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
　　1937年秋，济南已听到黄河北日军的炮声，一群正在读初中的少年，离开了杆石桥外省立一中“广厦宏伟，青瓦粉墙”的校园，随学校、师长奔去“大后方”，启程了他们无从预计的人生流亡。
　　“读书救国”，弦歌不辍。轰炸，险途，饥寒，疠疫，贫困，无助，死亡，从军，革命，逃离……这群少年中就有刘可牧先生，《七千里流亡》是他晚年追忆当年山东中学生西迁的回忆录。
　　近年来，有关于抗战时期大学南下的作品不断出现，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岳南的《南渡北归》三部曲。但很多人忽略的是，在那个时期，除了大学在流亡之外，一些不愿意做亡國奴的中学生，也随着学校一起加入了南渡的队伍。
　　刘可牧的《七千里流亡》，填补了历史一道小小的，但却重要的空白。
　　曾记否，当硝烟四起，教育厅征求各学校的意见，多数学校表示无奈之下只有停办，唯独省立一中的校长讲道：“读书也是抗战，也是爱国，也是救国。济南要是不能待，我带你们走，不做亡国奴！”
　　从济南出发，泰安、菏泽、河南许昌、湖北郧阳、陕南、四川，师生们横贯五省，辗转七千多里，被称为“文军长征”。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十五岁左右的孩子们，在生命中最美的年华，背井离乡，将青春洒在了漫漫征途。
　　1938年元旦，征途上传来济南沦陷的消息，师生无不痛哭流泪。校长鼓励孩子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早晚有一天回到千佛山脚下和大明湖畔。
　　3月，行至均县西五十里处的石灰窑险滩，大船顺江而下，触礁翻船，胡瑞芬、胡瑞芳、王钧、何玉英、魏其慧等22名女生溺江身亡。1939年2月，芒鞋竹杖，历尽艰辛的师生们抵达四川绵阳，获得暂时的安定。
　　一场颠沛流离的梦，若半世浮生，任命运撕扯。
　　80年前的鲜活青春，在庞大的空间苍穹中，在深邃的时间巨流里，被互联网一代的青年们进行过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那年乱世如麻，愿你们来世拥有锦绣年华。”
　　当目睹青春和家国的命运重叠交融，我们这一代的残酷青春，似乎无法像流亡诗人聂鲁达一样说“我承认，我历经沧桑”。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我们的民族背负着一段悲凉的记忆，却常常被宏大叙事，忽略了太多的细节。一个历史巨变的时代里，普通人是如何参与其中、与世沉浮、不甘沉沦、与世界和命运挣扎突围的？
　　一位迷惘的妈妈曾讲述她的故事：“给孩子买了一套《中国历史》，孩子读完以后生出很多困惑：妈妈，历史到底是什么？帝王将相、名人志士、朝代更迭、军事战役、发明创造？我们在哪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哪里？”
　　写过《大江大海1949》的龙应台曾说，个人史是最真诚的国家史。它努力呈现的是亲历者的历史经历和体验，它不可回避主观、偏见。但多元历史参与主体的口述史，可感知、可触摸，有着生命的温度。
　　20世纪40 年代，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协会，是最早的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因研究需要做部分口述史收集工作，但很少有学者和机构专门做口述史收集、整理工作，许多历史亲历者因为年龄过高离开人世。
　　“一个人的声音在世上消失了，一个人的记忆在世上飘逝了，至于她带走了什么，已经无人知晓……”女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曾震撼于这样的死寂，她拿起了笔，为这“一个人”留下点声音，虽然式微，但，“能成为最有力的武器、不可战胜的武器的，唯有记忆。”
　　在这个时代，“遗忘”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手机通讯录里的茫茫人海，蛰伏着多少此生再不必相见的灵魂？被遗忘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被搅揉在历史中，沉默如沙石。
　　我们擅长把舆论推到浪头顶端，但也擅长遗忘。所有的事情都像未发生，人们莫名其妙还是会陷入自己的忙碌。
　　我们每天都在照镜子，却不见得每天都能遇到自己，遑论促膝长谈。“真我”的偶尔存在，像沉睡中瞬间即逝的清醒。
　　然而，若真正懂得我们所经历的，便不会有“一拍脑袋就拆掉了老火车站”，便不会急着跟过去握手言和——历史与所有人息息相关，它不仅仅是回望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