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副主编邱华栋说他读大学时的校园和今天全然不同，那是一个人际关系淳朴，充斥着启蒙的理想主义的地方。以至于他在毕业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都完全不能适应，总做梦回到武大。
　　1988年邱华栋被保送进武汉大学中文系，恰好经历了80年代到90年代的转型：“从78级到88级这十年，大学生就像海绵吸水一样，想的都是国家大事，比较理想主义，结尾的时候，又赶上了邓小平南巡讲话。”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末梢，市场经济开端的年代。
　　武汉大学在全国高校当中排名靠前，但是住宿条件比较差，邱华栋小小的宿舍里就挤了八张床，没有阳台，也没有风扇，夏天酷热难耐时，就多跑几趟相临的东湖游个泳。
　　那时大学门槛还很高，邱华栋入学的这一年全国只招收了60万（去年全国大学招收了700万人），“那时是精英教育，不像现在是一种大众教育了，所以大家还是有一种骄傲感的”。
　　他们从来没有因为物质上的清苦而苦恼或抱怨过，那也是整个1980年代高校的普遍状态。邱华栋入学的1988年，一部电视政论片《河觞》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引发轩然大波，校园四处都是《河殇》的大讨论……当时学校里，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讲座和活动，“虽然大家都很穷，但是精神上都很热忱，都想着要关心中国走向啊，要关心一些大的文化问题”。
　　相互之间的情感交流也非常淳朴，同学之间没有打架的，连吵架都很少，偶尔闹些小矛盾也都是生活习惯问题，比如有人爱干净，有人可能就邋遢一点，相互迁就一下也就适应了，并不会心生怨气。各自的秉性摸透了之后，大家都成了兄弟，按照年龄分成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等，然后按照这个来分工打水、打饭、占座什么的，简直就是一个小分会。邱华栋说他简直不敢想象现在“有人仅仅会因为同宿舍的人打呼噜就把人家给杀了”。
　　大学四年，至今留在邱华栋脑海里的都是美好回忆。“我们同学中结婚的有四对，到现在都没离婚的。去年是离校二十年，大家都是带着老婆孩子回母校的，感情一直都挺好。”
　　邱华栋觉得大家关系和睦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那个年龄段的人大都有兄弟姐妹。“你看我有妹妹，我是做老大的，其他人的感受我就会很敏感，我就会很注意这个。现在的小孩基本都是80后的独生子，家长都围着他转，从小的教育和环境会让他们很自我，这种感觉和有兄弟姐妹的人完全不同，他们也相对会不太关注别人的感受。”
　　邱华栋高中就出过书，后来又被直接保送到大学，“但没看到谁记恨我，嫉妒我什么的，更没人想要把我除掉。”反而因为邱华栋是武大珞珈文学社的社长，好多同学还因这层关系加入到了文学社，一起写诗。“现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主编刘辉，就是我同班同学，他也是文学社的，一起写过诗。”
　　那时，同学之间流行交笔友，同宿舍的8个人几乎每人都有几个笔友。“我们属于书信交往的一代，大家在杂志上发表作品时，也顺便把地址登出来。其实还没见过对方，就互相乱写信了”。笔友之间偶尔也会串门，比如有一个朋友从外面来了，就两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当时也不会被人以为是“好基友”，大家也不懂同性恋这回事。
　　除生活习惯偶有不同外，大家彼此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因为国家是包分配的。当然，大四了以后也会有焦虑，就是到底去哪工作，比如有人想到广州，有些人喜欢北京。那时候老师也特别好，不需送礼行贿，“我们连请老师吃饭都没请过，老师也不需要”。
　　就像所有的毕业生一样，毕业那天邱华栋的同学们也抱头痛哭，喝的大醉，然后往宿舍楼下扔酒瓶。也正是从这一年起，武大校园里盛开的樱花，开始对游客收个三毛五毛；这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社会从此转型进入了市场经济。
　　邱华栋现在正准备写一个小说，主题是关于大学生活的。这个想法，其实在前几年朱令案时就有了。邱华栋觉得现在的大学生活和宿舍关系，已经反差到他想象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