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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苏格兰作家约翰·高尔特的《市长》（1822）用回忆录的方式，记录了苏格兰小镇的发展历程。鲍基担任市长（也可译作镇长）期间，古德镇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民主体制纠正了市议员的腐败之风。《市长》以全景式的图画展现了苏格兰共同体的形塑过程，而苏格兰共同体的形塑与小镇居民共同信守的正义理念密切相关。本文以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为基础，着力阐释亚当·斯密正义理念与《市长》中苏格兰共同体形塑的关系。鲍基市长是正义理念的化身，他用谨慎、同情和仁慈的美德，把古德镇凝聚成一个有机共同体，引领民众在苏格兰的乡村变革中成长。
关键词：高尔特;《市长》;正义;共同体;苏格兰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文学的命运共同体表征与审美研究”（19ZDA29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卫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苏格兰文学研究、文学跨学科研究。蔡娜娜，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苏格兰文学研究。
Title： Justi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ottish Community in John Galt’s The Provost
Abstract： John Galt’s The Provost （1822） is an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Scottish town. As the provost （head of a town） of Gudetown， Pawkie led the townspeople to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s， to enhance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o punish the corruption of the MPs. The Provost offers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ottish communit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ownspeople’s firm belief in justice. In light of Adam Smith’s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this paper aims at elici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am Smith’s theory on justi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ottish community. Pawkie is deemed as the spokesman of justice. Endowed with prudence， sympathy and benevolence， Pawkie suceeds in building Gudetown into an organic community and leading the townspeople to enjoy the profits of the rural reform in Scotland.
Key words： John Galt; The Provost; justice; community; Scotland
Authors： Wang Weixin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His major academic interests are Scottish literature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E-mail： wilson69@163.com. Cai Nana is MA candidate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Her major academic interest is Scottish literature. E-mail： rachel0724@126.com
哈特在《蘇格兰小说》一书中写道：共同体是苏格兰小说的主导神话，它是“个人价值的基础和救赎的条件”（Hart 401）。这句话用来描述19世纪苏格兰作家约翰·高尔特的作品是再合适不过了。和同时代的司各特、霍格等作家不同，高尔特小说的主旨不是突出个体，而是突出极具苏格兰西部特色的共同体。和同年出版的《教区纪事》（Annals of the Parish， 1822）一样，《市长》（The Provost）的聚焦点不是某个人，而是苏格兰西部小镇的历史变迁（Aldrich 60）。在《市长》一书中，詹姆斯·鲍基（James Pawkie）用回忆录的形式展现了其50年任期内古德镇（Gudetown）的发展变化。书中揭示的这位已故市长的处世之道和为政智慧有助于古德镇日益繁荣，但他本人引以为傲的道德准则颇具争议性，引发了评论家对小说所处时代的道德理念的探讨。格鲁特（de Groot）基于对仁慈、博爱等美德的传统的理解，把市长这一角色解读为有悖于公序良俗的负面人物。他认为，鲍基是伪善的，“他为自己聚集财富的方式只是中产阶级紧密连结起来的增加财富和权力的手段之一”（de Groot 214）。格鲁特的论断似乎有失公允，因为虽然鲍基市长重视个人利益凸显了资产阶级的专注“利己”（self-interest），但是其行为却没有违背商业活动的正义准则，并且古德镇这个苏格兰共同体在市长的带领下持续发展，足以证明鲍基并非伪善（Trumpener 715）。《市长》以全景式的图画展现了苏格兰共同体的形塑过程，而苏格兰共同体的建构与以鲍基市长为代表的正义理念密切相关。正义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经由亚里斯多德，最后由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得以厘清。借助斯密的正义理念，本文将分析正义理念与其他美德的关系，藉此为鲍基市长正名，并阐释其在苏格兰西部乡村共同体构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市长及其代表的正义理念是古德镇不断进步的动力，是苏格兰西部乡村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关键。 一、正义与共享信念的形成
提摩西·贝克在《乔治·麦凯·布朗与共同体哲学》一书中指出，在苏格兰文学的视阈中，共同体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指涉：它所指的是一個地方的、以地理区划为基础构建的区域;它具有可以共享的民族以及政治目标;它具有可以共享的道德和伦理方式;它能够创设人际关系和呈现个体自我的语境（Baker 5）。在这四个基本元素中，共享的民族以及政治目标是必不可少的。健康、令人愉快的共同体离不开其成员对美德的坚持，作为各种社会美德基准的正义一直以来都是哲学家们思考的对象。对正义的思考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在《理想国》中，通过苏格拉底与智者的对话，柏拉图总结了“一个国家的四种德性：智慧、节制、勇敢和正义”，而正义“就是能够使节制、勇敢、智慧在城邦产生，并在它们产生之后一直保护着它们的品质”（肖萧、李洪波 63-64）。由此可以看出，正义在四种美德中居首要地位。那么，统领其他三种美德的正义该如何实现呢？柏拉图以人身体的“头部、胸部和胸膈”对应“智慧、节制和勇敢”，强调通过身体三个部分的“健康运行”来实现“身体正义”，灵魂的三种美德相互协调来达到“灵魂正义”（沈夏珠 92）。在《国家篇》中，柏拉图用个人正义、身体正义与灵魂正义的有机结合来类比国家正义的实现方式，即统治者、卫士和平民各司其职，指出正义理念包含了其他三种美德，“是一切尽善尽美的美德的集合”（斯密356）。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正义理念，阐释出“正义的两种含义：一种是与违法相反的普遍意义上的正义或普遍正义，也就是守法;另一种是与贪婪和不公平相对的公平”（刘玮29）。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亚里士多德承认法律并非绝对正确，但是他坚持认为守法是正义的，这与斯密对正义的阐释相契合，是正义的第一层含义。
正义与“其他所有社会美德之间的明显区别”在于实行同情、仁慈和谨慎的方法“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听任我们自己的选择”，而“遵奉正义会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受到束缚、限制和约束”（斯密99）。斯密通过类比进一步指出了正义与其他美德的区别，认为正义是写作时的“语法规则”，是严格的、明确的，而其他美德是“衡量文学作品是否美妙优雅的准则”，是没有统一规范的、含糊的（217）。正义理念而非其他社会美德成为构建共同体的基础在于“社会可以存在于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通过完全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被维持下去”，比如人与人之间相对冷漠的社会或商业社会，如果正义得不到伸张，则会彻底毁掉任何一个社会（107）。
基于前人对正义的理解，斯密详述了正义的三层含义：1）不能给旁人造成人身、财产或名誉的直接伤害，否则就会遭到惩罚;2）不去侵犯他人的一切，自愿地按照礼节做一切事情，这是广义上的正义，包含仁慈和博爱等;3）要充分注意私人利益，不能对自己不公正，要做到行为和举止的合宜，这包含如谨慎、坚忍不拔和自我克制等美德（355-356）。相较于谨慎、同情和合宜的仁慈，斯密认为“正义是唯一明确和准确的道德准则”（434）。斯密的这些观点，为我们解读《市长》中的正义理念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日常生活中，古德镇居民坚守正义理念，用苏格兰法律规范自身行为、维护自身权益。斯密认为，人人皆有自爱之心，然而这种自爱一旦僭越了法律，就一定会依据违法者对他人生命、财产或权利的损害程度对其施加相应的惩罚（104）。保护他人人身安全的苏格兰法律是正义的最后底线，古德镇的居民长期坚守此准则，在正义的理念里共同生活，而所有违反正义原则的人都将受到惩罚。在《市长》的第九章，简·凯斯琳（Jean Gaisling）之所以走上绞刑架，是因为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私生子。人们虽然同情她不能独自抚养孩子的处境，但是每个个体都必须遵守正义之法。“最神圣正义的法律就是那些保护我们邻居生活和人身安全的法律”（104），杀人者必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付出沉重的代价。即将受刑的简流露出斯密所认为的悔恨的情感：拒绝交流，任凭母亲在她面前嚎啕大哭，求她开口向法官求情免死，她依旧沉默接受自己违反正义所需接受的惩罚。对自己行为后果的“羞耻心”，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我嫌恶和憎恨”是简一心赴死的原因（105）。作为正义的执行者，古德镇在自己没有行刑者的情况下，宁愿向艾尔镇求助，也一定要执行正义。高尔特在小说中写道：“那时镇上最年长的老者的记忆里也没有施行绞刑的记忆;镇上最后一位受刑者是位受迫害的殉道者。因此，我们对行刑没有任何经验，由于没有刽子手，我们还需要从艾尔镇请一位过来帮忙”（Galt 21）。由此可见，古德镇社会安良，人们的人身安全有保障，这些全都有赖于居民对正义的严格坚守。
斯密的正义理念，还包含了维护他人财产安全的正义，任何侵害他人财产的行为都将受到惩罚。在《市长》的第38章，一位名叫珍妮的浣洗工，因未按照要求向雇主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且拒绝提供合理的解释而被处罚。依据法律，仲裁者将罚没珍妮五先令给镇上的穷人，珍妮本人继续在主人家待到合同期满为止。后来，珍妮频频失职，不得不离开了古德镇，甚至连“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也容不下她了”（81）。因此，正义是对个体的行为有最基本的要求和束缚，一旦打破就必须接受惩罚。珍妮因为其行为与古德镇居民共同遵守的正义理念不符，又没能及时纠正失职行为，才不得不出走他乡。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阐释了同情（sympathy）、合宜的仁慈（benevolence）、谨慎（prudence）以及正义（justice）的含义，着重突出了正义在这些美德中的支柱作用。同情作为人类本性之一，主要是指“我们同情别人的痛苦而不是别人的快乐”（斯密 52）。同情他人的痛苦，小镇居民自发捐款帮助海难中失去家人和经济来源的家庭，市长鲍基及其家人帮助落难的贫儿与寡母。与此类似，仁慈也是一种对关心他人幸福的美德，有普世的仁慈（universal benevolence）和具体的仁慈（particular beneficence）之分。美国学者汉雷指出，尽管我们会对任何无辜受难的群体表示善意，但是我们的善心一定会先指向“家人、朋友和同胞”（Hanley 187），仁慈之心无边界，仁慈之行囿于家国。在《市长》中，当反拿破仑战争爆发之时，民众自发加入民兵队，这是小镇居民集体奉行具体的仁慈的体现。在《道德情操论》中，谨慎分为两种，一种指向自身，关注个人的“健康、财富、地位和名声”;另一种是高级的谨慎，同英勇、正义、克制相结合，指向一些“伟大和高尚的目标”（斯密 279），通常体现在军事家和政治家等公众人物身上。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古德镇历经风雨而不断繁荣发展，这是小镇居民坚持谨慎美德的结果，而鲍基则是谨慎美德的集中体现。 古德镇居民以正义理念为准绳，律己守法，奉行节制，在维护个人利益的同时，尊重他人合法权益。然而，在这个商业经济初步发展的西部小镇，小镇居民不但做到了对正义底線的坚守，而且，在市长的引导下，还兼顾广义的正义，即谨慎、同情和合宜的仁慈，使正义成为古德镇这个苏格兰小镇共享信念的核心。
二、正义的化身：市长在共同体构建中的作用
如果我们把正义作为《市长》中苏格兰共同体的共享理念，那么，市长鲍基则是这个共享理念的最佳代言人。尽管鲍基的精明和手段遭到了多数批评家的指责，但他本人在古德镇为政五十载的行政实践，与他在《市长》第一章有关自己从政生涯的总结是相互印证的：
我深知（公共人物的行为准则和经验）对社会繁荣的重要意义。这些行为准则和经验可以让人们了解我是如何三次当选市长，代表最高皇权在这个皇家小镇行使权力，如何蒙受圣恩，把管理工作做到令本国和联邦的长官们交口称赞、小镇居民心存敬畏、行为不端者心有戚戚的程度。（Galt 2）
鲍基口中的行为准则和经验是其坚持正义理念的反映，一方面它体现了市长遵守法律，不侵占、损害他人财产，谨慎地保护和实现个人利益，维护社会和个人正义;另一方面说明市长也兼具一些“合宜的”的美德，如宽容、慷慨等，使他成为小镇居民尊敬和爱戴的对象。珍妮·阿伯迪恩是这样评价鲍基的，“他恪尽职守，对己不吝调侃，对人十分宽容、关怀和慷慨”（Aberdein 114）。市长行为世范，恪守正义，以自己的美德，把古德镇凝聚成一个有机和睦的共同体。
鲍基以包容、谨慎的态度对待新兴事物，维护古德镇的良好声誉。当听说一位雅各宾派的民主分子押沙龙先生（Mr. Absolom）打算创办一份“挑战一切信任与权威”的报纸时，市长感到十分为难，他既不能坐视不管，也不能贸然行动，打击这种“合乎法律的言论自由”（Galt 82）。但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市长十分巧妙地把这份有可能散播无政府主义情绪的报纸，变成了一份遵规守矩的、“扩大政府影响和行政效率”的报纸，为巩固古德镇这个共同体贡献力量（83）。
市长凭借正义、宽容、慷慨的美德，赢得了小镇居民的爱戴。市政官马克去世的那年冬天的圣诞节，狂风大作，货船无法进港靠岸，只好抛锚停泊在海湾里。一夜的等待结果却是17位小镇海员在此次事故中丧生。为了让需要帮助的家庭得到及时的援助，市长号召居民捐款，为善款制定了详细的分配方案，“把遇难者的家庭分为三类：没有别的经济来源的家庭，有别的经济来源，但家庭人口多、负担重的家庭，以及仅需要暂时接济作为过渡的家庭”（54），让镇会计把捐款支出的明细一一记录在册。这是后来市长用以击溃质疑声的有力证据，使他在这个共同体里变得“举足轻重”，“威信大增”（54）。市长以大局为重，举荐凯格先生（Mr. Keg）担任下一任市长，即便后者对其毫无感激之意，当集市发生暴乱时，鲍基却不计前嫌，积极帮助凯格先生处理暴乱。继暴乱之后，鲍基又投入到帮助受暴乱影响无法正常生活的居民的行动中来。遇到上门乞讨的孩童，鲍基好心赠与食物并凑钱给孩子们的母亲看病，帮她获得谋生的职业。后来这位夫人继承了一笔遗产，“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而移居爱丁堡，却不忘鲍基和他太太的恩惠，每年都赠送礼物来表达她的感激（31）。
必须指出的是，亚当·斯密所倡导的正义，是一种消极的美德，它的主要关注点是不能做什么，而不是能做什么。所以，作为正义的化身，市长也是古德镇道德风尚的维护者，他必须严格禁止破坏小镇治安和败坏道德的行为。一群戏剧演员经常到小镇的所谓“皇家剧院”，即德波先生（Mr. Dribble）的谷仓，为小镇居民举行演出（78）。原本是丰富居民生活的文化活动常常以骚乱结束，甚至直接引发了鲍基的侄子理查德和年轻乡绅斯文顿（the young laird of Swinton）之间的决斗，造成前者受伤，后者远走他乡的后果。由此可见，这群外来者已经打乱了小镇平静的生活，扰乱了社会治安，败坏了道德风气。市长于是和市政官们商议：驱赶这群演员，限制芬顿太太提供夜宵、酒水的时间，小镇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昔的平静。值得指出的是，决斗是法律禁止的事情，双方都是过错方，可是鲍基的哥哥却希望利用鲍基的地位，重罚斯文顿和他的朋友，但是鲍基没有滥用权力，而是秉承宽容的原则，尽力减轻决斗事件带来的后果。后来，理查德伤愈，两位年轻人回归古德镇，竟成了密友，小镇居民因此对鲍基化干戈为玉帛的行为大加赞扬。
正义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财富的多寡而有所区分。斯密指出，“钦佩或近于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或至少是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这种倾向”是“我们道德败坏的一个重要又最普遍的原因”（斯密 72）。因为德不配位的情况时有出现，原本应该引起人们尊敬和效仿的美德和智慧并没有体现在这些大人物身上，如果此时不加辨别就盲目崇拜只会造成社会道德滑坡。诚如阿伯迪恩所言，“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财富增加以及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民主思想”，小镇的乡绅失去了往日的风光，成了负债者（Aberdein 114）。这反映了十八世纪末那些秉持美德和智慧而获得财富的商人的社会地位正在不断上升。然而，财富并非市长对待乡绅态度唯一衡量标准。尽管“（乡绅们）在能力和天赋上并无过人之处”，市长依然积极的邀请他们融入小镇商人的活动;而这种交往获得了小镇居民羡慕和祝福，“好像这种恩赐（sunshine）投射到他们的行政长官身上就会向下传递给他们一样”（Galt 74）。市长对待乡绅的姿态反映了民主的时代精神，树立了可以通过正义的美德实现财富和地位的榜样。
市长对正义的坚守，最终也赢得了同僚们的认可。在市长即将退休之际，他非常希望得到一份公开的致谢。于是，他托马科尔维尔先生（Mr. Mucklewheel）向新任市长转达自己的提议，最终这位前市长获得了“一座银质奖杯，上面刻有其市议员、行会会长和市政官的任职时间”，以纪念他曾是一位“无私的小镇公仆”（104）。虽然纵观鲍基全部的任职活动，它们并非全部出于“无私”，而且鲍基也曾自省自己早期利用其影响为皮特尔先生（Mr. Pittle）谋取牧师一职，但是小镇在其带领下欣欣向荣也是无法抹杀的事实。阿尔德奇这样评价鲍基：“很难确定，故事的结尾鲍基是变得更好了还是更精明了”（Aldrich62）。无论是变得更精明，还是更富有“合宜的”美德，不可否认的是，鲍基在其任职的五十年都是值得称赞的。他坚持正义理念，守法执法，克己奉公，并躬身践行宽容、慷慨的美德，带领全体民众，把古德镇建成了一个繁荣安定的共同体。 三、正义与苏格兰西部乡村变革
英国著名思想家鲍曼（Zygmunt Bauman， 1925-2017）在《共同体》一书中论述了共同体的安全性和个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提升安全性总是必要要牺牲个人自由，而自由要扩大，必然会以牺牲安全性为代价”（Bauman 20）。完全没有自由的安全性无异于奴役，而完全没有安全性的自由无异于自我放弃、自我迷失。由此可见，在共同体的建构中，正确处理安全性和自由的关系、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市长及其代表的正义理念在小镇的社会变革中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这得益于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有效平衡，而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平衡也是正义的重要原则。古德镇处于商业社会的历史转型期，“资产阶级追逐个人利益才是现代化的动力”（Hewitt， “John Galt” 237）。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有时会发生冲突，如何在商业社会里恪守正义理念，保护个人利益的同时引导社会改革、保护集体的利益，是高尔特在《市长》中重点关注的问题。戈登在《约翰·高尔特传记》（John Galt： the Life of a Writer）一书中认为，詹姆斯·鲍基（James Pawkie）是一个“自私却与人无害的”人，一个“精明的”的布商（pawkie意为sly）（Gordon， The Life 50-51）。谨慎、克制的正义理念使得这位布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从学徒工做起，一路经营，进入市议会，三次当选市长，最后荣誉退休。像《教区纪事》一样，高尔特通过一系列历史事件，以详尽、写实的笔触再现了“皇家辖区古德镇”的历史变迁（Galt 2）。瑞吉娜·海威特把这种写作风格称为“理论历史”或“推测历史”写作手法（Hewitt， “Introduction” 1）。鲍基任职的五十年，古德镇这个苏格兰西部小镇经受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变革的洗礼，不断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平衡的正义理念。鲍基的回忆录里记录了一系列表明古德镇“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革新事件，但是小镇可以平稳过渡，不断进步，则得益于市长长期引导小镇居民坚守正义理念（Aldrich 65）。
市长鲍基及其坚持的正义理念贯穿了古德镇的社会生活，使得小镇在各项社会经济变革中不断繁荣发展。行业协会会长一职长久以来为马修·卢克（Mathew M’ Lucre）所世袭。而卢克本人一度是以权谋私的典型，随意处置镇上的公共土地。直到鲍基取代其担任市长一职，小镇的财政才随着公共土地的租金的上涨而增加。虽然卢克后来又再次当选行会会长，但是居民开始对以前的“公职人员的恶习”表示反感，并以“新的时代精神”要求公共服务人员（Galt 50）。精明谨慎的鲍基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变化，警示自己千万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蚕食集体的果实”，否则他会因失去居民的信任而毁掉他所重视的一切（50）。取代卢克成为行业协会会长的鲍基，因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小镇集体利益的措施，如以合理的价格租售公共土地等，在小镇享有了更高的声誉。鲍基的行政管理改革顺应了时代变革的要求，有助于形成更加民主、更加科学的管理模式。
同时，鲍基积极改善小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国王大道修整一新;道路两边新装了路灯;教堂重新翻修，扩增了座位;校舍返修扩建，可以满足更多学童的教育需求;新建了桥梁，方便居民，同时增加小镇财政收入。维护新修整的大道离不开小镇居民的协同参与。芬顿太太（Mrs. Fenton）就曾因为忘记打扫门前的路面，让“一片柠檬皮”使佩奇小姐（Miss Peggy）小姐跌了跟头，而被罚没了五先令（58）。以正义为准则的行政法令对全体居民起到了约束作用，从此以后，国王大道在以鲍基为首的地方政府管理下充分发挥了其交通要道的作用。当破败的教堂俨然成为小镇的“碍眼之物”，以鲍基为首的市议会经过协商，决定“箱式座位的拥有者支付十八便士”给修建教堂的出资人，得到了居民的认可（36）。市长鲍基扩建校舍的方案能够力排众议、最终在市议会讨论中得以通过，是其坚持正义理念、不断协商的结果。普兰先生（Mr. Plan）坚持要把校舍扩建到可吸引和容纳所有“东、西印度的绅士的孩童”的程度，认为“（鲍基的）扩建方案选址毗邻自己的房屋，这样就可以征用自己的土地，从中牟利”（85）。最终，鲍基的方案因符合实际以及小镇集体利益赢得了普遍支持。该方案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体现。此外，为了提高小镇居民的精神生活，鲍基带领议会通过了一项聘用优秀牧师维克戴尔（Dr. Whackdeil）的决議，但小镇财政因支付牧师的高出预期的薪水而出现了亏空。为了填补这一财政亏空，小镇新修了一座桥，增强了小镇与外界的联系，促进了小镇的繁荣与发展（95）。
鲍基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坚持正义理念，改革、重新组织小镇集市，维护小镇政治秩序，保障小镇生活平稳发展。19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新思想很快传播到了这个苏格兰西部小镇。人们自发组成了自愿者民兵队，但组织和管理志愿者民兵队却并非一帆风顺，队员们因制服颜色意见各异，各不相让。最后鲍基在国王的授权下统帅民兵队，统一大家的意见，规范着装，使得队伍管理工作有序进行。可见，“受法国大革命自由风气的影响，年轻的志愿者们行为更敢于发声了”，居民的个人主义倾向更加明显（Aldrich 64）。为了应对这一影响，维护小镇生活秩序，小镇对大型集会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向教皇和枢机主教致意的集市上，大型野兽展示和兵器游行会吸引大量居民聚集，他们有时还会狂欢至深夜，不时引发骚乱，给小镇治安带来隐患。为了控制集市的规模、分散集会的居民，让定期举行的集市变得安全、可控，鲍基带领下的市议会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措施，维护了小镇治安和秩序，保证小镇生活有序进行。
显然，以上种种革新可以证实这个皇家小镇确实在不断发展，越来越繁荣。但是，像柯尔律治和戈登一样的批评家，以传统仁慈、博爱的标准看待鲍基及其履职动机，认为他出于私利，“操纵了一切人和事，包括议会、自卫队、乡绅、议会的地方成员、报纸、交通，甚至小镇的发展”，“道貌岸然地为自己敛财”（Gordon， The Life 51）。依据斯密正义理念的第三层含义，追求个人利益是正义理念所应允的，个人可以谨慎地（精明地），有节制地持续追求个人利益。在这个层面上，鲍基以及所有像他一样合理满足自己财富需求的商人都不能因此而遭受指责。相反，权力在这些精明的商人手里没有被滥用，而是以十分谨慎的方式用于小镇建设和管理。议员们时刻考量自己的决定，不忘服务整个乡村共同体，重视实现小镇全体居民的利益。高尔特通过鲍基之口，肯定了小镇遵守正义的时代精神：“自我执政掌权以来，我敢说，与（卢克）先生那个时代相比，当今（我们）是以更中立、不计较个人的方式开展公共事务管理的”（Galt 50）。 值得慶幸的是，伊安·邓肯（Ian Duncan）在《司各特的阴影》（Scott’s Shadow： The Novel in Romantic Edinburgh）肯定了鲍基的行为，称其做法是“妥贴的”（转引自de Groot 219）。这样的评价和斯密的正义理念是契合的，邓肯以进步的眼光看到了鲍基实现个人利益的背后是整个小镇的发展与进步，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得到了很好的平衡，鲜有冲突。有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斯密有一段很贴切的表述，
据说，人天生具有一种对社会的热爱，希望人类为了自身的缘故而保持团结，即使他从中没有得到好处。对他来说，有序的，兴旺发达的社会状况是令人愉快的。他乐于见到这样的社会。相反，无序和混乱的社会状况成了他所厌恶的对象，他对任何造成这种无秩序和混乱状态的事情都感到烦恼。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社会的繁荣休戚相关，他的幸福或生命的维持，都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秩序和繁荣能否保持。（斯密 109）
像鲍基这样精明审慎的人当然深谙个人得失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他时刻提醒自己“真心诚意地服务于集体利益，绝不为了个人利益而置集体利益于不顾”，虽然他承认自己“也确实从中为自己和家人获得了好处，但是没人可以指责他把个体的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Galt 6）。正是因为有了鲍基这样恪守正义、能够有效平衡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市长，古德镇才能在历史变迁中不断发展，小镇居民才可以享受交通、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进步的红利。
四、结语
约翰·高尔特的《市长》以“鲍基全景式的视角，描绘了小镇的道路、田地、建筑和职业，刻画了小镇居民的群体活动”（Aldrich 61）。作为苏格兰小镇的领导者，市长鲍基率先垂范，带领小镇居民恪守正义底线，奉行广义的正义理念，兼顾谨慎、同情和仁慈美德，共同维护古德镇的发展与繁荣，把古德镇塑造成一个维系着亚当·斯密正义美德、和谐而不断进步的共同体。正义理念是古德镇这个偏居苏格兰西部却又与世界相连的皇家小镇凝聚为有机共同体的关键要素。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将共同体分为三类：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滕尼斯 87）。血缘共同体的基础是同属于某一家族，地缘共同体的基础是共同生活在某个区域，而精神共同体的核心是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相互合作、彼此协调。古德镇虽小，但居民并不属于一个家族，因此，《市长》中的共同体显然不是血缘共同体。在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之间，《市长》中的共同体更偏向于精神共同体。古德镇之所以能在各种历史变迁中稳步向前，这首先要归功于小镇居民共同的目标：即对正义理念的坚守。正是因为市长率先垂范，小镇居民恪守正义美德，坚守不给他人造成人身、财产或名誉的伤害的正义底线，古德镇才能在苏格兰西部的小镇中脱颖而出，在历史变迁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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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文惠
关键词：高尔特;《市长》;正义;共同体;苏格兰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文学的命运共同体表征与审美研究”（19ZDA29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卫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苏格兰文学研究、文学跨学科研究。蔡娜娜，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苏格兰文学研究。
Title： Justi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ottish Community in John Galt’s The Provost
Abstract： John Galt’s The Provost （1822） is an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Scottish town. As the provost （head of a town） of Gudetown， Pawkie led the townspeople to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s， to enhance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o punish the corruption of the MPs. The Provost offers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ottish communit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ownspeople’s firm belief in justice. In light of Adam Smith’s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this paper aims at elici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am Smith’s theory on justi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ottish community. Pawkie is deemed as the spokesman of justice. Endowed with prudence， sympathy and benevolence， Pawkie suceeds in building Gudetown into an organic community and leading the townspeople to enjoy the profits of the rural reform in Scotland.
Key words： John Galt; The Provost; justice; community; Scotland
Authors： Wang Weixin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His major academic interests are Scottish literature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E-mail： wilson69@163.com. Cai Nana is MA candidate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Her major academic interest is Scottish literature. E-mail： rachel0724@126.com
哈特在《蘇格兰小说》一书中写道：共同体是苏格兰小说的主导神话，它是“个人价值的基础和救赎的条件”（Hart 401）。这句话用来描述19世纪苏格兰作家约翰·高尔特的作品是再合适不过了。和同时代的司各特、霍格等作家不同，高尔特小说的主旨不是突出个体，而是突出极具苏格兰西部特色的共同体。和同年出版的《教区纪事》（Annals of the Parish， 1822）一样，《市长》（The Provost）的聚焦点不是某个人，而是苏格兰西部小镇的历史变迁（Aldrich 60）。在《市长》一书中，詹姆斯·鲍基（James Pawkie）用回忆录的形式展现了其50年任期内古德镇（Gudetown）的发展变化。书中揭示的这位已故市长的处世之道和为政智慧有助于古德镇日益繁荣，但他本人引以为傲的道德准则颇具争议性，引发了评论家对小说所处时代的道德理念的探讨。格鲁特（de Groot）基于对仁慈、博爱等美德的传统的理解，把市长这一角色解读为有悖于公序良俗的负面人物。他认为，鲍基是伪善的，“他为自己聚集财富的方式只是中产阶级紧密连结起来的增加财富和权力的手段之一”（de Groot 214）。格鲁特的论断似乎有失公允，因为虽然鲍基市长重视个人利益凸显了资产阶级的专注“利己”（self-interest），但是其行为却没有违背商业活动的正义准则，并且古德镇这个苏格兰共同体在市长的带领下持续发展，足以证明鲍基并非伪善（Trumpener 715）。《市长》以全景式的图画展现了苏格兰共同体的形塑过程，而苏格兰共同体的建构与以鲍基市长为代表的正义理念密切相关。正义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经由亚里斯多德，最后由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得以厘清。借助斯密的正义理念，本文将分析正义理念与其他美德的关系，藉此为鲍基市长正名，并阐释其在苏格兰西部乡村共同体构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市长及其代表的正义理念是古德镇不断进步的动力，是苏格兰西部乡村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关键。 一、正义与共享信念的形成
提摩西·贝克在《乔治·麦凯·布朗与共同体哲学》一书中指出，在苏格兰文学的视阈中，共同体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指涉：它所指的是一個地方的、以地理区划为基础构建的区域;它具有可以共享的民族以及政治目标;它具有可以共享的道德和伦理方式;它能够创设人际关系和呈现个体自我的语境（Baker 5）。在这四个基本元素中，共享的民族以及政治目标是必不可少的。健康、令人愉快的共同体离不开其成员对美德的坚持，作为各种社会美德基准的正义一直以来都是哲学家们思考的对象。对正义的思考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在《理想国》中，通过苏格拉底与智者的对话，柏拉图总结了“一个国家的四种德性：智慧、节制、勇敢和正义”，而正义“就是能够使节制、勇敢、智慧在城邦产生，并在它们产生之后一直保护着它们的品质”（肖萧、李洪波 63-64）。由此可以看出，正义在四种美德中居首要地位。那么，统领其他三种美德的正义该如何实现呢？柏拉图以人身体的“头部、胸部和胸膈”对应“智慧、节制和勇敢”，强调通过身体三个部分的“健康运行”来实现“身体正义”，灵魂的三种美德相互协调来达到“灵魂正义”（沈夏珠 92）。在《国家篇》中，柏拉图用个人正义、身体正义与灵魂正义的有机结合来类比国家正义的实现方式，即统治者、卫士和平民各司其职，指出正义理念包含了其他三种美德，“是一切尽善尽美的美德的集合”（斯密356）。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正义理念，阐释出“正义的两种含义：一种是与违法相反的普遍意义上的正义或普遍正义，也就是守法;另一种是与贪婪和不公平相对的公平”（刘玮29）。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亚里士多德承认法律并非绝对正确，但是他坚持认为守法是正义的，这与斯密对正义的阐释相契合，是正义的第一层含义。
正义与“其他所有社会美德之间的明显区别”在于实行同情、仁慈和谨慎的方法“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听任我们自己的选择”，而“遵奉正义会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受到束缚、限制和约束”（斯密99）。斯密通过类比进一步指出了正义与其他美德的区别，认为正义是写作时的“语法规则”，是严格的、明确的，而其他美德是“衡量文学作品是否美妙优雅的准则”，是没有统一规范的、含糊的（217）。正义理念而非其他社会美德成为构建共同体的基础在于“社会可以存在于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通过完全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被维持下去”，比如人与人之间相对冷漠的社会或商业社会，如果正义得不到伸张，则会彻底毁掉任何一个社会（107）。
基于前人对正义的理解，斯密详述了正义的三层含义：1）不能给旁人造成人身、财产或名誉的直接伤害，否则就会遭到惩罚;2）不去侵犯他人的一切，自愿地按照礼节做一切事情，这是广义上的正义，包含仁慈和博爱等;3）要充分注意私人利益，不能对自己不公正，要做到行为和举止的合宜，这包含如谨慎、坚忍不拔和自我克制等美德（355-356）。相较于谨慎、同情和合宜的仁慈，斯密认为“正义是唯一明确和准确的道德准则”（434）。斯密的这些观点，为我们解读《市长》中的正义理念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日常生活中，古德镇居民坚守正义理念，用苏格兰法律规范自身行为、维护自身权益。斯密认为，人人皆有自爱之心，然而这种自爱一旦僭越了法律，就一定会依据违法者对他人生命、财产或权利的损害程度对其施加相应的惩罚（104）。保护他人人身安全的苏格兰法律是正义的最后底线，古德镇的居民长期坚守此准则，在正义的理念里共同生活，而所有违反正义原则的人都将受到惩罚。在《市长》的第九章，简·凯斯琳（Jean Gaisling）之所以走上绞刑架，是因为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私生子。人们虽然同情她不能独自抚养孩子的处境，但是每个个体都必须遵守正义之法。“最神圣正义的法律就是那些保护我们邻居生活和人身安全的法律”（104），杀人者必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付出沉重的代价。即将受刑的简流露出斯密所认为的悔恨的情感：拒绝交流，任凭母亲在她面前嚎啕大哭，求她开口向法官求情免死，她依旧沉默接受自己违反正义所需接受的惩罚。对自己行为后果的“羞耻心”，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我嫌恶和憎恨”是简一心赴死的原因（105）。作为正义的执行者，古德镇在自己没有行刑者的情况下，宁愿向艾尔镇求助，也一定要执行正义。高尔特在小说中写道：“那时镇上最年长的老者的记忆里也没有施行绞刑的记忆;镇上最后一位受刑者是位受迫害的殉道者。因此，我们对行刑没有任何经验，由于没有刽子手，我们还需要从艾尔镇请一位过来帮忙”（Galt 21）。由此可见，古德镇社会安良，人们的人身安全有保障，这些全都有赖于居民对正义的严格坚守。
斯密的正义理念，还包含了维护他人财产安全的正义，任何侵害他人财产的行为都将受到惩罚。在《市长》的第38章，一位名叫珍妮的浣洗工，因未按照要求向雇主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且拒绝提供合理的解释而被处罚。依据法律，仲裁者将罚没珍妮五先令给镇上的穷人，珍妮本人继续在主人家待到合同期满为止。后来，珍妮频频失职，不得不离开了古德镇，甚至连“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也容不下她了”（81）。因此，正义是对个体的行为有最基本的要求和束缚，一旦打破就必须接受惩罚。珍妮因为其行为与古德镇居民共同遵守的正义理念不符，又没能及时纠正失职行为，才不得不出走他乡。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阐释了同情（sympathy）、合宜的仁慈（benevolence）、谨慎（prudence）以及正义（justice）的含义，着重突出了正义在这些美德中的支柱作用。同情作为人类本性之一，主要是指“我们同情别人的痛苦而不是别人的快乐”（斯密 52）。同情他人的痛苦，小镇居民自发捐款帮助海难中失去家人和经济来源的家庭，市长鲍基及其家人帮助落难的贫儿与寡母。与此类似，仁慈也是一种对关心他人幸福的美德，有普世的仁慈（universal benevolence）和具体的仁慈（particular beneficence）之分。美国学者汉雷指出，尽管我们会对任何无辜受难的群体表示善意，但是我们的善心一定会先指向“家人、朋友和同胞”（Hanley 187），仁慈之心无边界，仁慈之行囿于家国。在《市长》中，当反拿破仑战争爆发之时，民众自发加入民兵队，这是小镇居民集体奉行具体的仁慈的体现。在《道德情操论》中，谨慎分为两种，一种指向自身，关注个人的“健康、财富、地位和名声”;另一种是高级的谨慎，同英勇、正义、克制相结合，指向一些“伟大和高尚的目标”（斯密 279），通常体现在军事家和政治家等公众人物身上。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古德镇历经风雨而不断繁荣发展，这是小镇居民坚持谨慎美德的结果，而鲍基则是谨慎美德的集中体现。 古德镇居民以正义理念为准绳，律己守法，奉行节制，在维护个人利益的同时，尊重他人合法权益。然而，在这个商业经济初步发展的西部小镇，小镇居民不但做到了对正义底線的坚守，而且，在市长的引导下，还兼顾广义的正义，即谨慎、同情和合宜的仁慈，使正义成为古德镇这个苏格兰小镇共享信念的核心。
二、正义的化身：市长在共同体构建中的作用
如果我们把正义作为《市长》中苏格兰共同体的共享理念，那么，市长鲍基则是这个共享理念的最佳代言人。尽管鲍基的精明和手段遭到了多数批评家的指责，但他本人在古德镇为政五十载的行政实践，与他在《市长》第一章有关自己从政生涯的总结是相互印证的：
我深知（公共人物的行为准则和经验）对社会繁荣的重要意义。这些行为准则和经验可以让人们了解我是如何三次当选市长，代表最高皇权在这个皇家小镇行使权力，如何蒙受圣恩，把管理工作做到令本国和联邦的长官们交口称赞、小镇居民心存敬畏、行为不端者心有戚戚的程度。（Galt 2）
鲍基口中的行为准则和经验是其坚持正义理念的反映，一方面它体现了市长遵守法律，不侵占、损害他人财产，谨慎地保护和实现个人利益，维护社会和个人正义;另一方面说明市长也兼具一些“合宜的”的美德，如宽容、慷慨等，使他成为小镇居民尊敬和爱戴的对象。珍妮·阿伯迪恩是这样评价鲍基的，“他恪尽职守，对己不吝调侃，对人十分宽容、关怀和慷慨”（Aberdein 114）。市长行为世范，恪守正义，以自己的美德，把古德镇凝聚成一个有机和睦的共同体。
鲍基以包容、谨慎的态度对待新兴事物，维护古德镇的良好声誉。当听说一位雅各宾派的民主分子押沙龙先生（Mr. Absolom）打算创办一份“挑战一切信任与权威”的报纸时，市长感到十分为难，他既不能坐视不管，也不能贸然行动，打击这种“合乎法律的言论自由”（Galt 82）。但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市长十分巧妙地把这份有可能散播无政府主义情绪的报纸，变成了一份遵规守矩的、“扩大政府影响和行政效率”的报纸，为巩固古德镇这个共同体贡献力量（83）。
市长凭借正义、宽容、慷慨的美德，赢得了小镇居民的爱戴。市政官马克去世的那年冬天的圣诞节，狂风大作，货船无法进港靠岸，只好抛锚停泊在海湾里。一夜的等待结果却是17位小镇海员在此次事故中丧生。为了让需要帮助的家庭得到及时的援助，市长号召居民捐款，为善款制定了详细的分配方案，“把遇难者的家庭分为三类：没有别的经济来源的家庭，有别的经济来源，但家庭人口多、负担重的家庭，以及仅需要暂时接济作为过渡的家庭”（54），让镇会计把捐款支出的明细一一记录在册。这是后来市长用以击溃质疑声的有力证据，使他在这个共同体里变得“举足轻重”，“威信大增”（54）。市长以大局为重，举荐凯格先生（Mr. Keg）担任下一任市长，即便后者对其毫无感激之意，当集市发生暴乱时，鲍基却不计前嫌，积极帮助凯格先生处理暴乱。继暴乱之后，鲍基又投入到帮助受暴乱影响无法正常生活的居民的行动中来。遇到上门乞讨的孩童，鲍基好心赠与食物并凑钱给孩子们的母亲看病，帮她获得谋生的职业。后来这位夫人继承了一笔遗产，“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而移居爱丁堡，却不忘鲍基和他太太的恩惠，每年都赠送礼物来表达她的感激（31）。
必须指出的是，亚当·斯密所倡导的正义，是一种消极的美德，它的主要关注点是不能做什么，而不是能做什么。所以，作为正义的化身，市长也是古德镇道德风尚的维护者，他必须严格禁止破坏小镇治安和败坏道德的行为。一群戏剧演员经常到小镇的所谓“皇家剧院”，即德波先生（Mr. Dribble）的谷仓，为小镇居民举行演出（78）。原本是丰富居民生活的文化活动常常以骚乱结束，甚至直接引发了鲍基的侄子理查德和年轻乡绅斯文顿（the young laird of Swinton）之间的决斗，造成前者受伤，后者远走他乡的后果。由此可见，这群外来者已经打乱了小镇平静的生活，扰乱了社会治安，败坏了道德风气。市长于是和市政官们商议：驱赶这群演员，限制芬顿太太提供夜宵、酒水的时间，小镇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昔的平静。值得指出的是，决斗是法律禁止的事情，双方都是过错方，可是鲍基的哥哥却希望利用鲍基的地位，重罚斯文顿和他的朋友，但是鲍基没有滥用权力，而是秉承宽容的原则，尽力减轻决斗事件带来的后果。后来，理查德伤愈，两位年轻人回归古德镇，竟成了密友，小镇居民因此对鲍基化干戈为玉帛的行为大加赞扬。
正义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财富的多寡而有所区分。斯密指出，“钦佩或近于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或至少是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这种倾向”是“我们道德败坏的一个重要又最普遍的原因”（斯密 72）。因为德不配位的情况时有出现，原本应该引起人们尊敬和效仿的美德和智慧并没有体现在这些大人物身上，如果此时不加辨别就盲目崇拜只会造成社会道德滑坡。诚如阿伯迪恩所言，“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财富增加以及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民主思想”，小镇的乡绅失去了往日的风光，成了负债者（Aberdein 114）。这反映了十八世纪末那些秉持美德和智慧而获得财富的商人的社会地位正在不断上升。然而，财富并非市长对待乡绅态度唯一衡量标准。尽管“（乡绅们）在能力和天赋上并无过人之处”，市长依然积极的邀请他们融入小镇商人的活动;而这种交往获得了小镇居民羡慕和祝福，“好像这种恩赐（sunshine）投射到他们的行政长官身上就会向下传递给他们一样”（Galt 74）。市长对待乡绅的姿态反映了民主的时代精神，树立了可以通过正义的美德实现财富和地位的榜样。
市长对正义的坚守，最终也赢得了同僚们的认可。在市长即将退休之际，他非常希望得到一份公开的致谢。于是，他托马科尔维尔先生（Mr. Mucklewheel）向新任市长转达自己的提议，最终这位前市长获得了“一座银质奖杯，上面刻有其市议员、行会会长和市政官的任职时间”，以纪念他曾是一位“无私的小镇公仆”（104）。虽然纵观鲍基全部的任职活动，它们并非全部出于“无私”，而且鲍基也曾自省自己早期利用其影响为皮特尔先生（Mr. Pittle）谋取牧师一职，但是小镇在其带领下欣欣向荣也是无法抹杀的事实。阿尔德奇这样评价鲍基：“很难确定，故事的结尾鲍基是变得更好了还是更精明了”（Aldrich62）。无论是变得更精明，还是更富有“合宜的”美德，不可否认的是，鲍基在其任职的五十年都是值得称赞的。他坚持正义理念，守法执法，克己奉公，并躬身践行宽容、慷慨的美德，带领全体民众，把古德镇建成了一个繁荣安定的共同体。 三、正义与苏格兰西部乡村变革
英国著名思想家鲍曼（Zygmunt Bauman， 1925-2017）在《共同体》一书中论述了共同体的安全性和个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提升安全性总是必要要牺牲个人自由，而自由要扩大，必然会以牺牲安全性为代价”（Bauman 20）。完全没有自由的安全性无异于奴役，而完全没有安全性的自由无异于自我放弃、自我迷失。由此可见，在共同体的建构中，正确处理安全性和自由的关系、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市长及其代表的正义理念在小镇的社会变革中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这得益于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有效平衡，而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平衡也是正义的重要原则。古德镇处于商业社会的历史转型期，“资产阶级追逐个人利益才是现代化的动力”（Hewitt， “John Galt” 237）。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有时会发生冲突，如何在商业社会里恪守正义理念，保护个人利益的同时引导社会改革、保护集体的利益，是高尔特在《市长》中重点关注的问题。戈登在《约翰·高尔特传记》（John Galt： the Life of a Writer）一书中认为，詹姆斯·鲍基（James Pawkie）是一个“自私却与人无害的”人，一个“精明的”的布商（pawkie意为sly）（Gordon， The Life 50-51）。谨慎、克制的正义理念使得这位布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从学徒工做起，一路经营，进入市议会，三次当选市长，最后荣誉退休。像《教区纪事》一样，高尔特通过一系列历史事件，以详尽、写实的笔触再现了“皇家辖区古德镇”的历史变迁（Galt 2）。瑞吉娜·海威特把这种写作风格称为“理论历史”或“推测历史”写作手法（Hewitt， “Introduction” 1）。鲍基任职的五十年，古德镇这个苏格兰西部小镇经受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变革的洗礼，不断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平衡的正义理念。鲍基的回忆录里记录了一系列表明古德镇“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革新事件，但是小镇可以平稳过渡，不断进步，则得益于市长长期引导小镇居民坚守正义理念（Aldrich 65）。
市长鲍基及其坚持的正义理念贯穿了古德镇的社会生活，使得小镇在各项社会经济变革中不断繁荣发展。行业协会会长一职长久以来为马修·卢克（Mathew M’ Lucre）所世袭。而卢克本人一度是以权谋私的典型，随意处置镇上的公共土地。直到鲍基取代其担任市长一职，小镇的财政才随着公共土地的租金的上涨而增加。虽然卢克后来又再次当选行会会长，但是居民开始对以前的“公职人员的恶习”表示反感，并以“新的时代精神”要求公共服务人员（Galt 50）。精明谨慎的鲍基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变化，警示自己千万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蚕食集体的果实”，否则他会因失去居民的信任而毁掉他所重视的一切（50）。取代卢克成为行业协会会长的鲍基，因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小镇集体利益的措施，如以合理的价格租售公共土地等，在小镇享有了更高的声誉。鲍基的行政管理改革顺应了时代变革的要求，有助于形成更加民主、更加科学的管理模式。
同时，鲍基积极改善小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国王大道修整一新;道路两边新装了路灯;教堂重新翻修，扩增了座位;校舍返修扩建，可以满足更多学童的教育需求;新建了桥梁，方便居民，同时增加小镇财政收入。维护新修整的大道离不开小镇居民的协同参与。芬顿太太（Mrs. Fenton）就曾因为忘记打扫门前的路面，让“一片柠檬皮”使佩奇小姐（Miss Peggy）小姐跌了跟头，而被罚没了五先令（58）。以正义为准则的行政法令对全体居民起到了约束作用，从此以后，国王大道在以鲍基为首的地方政府管理下充分发挥了其交通要道的作用。当破败的教堂俨然成为小镇的“碍眼之物”，以鲍基为首的市议会经过协商，决定“箱式座位的拥有者支付十八便士”给修建教堂的出资人，得到了居民的认可（36）。市长鲍基扩建校舍的方案能够力排众议、最终在市议会讨论中得以通过，是其坚持正义理念、不断协商的结果。普兰先生（Mr. Plan）坚持要把校舍扩建到可吸引和容纳所有“东、西印度的绅士的孩童”的程度，认为“（鲍基的）扩建方案选址毗邻自己的房屋，这样就可以征用自己的土地，从中牟利”（85）。最终，鲍基的方案因符合实际以及小镇集体利益赢得了普遍支持。该方案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体现。此外，为了提高小镇居民的精神生活，鲍基带领议会通过了一项聘用优秀牧师维克戴尔（Dr. Whackdeil）的决議，但小镇财政因支付牧师的高出预期的薪水而出现了亏空。为了填补这一财政亏空，小镇新修了一座桥，增强了小镇与外界的联系，促进了小镇的繁荣与发展（95）。
鲍基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坚持正义理念，改革、重新组织小镇集市，维护小镇政治秩序，保障小镇生活平稳发展。19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新思想很快传播到了这个苏格兰西部小镇。人们自发组成了自愿者民兵队，但组织和管理志愿者民兵队却并非一帆风顺，队员们因制服颜色意见各异，各不相让。最后鲍基在国王的授权下统帅民兵队，统一大家的意见，规范着装，使得队伍管理工作有序进行。可见，“受法国大革命自由风气的影响，年轻的志愿者们行为更敢于发声了”，居民的个人主义倾向更加明显（Aldrich 64）。为了应对这一影响，维护小镇生活秩序，小镇对大型集会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向教皇和枢机主教致意的集市上，大型野兽展示和兵器游行会吸引大量居民聚集，他们有时还会狂欢至深夜，不时引发骚乱，给小镇治安带来隐患。为了控制集市的规模、分散集会的居民，让定期举行的集市变得安全、可控，鲍基带领下的市议会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措施，维护了小镇治安和秩序，保证小镇生活有序进行。
显然，以上种种革新可以证实这个皇家小镇确实在不断发展，越来越繁荣。但是，像柯尔律治和戈登一样的批评家，以传统仁慈、博爱的标准看待鲍基及其履职动机，认为他出于私利，“操纵了一切人和事，包括议会、自卫队、乡绅、议会的地方成员、报纸、交通，甚至小镇的发展”，“道貌岸然地为自己敛财”（Gordon， The Life 51）。依据斯密正义理念的第三层含义，追求个人利益是正义理念所应允的，个人可以谨慎地（精明地），有节制地持续追求个人利益。在这个层面上，鲍基以及所有像他一样合理满足自己财富需求的商人都不能因此而遭受指责。相反，权力在这些精明的商人手里没有被滥用，而是以十分谨慎的方式用于小镇建设和管理。议员们时刻考量自己的决定，不忘服务整个乡村共同体，重视实现小镇全体居民的利益。高尔特通过鲍基之口，肯定了小镇遵守正义的时代精神：“自我执政掌权以来，我敢说，与（卢克）先生那个时代相比，当今（我们）是以更中立、不计较个人的方式开展公共事务管理的”（Galt 50）。 值得慶幸的是，伊安·邓肯（Ian Duncan）在《司各特的阴影》（Scott’s Shadow： The Novel in Romantic Edinburgh）肯定了鲍基的行为，称其做法是“妥贴的”（转引自de Groot 219）。这样的评价和斯密的正义理念是契合的，邓肯以进步的眼光看到了鲍基实现个人利益的背后是整个小镇的发展与进步，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得到了很好的平衡，鲜有冲突。有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斯密有一段很贴切的表述，
据说，人天生具有一种对社会的热爱，希望人类为了自身的缘故而保持团结，即使他从中没有得到好处。对他来说，有序的，兴旺发达的社会状况是令人愉快的。他乐于见到这样的社会。相反，无序和混乱的社会状况成了他所厌恶的对象，他对任何造成这种无秩序和混乱状态的事情都感到烦恼。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社会的繁荣休戚相关，他的幸福或生命的维持，都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秩序和繁荣能否保持。（斯密 109）
像鲍基这样精明审慎的人当然深谙个人得失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他时刻提醒自己“真心诚意地服务于集体利益，绝不为了个人利益而置集体利益于不顾”，虽然他承认自己“也确实从中为自己和家人获得了好处，但是没人可以指责他把个体的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Galt 6）。正是因为有了鲍基这样恪守正义、能够有效平衡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市长，古德镇才能在历史变迁中不断发展，小镇居民才可以享受交通、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进步的红利。
四、结语
约翰·高尔特的《市长》以“鲍基全景式的视角，描绘了小镇的道路、田地、建筑和职业，刻画了小镇居民的群体活动”（Aldrich 61）。作为苏格兰小镇的领导者，市长鲍基率先垂范，带领小镇居民恪守正义底线，奉行广义的正义理念，兼顾谨慎、同情和仁慈美德，共同维护古德镇的发展与繁荣，把古德镇塑造成一个维系着亚当·斯密正义美德、和谐而不断进步的共同体。正义理念是古德镇这个偏居苏格兰西部却又与世界相连的皇家小镇凝聚为有机共同体的关键要素。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将共同体分为三类：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滕尼斯 87）。血缘共同体的基础是同属于某一家族，地缘共同体的基础是共同生活在某个区域，而精神共同体的核心是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相互合作、彼此协调。古德镇虽小，但居民并不属于一个家族，因此，《市长》中的共同体显然不是血缘共同体。在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之间，《市长》中的共同体更偏向于精神共同体。古德镇之所以能在各种历史变迁中稳步向前，这首先要归功于小镇居民共同的目标：即对正义理念的坚守。正是因为市长率先垂范，小镇居民恪守正义美德，坚守不给他人造成人身、财产或名誉的伤害的正义底线，古德镇才能在苏格兰西部的小镇中脱颖而出，在历史变迁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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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文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