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眼中的成功
　　有人说，成功的标准是权位的高低，财富的多少，名气的大小，情人的多少。
　　也有人说，成功的标准应是信仰的坚定，价值的体现，见识的远大，爱情的忠贞。
　　上帝听完呵呵地乐了，他说：“哪有那么复杂？成功，就是越晚见我越好！” （摘自《经典杂文》）
　　诚实面对自己
　　生命的过程，像是爬一架身份的梯子。梯子的第一级是“生存”，我们必须养家糊口，维持一份工作。接下来，我们必须建立“独立的身份”，中年的成就代表达到了这一级。梯子的最后一级是“贡献”，是对自己以外更大群体的付出。对许多人而言，子女就是最好的遗产。对有些人而言，是他们的工作或事业，还有的人则是他们所拯救或改变的一切。
　　我们的人生任务，是尽可能把自己原有的一切发挥到极致，尽全力做你最在行的事情。现代人的寿命可能长达八九十年，如果一个人在组织中工作了三十五年，退休时还很年轻，他们应该做点别的事，我们必须为这一天做准备：首先，你一定要为这些日子存钱。其次，不要以为你老了就是每天去打门球，此外无所事事，而是要让你的心灵和身体都保持活动。
　　接受自己的过去，放下过去，否则无法往前迈步。假如无法面对跟自己有关的真相，就会永远闲在老问题里。不管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这点都一样，而且也一样难做到。我们必须不断思考，我们珍视的价值是什么，是金钱？家人？人生扮演的角色？而组织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为股东赚钱，还是成就更高的使命？据《做人与处世》
　　尴尬促成的大师
　　沈从文出身于行伍世家，祖父累官至总督。他14岁时投身军旅，随军浪迹湘、川、鄂、黔一带，二十三岁时受五四运动影响，只身来到北京，投学未成转而写作。
　　1928年4月，胡适出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聘请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来校任教。沈从文听说后也向胡适求职，胡适批准了他的请求。此举招致舆论一片哗然，大家认为沈氏虽然发表了一些作品，但其只有小学文化，与登上高等学府授课的要求差距太大。而且沈从文给大家的印象一直是不善言辞的，让这么个人来沪任教，所有人心里都觉得不靠谱。但胡大师慧眼识珠，力排众议，坚持让沈从文过去授课。
　　此时的沈从文，已经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鸭子》，或多或少有了些读者。听闻他要来上海教书，第一堂课他的教室被挤了个水泄不通。他抬眼望去，黑压压一大片全是人。他完全没料到自己这么受欢迎——没料到的后果就是在讲台上呆呆站了10分钟没说一句话。好不容易开口了，他又讲得迅速至极：一面匆匆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大纲。本来一个小时的授课内容，他在10分钟内搞定。讲完之后，又是一片寂静，场面很是尴尬。见此情景，他只好又拿起粉笔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这件事一时传为笑谈。胡适听说后，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起哄他，这就是成功。”
　　胡适能够理解他的尴尬自然可以说是沈从文的幸运，而抗战以后，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就没那么幸运了。当时的西南联大教授真可谓是星光璀璨，刘文典便是其中一位。这位以研究《庄子》闻名的大师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满腹经纶，学贯中西。通晓欧美多国语言。有一次防空警报响起，他看到沈从文也在躲避行列，他非常不屑地指着沈从文说道：“我跑是为了《庄子》，学生们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沈从文羞得满脸通红，无言以对。
　　后来沈从文晋升教授时，刘文典坚持不举手，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那我岂不是要做太教授了吗？”
　　不久以后，刘文典在课堂上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朱自清该拿4块，沈从文连4毛都不该给。”刘文典此话自然是很有戏谑性的，但在民国大师辈出的那个年代，沈从文彼时的学识水准确实还难以跟那些大师们比肩。
　　沈从文虚心接受了刘文典的“恩典”，学历低不要紧，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的不懈努力弥补。一次次的尴尬境遇促成了沈从文一次次的提升，他活了86岁，而一生创作的文集也有八十余种——真正实现了著述等身，成为现代作家成书最多的一位。由于他风格独特，佳作迭出，被誉为中国文坛“乡土文学之父”。
　　20世纪80年代，瑞典皇家学院设立的诺贝尔文学奖开始注目中国作家，在议及的几名中国作家中，沈从文被认为是“实力最雄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