们首当其冲地推荐了我。理由是：政治表现好、中共党员、家庭出生贫农、年龄小、已有近4年的军龄、爱学习、求进步、文化程度符合要求（初中）、身体健康。经过层层选拔，我最后被确定为全部队上大学的三人之一，其中一人为干部，上解放军二医大；另一名和我是同年兵，山西宁武老乡，上解放军兽医大学（后改为解放军军需大学），部队有许多驴马，需要兽医人才；我上天津轻工业学院化学工程系，学制浆造纸专业。当时，全军各大军区为响应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即解放军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工作队、生产队，要学工、学农、开展农副业生产，以减轻人民群众负担的指示，办了大小不同的各种军工企业。光造纸厂全军就办了十多个。我所在的新疆军区在我们驻地就建有一个造纸厂，除少量的职工外，全部由建制单位的军人负责生产。让我上天津轻工业学院也是有目的地为军工企业培养人才。
　　1974年9月，我正式踏进了大学的校门，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开始了三年的校园生活。天津轻工业学院当时设有化工系、食品系、机械系、盐化系。该院的造纸专业，源远流长，其前身之一的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造纸科，始建于1939年。经过院校更名、建国后的院系调整，与本院有亲缘关系的院校多达20所，像北洋大学、北京大学化工系、南开大学化工系、燕京大学化工系等。学院的制浆造纸专业就是在原天津轻工业学院的基础上，将天津大学制浆造纸专业调归轻工业学院整合而成。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有1949年被定为副教授的隆言权、从国外回来的陈国符教授、留苏回来的陈有庆博士等一批专家教师队伍。
　　


　　学院有解放军驻天津六十六军派驻的“军宣队”，担任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造纸总厂等单位派驻的“工宣队”，在各系主持工作，原有的系领导，一般任副职。我们系的副主任便由“长征组歌”的领唱、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独唱演员贾世骏的妹妹担任。
　　我们学院是从1972年开始招“工农兵学员”的，每个专业只招一个班，每个班35名学员，分成三个组，除上文化课外，其余的活动一般都以组为单位，像政治学习、讨论，开门办学、社会活动等。
　　
　　初中起点的文化课
　　
　　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年龄小的20岁左右，大的有40多岁，文化程度初、高中不等，我们班的初、高中毕业生大体各占一半。有几名文化水平还比较高，像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入学的郑立、陆海燕等，他们在兵团里的教师岗位上已经工作了几年，文化学习一直未中断过，郑立在入学时就能自己看英文书了，所有课程对他们这些“老三届”毕业生来讲，学习起来都非常轻松。
　　为了使像我这样的初中毕业生能够跟上后面的学习进度，学院决定用一个学期的时间补初、高中的基础课。我们绝大多数学员都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上课认真学习，课后向老师和基础好的同学多请教，休息时间多看、多思考，加上有比较高的理解能力，所以，基本上能够消化课程安排的内容。
　　当时，大学中有一句口号“打破老三段”。以前的教学一般是先学基础知识课，再学专业基础课，然后学专业课。“打破老三段”，就是不分阶段，在学习专业课的同时，加进部分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我们也是在学习造纸工艺的同时，学习了分子化学、材料力学、机械制图等专业基础课。这样学的优点是所学各种内容和专业结合得更紧，缺点是基础打得不牢，学得不够扎实。
　　
　　政治运动和开门办学
　　
　　入学时，学院领导就给我们讲：“你们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说是“上、管、改”，其实，学员们每天只能听任军宣队和工宣队摆布。政治活动很多，动辄就集中开会讨论。1975年，学院和全国各高校一样，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所谓周荣鑫同志（教育部长）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随后又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技工作《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但广大师生及共产党员，对批判始终是消极的、抵制的。1976年5月，按照全国的统一部署，学院还开展了“造谣打反”活动。
　　我们班还按照学院的要求，成立了马列著作学习小组，每周用3个晚上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原著。政治活动和教育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极大地影响了文化课的学习。
　　开门办学是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所谓开门办学，即走出去，到工厂中去办学；请进来，将工厂老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请进课堂讲学。三年中，我们分别去天津造纸总厂、天津红旗造纸厂、沈阳工农造纸厂、山东聊城造纸厂办过学。当时的开门办学，突出阶级斗争主课，忽视科学文化课；强调实践，忽视理论；强调群众作用，否定教师作用。实际上是以干代学，开门而不办学。
　　1976年，我曾和几位同学、老师到辽宁朝阳农学院学习过“朝农经验”。“朝农”的经验是“来自工农，回到工农，在校工农兵，毕业还当工农兵。在办学的道路上，实行几上几下、厂校挂钩”。“朝农”经验在高校的推广，使政治运动和劳动更多了。像我院，除了大量时间在校搞政治活动外，每年还安排两次到天津郊区农村帮助生产队收秋、收夏，有时还在校挖防空洞。我们当时的这种作法叫“运动+劳动=教育革命”。也就是“政治运动的时间要多少有多少，文化课教学的时间剩多少算多少”。
　　对当时的许多作法，学员们也无可奈何。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工厂，不是学员不愿学，而是那时的制度不能让我们很好地进入学习状态，这是工农兵学员普遍的感受。
　　尽管有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影响，但在三年中我们凭着顽强的毅力、刻苦的精神，完成了学业，走向了不同的工作岗位。我的同学后来有一部分又进行了“回炉”，多数同学都成了本单位的骨干，近一半的同学当了厂长、总工，有不少人现在仍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工农兵学员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人，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1970年至1976年，全国共招收工农兵学员94万人，占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毕业生的21.4%。1993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联合下发文件规定，国家承认1970年至1976年入学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即工农兵学员的学历为“大学普通班”，简称“大普”。
　　我们应正视历史、研究历史、总结历史，以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责编 一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