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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满清王朝编纂的《四库全书》是我国封建时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是满清盛世思想文化的具体实践，这部大丛书的编制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因素，与其编制的时代也有着密切关系，文章从编纂缘起、思想文化、学术思潮、馆阁学者等五个方面着手，试分析《四库全书》编制的历史原因，现陈述出来，以求证于通人。
【关键词】满清王朝 《四库全书》 编纂 历史原因
【中图分类号】I29 【文献标识码】A
《四库全书》编纂之缘起
“康乾盛世”是清代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统治者继承并发挥了我国“盛世修书”的优良传统，欲求在已经取得了“武功”和“政绩”的基础上，来昭明他们统治下的“文治”之盛。于是就有了康熙、雍正修纂《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修纂《四库全书》的壮举。而周永年的大倡“儒藏之说”，则成了乾隆修纂《四库全书》的先声。
周永年字书昌，生于雍正七年（1729年），他博学贯通，并开“借书园”，聚古今书籍十万卷于其中，以便学者阅览传钞。被征入四库馆后，担任编修，负责《永乐大典》辑校工作和子部书的审校与提要撰写，贡献颇大。在《四库全书》编纂以前，周永年就大倡“儒藏说”，他建议仿效释、道二藏，建立儒藏：“务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①这种提法，正合乾隆皇帝“稽古右文，聿资治理”，“用昭我朝文治之盛”的心态，遂被采纳，诏令中外访求遗书，并命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等书。不久，安徽学政朱筠又建议校办《永乐大典》，从其中辑出散篇，各自成书。这又与乾隆帝的想法不谋而合。乾隆看清了历代类书的共同缺陷，为了让阅者能够“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便决定开设四库全书馆，网罗各种人才，共同编一部能够“悉载全文”的大型丛书。这样，既可“广金匮石室之藏”，又可“嘉惠艺林，启牗后学”，“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更可以超越先辈“用昭我朝文治之盛”。②
“康乾盛世”之历史产物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代历史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产物。进入18世纪，满清王朝已基本完成由八旗贵族分权向中央集权的过渡，使中国历史跨入了可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媲美的又一个高峰时期。这期间，在军事上平定了“三藩”叛乱，统一了台湾，粉碎了准噶尔部落上层分子的分裂阴谋，先后解决了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民族问题，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在政治上尊孔崇儒，积极从汉民族文化中吸取统治经验;沿袭明朝三省六部制，另外加设军机处和理藩院。通过打击朋党之争，整顿吏治，较好的解决了明代的强藩、外戚、宦官、佞幸等干预朝政的问题，使皇权意志得以充分体现。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与休养生息的政策，在重视水利工程、改善灌溉条件的同时，采取大规模移民与屯田的办法，开发土地，扩大耕地面积，竭力解决近三亿人口的衣食问题。特别是“摊丁入亩”、“地丁合一”赋税政策的实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此同时，放宽了对民间手工业的种种限制，促进了城镇工商业的繁荣与发展。总之，统一了国家，稳定了社会，使经济得以发展，社会各种矛盾有所缓和，中国成为18世纪亚洲头等强盛的封建国家。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都是有清代贡献突出的君主。他们有很好的政治才干，表现在解决民族纷争，统一中国版图，严惩贪官受贿，整治黄淮水利。这些的“武功”和“政绩”，为他们“文治”方面的建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了逐渐消弭汉族人民的反满思想与情绪，便在加强思想钳制大兴“文字狱”的同时，重开“博学鸿词科”，吸引汉族士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参与国家管理;又大规模的组织有学识专长的学者参与修史编书，以发挥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作用。
盛世思想文化的重要成果
“满族统治者不仅身体力行地研读儒家经典，而且采取各种措施倡导和鼓励各阶层的满族民众学习汉语和汉文化，进而推动了清初满族学习汉文化的进程，加强了满汉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③事实上，从康熙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到乾隆编纂《四库全书》，都是盛世思想文化建设的一种反映。而“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则是这种思想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从乾隆三十七年至乾隆四十八年所下的多次圣谕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考察研习古代典籍、弘扬发展传统文化，用于经邦济世的借鉴的思想，自始至终贯穿于编纂《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中。
《四库全书》开馆后，乾隆于三十八（1773年）年五月十七日上谕中指出说：“方今文治光昭，典籍大备，恐名山石室，储蓄尚多。用是广为蒐罗，俾无遗佚。冀以禅微补缺……以彰右文之盛。”于三十九（1774年）年五月十四日上谕中又说：“国家当文治休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亦及时蒐罗大备，以光册府，而裨艺林。”同年七月二十五日谕旨中，在指出《四库全书》应于经、史、子、集中分析“应刻、应钞及应存书目”，并要求撰写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之后，又强调指出“俾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寻得全书，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④由此看来，乾隆之所以如此重视编纂《四库全书》，除了要博取“右文”之名，宣扬“文治之盛”以外，也反映了他在思想文化方面经世致用的作风。
经过360位学者长达十年的全力协作，《四库全书》（1782年）及相关著作《四库全书荟要》（1779年第一份，1782年第二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782年）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1782年）终于编纂成功了。乾隆又让馆臣将《四库全书》缮写七部，分藏于“内廷四阁”（即北京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行宫文津阁、奉天行宫文溯阁）和“江浙三阁”（即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前四部未经特许不得观览，后三部可由士人随意阅览钞录，广为流传。
乾隆广搜遗书，编纂《四库全书》有着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乾隆编纂四库虽然主观上是为了“用昭文治之盛”，借以维护其思想统治;客观上却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系统全面的清理与总结，这对保存历史文献贡献不小。 学术思想发展转变的具体反映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⑤他又认为一代学术思潮之流转变化，大体会经历启蒙、全盛、蜕分、衰落这样四个时期，“而有清三百年，则其最切著之例证也”⑥。而《四库全书》的编纂，不仅是乾隆盛世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而且也是清代学术思想发展到全盛时期的具体反映。
清代学术思想发展到全盛时期的标志，是宋明理学的衰落与乾嘉朴学的兴起。宋明理学空谈心性，宣扬“纲常名教”，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是帮助统治者愚弄百姓、强化思想文化专制统治的有力武器，因而不但在宋明两代占据统治地位，而且成了清代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然而在民间，有一批启蒙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他们从明朝灭亡的教训中看清了宋明理学的反动与腐朽，于是提出了“贵创、博证、致用”的建设性研究方法，对宋明理学展开批判。他们反对空谈心性，注重实用之学，“‘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务者，一切不为。”⑦希望从经世致用之学入手，改变学风。他们的学术思想为后来注重训诂、考证的乾嘉朴学开了风气。
从清朝立国到“康乾盛世”，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既有宽容利用，又有“文字狱”等高压政策，这是清代学术思想发生深刻变化的政治原因。开国之初，统治者根基未稳，既忙于平息各地的反抗，又忙于恢复经济与发展生产，对思想文化建设之事无暇顾及。康熙中叶以后，随着王朝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大规模思想文化建设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康熙帝对知识分子采取笼络利诱政策，一面大开“博学鸿词科”，举荐山林隐逸;一面利用学者大师不忘“故国文献”的心理，开设明史馆。到了雍正、乾隆时期，统治者虽然明确提出“宗儒重道”的文化国策，但却又屡兴文字狱，以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这样就使得许多文人学者不得不寻求一种与世无争、与人无争，而又能避祸、“明哲保身”的办法，于是便尽量回避现实政治，将整个身心甚至毕生精力都用在对历史文献的辑佚校勘和对名物典制的考证、训诂中去。不料竟形成了一种学派，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产生了许多就有科学价值的重大成就。从乾隆中期开始，所谓“乾嘉朴学”便取代宋明理学的正统地位而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
在乾嘉学派的大本营里，聚集着许多以继承汉代古文经学为己任的汉学家，他们虽然始终未能摆脱文字狱所带来的心理阴影，但却并未抛弃清初学者经世致用的精神，而是以一种间接、隐蔽的形式，在“故纸堆中讨生活”。他们提倡实事求是，讲求朴学精神，特别重视历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因而在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将其思想渗透在每一种书的提要中去。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做出了如下正确的论断：当时四库馆中所网罗的学者三百多人，都是各门学问的专家。可以说，四库馆就是汉学的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就这一点论，也可以说是：康熙中叶以来汉、宋之争，到开四库馆而汉学全占胜利。也可以说是：朝廷所提倡的学风，被民间自然发展的学风压倒。⑧
众多学者的智慧结晶
《四库全书》的编成，固然有其社会的、历史的以及政治方面、学术方面的诸种原因，但最终离不开作为馆臣参与其具体工作的人，也就是那些具有专门学问的汉学家，他们才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真正功臣。下面略举数则以证之：
总纂修管纪昀是著名的经学家，其一生学术重在考辨汉学、宋学之是非，区别诗文流派之正讹。在馆十三年间，“凡六经传注得失、诸史异同、子集支分派别，以及词曲医卜之类，罔不抉奥提纲，穷源究委。”⑨由他最终审校定稿的《四库全书总目》，被誉为读书津梁、学者良师，是我国封建时代目录学集大成的著作。《清史稿·列传》儒林（一）中论曰：“昀校定《四库书》，成一代文治，允哉，称其位矣！”⑩总纂官陆锡熊是著名的史学家，在馆任职期间，凡遇到“字画之伪者，卷帙之脱落者，篇第之倒置与他本之互异者”，都能做出考订、增补与修正。为后来编纂《四库全书考证》做出了重要贡献。纂修官戴震精通小学、测算、典章制度，一生著述很多，是乾嘉学派中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人物之一。他在四库馆中专门负责经部、史部与水地、天算、楚辞等方面重要文献的整理校勘及提要的纂写，尤以《大戴礼记》、《水经注》的校勘成就最大。纂修官邵晋涵是著名的史学家，校勘《永乐大典》纂修管，兼通经学与小学，主要负责史部书的辑校与提要撰写。任职史馆十余年，洞悉先朝典籍。所辑薛居正《旧五代史》为其重要成果之一，梁启超说：“《五代史》，散在各条，篇第凌乱，搜集既备，佐以他书，苦心排比，乃克成编。非得邵二云辈深通家法，而赴以精心果力，不能蒇事。”编修周永年（字书昌）为著名校勘学家，博学贯通。四库开馆前，大倡“儒藏说”，为四库开馆之先声。四库开馆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永年在馆好深沉之思，四部兵、农、天算、术数诸家，钩稽精义，褒讥悉当。”倾毕生精力于子部书的校勘与研究工作。纂修官姚鼐（字姬传）是清代桐城派领袖，著名的骈文大家。在馆任职一年多，校办各省呈进书籍并负责集部书的校勘与提要撰写。主张集义理、考据、辞章之长，“服膺宋儒”，传世著作很多。
其他如纂修官朱筠善长经学与小学，提出收书与辑佚并重，以及撰写书目提要等重要建议，促成四库开馆，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重要发起人之一。总裁于敏中不但积极支持朱筠建议，促成四库开馆，而且从分别部居、厘定体例到制定取舍标准，纂修规划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副总裁金简在《四库全书》的刊刻、刷印、装潢等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尤其总结了活字刻印书籍的经验，编成《钦定武英殿聚珍板程式》一书，推动了清代刻书事业的发展。还有纂修官翁方纲、总目协勘官任大椿、篆隶分校官王念孙等都是当时名重一时的学者。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四库全书》的纂成做出重大的贡献。总之，《四库全书》凝聚了众多优秀汉学家的学识才智与心血汗水，是他们集体智慧的结晶。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的编成因素是很多的，但最主要的，一是编纂此书的时代要求;二是稳定繁荣的社会环境;三是积极活跃的学术气氛;四是学识渊博的专门人才。吴枫先生在其《中国古典文献学》中讲：“一部《四库全书》共有九亿九千七百余万字，比同时代法国的《狄德罗学典》（1751～1772年）的字数多十倍以上”，“如果把全书摊开，逐页四十三公分出相接，那么它的长度，将比地球直径的最长处还长三分之一（四千公里）。”可见其容量之大，如果没有以上诸因素，是无法想象的。但也正如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中所说：“《四库》所收浩如烟海，自多未见之书。而纂修诸公，绌于时日，往往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因以立论，岂惟未尝穿穴全书，亦或不顾上下文理，纰缪之处，难可胜言……则某书之为某书，且或有所未确，乌（无）从论其精粗美恶。”。
（作者单位：西藏大学文学院;本文系西藏大学青年科研培育基金项目“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中方志文献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ZDPJSK201416）
【注释】
①⑨任松如：《中国典籍知识精解》，济南：震旦图书公司，1996年，第3页，第25页，第26页。
②④（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页，第2页。
③冯文开，白存良：“论满族诗人文昭的题画诗”，《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⑤⑥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点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第133页，第141页。
⑧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4页，第295页。
⑩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0772页，第13210页。
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第138页。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9～50页。
责编/张蕾
【关键词】满清王朝 《四库全书》 编纂 历史原因
【中图分类号】I29 【文献标识码】A
《四库全书》编纂之缘起
“康乾盛世”是清代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统治者继承并发挥了我国“盛世修书”的优良传统，欲求在已经取得了“武功”和“政绩”的基础上，来昭明他们统治下的“文治”之盛。于是就有了康熙、雍正修纂《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修纂《四库全书》的壮举。而周永年的大倡“儒藏之说”，则成了乾隆修纂《四库全书》的先声。
周永年字书昌，生于雍正七年（1729年），他博学贯通，并开“借书园”，聚古今书籍十万卷于其中，以便学者阅览传钞。被征入四库馆后，担任编修，负责《永乐大典》辑校工作和子部书的审校与提要撰写，贡献颇大。在《四库全书》编纂以前，周永年就大倡“儒藏说”，他建议仿效释、道二藏，建立儒藏：“务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①这种提法，正合乾隆皇帝“稽古右文，聿资治理”，“用昭我朝文治之盛”的心态，遂被采纳，诏令中外访求遗书，并命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等书。不久，安徽学政朱筠又建议校办《永乐大典》，从其中辑出散篇，各自成书。这又与乾隆帝的想法不谋而合。乾隆看清了历代类书的共同缺陷，为了让阅者能够“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便决定开设四库全书馆，网罗各种人才，共同编一部能够“悉载全文”的大型丛书。这样，既可“广金匮石室之藏”，又可“嘉惠艺林，启牗后学”，“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更可以超越先辈“用昭我朝文治之盛”。②
“康乾盛世”之历史产物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代历史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产物。进入18世纪，满清王朝已基本完成由八旗贵族分权向中央集权的过渡，使中国历史跨入了可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媲美的又一个高峰时期。这期间，在军事上平定了“三藩”叛乱，统一了台湾，粉碎了准噶尔部落上层分子的分裂阴谋，先后解决了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民族问题，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在政治上尊孔崇儒，积极从汉民族文化中吸取统治经验;沿袭明朝三省六部制，另外加设军机处和理藩院。通过打击朋党之争，整顿吏治，较好的解决了明代的强藩、外戚、宦官、佞幸等干预朝政的问题，使皇权意志得以充分体现。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与休养生息的政策，在重视水利工程、改善灌溉条件的同时，采取大规模移民与屯田的办法，开发土地，扩大耕地面积，竭力解决近三亿人口的衣食问题。特别是“摊丁入亩”、“地丁合一”赋税政策的实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此同时，放宽了对民间手工业的种种限制，促进了城镇工商业的繁荣与发展。总之，统一了国家，稳定了社会，使经济得以发展，社会各种矛盾有所缓和，中国成为18世纪亚洲头等强盛的封建国家。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都是有清代贡献突出的君主。他们有很好的政治才干，表现在解决民族纷争，统一中国版图，严惩贪官受贿，整治黄淮水利。这些的“武功”和“政绩”，为他们“文治”方面的建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了逐渐消弭汉族人民的反满思想与情绪，便在加强思想钳制大兴“文字狱”的同时，重开“博学鸿词科”，吸引汉族士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参与国家管理;又大规模的组织有学识专长的学者参与修史编书，以发挥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作用。
盛世思想文化的重要成果
“满族统治者不仅身体力行地研读儒家经典，而且采取各种措施倡导和鼓励各阶层的满族民众学习汉语和汉文化，进而推动了清初满族学习汉文化的进程，加强了满汉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③事实上，从康熙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到乾隆编纂《四库全书》，都是盛世思想文化建设的一种反映。而“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则是这种思想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从乾隆三十七年至乾隆四十八年所下的多次圣谕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考察研习古代典籍、弘扬发展传统文化，用于经邦济世的借鉴的思想，自始至终贯穿于编纂《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中。
《四库全书》开馆后，乾隆于三十八（1773年）年五月十七日上谕中指出说：“方今文治光昭，典籍大备，恐名山石室，储蓄尚多。用是广为蒐罗，俾无遗佚。冀以禅微补缺……以彰右文之盛。”于三十九（1774年）年五月十四日上谕中又说：“国家当文治休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亦及时蒐罗大备，以光册府，而裨艺林。”同年七月二十五日谕旨中，在指出《四库全书》应于经、史、子、集中分析“应刻、应钞及应存书目”，并要求撰写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之后，又强调指出“俾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寻得全书，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④由此看来，乾隆之所以如此重视编纂《四库全书》，除了要博取“右文”之名，宣扬“文治之盛”以外，也反映了他在思想文化方面经世致用的作风。
经过360位学者长达十年的全力协作，《四库全书》（1782年）及相关著作《四库全书荟要》（1779年第一份，1782年第二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782年）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1782年）终于编纂成功了。乾隆又让馆臣将《四库全书》缮写七部，分藏于“内廷四阁”（即北京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行宫文津阁、奉天行宫文溯阁）和“江浙三阁”（即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前四部未经特许不得观览，后三部可由士人随意阅览钞录，广为流传。
乾隆广搜遗书，编纂《四库全书》有着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乾隆编纂四库虽然主观上是为了“用昭文治之盛”，借以维护其思想统治;客观上却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系统全面的清理与总结，这对保存历史文献贡献不小。 学术思想发展转变的具体反映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⑤他又认为一代学术思潮之流转变化，大体会经历启蒙、全盛、蜕分、衰落这样四个时期，“而有清三百年，则其最切著之例证也”⑥。而《四库全书》的编纂，不仅是乾隆盛世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而且也是清代学术思想发展到全盛时期的具体反映。
清代学术思想发展到全盛时期的标志，是宋明理学的衰落与乾嘉朴学的兴起。宋明理学空谈心性，宣扬“纲常名教”，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是帮助统治者愚弄百姓、强化思想文化专制统治的有力武器，因而不但在宋明两代占据统治地位，而且成了清代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然而在民间，有一批启蒙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他们从明朝灭亡的教训中看清了宋明理学的反动与腐朽，于是提出了“贵创、博证、致用”的建设性研究方法，对宋明理学展开批判。他们反对空谈心性，注重实用之学，“‘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务者，一切不为。”⑦希望从经世致用之学入手，改变学风。他们的学术思想为后来注重训诂、考证的乾嘉朴学开了风气。
从清朝立国到“康乾盛世”，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既有宽容利用，又有“文字狱”等高压政策，这是清代学术思想发生深刻变化的政治原因。开国之初，统治者根基未稳，既忙于平息各地的反抗，又忙于恢复经济与发展生产，对思想文化建设之事无暇顾及。康熙中叶以后，随着王朝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大规模思想文化建设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康熙帝对知识分子采取笼络利诱政策，一面大开“博学鸿词科”，举荐山林隐逸;一面利用学者大师不忘“故国文献”的心理，开设明史馆。到了雍正、乾隆时期，统治者虽然明确提出“宗儒重道”的文化国策，但却又屡兴文字狱，以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这样就使得许多文人学者不得不寻求一种与世无争、与人无争，而又能避祸、“明哲保身”的办法，于是便尽量回避现实政治，将整个身心甚至毕生精力都用在对历史文献的辑佚校勘和对名物典制的考证、训诂中去。不料竟形成了一种学派，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产生了许多就有科学价值的重大成就。从乾隆中期开始，所谓“乾嘉朴学”便取代宋明理学的正统地位而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
在乾嘉学派的大本营里，聚集着许多以继承汉代古文经学为己任的汉学家，他们虽然始终未能摆脱文字狱所带来的心理阴影，但却并未抛弃清初学者经世致用的精神，而是以一种间接、隐蔽的形式，在“故纸堆中讨生活”。他们提倡实事求是，讲求朴学精神，特别重视历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因而在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将其思想渗透在每一种书的提要中去。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做出了如下正确的论断：当时四库馆中所网罗的学者三百多人，都是各门学问的专家。可以说，四库馆就是汉学的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就这一点论，也可以说是：康熙中叶以来汉、宋之争，到开四库馆而汉学全占胜利。也可以说是：朝廷所提倡的学风，被民间自然发展的学风压倒。⑧
众多学者的智慧结晶
《四库全书》的编成，固然有其社会的、历史的以及政治方面、学术方面的诸种原因，但最终离不开作为馆臣参与其具体工作的人，也就是那些具有专门学问的汉学家，他们才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真正功臣。下面略举数则以证之：
总纂修管纪昀是著名的经学家，其一生学术重在考辨汉学、宋学之是非，区别诗文流派之正讹。在馆十三年间，“凡六经传注得失、诸史异同、子集支分派别，以及词曲医卜之类，罔不抉奥提纲，穷源究委。”⑨由他最终审校定稿的《四库全书总目》，被誉为读书津梁、学者良师，是我国封建时代目录学集大成的著作。《清史稿·列传》儒林（一）中论曰：“昀校定《四库书》，成一代文治，允哉，称其位矣！”⑩总纂官陆锡熊是著名的史学家，在馆任职期间，凡遇到“字画之伪者，卷帙之脱落者，篇第之倒置与他本之互异者”，都能做出考订、增补与修正。为后来编纂《四库全书考证》做出了重要贡献。纂修官戴震精通小学、测算、典章制度，一生著述很多，是乾嘉学派中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人物之一。他在四库馆中专门负责经部、史部与水地、天算、楚辞等方面重要文献的整理校勘及提要的纂写，尤以《大戴礼记》、《水经注》的校勘成就最大。纂修官邵晋涵是著名的史学家，校勘《永乐大典》纂修管，兼通经学与小学，主要负责史部书的辑校与提要撰写。任职史馆十余年，洞悉先朝典籍。所辑薛居正《旧五代史》为其重要成果之一，梁启超说：“《五代史》，散在各条，篇第凌乱，搜集既备，佐以他书，苦心排比，乃克成编。非得邵二云辈深通家法，而赴以精心果力，不能蒇事。”编修周永年（字书昌）为著名校勘学家，博学贯通。四库开馆前，大倡“儒藏说”，为四库开馆之先声。四库开馆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永年在馆好深沉之思，四部兵、农、天算、术数诸家，钩稽精义，褒讥悉当。”倾毕生精力于子部书的校勘与研究工作。纂修官姚鼐（字姬传）是清代桐城派领袖，著名的骈文大家。在馆任职一年多，校办各省呈进书籍并负责集部书的校勘与提要撰写。主张集义理、考据、辞章之长，“服膺宋儒”，传世著作很多。
其他如纂修官朱筠善长经学与小学，提出收书与辑佚并重，以及撰写书目提要等重要建议，促成四库开馆，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重要发起人之一。总裁于敏中不但积极支持朱筠建议，促成四库开馆，而且从分别部居、厘定体例到制定取舍标准，纂修规划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副总裁金简在《四库全书》的刊刻、刷印、装潢等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尤其总结了活字刻印书籍的经验，编成《钦定武英殿聚珍板程式》一书，推动了清代刻书事业的发展。还有纂修官翁方纲、总目协勘官任大椿、篆隶分校官王念孙等都是当时名重一时的学者。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四库全书》的纂成做出重大的贡献。总之，《四库全书》凝聚了众多优秀汉学家的学识才智与心血汗水，是他们集体智慧的结晶。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的编成因素是很多的，但最主要的，一是编纂此书的时代要求;二是稳定繁荣的社会环境;三是积极活跃的学术气氛;四是学识渊博的专门人才。吴枫先生在其《中国古典文献学》中讲：“一部《四库全书》共有九亿九千七百余万字，比同时代法国的《狄德罗学典》（1751～1772年）的字数多十倍以上”，“如果把全书摊开，逐页四十三公分出相接，那么它的长度，将比地球直径的最长处还长三分之一（四千公里）。”可见其容量之大，如果没有以上诸因素，是无法想象的。但也正如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中所说：“《四库》所收浩如烟海，自多未见之书。而纂修诸公，绌于时日，往往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因以立论，岂惟未尝穿穴全书，亦或不顾上下文理，纰缪之处，难可胜言……则某书之为某书，且或有所未确，乌（无）从论其精粗美恶。”。
（作者单位：西藏大学文学院;本文系西藏大学青年科研培育基金项目“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中方志文献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ZDPJSK201416）
【注释】
①⑨任松如：《中国典籍知识精解》，济南：震旦图书公司，1996年，第3页，第25页，第26页。
②④（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页，第2页。
③冯文开，白存良：“论满族诗人文昭的题画诗”，《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⑤⑥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点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第133页，第141页。
⑧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4页，第295页。
⑩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0772页，第13210页。
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第138页。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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