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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我有多累。”说出这句话的刘诗平（化名），声音里透着无力。只有刘诗平自己才能体会她目前的“水深火热”。
刘诗平的身上集合了几乎所有同龄人群身上的矛盾：上有双亲，下有子女，工作累，渴望回归家庭，却又车贷、房贷压身，不敢轻举妄动，越来越没有了年轻时的冲劲和改变的勇气。
年近40，虽然某种程度上代表经验、资历和成熟，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也意味着逐渐丧失的体力、精力和竞争力。
在多重压力下，这一群体的职业诉求正在逐渐发生变化。科锐国际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业务总监刘峰称，尽管公司品牌、职位和薪水仍然是排名前三的职业诉求，但是近几年来，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内心价值的实现等个性化的因素考量上升趋势非常明显。
“很多这个年龄层的人都愿意找一个简单的、压力小一点的工作。尤其是女性，到了三十多岁结婚了，有孩子了，作为一个妈妈你肯定要照顾孩子，还有家里的老人。”而作为男性代表，刘峰戏谑地称这一年龄层男性的压力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看到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自己创业、选择逃离工作压力较大的北上广。
对于他们而言，创业、逃离并不意味着生活会更好，往往只是被逼的无奈之举。还记得《窃听风云2》中刘青云的一句台词“以前一无所有，可我还有机会；现在一无所有，连机会也没有了。”人至中年，人生还能归零几次？
增长的年纪 流失的竞争力
稳定，求之不得
李黎给自己买的商业保险几乎占了自己年收入的一半，她想从这巨额的商业保险中寻找的，或许是一份不稳定中的安全感。
从一家数百人规模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到如今数十人的企业财务主管，且不说这五六年间四五次失业再就业的动荡给李黎内心带来的恐慌，单是从上市公司财务总监到小公司财务主管的落差，就让她有些难以承受。
就在几年前，身为上市公司财务总监的她还高傲地拒绝猎头，如今面对着这份“闭着眼就能搞定”的财务主管工作，她早已心生厌倦。一方面是没有挑战性的正职工作，另一方面是迫于生活压力而接手的两三份兼职，钱虽然挣得多了，疲惫感也随之而来。
现在她仍然在寻找新工作，就在一个月前，她还去参加了一家IT技术公司的面试，但是“我一看等着面试的人，没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都是一群80后、90后。公司里面密密麻麻的工位上也全是年轻人。”那一瞬间的恐慌，让她毅然选择离开。
在不断的面试中，李黎不得不认清一个事实，自己可以选择的工作越来越少了，而她的应聘道路也越来越艰难。
李黎的境况并不是个案，在处于快速上升期的社会，竞争不断加剧，职场新陈代谢速度越来越快，在85后、90后的步步紧逼下，这些“前辈”所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被“拍死”在沙滩上，要么和这些后进者“同步”。
即便是这样，企业也并没有给这个年龄层的人更多机会。某基金公司HR王倩在招聘员工时标准非常明确，“除非你的手中有丰富的资源，或者是一些高层的职位，否则我基本不会考虑用35岁以上的人。”对于大部分企业而言，年轻意味着低成本，也意味着较强的可塑性。
家庭向左 事业向右
濒临失衡的天秤
和李黎相比，刘诗平在与她相同的顾虑之外，多了一个牵挂，就是孩子。
在外人眼里，刘诗平国企市场部主管的工作无比光鲜，但对她来说，在这个位置上，就意味着“空中飞人”，与女儿聚少离多。女儿对她的疏离和淡漠，再加上在工作中承受的压力、疲累，让她心如刀割几近崩溃。没有哪位母亲能忍受孩子的这种疏离和淡漠。
刘诗平早就权衡过工作与孩子的取舍问题。她最初的设想是等孩子出生后，将重心转移到家庭，花更多的心思和精力照顾女儿，由老公来赚钱养家。但是计划总是不如变化快。结婚前老公还是创业公司上千万身家的老总，等孩子出生后，一切都成了泡影。
虽然老公很快就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但朝不保夕、悬而未决的状态，让刘诗平只能放弃最初的念头，同时挑起养孩子和养家的重担。刘诗平说她现在特别想找一份幼教的工作，尽管这与她之前的经历毫无联系。
刘峰把人的一生划分为三个阶段：年轻的时候解决的是人和事之间的问题，比如吃喝、长身体、学习知识；老年只需要解决人和内心之间的问题；而中年则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这是最复杂的。
目前更多的中年人对事业有着近乎疯狂的执念，功成名就，没有什么能高于这个目标，为此不惜透支自己的身体，冷落自己的家庭。
“现在很多成功学的书我觉得特别害人，它影响了很多人的价值观，似乎衡量成功的标准就是一切向钱看，让大家觉得所有的幸福一定都是跟这些有关系的。”曾小亮认为这种衡量标准会误导很多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衡量，那么企业家都应该是幸福的，可是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企业家自杀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内曼及其同事安格斯·德亚顿通过2008年至2009年对美国人幸福指数所做调查回收的45万份问卷进行研究推论，一定程度上，收入越多，生活越轻松和快乐，但钱多不一定能买到更多幸福感。低收入通常关联糟糕情绪，不过，金钱对幸福而言并非多多益善。一旦个人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幸福感将趋于平稳。收入增长对提升幸福感作用不再明显的原因在于，高薪人士往往长时间工作，与亲友共处或享受闲暇的时间变少，难以感受丰厚薪水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一如安德烈·纪德所说，我们不能“度过一生，却没有见到生活”。
坚守还是离开
被催生的逃离潮和创业潮
一家全球性通讯公司的区域经理，在刚刚参加完德国一个长达一年的重要项目培训以后，突然决定离开这家他工作了十几年的公司。在他看来，“我的四十年人生的前面十年或者五年大家还是为了工作，为了赚钱。但现在我要去重新进修，我更在意的是自我内心价值的实现。”
也许，听从内心，去寻求另一种层面的自我的实现，并不能给像刘诗平、李黎这样的一群人解决未来的保障问题，但却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解放和愉悦。这不失为释放压力使内心安宁的迂回路线。
有些人则选择其他的途径来缓解压力寻求安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快节奏且让人倍感压力巨大的一线城市，被列入了这些求职者的黑名单中。刘峰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要求：“同样的职位在大连、厦门有没有？我不要北京和上海的。”在刘峰看来，离开北上广深，也是这些人为了平衡生活节奏和生活环境而做出的选择。
更有“勇者”选择了“以毒攻毒”，归零重来。
“我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想到我欠别人多少钱。”李南现在的这种状态，就是他对此前无保障生活的极度反弹。他原来是一家游戏公司的主编，他的年龄超出公司平均年龄近13岁。他的周围总是被一群脸上还长着青春痘的年轻人包围。这种格格不入的包围让他几乎有四面楚歌的感觉。于是他心一横辞职后，就有了这间位于万柳高档社区的茶馆。
但创业并不是像看上去那么美好，能够真正成功站上金字塔顶端的毕竟是少数。李南如今面临着全新的压力：房租、经营、与合伙人的相处，这一切对他来说，虽然并不比在游戏公司时所承受的压力小，但创业至少给了他在打工时求之不得的自己把控人生的安全感。
李南其实已经相当幸运，他的归零和重新开始至少是在深思熟虑万事俱备下的抉择，而杜明的焦虑和痛苦则永远被淹没在他急剧变化的人生中。
前一刻他还是前呼后拥、春风得意、身家过亿的上市企业老总，后一刻就变成除了辉煌履历一无所有的40岁老男人，重新创业的他还曾因为事业身陷囹圄。
重获自由后他找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2万多的月薪甚至还不够以往他一顿饭的消费金额，如今的他一边给别人打工，一边重新构建创业计划，不过与以往的自我满足不同，现在的他给自己的创业前提是“一定要给家人一份安定的保障。”“我当时一直觉得我要为事业而活，但现在我得为我的家庭活着。我不会再为了自己所谓的事业而放弃家庭的幸福。”
现在的杜明生活十分健康，早晚健身，一切不良嗜好全都戒了，朋友们无不感慨他翻天覆地的变化。杜明觉得此刻的自己比曾经腰缠万贯时要幸福得多。当我们问他为什么在大起大落后还能够如此平静时，他淡淡地笑道，“心态很重要。”
一旦个人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幸福感趋于平稳。收入增长对提升幸福感作用不再明显的原因在于，高薪人士往往长时间工作，与亲友共处或享受闲暇的时间变少，难以感受丰厚薪水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中年求职者所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被“拍死”在沙滩上，要么和这些后进者“同步”。
刘诗平的身上集合了几乎所有同龄人群身上的矛盾：上有双亲，下有子女，工作累，渴望回归家庭，却又车贷、房贷压身，不敢轻举妄动，越来越没有了年轻时的冲劲和改变的勇气。
年近40，虽然某种程度上代表经验、资历和成熟，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也意味着逐渐丧失的体力、精力和竞争力。
在多重压力下，这一群体的职业诉求正在逐渐发生变化。科锐国际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业务总监刘峰称，尽管公司品牌、职位和薪水仍然是排名前三的职业诉求，但是近几年来，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内心价值的实现等个性化的因素考量上升趋势非常明显。
“很多这个年龄层的人都愿意找一个简单的、压力小一点的工作。尤其是女性，到了三十多岁结婚了，有孩子了，作为一个妈妈你肯定要照顾孩子，还有家里的老人。”而作为男性代表，刘峰戏谑地称这一年龄层男性的压力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看到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自己创业、选择逃离工作压力较大的北上广。
对于他们而言，创业、逃离并不意味着生活会更好，往往只是被逼的无奈之举。还记得《窃听风云2》中刘青云的一句台词“以前一无所有，可我还有机会；现在一无所有，连机会也没有了。”人至中年，人生还能归零几次？
增长的年纪 流失的竞争力
稳定，求之不得
李黎给自己买的商业保险几乎占了自己年收入的一半，她想从这巨额的商业保险中寻找的，或许是一份不稳定中的安全感。
从一家数百人规模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到如今数十人的企业财务主管，且不说这五六年间四五次失业再就业的动荡给李黎内心带来的恐慌，单是从上市公司财务总监到小公司财务主管的落差，就让她有些难以承受。
就在几年前，身为上市公司财务总监的她还高傲地拒绝猎头，如今面对着这份“闭着眼就能搞定”的财务主管工作，她早已心生厌倦。一方面是没有挑战性的正职工作，另一方面是迫于生活压力而接手的两三份兼职，钱虽然挣得多了，疲惫感也随之而来。
现在她仍然在寻找新工作，就在一个月前，她还去参加了一家IT技术公司的面试，但是“我一看等着面试的人，没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都是一群80后、90后。公司里面密密麻麻的工位上也全是年轻人。”那一瞬间的恐慌，让她毅然选择离开。
在不断的面试中，李黎不得不认清一个事实，自己可以选择的工作越来越少了，而她的应聘道路也越来越艰难。
李黎的境况并不是个案，在处于快速上升期的社会，竞争不断加剧，职场新陈代谢速度越来越快，在85后、90后的步步紧逼下，这些“前辈”所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被“拍死”在沙滩上，要么和这些后进者“同步”。
即便是这样，企业也并没有给这个年龄层的人更多机会。某基金公司HR王倩在招聘员工时标准非常明确，“除非你的手中有丰富的资源，或者是一些高层的职位，否则我基本不会考虑用35岁以上的人。”对于大部分企业而言，年轻意味着低成本，也意味着较强的可塑性。
家庭向左 事业向右
濒临失衡的天秤
和李黎相比，刘诗平在与她相同的顾虑之外，多了一个牵挂，就是孩子。
在外人眼里，刘诗平国企市场部主管的工作无比光鲜，但对她来说，在这个位置上，就意味着“空中飞人”，与女儿聚少离多。女儿对她的疏离和淡漠，再加上在工作中承受的压力、疲累，让她心如刀割几近崩溃。没有哪位母亲能忍受孩子的这种疏离和淡漠。
刘诗平早就权衡过工作与孩子的取舍问题。她最初的设想是等孩子出生后，将重心转移到家庭，花更多的心思和精力照顾女儿，由老公来赚钱养家。但是计划总是不如变化快。结婚前老公还是创业公司上千万身家的老总，等孩子出生后，一切都成了泡影。
虽然老公很快就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但朝不保夕、悬而未决的状态，让刘诗平只能放弃最初的念头，同时挑起养孩子和养家的重担。刘诗平说她现在特别想找一份幼教的工作，尽管这与她之前的经历毫无联系。
刘峰把人的一生划分为三个阶段：年轻的时候解决的是人和事之间的问题，比如吃喝、长身体、学习知识；老年只需要解决人和内心之间的问题；而中年则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这是最复杂的。
目前更多的中年人对事业有着近乎疯狂的执念，功成名就，没有什么能高于这个目标，为此不惜透支自己的身体，冷落自己的家庭。
“现在很多成功学的书我觉得特别害人，它影响了很多人的价值观，似乎衡量成功的标准就是一切向钱看，让大家觉得所有的幸福一定都是跟这些有关系的。”曾小亮认为这种衡量标准会误导很多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衡量，那么企业家都应该是幸福的，可是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企业家自杀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内曼及其同事安格斯·德亚顿通过2008年至2009年对美国人幸福指数所做调查回收的45万份问卷进行研究推论，一定程度上，收入越多，生活越轻松和快乐，但钱多不一定能买到更多幸福感。低收入通常关联糟糕情绪，不过，金钱对幸福而言并非多多益善。一旦个人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幸福感将趋于平稳。收入增长对提升幸福感作用不再明显的原因在于，高薪人士往往长时间工作，与亲友共处或享受闲暇的时间变少，难以感受丰厚薪水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一如安德烈·纪德所说，我们不能“度过一生，却没有见到生活”。
坚守还是离开
被催生的逃离潮和创业潮
一家全球性通讯公司的区域经理，在刚刚参加完德国一个长达一年的重要项目培训以后，突然决定离开这家他工作了十几年的公司。在他看来，“我的四十年人生的前面十年或者五年大家还是为了工作，为了赚钱。但现在我要去重新进修，我更在意的是自我内心价值的实现。”
也许，听从内心，去寻求另一种层面的自我的实现，并不能给像刘诗平、李黎这样的一群人解决未来的保障问题，但却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解放和愉悦。这不失为释放压力使内心安宁的迂回路线。
有些人则选择其他的途径来缓解压力寻求安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快节奏且让人倍感压力巨大的一线城市，被列入了这些求职者的黑名单中。刘峰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要求：“同样的职位在大连、厦门有没有？我不要北京和上海的。”在刘峰看来，离开北上广深，也是这些人为了平衡生活节奏和生活环境而做出的选择。
更有“勇者”选择了“以毒攻毒”，归零重来。
“我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想到我欠别人多少钱。”李南现在的这种状态，就是他对此前无保障生活的极度反弹。他原来是一家游戏公司的主编，他的年龄超出公司平均年龄近13岁。他的周围总是被一群脸上还长着青春痘的年轻人包围。这种格格不入的包围让他几乎有四面楚歌的感觉。于是他心一横辞职后，就有了这间位于万柳高档社区的茶馆。
但创业并不是像看上去那么美好，能够真正成功站上金字塔顶端的毕竟是少数。李南如今面临着全新的压力：房租、经营、与合伙人的相处，这一切对他来说，虽然并不比在游戏公司时所承受的压力小，但创业至少给了他在打工时求之不得的自己把控人生的安全感。
李南其实已经相当幸运，他的归零和重新开始至少是在深思熟虑万事俱备下的抉择，而杜明的焦虑和痛苦则永远被淹没在他急剧变化的人生中。
前一刻他还是前呼后拥、春风得意、身家过亿的上市企业老总，后一刻就变成除了辉煌履历一无所有的40岁老男人，重新创业的他还曾因为事业身陷囹圄。
重获自由后他找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2万多的月薪甚至还不够以往他一顿饭的消费金额，如今的他一边给别人打工，一边重新构建创业计划，不过与以往的自我满足不同，现在的他给自己的创业前提是“一定要给家人一份安定的保障。”“我当时一直觉得我要为事业而活，但现在我得为我的家庭活着。我不会再为了自己所谓的事业而放弃家庭的幸福。”
现在的杜明生活十分健康，早晚健身，一切不良嗜好全都戒了，朋友们无不感慨他翻天覆地的变化。杜明觉得此刻的自己比曾经腰缠万贯时要幸福得多。当我们问他为什么在大起大落后还能够如此平静时，他淡淡地笑道，“心态很重要。”
一旦个人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幸福感趋于平稳。收入增长对提升幸福感作用不再明显的原因在于，高薪人士往往长时间工作，与亲友共处或享受闲暇的时间变少，难以感受丰厚薪水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中年求职者所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被“拍死”在沙滩上，要么和这些后进者“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