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南方都市报》萌生了设立“中国建筑传媒奖”的想法。2007年底，举办了首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在这次论坛上正式宣布将在2008年举办“中国建筑传媒奖”评奖。2008年10月，以“做公民社会培育者，公民意识的启明者”的理念为基础，“中国建筑传媒奖”提出了“走向公民建筑”的口号。这个提法，模仿了现代建筑先驱勒?柯布西耶引领建筑趋势的檄文《走向新建筑》的标题，而“走向公民建筑”这句话本身，代表的不再是建筑师的意图，而更像是从媒体和大众自下而上的期盼。自此，“公民建筑”作为一个创新的词汇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在中国建筑传媒奖的宣言中说，“‘公民建筑’是指那些关心民生，如居住、社区、环境、公共空间等问题，在设计中体现公共利益，倾注人文关怀，并积极为现时代状况探索高质量文化表现的建筑作品。”
　　《走向公民建筑》一书，是对2007年至2010年逢单年举办“中国建筑思想论坛”、逢双年举办“中国建筑传媒奖”的总结，将近70万字的内容，包括了四次活动本身方方面面的内容，还难得地收入了在第二届中国建筑传媒奖评奖结束后的争鸣文章。
　　四年里，从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到8月8日开幕的奥运会，再到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建筑界做了很多事，也有了很大变化。这本书，像一个缩影，投射了整个中国建筑界在四年间围绕“公民建筑”的思想变化。一方面，中国建筑思想论坛，从邀请中国当红建筑师来探讨“实验建筑”变为围绕“社区营造与公民参与”的主题由建筑师、规划师来表达心得、体会，讨论问题与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中国建筑传媒奖设立了最佳建筑奖、居住建筑特别奖、杰出成就奖、青年建筑师奖和组委会特别奖，第二届时，还加入了建筑评论奖，这一评奖活动，有别于那些着重考量建筑设计艺术性与技术性的建筑专业评奖，将很多不为人注意的建筑和对大众来说默默无闻的建筑师、学者、建筑评论家推至台前。他们之中，有人在为灾民建新居，有人在为边远的村子设计造价低廉的通行桥，有人为中国的建筑教育、乡土建筑、城市规划倾注了毕生的心力，让读者能了解到在疯狂尖叫、形态吊诡的建筑之外，中国仍然有为“5?12”灾区设计建造农房的谢英俊、发起并推动了灾后“土木再生”计划的刘家琨这样的建筑师。他们不计得失、在从人本的角度考虑着设计问题。
　　可以说，这是《走向公民建筑》的第一层意义，它以印刷品的形式，像一本纪念册，记录下这四年的内容。
　　第二层意义是，活动本身是大众媒体以“公民建筑”为题对建筑界的一次拷问，这本书收录的是当下建筑界所交出的“答卷”。
　　在大众传媒和建筑專业之间，曾有很深的鸿沟。获得第一届中国建筑传媒奖的标准营造事务所主持建筑师张珂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曾说，他们一开始不理解“传媒奖”是什么意思，怕被当作“挖空心思”在媒体上“抛头露脸”的建筑师，直到彻底了解了这确实是一个“关注人文、关注建筑”的奖项。多数建筑师都像标准营造一样，他们自认、也确实不是在为获得媒体承认而工作，甚至建筑圈有一种观念，认为是媒体对某些建筑的跟风、炒作影响了、带坏了当下的建筑风气，因为毕竟是要通过媒体的宣传，才会催生出“明星建筑师”这个群体。而除了少量建筑专业媒体之外，大众传媒的注意力更容易被新奇怪的设计所吸引，往往缺乏建筑上的专业判断力。与此同时，媒体人们也主观地以为建筑师是一伙想当艺术家的疯狂工程师，想做的都是CCTV新楼那种招摇的建筑，并不真正关心普通人的生活。
　　但中国建筑传媒奖提出的“走向公民建筑”改变了彼此双方的成见。大众媒体向建筑师们提出的这个思考角度，恳切、质朴。“公民建筑”虽然在至今仍然界定模糊、范畴过于宽泛，但仍足以让很多建筑师重新思考自己所做的工作，回顾自己做建筑的初衷。建筑的意义和价值何在？为谁而作？为什么而作？
　　从成果上看，建筑师们交出的答卷算是令人欣慰。获得首届中国建筑传媒奖最佳建筑奖的毛寺生态实验小学，建筑师吴恩融和穆钧，前者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后者当时是在读博士，他们在甘肃农村前后花了五年时间建造无止桥和实验小学，穆钧更是在毛寺村里住了两年，直至带领村民建完学校。桥和小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居民和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环境，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他们对所处环境和未来的看法。
　　第二届传媒奖最佳建筑奖虽然空缺，但反倒更体现了奖项的严谨与严肃。分处台湾宜兰、香港、天津、西安的四项入围作品，在经过评委会实地考察之后，除了从专业角度肯定了它们建筑设计上的独具匠心，也发现了设计中存在的“严重不足”，尤其在听取了使用者的意见之后，艰难同时也果断地将这个奖项设为了空缺。设计了宜兰津梅栈道的台湾建筑师黄声远在参访中说：“这一重要奖项的空缺，能引起行业更好的讨论，同时是对建筑师的一种鞭策和警醒。”
　　最佳建筑奖空缺令人遗憾，但本届的居住建筑特别奖却让人眼前一亮，最终获奖的中新生态城建设公寓，是极为少见的“工棚”建筑设计项目，在有限的范围内，用低廉的造价为建筑工人们创造了一个舒适、有尊严的生活环境；同时获奖的还有喀什老城区阿霍街坊保护改造，在设计过程中，每户居民自主参与，与建筑师充分沟通和合作，在整个街区的改造中，建筑师提供了抗震、设备等专业的帮助，实现了居民们的居住理想，也保留了老城区的风貌。
　　《走向公民建筑》的第三个意义是，它展现了围绕“公民建筑”在建筑界展开的思考和讨论。
　　在第二届中国建筑传媒奖最佳建筑奖宣布空缺之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建筑评论人周榕撰写了评论文章《被公民的中国建筑与被传媒的中国建筑奖》，其中，他质疑了中国传媒建筑奖的制度合理性，认为评委会缺乏大众传媒的踪影，并称“在没有‘公民社会’基因的大环境下试图评选出‘公民建筑’，其结果，除了让中国建筑‘被公民’之外，别无他途”。紧接着，该届获得建筑评论奖的朱涛以及终评委员会主席王骏阳纷纷撰文，细述中国建筑传媒奖最佳建筑奖空缺背后的思考，建筑传媒奖与当下中国建筑的关系。这个过程，既有充满火药味的真刀真枪的对峙，也有思想的碰撞。这种现象在很长时间以来，极少出现，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传媒奖的一个功劳。只有不断探讨“公民建筑”，谈论这个话题，才能让更多的人有所期待、有所呼吁，也让更多的建筑师重新思考并投入其中。
　　首届中国建筑传媒奖中获得杰出成就奖的冯纪忠先生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公民建筑’才是真正的建筑，其他的建筑如果不是为公民服务，不能体现公民的利益，它就不是真正的建筑。……我们要认识这个问题，现在得这个奖，我就更加肯定了‘公民建筑’不只是哪一类建筑，而是整体的建筑。”路还很长，王骏阳在文章中写道：“在‘走向公民建筑’的道路上，建筑师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公众、甲方、政府等方面的共同努力。”而从这个角度，中国建筑传媒奖和中国建筑思想论坛，都是借助媒体传播的平台，“在短时间内整合庞大的社会资源”并获得社会关注，由此，才能更快地把“公民建筑”的理念真正推动到整个中国社会，让普通民众从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