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带动了女性研究的勃兴，欧美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中呈现出对历史书写模式的“颠覆意识”，西方学界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和史学书写模式的颠覆有其历史渊源和学术土壤，受其影响，中国本土的妇女史研究也有这种倾向。面对双重的“颠覆意识”，我们需要保持足够的反思力度。
关键词：中国妇女史；文本；革命；颠覆意识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9-0176-04
20世纪是中国妇女得以解放的时代。首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妇女打破父权制家庭结构的束缚，投身到彰显自身主体性的生产劳动和社会革命活动中。其次，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妇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中华大地的“铁姑娘”们为整个国际学界的女性研究开辟了实践道路。
在社会运动实践鼓舞之下，女性研究实现自身范式转型：美国妇女史研究先驱琼·凯莉（JohnKelly）指出：“研究妇女史就是要重写历史。过去的史学研究，无论就其内容而言、或就其编纂理念和史学类别的制定而言，都是以男性为依据。这种历史的撰写，不仅片面，而且有歪曲史实和误导之嫌。”[1]
实际上，不同于妇女解放运动着眼当下的权利，新的妇女史研究则更多从历史角度出发，一方面揭露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和戕害，另一方面是从过去寻找女性拥有同男性一样合法权益的历史根据，包括女性从未真正失去自身的主体性，享有部分话语权等。这是一种文本内部的革命，充满了对以往历史书写模式的“颠覆意识”。这种革命的“颠覆意识”不仅在西方女性研究中彰显，也深刻体现在中国妇女史的研究中。研究者认为，中国妇女在父权制的家庭环境下依然保持了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并没有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中完全失声。同时，面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强大冲击，从事中国研究的海内外学者保持了对“西方中心论”的抵制，这也是一种“颠覆意识”。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对这种双重颠覆进行文本性的探讨。
一、从西方女性研究出发看中国妇女史研究的“颠覆意识”
20世纪60年代，欧美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左翼革命的社会氛围中风起云涌，学界也因此出现了研究视角和范式的变动。以美国女性研究为例，据统计在1969至1970年间，至少有17门有关女性的课程进入大学课堂；70年代以后，课程发展更加迅猛，1973年已增长到2 000多个，1983年全国已有30 000个相关课程在大学里注册登记[1]。这些课程的开设使女性研究这门新兴学科很快走向成熟。由于当今国际学术界的理论和范式大部分仍然是从“核心”的欧美研究传播到“边缘”的亚非拉研究，所以，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视角、范式以及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颠覆意识”都同西方女性研究紧密相关。
（一）最初的“颠覆意识”：在“压迫—反抗”的局限中
女性被父权制社会结构压迫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问题，历史上大部分女性选择了沉默甚至是“共谋”，但少数有着强烈独立人格的女性依然站出来与之斗争，并试图从历史中寻找这种压迫的根源。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就是妇女运动的精神导师。
伍尔夫是一个命运多舛的知识女性，家庭变故、身心伤害使其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她惧怕婚姻，视其为“丧失自我身份的灾难”。她的意识流作品体现出其内心对自我意识和现实之间巨大差异的紧张，对女性的悲剧命运有着强烈的抗争意识。与此同时，伍尔夫在阅读男性作家的文本时又不得不指出，在莎士比亚等剧作家笔下的千姿百态的妇女和实际生活中妇女有着巨大的差别，伍尔夫写道：
在想象中，她十分重要，而实际上，她完全无足轻重。从始至终，她都遍布在诗歌中，但她又几乎完全缺席于历史。在虚构作品中，她主宰了国王和征服者的生活，而实际上，只要父母把戒指硬戴在她手上，她就是任何一个男孩的奴隶。在文学中，某些最有灵感、最为深刻的思想从她的唇间吐出，而在实际生活中，她却几乎不识字、不会拼写，而且是她丈夫的财产[2]。
才女仅仅存在于文本之中吗？她的命运是如何被父权制社会所建构的？这是伍尔夫关心的问题，她在文章中指出有才气的妇女可以在历史上留下声音，有才气的妇女也需要能承载自己独立思想的空间。
这种“颠覆意识”是父权制压迫下女性本能的反抗，即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一切事物的反抗。这种强烈的颠覆传统家庭与社会等级的意识成为后来女权运动的精神内核。
但是，这种“颠覆意识”还处于简单的“压迫——解放”的框架之中，设想如果伍尔夫有理想的婚姻、家庭未遭变故，她还会有如此的革命性和战斗力吗？这种早期女性研究的重心是挖掘妇女的生活经验，大多采用男主外/女主内的二元框架来探讨妇女的生活与经历，等于把妇女史置于一种“分离领域”内，很容易在历史叙事中走向男/女的二元对抗，把历史中复杂的性别关系简约化。因此，后来的女性主义学者开始逐渐摆脱这种产生于精神本能的“颠覆意识”，转而从历史根源和社会结构出发，抨击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和伤害，并努力建构令女性主体性得以无障碍体现的理论模型。这意味着把最初个体性、被动性的“颠覆意识”上升到社会性、主动性的“颠覆意识”上来。
（二）“颠覆意识”的深化：建构下的“性别之别”
“性别之别”在英文中被称作“The difference betweengenders”，即男女之间的差别逐渐被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而不仅是生理性的差别。学者们开始研究妇女是从何开始以及怎样被排除在历史与社会之外的，从而质疑原先历史写作中女性的“缄默”（silence）和“缺席”（absence），并试图去重构历史中妇女的形象和地位。
这种颠覆过去的史学书写模式意识的出现有其学术根源，1970年代中期以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学术思潮席卷欧美学界，研究者积极吸收哲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围绕“社会性别（gender）”这个核心概念进行理论思辨。所谓社会性别，即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社会角色，也就是说，性别（sex）作为一种生物学概念是先天的；而社会性别（gender）则是一种逐渐获得的地位，这种地位是后天通过心理、文化和社会手段逐渐构建出来的[3]。实际上，早在1940年代，波伏娃就已经论述了社会性别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只是没有将其系统地概念化。在《第二性》一书中，她指出女性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逐渐形成的[4]。1975年，盖尔·鲁宾（Gayle Rubin）在《妇女的活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一文中指出，妇女研究应该证明，社会是怎样构造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的[1]。1976年，琼·凯莉发表了《性别的社会关系：妇女史方法论的意义》一文，指出要把社会性别看成是同阶级和种族一样的分析社会制度的基本概念[5]。凯莉认为，女性是一个由社会性别界定的范畴，除了被视为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外，这种范畴的界定不再意味着女性生儿育女和从属于男性的角色地位，它是社会构成和社会强加的[5]。1988年，瓊·斯科特（John Scott）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指出社会性别代表一种权力关系，由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因素形成，运用这一概念，可以把隐藏在人类社会一切不平等制度下的因素统统揭露出来[6]。至此，社会性别理论在妇女史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给传统妇女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把妇女研究置于在阶级、民族、文化、经济等相关的范畴之中。 从以上对西方女性研究发展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女性研究中的颠覆意识已经不再局限于哪里有压迫，哪里才有反抗的思维模式。对父权制社会的批判已经不再是少数具有反抗意识妇女的专有，也不再是某一社会、某一地域中妇女的任务，而是全世界妇女共同面对的问题。由于女性是一个宏大概念，包含了不同种族、阶级的女性，所以在后现代主义对人的解构下，女性主义理论的统一性与一致性也在逐渐分化。1990年6月，在美国俄亥俄州召开的全美女性联合会（NWSA）第13次年会上，一批参加会议的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集体离开了会场，以表示她们对联合会总部种族歧视的抗议。她们发表声明，抨击联合会是一个由白人女性把持的，只为白人女性说话的团体；她们声称要建立一个真正能代表全体女性的，特别是第三世界女性的组织[1]。在这里，“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对于女性研究中“颠覆意识”的扩大化和深入化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也使得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具有强烈的边缘抵抗意识，从历史、社会、文化、阶级、种族等多方面批判和反思父权制成为他们的共识。这种强烈的“颠覆意识”在理论旅行中漂移到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中，并走出了和西方女性研究几乎相似的道路。下面，我们从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具体作品出发，来分析并反思这种“颠覆意识”。
二、中国妇女史研究中“颠覆意识”的理解与反思
同西方女性研究的发展脉络相似，中国女性研究中“颠覆意识”的发展也是从有识之士的觉醒和呼吁声中开始的，这种最初的相似性一方面可以归结为人自身对于压迫的本能反抗；另一方面，晚近以来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知识和文化使得当时部分开明的知识分子开始为身边受父权压迫的妇女鸣不平，一些人通过自己的文章批判自古以来就习以为常的不公现象，具有朴素的人本主义情怀。
（一）人本主义关怀与革命运动：最初的“颠覆意识”
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研究发轫于20世纪初期，尤其是五四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兴起之后，妇女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行为的必然产物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金一的《女界钟》敲响了妇女解放的钟声，刘师培夫人何震等人所办的《天义报》则成为革命与妇女解放的宣传阵地。与此同时，相关的妇女研究也取得了长足发展，数千年来被各种声音所湮没的妇女形象被发掘出来。但在这些文本中，同情成了主要基调，妇女们被描述成一个备受压迫、命运悲惨的群体。此类叙事塑造了典型的“压迫—解放”框架，并一度成为中国近代妇女研究的标尺。换句话说，开明知识分子和激进革命者为中国传统女性张目的动力来源于对弱者的同情以及为革命寻找依据和同盟军的需要。与西方早期女性研究中呈现出来的“颠覆意识”类似，这种“颠覆意识”既是个人主义的，也是政治性的，有着极强的目的色彩和不稳定性，未能彻底揭示和批判传统中国的父权制社会结构。比如，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绪论中明确指出：“我们有史以来的女性，只是被摧残的女性，我们妇女生活的历史，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的历史”；[7]“三千年的妇女生活，早被宗法的组织排挤到社会以外了，妇女总是畸零者！妇女总是被忘却的人！除非有时要利用她们，有时要玩弄她们之外，三千年来，妇女简直没有什么重要”[7]。陈东原的叙事逻辑在于“只想指出来男尊女卑的观念是怎样的施演，女性之摧残是怎样的增甚，还压在现在女性之脊背上的是怎样的历史遇蜕”[7]，以期促进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五四运动以后，共产主义革命理想在中国播散开来，妇女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要从思想、文化、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去解放妇女。这样在中共创办的报刊中，揭露妇女所受封建家庭的迫害就成为革命话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对传统家庭结构的颠覆与构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结合，成为当时妇女解放运动背后强有力的支持。由此可见，进步知识分子的人本主义关怀以及革命活动是早期中国妇女研究中“颠覆意识”得以出现的主要因素。
（二）文本中的革命：西方中国妇女史研究中“颠覆意识”的探讨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中国研究领域有关妇女史的研究逐渐与当时的女性研究合流，“社会性别”成为一个关键范畴，学者们不再一味展现妇女所遭受的悲惨命运，而是从文化与社会建构的角度出发，批判性的审视父权制背后的权力关系，并进行跨学科联合研究。研究者们意识到，社会性别身份和关系并不仅是个人或私下的事，也是由家庭、宗教、医学、国家权威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制度和习俗所规定执行（有时也是破坏）的。与此相应，社会性别也为家庭、国家政权和其他社会制度的清楚表达和她们正当性的确立提供了一定的语言和范畴。美国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在2009年6月举办的“社会性别国际研讨会”上进一步指出：思考过去三十年我们从妇女史研究中学到的东西，就不能继续将社会性别研究当作疆界、固定的空间来对待，而应把它看作是遇合的（conjunctural）。性别研究内部的边界、调和度、复杂性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把它封闭起来，而是要保持研究领域的开放性[8]。
在这一过程中，高彦颐（Dorothy Ko）是最具有“颠覆意识”的学者，她的两本著作《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和《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转变》分别颠覆了所谓的“五四史观”和“被污名化的缠足”，引起学界很大的反响。
在《闺塾师》一书中，高彦颐的“颠覆意识”体现在明喻和隐喻两个方面。明喻方面，她借鲁迅对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描述指出中国妇女倍受压迫却甘受摆布的形象是男性学者笔下的“五四史观”建构出来的。其目的就是颠覆“五四史观”，开辟“中国妇女史的新视野”，把传统社会中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展现出来。这是此书大获好评的一个原因。引发学者关注的另一因素是书中的隐喻内容，丧夫丢子且倍受歧视的农村妇女祥林嫂实际上成为黑暗、停滞的晚期帝制中国的隐喻。自柯文（PaulA.Cohen）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出版后，美国中国学界涌现出大量关于论证传统中国内在动力的著作。而高彦颐的这本书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要颠覆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冲击—反应”论，但她所描述的“江南地區的才女文化”却正是帝制中国晚期内部的变化。因此在导论中，她提出“比较妇女史的困惑”之问题：即虽然帝制晚期中国的才女文化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才女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她却认为不适合用“早期现代（Early Modern Period）”来说明这一时期江南地区出现的才女文化，因为“中国历史的内涵要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动态中找寻。”[9] 不管是“冲击—反应”论还是“五四史观”，高彦颐通过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群体性文化现象的深入研究，将它们一一颠覆。从书写模式上看，高氏是先抛出质疑，然后提出新见解，最后通过个案研究论证，带有很强的以论带史的风格，同我们通常所提倡的论从史出的方法恰好相反。如果仅仅从个人治学的方式上来解释，未免过于表面，我们认为，这与她的学术思路有关。
首先，根据上述已指出的西方女性研究特点来看，从历史中寻找和建构妇女的主体性是研究者们揭批父权制的有力武器，也同后殖民主义所倡导的“底层发声”相符合。因此，高氏必定是带着挖掘传统中国妇女主体性的问题意识而来，从经济最为富庶、文化最为繁荣的江南地区入手，以个案研究来论证中国妇女并非“五四史观”所描绘的那样悲惨凄凉。
其次，高氏从江南地区的才女文化入手，去颠覆“五四史观”，并非完全颠覆，只能说在某一时期的历史情景下，完成了部分颠覆。高氏自己在“江南的特殊性”一节中也承认这种才女文化并非全国性的现象，比如在北京和广州，其才女文化远不如江南地区发达[9]。但问题正在于此，津津乐道的才女只不过是江南地区富贵人家的一种特殊现象。而“五四史观”的目的在于从整体上揭露妇女所受的压迫，并以此让最广大的群体觉醒并加入革命之中。所以，特殊性与普遍性这一老话题再次横亘在历史学家的面前。
但是，高氏的这一风格依然在其近作《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转变》一书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她在此书中延续了对“五四史观”的批判，指出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把缠足的妇女“污名化”了，而且把许多没有受过教育的缠足妇女的声音封装了起来。而她的目的就是解译、挖掘和聆听这些被压抑的声音，并且要对以往有关缠足的文本进行革命，以拯救被束缚的身体在文本中所遭遇的边缘化命运。
高氏这种写作立意激发了部分研究者的学术激情，译者甚至说阅读此书等于是目击了一个“典范转移”的过程。的确，高氏在此书中确实开创了妇女史研究的新路径，但却不再是侧重展现妇女主体性和能动性的路径，而是从日常生活史、消费文化和物质文化的角度入手，找寻体现妇女主体位置的身体性（physicality）。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高氏认为妇女的主体位置被身体性决定。所以，在本书中，高氏的核心内容在于分析各式各样的女性欲望以及女性通过对自己身体的操控来操纵男性对自己的态度，从而将女性的主体性展现出来。
不可否認，高氏的研究改变了以往马克思主义、有闲阶级论和弗洛伊德性心理学、民族志等取向的女性研究的缺陷，即过度简化和目的论。但她的这种颠覆却依然是从个案出发，试图扩展到整体，从而达到“典范转移”的效果。但是，以小见大并非坦途，研究中国问题需要考虑各民族、各阶级和不同地域的特殊现象。就像赵鼎新先生所说的那样，高彦颐忽视了缠小脚是男性对女性的一种压制性的集体行为，而女人利用小脚讨男性欢心却是在男权世界里的扭曲的个体行为，两者不可同日而语[10]。
高氏这种“颠覆意识”的主要对象是女性研究领域内父权制所主导的历史叙事，其他一些学者颠覆的则是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这种颠覆，是边缘学科对主流学科话语霸权的抵抗，也是一种文本中的革命。
按照沃勒斯坦的说法，一门学科体系建立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在《否思社会科学》中，沃勒斯坦回顾了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建立发展的过程，旨在展示整个西方社会科学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具体到现今的国际史学界，所谓的主流理论，实际上其建构起来的背后也包含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历史学家掌握着“叙述”的能力，但是支配历史学家手中之笔的还有更多因素，正如詹金斯所说的，一是历史学家共同认可的写作模式，“写法”的背后就有“共识”的权力；二是学院训练的规格，这涉及了教育制度；三是学术社群的压力，历史学家也是一个团体，团体中的认同与排斥达到相当的威慑力；四是出版社与刊物审查制度，这背后更与“权力”和“意识形态”有关[11]。二战后，西方的中国研究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把中国变迁的动力归纳为西方的冲击，而且中国未来的走向也一定以欧美现代化道路为模板。但是，受到反战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研究者开始反思这种现代化范式，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妇女史研究也不例外。曼素恩（Susan Mann）在《缀珍录》一书中就指出，把妇女放置在历史中心的做法，可以揭露西方的种族优越论。所以，中国妇女的主体性不能通过东方主义来建构，而是需要打破种族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论，充分认识并书写中国妇女独特的历史过程。
此外，曼素恩十分明确地指出：“西方历史编纂学的范式对于中国史料的解释能力总是非常有限的。就与社会性别关系相关的领域而言，使用西方的分析范畴尤其不能令人满意。在中华帝国晚期家庭结构之内，妇女被赋予的角色和关系并不存在于欧美文化之中。”[12]当然，这样的结论需要历史的支持，以往的研究深受东方主义的影响，中国妇女的命运成为欧美妇女的东方翻版，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必须步欧美现代化的后尘。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中国学界开始探讨清代“市民社会”问题，以罗威廉（WilliamT.Rowe）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国家—社会”的大框架下，运用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s）的“公共空间”理论，以地方史为研究对象，用西方城市史的发展历程来反观清代城市史，制造出了一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市民社会”。而曼则通过将妇女置于清代历史的中心，成功地拆穿这一历史编纂的神话。她指出，清朝的知识精英从来没有制造过一个与家庭空间分离的“市民社会”的概念。相反，康雍乾时期性别关系的历史清楚地显示出，在当时的中国文化背景下，在精英阶层的公共话语中是承认妇女的家庭地位的。也就是说，大清鼎盛时期，所谓的“公”“私”之间并没有分离，因此，所谓的“市民社会”不过是东方主义想象的产物。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这种颠覆是在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下自说自话，就好比你在非洲觉得很热，却非要跑到北欧让那里的人穿的和你一样少。你觉得痛苦的，也许别人却感到快乐。我们不得不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蕴含的一些所谓的“普世性理论”抱有一丝抵抗，也正如李伯重先生所言，为了颠覆传统结论，仅以江南一隅来代表整个中国女性，是否也需要反思呢[13]？
参考文献：
[1]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2]Virginia Woolf，A Room of One's Own[M].Harvest Books，1989.
[3]刘霓.社会性别：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J].国外社会科学，2001（6）.
[4][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5]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6]Joan W.Scott，Gender：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91，No.5（Dec.，1986）， pp.1053-1075.
[7]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
[8]王政，贺萧.中国历史：社会性别分析的一个有用的范畴[J].社会科学，2008（12）.
[9][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0]赵鼎新.解释传统还是解读传统？——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出路何在[J].社会观察，2004（6）.
[1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12][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3]李伯重.问题与希望：有感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现状[J].历史研究，2002（6）.
关键词：中国妇女史；文本；革命；颠覆意识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9-0176-04
20世纪是中国妇女得以解放的时代。首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妇女打破父权制家庭结构的束缚，投身到彰显自身主体性的生产劳动和社会革命活动中。其次，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妇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中华大地的“铁姑娘”们为整个国际学界的女性研究开辟了实践道路。
在社会运动实践鼓舞之下，女性研究实现自身范式转型：美国妇女史研究先驱琼·凯莉（JohnKelly）指出：“研究妇女史就是要重写历史。过去的史学研究，无论就其内容而言、或就其编纂理念和史学类别的制定而言，都是以男性为依据。这种历史的撰写，不仅片面，而且有歪曲史实和误导之嫌。”[1]
实际上，不同于妇女解放运动着眼当下的权利，新的妇女史研究则更多从历史角度出发，一方面揭露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和戕害，另一方面是从过去寻找女性拥有同男性一样合法权益的历史根据，包括女性从未真正失去自身的主体性，享有部分话语权等。这是一种文本内部的革命，充满了对以往历史书写模式的“颠覆意识”。这种革命的“颠覆意识”不仅在西方女性研究中彰显，也深刻体现在中国妇女史的研究中。研究者认为，中国妇女在父权制的家庭环境下依然保持了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并没有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中完全失声。同时，面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强大冲击，从事中国研究的海内外学者保持了对“西方中心论”的抵制，这也是一种“颠覆意识”。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对这种双重颠覆进行文本性的探讨。
一、从西方女性研究出发看中国妇女史研究的“颠覆意识”
20世纪60年代，欧美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左翼革命的社会氛围中风起云涌，学界也因此出现了研究视角和范式的变动。以美国女性研究为例，据统计在1969至1970年间，至少有17门有关女性的课程进入大学课堂；70年代以后，课程发展更加迅猛，1973年已增长到2 000多个，1983年全国已有30 000个相关课程在大学里注册登记[1]。这些课程的开设使女性研究这门新兴学科很快走向成熟。由于当今国际学术界的理论和范式大部分仍然是从“核心”的欧美研究传播到“边缘”的亚非拉研究，所以，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视角、范式以及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颠覆意识”都同西方女性研究紧密相关。
（一）最初的“颠覆意识”：在“压迫—反抗”的局限中
女性被父权制社会结构压迫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问题，历史上大部分女性选择了沉默甚至是“共谋”，但少数有着强烈独立人格的女性依然站出来与之斗争，并试图从历史中寻找这种压迫的根源。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就是妇女运动的精神导师。
伍尔夫是一个命运多舛的知识女性，家庭变故、身心伤害使其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她惧怕婚姻，视其为“丧失自我身份的灾难”。她的意识流作品体现出其内心对自我意识和现实之间巨大差异的紧张，对女性的悲剧命运有着强烈的抗争意识。与此同时，伍尔夫在阅读男性作家的文本时又不得不指出，在莎士比亚等剧作家笔下的千姿百态的妇女和实际生活中妇女有着巨大的差别，伍尔夫写道：
在想象中，她十分重要，而实际上，她完全无足轻重。从始至终，她都遍布在诗歌中，但她又几乎完全缺席于历史。在虚构作品中，她主宰了国王和征服者的生活，而实际上，只要父母把戒指硬戴在她手上，她就是任何一个男孩的奴隶。在文学中，某些最有灵感、最为深刻的思想从她的唇间吐出，而在实际生活中，她却几乎不识字、不会拼写，而且是她丈夫的财产[2]。
才女仅仅存在于文本之中吗？她的命运是如何被父权制社会所建构的？这是伍尔夫关心的问题，她在文章中指出有才气的妇女可以在历史上留下声音，有才气的妇女也需要能承载自己独立思想的空间。
这种“颠覆意识”是父权制压迫下女性本能的反抗，即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一切事物的反抗。这种强烈的颠覆传统家庭与社会等级的意识成为后来女权运动的精神内核。
但是，这种“颠覆意识”还处于简单的“压迫——解放”的框架之中，设想如果伍尔夫有理想的婚姻、家庭未遭变故，她还会有如此的革命性和战斗力吗？这种早期女性研究的重心是挖掘妇女的生活经验，大多采用男主外/女主内的二元框架来探讨妇女的生活与经历，等于把妇女史置于一种“分离领域”内，很容易在历史叙事中走向男/女的二元对抗，把历史中复杂的性别关系简约化。因此，后来的女性主义学者开始逐渐摆脱这种产生于精神本能的“颠覆意识”，转而从历史根源和社会结构出发，抨击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和伤害，并努力建构令女性主体性得以无障碍体现的理论模型。这意味着把最初个体性、被动性的“颠覆意识”上升到社会性、主动性的“颠覆意识”上来。
（二）“颠覆意识”的深化：建构下的“性别之别”
“性别之别”在英文中被称作“The difference betweengenders”，即男女之间的差别逐渐被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而不仅是生理性的差别。学者们开始研究妇女是从何开始以及怎样被排除在历史与社会之外的，从而质疑原先历史写作中女性的“缄默”（silence）和“缺席”（absence），并试图去重构历史中妇女的形象和地位。
这种颠覆过去的史学书写模式意识的出现有其学术根源，1970年代中期以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学术思潮席卷欧美学界，研究者积极吸收哲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围绕“社会性别（gender）”这个核心概念进行理论思辨。所谓社会性别，即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社会角色，也就是说，性别（sex）作为一种生物学概念是先天的；而社会性别（gender）则是一种逐渐获得的地位，这种地位是后天通过心理、文化和社会手段逐渐构建出来的[3]。实际上，早在1940年代，波伏娃就已经论述了社会性别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只是没有将其系统地概念化。在《第二性》一书中，她指出女性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逐渐形成的[4]。1975年，盖尔·鲁宾（Gayle Rubin）在《妇女的活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一文中指出，妇女研究应该证明，社会是怎样构造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的[1]。1976年，琼·凯莉发表了《性别的社会关系：妇女史方法论的意义》一文，指出要把社会性别看成是同阶级和种族一样的分析社会制度的基本概念[5]。凯莉认为，女性是一个由社会性别界定的范畴，除了被视为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外，这种范畴的界定不再意味着女性生儿育女和从属于男性的角色地位，它是社会构成和社会强加的[5]。1988年，瓊·斯科特（John Scott）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指出社会性别代表一种权力关系，由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因素形成，运用这一概念，可以把隐藏在人类社会一切不平等制度下的因素统统揭露出来[6]。至此，社会性别理论在妇女史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给传统妇女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把妇女研究置于在阶级、民族、文化、经济等相关的范畴之中。 从以上对西方女性研究发展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女性研究中的颠覆意识已经不再局限于哪里有压迫，哪里才有反抗的思维模式。对父权制社会的批判已经不再是少数具有反抗意识妇女的专有，也不再是某一社会、某一地域中妇女的任务，而是全世界妇女共同面对的问题。由于女性是一个宏大概念，包含了不同种族、阶级的女性，所以在后现代主义对人的解构下，女性主义理论的统一性与一致性也在逐渐分化。1990年6月，在美国俄亥俄州召开的全美女性联合会（NWSA）第13次年会上，一批参加会议的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集体离开了会场，以表示她们对联合会总部种族歧视的抗议。她们发表声明，抨击联合会是一个由白人女性把持的，只为白人女性说话的团体；她们声称要建立一个真正能代表全体女性的，特别是第三世界女性的组织[1]。在这里，“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对于女性研究中“颠覆意识”的扩大化和深入化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也使得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具有强烈的边缘抵抗意识，从历史、社会、文化、阶级、种族等多方面批判和反思父权制成为他们的共识。这种强烈的“颠覆意识”在理论旅行中漂移到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中，并走出了和西方女性研究几乎相似的道路。下面，我们从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具体作品出发，来分析并反思这种“颠覆意识”。
二、中国妇女史研究中“颠覆意识”的理解与反思
同西方女性研究的发展脉络相似，中国女性研究中“颠覆意识”的发展也是从有识之士的觉醒和呼吁声中开始的，这种最初的相似性一方面可以归结为人自身对于压迫的本能反抗；另一方面，晚近以来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知识和文化使得当时部分开明的知识分子开始为身边受父权压迫的妇女鸣不平，一些人通过自己的文章批判自古以来就习以为常的不公现象，具有朴素的人本主义情怀。
（一）人本主义关怀与革命运动：最初的“颠覆意识”
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研究发轫于20世纪初期，尤其是五四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兴起之后，妇女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行为的必然产物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金一的《女界钟》敲响了妇女解放的钟声，刘师培夫人何震等人所办的《天义报》则成为革命与妇女解放的宣传阵地。与此同时，相关的妇女研究也取得了长足发展，数千年来被各种声音所湮没的妇女形象被发掘出来。但在这些文本中，同情成了主要基调，妇女们被描述成一个备受压迫、命运悲惨的群体。此类叙事塑造了典型的“压迫—解放”框架，并一度成为中国近代妇女研究的标尺。换句话说，开明知识分子和激进革命者为中国传统女性张目的动力来源于对弱者的同情以及为革命寻找依据和同盟军的需要。与西方早期女性研究中呈现出来的“颠覆意识”类似，这种“颠覆意识”既是个人主义的，也是政治性的，有着极强的目的色彩和不稳定性，未能彻底揭示和批判传统中国的父权制社会结构。比如，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绪论中明确指出：“我们有史以来的女性，只是被摧残的女性，我们妇女生活的历史，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的历史”；[7]“三千年的妇女生活，早被宗法的组织排挤到社会以外了，妇女总是畸零者！妇女总是被忘却的人！除非有时要利用她们，有时要玩弄她们之外，三千年来，妇女简直没有什么重要”[7]。陈东原的叙事逻辑在于“只想指出来男尊女卑的观念是怎样的施演，女性之摧残是怎样的增甚，还压在现在女性之脊背上的是怎样的历史遇蜕”[7]，以期促进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五四运动以后，共产主义革命理想在中国播散开来，妇女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要从思想、文化、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去解放妇女。这样在中共创办的报刊中，揭露妇女所受封建家庭的迫害就成为革命话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对传统家庭结构的颠覆与构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结合，成为当时妇女解放运动背后强有力的支持。由此可见，进步知识分子的人本主义关怀以及革命活动是早期中国妇女研究中“颠覆意识”得以出现的主要因素。
（二）文本中的革命：西方中国妇女史研究中“颠覆意识”的探讨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中国研究领域有关妇女史的研究逐渐与当时的女性研究合流，“社会性别”成为一个关键范畴，学者们不再一味展现妇女所遭受的悲惨命运，而是从文化与社会建构的角度出发，批判性的审视父权制背后的权力关系，并进行跨学科联合研究。研究者们意识到，社会性别身份和关系并不仅是个人或私下的事，也是由家庭、宗教、医学、国家权威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制度和习俗所规定执行（有时也是破坏）的。与此相应，社会性别也为家庭、国家政权和其他社会制度的清楚表达和她们正当性的确立提供了一定的语言和范畴。美国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在2009年6月举办的“社会性别国际研讨会”上进一步指出：思考过去三十年我们从妇女史研究中学到的东西，就不能继续将社会性别研究当作疆界、固定的空间来对待，而应把它看作是遇合的（conjunctural）。性别研究内部的边界、调和度、复杂性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把它封闭起来，而是要保持研究领域的开放性[8]。
在这一过程中，高彦颐（Dorothy Ko）是最具有“颠覆意识”的学者，她的两本著作《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和《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转变》分别颠覆了所谓的“五四史观”和“被污名化的缠足”，引起学界很大的反响。
在《闺塾师》一书中，高彦颐的“颠覆意识”体现在明喻和隐喻两个方面。明喻方面，她借鲁迅对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描述指出中国妇女倍受压迫却甘受摆布的形象是男性学者笔下的“五四史观”建构出来的。其目的就是颠覆“五四史观”，开辟“中国妇女史的新视野”，把传统社会中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展现出来。这是此书大获好评的一个原因。引发学者关注的另一因素是书中的隐喻内容，丧夫丢子且倍受歧视的农村妇女祥林嫂实际上成为黑暗、停滞的晚期帝制中国的隐喻。自柯文（PaulA.Cohen）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出版后，美国中国学界涌现出大量关于论证传统中国内在动力的著作。而高彦颐的这本书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要颠覆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冲击—反应”论，但她所描述的“江南地區的才女文化”却正是帝制中国晚期内部的变化。因此在导论中，她提出“比较妇女史的困惑”之问题：即虽然帝制晚期中国的才女文化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才女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她却认为不适合用“早期现代（Early Modern Period）”来说明这一时期江南地区出现的才女文化，因为“中国历史的内涵要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动态中找寻。”[9] 不管是“冲击—反应”论还是“五四史观”，高彦颐通过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群体性文化现象的深入研究，将它们一一颠覆。从书写模式上看，高氏是先抛出质疑，然后提出新见解，最后通过个案研究论证，带有很强的以论带史的风格，同我们通常所提倡的论从史出的方法恰好相反。如果仅仅从个人治学的方式上来解释，未免过于表面，我们认为，这与她的学术思路有关。
首先，根据上述已指出的西方女性研究特点来看，从历史中寻找和建构妇女的主体性是研究者们揭批父权制的有力武器，也同后殖民主义所倡导的“底层发声”相符合。因此，高氏必定是带着挖掘传统中国妇女主体性的问题意识而来，从经济最为富庶、文化最为繁荣的江南地区入手，以个案研究来论证中国妇女并非“五四史观”所描绘的那样悲惨凄凉。
其次，高氏从江南地区的才女文化入手，去颠覆“五四史观”，并非完全颠覆，只能说在某一时期的历史情景下，完成了部分颠覆。高氏自己在“江南的特殊性”一节中也承认这种才女文化并非全国性的现象，比如在北京和广州，其才女文化远不如江南地区发达[9]。但问题正在于此，津津乐道的才女只不过是江南地区富贵人家的一种特殊现象。而“五四史观”的目的在于从整体上揭露妇女所受的压迫，并以此让最广大的群体觉醒并加入革命之中。所以，特殊性与普遍性这一老话题再次横亘在历史学家的面前。
但是，高氏的这一风格依然在其近作《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转变》一书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她在此书中延续了对“五四史观”的批判，指出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把缠足的妇女“污名化”了，而且把许多没有受过教育的缠足妇女的声音封装了起来。而她的目的就是解译、挖掘和聆听这些被压抑的声音，并且要对以往有关缠足的文本进行革命，以拯救被束缚的身体在文本中所遭遇的边缘化命运。
高氏这种写作立意激发了部分研究者的学术激情，译者甚至说阅读此书等于是目击了一个“典范转移”的过程。的确，高氏在此书中确实开创了妇女史研究的新路径，但却不再是侧重展现妇女主体性和能动性的路径，而是从日常生活史、消费文化和物质文化的角度入手，找寻体现妇女主体位置的身体性（physicality）。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高氏认为妇女的主体位置被身体性决定。所以，在本书中，高氏的核心内容在于分析各式各样的女性欲望以及女性通过对自己身体的操控来操纵男性对自己的态度，从而将女性的主体性展现出来。
不可否認，高氏的研究改变了以往马克思主义、有闲阶级论和弗洛伊德性心理学、民族志等取向的女性研究的缺陷，即过度简化和目的论。但她的这种颠覆却依然是从个案出发，试图扩展到整体，从而达到“典范转移”的效果。但是，以小见大并非坦途，研究中国问题需要考虑各民族、各阶级和不同地域的特殊现象。就像赵鼎新先生所说的那样，高彦颐忽视了缠小脚是男性对女性的一种压制性的集体行为，而女人利用小脚讨男性欢心却是在男权世界里的扭曲的个体行为，两者不可同日而语[10]。
高氏这种“颠覆意识”的主要对象是女性研究领域内父权制所主导的历史叙事，其他一些学者颠覆的则是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这种颠覆，是边缘学科对主流学科话语霸权的抵抗，也是一种文本中的革命。
按照沃勒斯坦的说法，一门学科体系建立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在《否思社会科学》中，沃勒斯坦回顾了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建立发展的过程，旨在展示整个西方社会科学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具体到现今的国际史学界，所谓的主流理论，实际上其建构起来的背后也包含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历史学家掌握着“叙述”的能力，但是支配历史学家手中之笔的还有更多因素，正如詹金斯所说的，一是历史学家共同认可的写作模式，“写法”的背后就有“共识”的权力；二是学院训练的规格，这涉及了教育制度；三是学术社群的压力，历史学家也是一个团体，团体中的认同与排斥达到相当的威慑力；四是出版社与刊物审查制度，这背后更与“权力”和“意识形态”有关[11]。二战后，西方的中国研究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把中国变迁的动力归纳为西方的冲击，而且中国未来的走向也一定以欧美现代化道路为模板。但是，受到反战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研究者开始反思这种现代化范式，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妇女史研究也不例外。曼素恩（Susan Mann）在《缀珍录》一书中就指出，把妇女放置在历史中心的做法，可以揭露西方的种族优越论。所以，中国妇女的主体性不能通过东方主义来建构，而是需要打破种族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论，充分认识并书写中国妇女独特的历史过程。
此外，曼素恩十分明确地指出：“西方历史编纂学的范式对于中国史料的解释能力总是非常有限的。就与社会性别关系相关的领域而言，使用西方的分析范畴尤其不能令人满意。在中华帝国晚期家庭结构之内，妇女被赋予的角色和关系并不存在于欧美文化之中。”[12]当然，这样的结论需要历史的支持，以往的研究深受东方主义的影响，中国妇女的命运成为欧美妇女的东方翻版，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必须步欧美现代化的后尘。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中国学界开始探讨清代“市民社会”问题，以罗威廉（WilliamT.Rowe）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国家—社会”的大框架下，运用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s）的“公共空间”理论，以地方史为研究对象，用西方城市史的发展历程来反观清代城市史，制造出了一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市民社会”。而曼则通过将妇女置于清代历史的中心，成功地拆穿这一历史编纂的神话。她指出，清朝的知识精英从来没有制造过一个与家庭空间分离的“市民社会”的概念。相反，康雍乾时期性别关系的历史清楚地显示出，在当时的中国文化背景下，在精英阶层的公共话语中是承认妇女的家庭地位的。也就是说，大清鼎盛时期，所谓的“公”“私”之间并没有分离，因此，所谓的“市民社会”不过是东方主义想象的产物。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这种颠覆是在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下自说自话，就好比你在非洲觉得很热，却非要跑到北欧让那里的人穿的和你一样少。你觉得痛苦的，也许别人却感到快乐。我们不得不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蕴含的一些所谓的“普世性理论”抱有一丝抵抗，也正如李伯重先生所言，为了颠覆传统结论，仅以江南一隅来代表整个中国女性，是否也需要反思呢[13]？
参考文献：
[1]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2]Virginia Woolf，A Room of One's Own[M].Harvest Books，1989.
[3]刘霓.社会性别：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J].国外社会科学，2001（6）.
[4][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5]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6]Joan W.Scott，Gender：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91，No.5（Dec.，1986）， pp.1053-1075.
[7]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
[8]王政，贺萧.中国历史：社会性别分析的一个有用的范畴[J].社会科学，2008（12）.
[9][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0]赵鼎新.解释传统还是解读传统？——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出路何在[J].社会观察，2004（6）.
[1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12][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3]李伯重.问题与希望：有感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现状[J].历史研究，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