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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见卓识的教练，具有革命精神的战术专家，魅力无穷的靓女杀手……
马尔科姆·埃里森集所有褒扬和赞美于一身。是后世教练共同追求的完美典范。但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妻苎，那只是人们心中一个理想化的抽象概念，埃里森的人生也同样存在着种种缺憾。虽然他拥有太多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但争斗、酗酒和需要不停地证明自己的能力，使其成为又一位被世人所遗忘的伟大人物。
那些日子，沉闷的英格兰足总杯需要万艾可的帮助才能继续诗情画意：1976年一个寒冷的冬日下午，在北约克郡的一座滨海小镇，一支非职业联赛球队坐镇主场，等待与被降入丙级联赛的水晶宫交锋。
傲慢的伦敦球队在马上要开球时才到达。在Scarborough拥挤的体育场里，马尔科姆·埃里森在主看台刚刚落座就被所有人认了出来，通常。他的出现都会引起一阵骚乱，今天也不例外，一群摄影师立即冲向球门后面去捕捉这珍贵的影像。
埃里森头上的那顶崭新的浅顶卷沿软呢帽是女友送的礼物，但如果让水晶宫教练自己去选的话，怕是也不会比这更好。这顶款式的帽子一度受到好莱坞明星辛纳特拉和汉弗莱·鲍嘉的青睐，但是在1950年代就已经不再流行了。其实这顶多褶皱的帽子也概括了一个足球浪子的精神实质：顽皮酷劣。又近乎荒唐的放纵享乐。“在获胜之后，我走过Scarborough队的更衣室，”十年前埃里森回忆，“我听见一个大嗓门嚷嚷：‘那个讨厌的猪头是怎么回事?这是我们第一次受到全英格兰公众的注意。他就带着那顶破帽子来抢我们的风头!”
在那届让人难忘的足总杯中，这顶帽子一直稳稳地扣在埃里森的头上，这个形象也一直永久地定格在了人们的心中。成为其标志性装扮，就像这个足球浪子的绰号“Big Mal”一样。拥有了专属性。
“Big Mal对他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绰号那么简单了，已经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称呼。”大卫·托赛尔说，他不久前出版了一本很受欢迎的埃里森传记。“后来树立公众形象的欲望超越了成为一名不断创新的教练的雄心，这就是最终人们记住最多的不是他带领曼城在三个赛季里赢得了四座奖杯，并打造了一支那个时代最让人心潮澎湃的球队，而是一个叼着雪茄。顶着卷沿帽，看似玩世不恭的出位者。”
鉴于那些与埃里森共事过的人对他天赋做出的一致认同，这些事件听起来和其现在的个人状况同样令人震懔在曼彻斯特的私人疗养院里，他身无分文。并且因酒精中毒经常处于昏迷状态。“马尔科姆在60年代末所做的事，即使是现在人们都会认为太超乎现实了，而比之身处的时代更超前了好多年。”他的老友和前水晶宫球员特里·维纳布尔斯如此评价，而博比，莫尔曾经这样表达过倾听埃里森想法后的感受，“第一次抬头看见太阳。”他曾经的队友。后来又成为其赞助商的弗朗西斯·李补充说“我不相信那个时代还有比他更好的教练!”
埃里森是一位目光深远的领袖人物。在查尔顿竞技时代他是一名出众的中后卫，但是国民服务中断了其职业生涯，他被派往了奥地利。在那儿，埃里森观看了几场当地球队的比赛，并参观了国家队的训练。“感觉真过瘾，”他说。“一个教练管理七名球员，即使是20年后的英国都没有这样的制度。有后卫教练、中场教练、前锋教练、守门员教练、体能教练及体操教练……这是一种多么完善的管理体制，相形之下，我们就像一群落伍的野蛮人。”1953年在温布利，匈牙利的革命性战术摧垮了英格兰的防线，刚好为他这番话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那时，埃里森还在西汉姆联队效力，一个后来闻名遐迩的非官方的教练培训基地。“铁锤帮”的年轻人利用调料盒来标记新的战术，这些球员中包括两个未来的曼联主帅——弗兰克·奥法雷尔和大卫·赛克斯顿·还有两个曼城的教练，埃里森和约翰·邦德。但是他离开查尔顿的错误举动是一个致命的裂痕，并从始至终地危害其整个职业生涯。“从奥地利回来后，我记得一天早展站在那儿，心想‘这个训练太差劲了’，于是就对教练吉米·特洛特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一点屁用都没有’。结果第二天他就将我卖到了西汉姆。”
埃里森在将近七年的时间里为“铁锤帮”踢了300场比赛，当教练泰德·芬东在不知所谓的忙碌时，他就已潜心地思考改革他们的训练方式。他的计划不是长期安排全队进行统一训练，而是在一个个小组之间轮番使用不同的策略——头球训练、举重、短跑，以及六人一队的练习。他提出了“发条足球”的计划，要求每个球员都能够随所欲地转换到队友空出的两三个不同的场上位置。埃里森甚至还参与了队服的改革。我们的这些队服太厚重，所以我决定将袖子去掉，并且裁短了短裤，我们脚上穿的是南美的球鞋，脚趾部分很柔软，总的来说感觉全身舒适轻巧。”
然而，埃里森执行这些决策的方式并没有为他赢得芬东和西汉姆董事会的赏识。就这样，当他在31岁那年被迫退役——因为感染了肺结核一更雪上加霜的是俱乐部并没有打算让他担当球队教练。“最后他感悟出了这样的哲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所以一定要活得痛痛快快。”埃里森的第一任妻子贝丝回忆道。
受到了这样的冷遇，他以同样一颗冷淡的心远离了职业足球达两年的时间。他成为一个职业赌徒，并拥有一家性质可疑的夜总会，周末时为业余球队罗姆福踢球来保持强健的体蟾和积极的状态。当埃里森仅凭一己之力帮助剑桥大学队扭转战局，在温布利不可思议般地战胜牛津队之后，又得以重返教练行列。接下来他又带领非职业联赛俱乐部巴斯队进入足总杯第三轮。可惜在重赛中被博尔顿淘汰。之后他带着巴斯那位久经沙场的队长托尼·布克一同来到丙级队普利茅斯，并率领该队历史上首次闻进了联赛杯的半决赛。随之却因为他的名人做派不可避免地与俱乐部主席发生了冲突，给其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我的公众形象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他说道。“一些人觉得我的风格太张扬，太高调。不过事实是我从未打算去过苦行僧般的日子，所以这么做又有什么错。”
被解雇之后，埃里森去了曼城，在前阿森纳伟大人物乔·莫瑟的领导之下担当助理教练，负责重振这支刚刚被降人乙级联赛球队的士气。很快，他的口头禅“铲除他，铲除他，铲除他”就被球员所熟知。随着布克、弗朗西斯·李和“我见过的最好的球员(马尔科姆语)”科林·贝尔都陆续加人天蓝军团的行列。曼城从挫折中逐步恢复。埃里森也提出了其独特的战术和训练想法——球员为了增强肺呼吸能力，戴着防毒面具进行训练，俱乐部还聘请芭蕾舞者与奥运会短跑健将针对各项技能进行专业的培训。心思巧妙的教练还指导球员如何进行合理膳食……然而，只有一件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香槟是健康、洁净的饮品，”埃里森说。“我从不反对球员饮用香槟酒。”这是他在曼彻斯特夜总会时一直坚守的信条，与此同时，Kippax Street更衣室内狂欢的次数越来越频繁。1966年曼城晋级成功，两年后又赢得了顶级联赛冠 军，1969年虏获足总杯，第二年更是将联赛杯和欧洲优胜者杯揽入囊中。
“曼城连战连捷的表现令人为之震撼，”《独立报》的专栏作家詹姆斯·劳顿说，他在1975年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埃里森的传记《我生命中的颜色》。“他们在场上以锋锐势头步步紧逼，强行闯入对手的领域。他们在场上的流动性打法是马尔科姆在匈牙利队中见到的，有时候他们的强劲和勇猛是无法遏制的。” 而埃里森那不可一世的自信因一次次的胜利变得更加坚定，在对手面前的嚣张气焰也一发而不可收。“在赛季之初，我会坐下来说‘几年内我们不会赢得联赛冠军了，但是我们可以在优胜者杯和联赛杯赛场上称雄’，然后我就会把这些脑海里的幻影变成真实的画面。”就像一个棒球手演示本垒打，埃里森经常在比赛之前就预测出进球的时间和方式。而在新闻发布会上，他把马特·巴斯比称为“马特宝贝”，目的是在德比战开始之前打击老特拉福德的士气。他和英足总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先是受到了两个月不得参与球队一切事务的处罚，后来又被禁止七年内不得与英格兰球队有任何接触。
这样无所顾忌和肆意的猖狂完全要归罪于酒精。“马尔科姆是一个很好的同伴，但是你会感觉很难赶上他的步伐，”曼城前锋尼尔·扬说，专栏作家劳顿对此表示赞同：“他很幽默，聪明，胃口很大，很难满足，远远超出了我们这些人的努力限度。”
一个故事就像埃里森最爱的香槟酒一样在缅因路球场喷洒开来：在狂饮了23瓶香槟后他被弗朗西斯·李扛回家，离开酒吧时侍者拿来了1000英镑的账单，却遭到了他的嘲笑，告诉侍者说“在账单翻倍之前别再回来”……即使酩酊大醉，埃里森还是将弗朗西斯撵下车自己驾驶，当飞速开车的乔·莫瑟看见熟悉蓝光在他的后视镜里一闪而过的时候，心想“天呐，马尔科姆现在怎么样了?”
离年老的名帅退休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时等待接替他的助手开始躁动不安了。莫瑟已经告诉埃里森，说在1970年代来临前就会让出自己的位子，现在Big Mal内心焦急地等待着他的离去，有一段时间甚至打算将俱乐部买下来以求尽快当上老大。“那时候，我和马尔科姆一样认为他有资历也理所应当接管帅位，”劳顿说。“但是回顾过往，却发现他不能缺少莫瑟为之提供的平衡和支撑。”迈克·萨莫比对此表示赞同：“作为单纯教练的马尔科姆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但是他完全不适合掌管全局。”这个新任老板很快就验证了这番话，拆解了这支很可能获得1972年联赛冠军的球队，花费20万英镑强行将罗德尼·马什从女王公园巡游者队买来，结果那个赛季曼城仅排名第四。
丢尽了脸面，满心疲惫，因繁忙的私生活流连于伦敦，埃里森在缅因路主帅位置上没有坚持一个完整的赛季，他在1973年4月加入了正在降级旋涡中挣扎的水晶宫队，却没能力挽狂澜。尽管在1976年以浅顶帽为标志的水晶富最终闯进了足总杯半决赛一不过那个时期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那顶帽子，直到今天，在谢赫斯特公园球场外面这顶帽子的仿制品还在热卖之中——被胜利刺激的埃里森甚至决定让A片女王菲奥纳·里奇蒙跳进球队的浴室和球员们合影。
“这些荒唐之举让那些对其心怀崇敬的人们感到担忧，”劳顿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也是一个够义气的朋友，但他从来都不能安分守己。对于工作也无法全心全意，脚踏实地。他对于生活中美好事物有着很狂放的野心，而生活在伦敦对他这样的性格没有什么好处。”而前水晶宫前锋阿兰·惠特尔对于主帅的评价则更直接“在马尔科姆的领导下，社交生活丰富多彩，但是足球却毫无进展。”
越来越不安分的埃里森在美国、土耳其都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的决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最大的失误”——再次加入曼城，并相信了彼得·斯维尔斯的痴人梦想，用缅因路球场的未来做赌注，超越脆弱的曼联，成为曼彻斯特最受球迷欢迎的俱乐部。
“我看了看他，头顶没几根头发，身穿英国夹克，脚蹬绒面革鞋，心想‘这个计划行不通’，”埃里森震惊于对方的宏伟计划。“但是他对我说，我有三年的时间来重建球队，而钱的问题不用我操心，因为他是一个资本运做的天才。”
这是一个灾难性的计划。过于迫切地追求百万英镑的光芒，斯维尔斯两次打破七位数宇的限制，两次花高价购买球员，最著名的是倾家荡产买下狼队的史蒂文·戴利，至于这名前锋的效率如何，“如果对约翰·列侬开六枪的那个人是戴利，那列侬今天还会活着，”Big Mal的伙伴伯纳德·曼宁沉思着说。“这都是他决定签下的球员，我并没有参与。”埃里森后来毅然说道，他更偏爱切斯特城的新手伊恩·拉什，却无法得手。
但是Big Mal自己的论断似乎也找不到什么根据，缅因路球场的英雄卖掉了最受人喜爱的彼得·巴恩斯和加里·欧文而受到了Kippax看台球迷的质疑，当时欧文是流着眼泪前往西布朗维奇的。而训练场的体制也让球员们困惑不已，其中包括在曼城的普拉特巷训练场热身，在开赛之前乘小型汽车来到赛场，谈论超现代的战术，包括“环形打法”。实质上就是在中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洞。“有时候那个混蛋马尔科姆真该带着他那套狗屁理论一起消失!”巴恩斯的父亲说道。
不久，Piccadilly Radlo发行了汽车贴纸，上面的标语是“BigMal回来了”还有“BigMal必须滚蛋”，以供球迷们选择，很快，后一个标语就布满了大街小巷。当全英国都在倡导朴素风气之时，在“快乐分离”和“秋天”乐队于黑暗中挣扎之际，奢侈无度、色彩斑斓的埃里森看起来就像一个被时代遗忘在角落里的人。
1980年他被曼城解雇，之后返回水晶宫，短暂停留之后又再度离开，后来竟出人意料地在葡萄牙带领里斯本竞技取得了短暂的成功。担当科威特国家队教练的时候还取得了海湾杯的冠军，在那儿，埃里森在阿萨巴的手下工作，据他自己所说，这是其惟一信任过的足协高官。“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当伊拉克军队入侵的时候，他把家人送走，自己却坐在阳台上端着机关枪等待着敌人的到来，就像电影《疤面人》里的场景，直至最后殉国，真的很让人敬佩。”
之后埃里森又返回英国，加入了米德尔斯堡。当时现场观众的人数越来越少，他想出了一个奇怪的计划，将俱乐部更名为克利夫兰牛仔队，然后在漆成橘黄色的尼龙草皮的球场上作战——他的观点是“对俱乐部来说与其等死，不如一死了之。”——他仍旧保持着绚丽浮华的外表，每年赚25000英镑，而在四个月之内就花掉3500英镑购买香槟、法国白兰地和雪茄。记者阿兰·麦金利回忆了一个有趣的情节。那是米堡与奥尔德姆比赛之后，“埃里森坐在那儿，叼着一根雪茄，喝着白兰地，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克利夫兰牛仔队，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关于新的阵型，训练习惯，以及转会市场应该关闭，这样才能够迫使各俱乐部培养自己的球员，还谈到了外国球员用脚的不同部位来踢球等等……我们几个人，包括奥尔德姆的教练乔·罗 伊一直会意地点头。当这一大段独白终于结束之后，他起身离开了，当时我们沉静一会儿，之后乔·罗伊说：‘你们谁能告诉我他刚才说的都是什么屁话?”’
最终埃里森还是走向了被解雇的这条路，继续在更差的环境里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期间他又返回到葡萄牙，在非职业联赛球队帅位上度过了一段时间，其教练生涯最后一站是布里斯托流浪者。但是流浪的日子就此结束了，“布莱恩-克拉夫给我打电话，我们谈论一个共同的好友，这个人三次心脏病突发。他说‘我以为我们永远不会变老呢。’但是不知不觉中我们都老了。”
埃里森退休之后的生活似乎变得美好了，和妻子林恩还有小女儿吉娜一起住在Yarm，为了填补家用，他偶尔去电台评球，或是为曼城挖掘球员，他曾向曼城推荐过一位20岁出头的中场球员。却被俱乐部忽视，那个葡萄牙人叫路易斯·菲戈。
然而一系列的波折又将埃里森颠入了新的低谷。首先是失去了为米德尔斯堡比赛做广播评论的工作，原因是在德比战中输给纽卡斯尔的时候，他两次嘀咕“去他妈的”，因此被革职，之后虽得以复职，但不久当他辱骂一个边裁为“耻辱的败类”时，再遭解雇。在报纸上登出文章批判安迪·科尔和勒蒂谢尔之后，他在足协的工作也随之丢失了。他的境况不甚乐观，尽管如此，却依旧无所顾忌地狂饮。他的儿子马克说：“如果父亲去酒吧。肯定会有人请他喝酒，然后他就为这个人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
最终在2000年，他被林恩踢出了家门，之后在绝望中因擅闯以前的家和威胁自杀而两次被捕。最后被劳顿和以前那些仁慈宽厚的同事们解救，其中包括李和萨莫比，还有来自英格兰职业球员协会的支持。他首先去了修道院，然后去了一个更有保障的由政府经营的疗养院，偶尔出来吃午饭或观看曼城的比赛。“他一直都是一个祟尚精神自由的人，但是现在却依靠别人为他做所有的事情。”托尼·布克说。
几年前当劳顿再次看见BigMal时，发现后者已患上了科尔萨科夫综合症，一种由于过度饮酒而导致的痴呆，“他的脸庞显得苍白没有血色，还满是伤痕。起初他看似是在专注地观看比赛。但是之后我回头却看见他的双眼始终盯住1000码外的地方，眼神凝滞在了那一点。”劳顿说：“患者将自己封闭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不与外界沟通和交流。”
也许这种精神状态就是埃里森一生都在寻求的满足感。“马尔科姆在曼城找到了答案，接着又去寻找另一个问题，”劳顿说。“他一直需要向别人去证明自己，他总是不切实际地去追逐彩虹。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这么做。‘在年少的时候我一直梦想能拥有一个摇摆木马，但是我没有得到；也许如果我得到了，我就会拥有一番别样的人生。’这是他的回答。”
“不过我对此表示怀疑。马尔科姆总是早展刚起来，洗漱完毕就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之中。我记得90年代的时候一次在兰根的餐馆，他一个人在那儿。没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安排。他不知道那一天会发生什么，但是他坚信那一天一定会很精彩。和马尔科姆在一起，生活永远不会平凡。”
马尔科姆的女人
埃里森喜欢足球、香槟、雪茄……还有女人。“他身边的女人通常有两个共同的品质，”传记作者大卫·托赛尔说。“她们都有迷人的外表，并且都有极大的忍耐力。”
埃里森和第一任妻子贝丝的婚姻从1953年开始一直持续了20年的时间，育有四个孩子。但是他对婚姻缺乏忠诚，所以曼城边锋迈克·萨莫比给他的老板起绰号为“男妓”。70年代曼城的一个球员回忆说，一次他打开医务室的门，撞见教练和一个英国小姐的竞选者正在桌子上寻欢作乐。
1979年，莎莉·安·海利成了第二位埃里森夫人。事情是这样的，安在温布尔登一个结冰的池塘上摔倒了，花花公子英雄救美，将其扶起，于是这只孱弱的羔羊又成为了埃里森口中的猎物。然而，当和莎莉的室友也扯上关系之后，他就再也不是什么彬彬有礼的绅士了。这对夫妻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却没能挽救他们破裂的婚姻，1983年，他们大吵一架后大打出手，最后双方给彼此留下的纪念是莎莉的黑眼圈和埃里森因被飞来的茶杯砸中而缝的26针，之后两人走向了离婚这条路。其实那个时候埃里森就已经结识了教师林恩·塞尔登，他对后者一直忠贞不二。直到他们在2000年分手。
在此之前，还有一大串大名鼎鼎的女人和埃里森纠缠不清。和好莱坞女星简·拉塞尔一同观看比赛，和A片天后菲奥纳·里奇蒙一同沐浴，这一事件尽人皆知，除此之外。他的情人还包括007扮演者罗杰·莫尔的前妻多萝西·S……
一个片段就能够准确地概括他的情爱人生：当他在曼城的时候得到了尤文图斯的邀请。于是Big Mal飞往都灵，在那儿，他爱上了一个匈牙利的脱衣女郎，但当他厌倦了带着那个吉娃娃散步的时候，就返回了曼彻斯特。
马尔科姆和专家组
教练埃里森什么时候变成了典型的公众人物?根据传记作者大卫·托赛尔所说，这个问题要追溯到独立电视台为报道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制作的一期创新型的节目，而当时他是节目中专家组的成员，“就是那个时候普通人和名人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了。”从那时起，他萌生了做一位名人的欲望。
这个节目由吉米·希尔创制，而制片人是约翰·布罗姆利。“我想让人们近乎自负的去自信，相信自己的观点就是正确的。”
Big Mal加入了布莱恩·莫尔担任主席的小组，阵容中的主要成员包括狼队的戴历·杜根、曼联的帕特·克雪兰德和阿森纳的卜麦纳。他们在一起的配合非常默契，气氛和谐舒适，埃里森总是叼着雪茄向杜根的脸上喷云吐雾。逗他生气，而卜麦纳发言的时候总是抢不过其他人，在一次节目中，不得不给他配一个铃铛，每当他想说话的时候就摇摇铃铛来引起别人的注意。
因为节目的播出时间较晚，所以人们给他们起绰号为“午夜牛仔”。专家组的机智幽默和俊朗的外表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其中女性占多数。以至于独立电视台在收视率上第一次打败了BBC。同时也是惟一的一次两大电视台齐头并进。
独立电视台在埃里森身上的破费远不止500英镑，专家组住在幽远僻静的北伦敦Hen don Half宾馆，他要求供应野草莓、昂贵的雷司令、香槟酒和哈瓦那雪茄。有一次账单上的金额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布罗姆利不得不采取措施。他悄悄地付清了账单，然后指示每一个人都要用一杯葡萄酒来叫醒彼此。
1974年世界杯专家组重返银屏，但四年前的魅力已经不再，布罗姆利解散了他的专家组，说：“他们已经江郎才尽了。”
马尔科姆·埃里森集所有褒扬和赞美于一身。是后世教练共同追求的完美典范。但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妻苎，那只是人们心中一个理想化的抽象概念，埃里森的人生也同样存在着种种缺憾。虽然他拥有太多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但争斗、酗酒和需要不停地证明自己的能力，使其成为又一位被世人所遗忘的伟大人物。
那些日子，沉闷的英格兰足总杯需要万艾可的帮助才能继续诗情画意：1976年一个寒冷的冬日下午，在北约克郡的一座滨海小镇，一支非职业联赛球队坐镇主场，等待与被降入丙级联赛的水晶宫交锋。
傲慢的伦敦球队在马上要开球时才到达。在Scarborough拥挤的体育场里，马尔科姆·埃里森在主看台刚刚落座就被所有人认了出来，通常。他的出现都会引起一阵骚乱，今天也不例外，一群摄影师立即冲向球门后面去捕捉这珍贵的影像。
埃里森头上的那顶崭新的浅顶卷沿软呢帽是女友送的礼物，但如果让水晶宫教练自己去选的话，怕是也不会比这更好。这顶款式的帽子一度受到好莱坞明星辛纳特拉和汉弗莱·鲍嘉的青睐，但是在1950年代就已经不再流行了。其实这顶多褶皱的帽子也概括了一个足球浪子的精神实质：顽皮酷劣。又近乎荒唐的放纵享乐。“在获胜之后，我走过Scarborough队的更衣室，”十年前埃里森回忆，“我听见一个大嗓门嚷嚷：‘那个讨厌的猪头是怎么回事?这是我们第一次受到全英格兰公众的注意。他就带着那顶破帽子来抢我们的风头!”
在那届让人难忘的足总杯中，这顶帽子一直稳稳地扣在埃里森的头上，这个形象也一直永久地定格在了人们的心中。成为其标志性装扮，就像这个足球浪子的绰号“Big Mal”一样。拥有了专属性。
“Big Mal对他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绰号那么简单了，已经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称呼。”大卫·托赛尔说，他不久前出版了一本很受欢迎的埃里森传记。“后来树立公众形象的欲望超越了成为一名不断创新的教练的雄心，这就是最终人们记住最多的不是他带领曼城在三个赛季里赢得了四座奖杯，并打造了一支那个时代最让人心潮澎湃的球队，而是一个叼着雪茄。顶着卷沿帽，看似玩世不恭的出位者。”
鉴于那些与埃里森共事过的人对他天赋做出的一致认同，这些事件听起来和其现在的个人状况同样令人震懔在曼彻斯特的私人疗养院里，他身无分文。并且因酒精中毒经常处于昏迷状态。“马尔科姆在60年代末所做的事，即使是现在人们都会认为太超乎现实了，而比之身处的时代更超前了好多年。”他的老友和前水晶宫球员特里·维纳布尔斯如此评价，而博比，莫尔曾经这样表达过倾听埃里森想法后的感受，“第一次抬头看见太阳。”他曾经的队友。后来又成为其赞助商的弗朗西斯·李补充说“我不相信那个时代还有比他更好的教练!”
埃里森是一位目光深远的领袖人物。在查尔顿竞技时代他是一名出众的中后卫，但是国民服务中断了其职业生涯，他被派往了奥地利。在那儿，埃里森观看了几场当地球队的比赛，并参观了国家队的训练。“感觉真过瘾，”他说。“一个教练管理七名球员，即使是20年后的英国都没有这样的制度。有后卫教练、中场教练、前锋教练、守门员教练、体能教练及体操教练……这是一种多么完善的管理体制，相形之下，我们就像一群落伍的野蛮人。”1953年在温布利，匈牙利的革命性战术摧垮了英格兰的防线，刚好为他这番话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那时，埃里森还在西汉姆联队效力，一个后来闻名遐迩的非官方的教练培训基地。“铁锤帮”的年轻人利用调料盒来标记新的战术，这些球员中包括两个未来的曼联主帅——弗兰克·奥法雷尔和大卫·赛克斯顿·还有两个曼城的教练，埃里森和约翰·邦德。但是他离开查尔顿的错误举动是一个致命的裂痕，并从始至终地危害其整个职业生涯。“从奥地利回来后，我记得一天早展站在那儿，心想‘这个训练太差劲了’，于是就对教练吉米·特洛特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一点屁用都没有’。结果第二天他就将我卖到了西汉姆。”
埃里森在将近七年的时间里为“铁锤帮”踢了300场比赛，当教练泰德·芬东在不知所谓的忙碌时，他就已潜心地思考改革他们的训练方式。他的计划不是长期安排全队进行统一训练，而是在一个个小组之间轮番使用不同的策略——头球训练、举重、短跑，以及六人一队的练习。他提出了“发条足球”的计划，要求每个球员都能够随所欲地转换到队友空出的两三个不同的场上位置。埃里森甚至还参与了队服的改革。我们的这些队服太厚重，所以我决定将袖子去掉，并且裁短了短裤，我们脚上穿的是南美的球鞋，脚趾部分很柔软，总的来说感觉全身舒适轻巧。”
然而，埃里森执行这些决策的方式并没有为他赢得芬东和西汉姆董事会的赏识。就这样，当他在31岁那年被迫退役——因为感染了肺结核一更雪上加霜的是俱乐部并没有打算让他担当球队教练。“最后他感悟出了这样的哲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所以一定要活得痛痛快快。”埃里森的第一任妻子贝丝回忆道。
受到了这样的冷遇，他以同样一颗冷淡的心远离了职业足球达两年的时间。他成为一个职业赌徒，并拥有一家性质可疑的夜总会，周末时为业余球队罗姆福踢球来保持强健的体蟾和积极的状态。当埃里森仅凭一己之力帮助剑桥大学队扭转战局，在温布利不可思议般地战胜牛津队之后，又得以重返教练行列。接下来他又带领非职业联赛俱乐部巴斯队进入足总杯第三轮。可惜在重赛中被博尔顿淘汰。之后他带着巴斯那位久经沙场的队长托尼·布克一同来到丙级队普利茅斯，并率领该队历史上首次闻进了联赛杯的半决赛。随之却因为他的名人做派不可避免地与俱乐部主席发生了冲突，给其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我的公众形象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他说道。“一些人觉得我的风格太张扬，太高调。不过事实是我从未打算去过苦行僧般的日子，所以这么做又有什么错。”
被解雇之后，埃里森去了曼城，在前阿森纳伟大人物乔·莫瑟的领导之下担当助理教练，负责重振这支刚刚被降人乙级联赛球队的士气。很快，他的口头禅“铲除他，铲除他，铲除他”就被球员所熟知。随着布克、弗朗西斯·李和“我见过的最好的球员(马尔科姆语)”科林·贝尔都陆续加人天蓝军团的行列。曼城从挫折中逐步恢复。埃里森也提出了其独特的战术和训练想法——球员为了增强肺呼吸能力，戴着防毒面具进行训练，俱乐部还聘请芭蕾舞者与奥运会短跑健将针对各项技能进行专业的培训。心思巧妙的教练还指导球员如何进行合理膳食……然而，只有一件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香槟是健康、洁净的饮品，”埃里森说。“我从不反对球员饮用香槟酒。”这是他在曼彻斯特夜总会时一直坚守的信条，与此同时，Kippax Street更衣室内狂欢的次数越来越频繁。1966年曼城晋级成功，两年后又赢得了顶级联赛冠 军，1969年虏获足总杯，第二年更是将联赛杯和欧洲优胜者杯揽入囊中。
“曼城连战连捷的表现令人为之震撼，”《独立报》的专栏作家詹姆斯·劳顿说，他在1975年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埃里森的传记《我生命中的颜色》。“他们在场上以锋锐势头步步紧逼，强行闯入对手的领域。他们在场上的流动性打法是马尔科姆在匈牙利队中见到的，有时候他们的强劲和勇猛是无法遏制的。” 而埃里森那不可一世的自信因一次次的胜利变得更加坚定，在对手面前的嚣张气焰也一发而不可收。“在赛季之初，我会坐下来说‘几年内我们不会赢得联赛冠军了，但是我们可以在优胜者杯和联赛杯赛场上称雄’，然后我就会把这些脑海里的幻影变成真实的画面。”就像一个棒球手演示本垒打，埃里森经常在比赛之前就预测出进球的时间和方式。而在新闻发布会上，他把马特·巴斯比称为“马特宝贝”，目的是在德比战开始之前打击老特拉福德的士气。他和英足总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先是受到了两个月不得参与球队一切事务的处罚，后来又被禁止七年内不得与英格兰球队有任何接触。
这样无所顾忌和肆意的猖狂完全要归罪于酒精。“马尔科姆是一个很好的同伴，但是你会感觉很难赶上他的步伐，”曼城前锋尼尔·扬说，专栏作家劳顿对此表示赞同：“他很幽默，聪明，胃口很大，很难满足，远远超出了我们这些人的努力限度。”
一个故事就像埃里森最爱的香槟酒一样在缅因路球场喷洒开来：在狂饮了23瓶香槟后他被弗朗西斯·李扛回家，离开酒吧时侍者拿来了1000英镑的账单，却遭到了他的嘲笑，告诉侍者说“在账单翻倍之前别再回来”……即使酩酊大醉，埃里森还是将弗朗西斯撵下车自己驾驶，当飞速开车的乔·莫瑟看见熟悉蓝光在他的后视镜里一闪而过的时候，心想“天呐，马尔科姆现在怎么样了?”
离年老的名帅退休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时等待接替他的助手开始躁动不安了。莫瑟已经告诉埃里森，说在1970年代来临前就会让出自己的位子，现在Big Mal内心焦急地等待着他的离去，有一段时间甚至打算将俱乐部买下来以求尽快当上老大。“那时候，我和马尔科姆一样认为他有资历也理所应当接管帅位，”劳顿说。“但是回顾过往，却发现他不能缺少莫瑟为之提供的平衡和支撑。”迈克·萨莫比对此表示赞同：“作为单纯教练的马尔科姆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但是他完全不适合掌管全局。”这个新任老板很快就验证了这番话，拆解了这支很可能获得1972年联赛冠军的球队，花费20万英镑强行将罗德尼·马什从女王公园巡游者队买来，结果那个赛季曼城仅排名第四。
丢尽了脸面，满心疲惫，因繁忙的私生活流连于伦敦，埃里森在缅因路主帅位置上没有坚持一个完整的赛季，他在1973年4月加入了正在降级旋涡中挣扎的水晶宫队，却没能力挽狂澜。尽管在1976年以浅顶帽为标志的水晶富最终闯进了足总杯半决赛一不过那个时期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那顶帽子，直到今天，在谢赫斯特公园球场外面这顶帽子的仿制品还在热卖之中——被胜利刺激的埃里森甚至决定让A片女王菲奥纳·里奇蒙跳进球队的浴室和球员们合影。
“这些荒唐之举让那些对其心怀崇敬的人们感到担忧，”劳顿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也是一个够义气的朋友，但他从来都不能安分守己。对于工作也无法全心全意，脚踏实地。他对于生活中美好事物有着很狂放的野心，而生活在伦敦对他这样的性格没有什么好处。”而前水晶宫前锋阿兰·惠特尔对于主帅的评价则更直接“在马尔科姆的领导下，社交生活丰富多彩，但是足球却毫无进展。”
越来越不安分的埃里森在美国、土耳其都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的决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最大的失误”——再次加入曼城，并相信了彼得·斯维尔斯的痴人梦想，用缅因路球场的未来做赌注，超越脆弱的曼联，成为曼彻斯特最受球迷欢迎的俱乐部。
“我看了看他，头顶没几根头发，身穿英国夹克，脚蹬绒面革鞋，心想‘这个计划行不通’，”埃里森震惊于对方的宏伟计划。“但是他对我说，我有三年的时间来重建球队，而钱的问题不用我操心，因为他是一个资本运做的天才。”
这是一个灾难性的计划。过于迫切地追求百万英镑的光芒，斯维尔斯两次打破七位数宇的限制，两次花高价购买球员，最著名的是倾家荡产买下狼队的史蒂文·戴利，至于这名前锋的效率如何，“如果对约翰·列侬开六枪的那个人是戴利，那列侬今天还会活着，”Big Mal的伙伴伯纳德·曼宁沉思着说。“这都是他决定签下的球员，我并没有参与。”埃里森后来毅然说道，他更偏爱切斯特城的新手伊恩·拉什，却无法得手。
但是Big Mal自己的论断似乎也找不到什么根据，缅因路球场的英雄卖掉了最受人喜爱的彼得·巴恩斯和加里·欧文而受到了Kippax看台球迷的质疑，当时欧文是流着眼泪前往西布朗维奇的。而训练场的体制也让球员们困惑不已，其中包括在曼城的普拉特巷训练场热身，在开赛之前乘小型汽车来到赛场，谈论超现代的战术，包括“环形打法”。实质上就是在中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洞。“有时候那个混蛋马尔科姆真该带着他那套狗屁理论一起消失!”巴恩斯的父亲说道。
不久，Piccadilly Radlo发行了汽车贴纸，上面的标语是“BigMal回来了”还有“BigMal必须滚蛋”，以供球迷们选择，很快，后一个标语就布满了大街小巷。当全英国都在倡导朴素风气之时，在“快乐分离”和“秋天”乐队于黑暗中挣扎之际，奢侈无度、色彩斑斓的埃里森看起来就像一个被时代遗忘在角落里的人。
1980年他被曼城解雇，之后返回水晶宫，短暂停留之后又再度离开，后来竟出人意料地在葡萄牙带领里斯本竞技取得了短暂的成功。担当科威特国家队教练的时候还取得了海湾杯的冠军，在那儿，埃里森在阿萨巴的手下工作，据他自己所说，这是其惟一信任过的足协高官。“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当伊拉克军队入侵的时候，他把家人送走，自己却坐在阳台上端着机关枪等待着敌人的到来，就像电影《疤面人》里的场景，直至最后殉国，真的很让人敬佩。”
之后埃里森又返回英国，加入了米德尔斯堡。当时现场观众的人数越来越少，他想出了一个奇怪的计划，将俱乐部更名为克利夫兰牛仔队，然后在漆成橘黄色的尼龙草皮的球场上作战——他的观点是“对俱乐部来说与其等死，不如一死了之。”——他仍旧保持着绚丽浮华的外表，每年赚25000英镑，而在四个月之内就花掉3500英镑购买香槟、法国白兰地和雪茄。记者阿兰·麦金利回忆了一个有趣的情节。那是米堡与奥尔德姆比赛之后，“埃里森坐在那儿，叼着一根雪茄，喝着白兰地，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克利夫兰牛仔队，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关于新的阵型，训练习惯，以及转会市场应该关闭，这样才能够迫使各俱乐部培养自己的球员，还谈到了外国球员用脚的不同部位来踢球等等……我们几个人，包括奥尔德姆的教练乔·罗 伊一直会意地点头。当这一大段独白终于结束之后，他起身离开了，当时我们沉静一会儿，之后乔·罗伊说：‘你们谁能告诉我他刚才说的都是什么屁话?”’
最终埃里森还是走向了被解雇的这条路，继续在更差的环境里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期间他又返回到葡萄牙，在非职业联赛球队帅位上度过了一段时间，其教练生涯最后一站是布里斯托流浪者。但是流浪的日子就此结束了，“布莱恩-克拉夫给我打电话，我们谈论一个共同的好友，这个人三次心脏病突发。他说‘我以为我们永远不会变老呢。’但是不知不觉中我们都老了。”
埃里森退休之后的生活似乎变得美好了，和妻子林恩还有小女儿吉娜一起住在Yarm，为了填补家用，他偶尔去电台评球，或是为曼城挖掘球员，他曾向曼城推荐过一位20岁出头的中场球员。却被俱乐部忽视，那个葡萄牙人叫路易斯·菲戈。
然而一系列的波折又将埃里森颠入了新的低谷。首先是失去了为米德尔斯堡比赛做广播评论的工作，原因是在德比战中输给纽卡斯尔的时候，他两次嘀咕“去他妈的”，因此被革职，之后虽得以复职，但不久当他辱骂一个边裁为“耻辱的败类”时，再遭解雇。在报纸上登出文章批判安迪·科尔和勒蒂谢尔之后，他在足协的工作也随之丢失了。他的境况不甚乐观，尽管如此，却依旧无所顾忌地狂饮。他的儿子马克说：“如果父亲去酒吧。肯定会有人请他喝酒，然后他就为这个人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
最终在2000年，他被林恩踢出了家门，之后在绝望中因擅闯以前的家和威胁自杀而两次被捕。最后被劳顿和以前那些仁慈宽厚的同事们解救，其中包括李和萨莫比，还有来自英格兰职业球员协会的支持。他首先去了修道院，然后去了一个更有保障的由政府经营的疗养院，偶尔出来吃午饭或观看曼城的比赛。“他一直都是一个祟尚精神自由的人，但是现在却依靠别人为他做所有的事情。”托尼·布克说。
几年前当劳顿再次看见BigMal时，发现后者已患上了科尔萨科夫综合症，一种由于过度饮酒而导致的痴呆，“他的脸庞显得苍白没有血色，还满是伤痕。起初他看似是在专注地观看比赛。但是之后我回头却看见他的双眼始终盯住1000码外的地方，眼神凝滞在了那一点。”劳顿说：“患者将自己封闭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不与外界沟通和交流。”
也许这种精神状态就是埃里森一生都在寻求的满足感。“马尔科姆在曼城找到了答案，接着又去寻找另一个问题，”劳顿说。“他一直需要向别人去证明自己，他总是不切实际地去追逐彩虹。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这么做。‘在年少的时候我一直梦想能拥有一个摇摆木马，但是我没有得到；也许如果我得到了，我就会拥有一番别样的人生。’这是他的回答。”
“不过我对此表示怀疑。马尔科姆总是早展刚起来，洗漱完毕就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之中。我记得90年代的时候一次在兰根的餐馆，他一个人在那儿。没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安排。他不知道那一天会发生什么，但是他坚信那一天一定会很精彩。和马尔科姆在一起，生活永远不会平凡。”
马尔科姆的女人
埃里森喜欢足球、香槟、雪茄……还有女人。“他身边的女人通常有两个共同的品质，”传记作者大卫·托赛尔说。“她们都有迷人的外表，并且都有极大的忍耐力。”
埃里森和第一任妻子贝丝的婚姻从1953年开始一直持续了20年的时间，育有四个孩子。但是他对婚姻缺乏忠诚，所以曼城边锋迈克·萨莫比给他的老板起绰号为“男妓”。70年代曼城的一个球员回忆说，一次他打开医务室的门，撞见教练和一个英国小姐的竞选者正在桌子上寻欢作乐。
1979年，莎莉·安·海利成了第二位埃里森夫人。事情是这样的，安在温布尔登一个结冰的池塘上摔倒了，花花公子英雄救美，将其扶起，于是这只孱弱的羔羊又成为了埃里森口中的猎物。然而，当和莎莉的室友也扯上关系之后，他就再也不是什么彬彬有礼的绅士了。这对夫妻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却没能挽救他们破裂的婚姻，1983年，他们大吵一架后大打出手，最后双方给彼此留下的纪念是莎莉的黑眼圈和埃里森因被飞来的茶杯砸中而缝的26针，之后两人走向了离婚这条路。其实那个时候埃里森就已经结识了教师林恩·塞尔登，他对后者一直忠贞不二。直到他们在2000年分手。
在此之前，还有一大串大名鼎鼎的女人和埃里森纠缠不清。和好莱坞女星简·拉塞尔一同观看比赛，和A片天后菲奥纳·里奇蒙一同沐浴，这一事件尽人皆知，除此之外。他的情人还包括007扮演者罗杰·莫尔的前妻多萝西·S……
一个片段就能够准确地概括他的情爱人生：当他在曼城的时候得到了尤文图斯的邀请。于是Big Mal飞往都灵，在那儿，他爱上了一个匈牙利的脱衣女郎，但当他厌倦了带着那个吉娃娃散步的时候，就返回了曼彻斯特。
马尔科姆和专家组
教练埃里森什么时候变成了典型的公众人物?根据传记作者大卫·托赛尔所说，这个问题要追溯到独立电视台为报道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制作的一期创新型的节目，而当时他是节目中专家组的成员，“就是那个时候普通人和名人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了。”从那时起，他萌生了做一位名人的欲望。
这个节目由吉米·希尔创制，而制片人是约翰·布罗姆利。“我想让人们近乎自负的去自信，相信自己的观点就是正确的。”
Big Mal加入了布莱恩·莫尔担任主席的小组，阵容中的主要成员包括狼队的戴历·杜根、曼联的帕特·克雪兰德和阿森纳的卜麦纳。他们在一起的配合非常默契，气氛和谐舒适，埃里森总是叼着雪茄向杜根的脸上喷云吐雾。逗他生气，而卜麦纳发言的时候总是抢不过其他人，在一次节目中，不得不给他配一个铃铛，每当他想说话的时候就摇摇铃铛来引起别人的注意。
因为节目的播出时间较晚，所以人们给他们起绰号为“午夜牛仔”。专家组的机智幽默和俊朗的外表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其中女性占多数。以至于独立电视台在收视率上第一次打败了BBC。同时也是惟一的一次两大电视台齐头并进。
独立电视台在埃里森身上的破费远不止500英镑，专家组住在幽远僻静的北伦敦Hen don Half宾馆，他要求供应野草莓、昂贵的雷司令、香槟酒和哈瓦那雪茄。有一次账单上的金额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布罗姆利不得不采取措施。他悄悄地付清了账单，然后指示每一个人都要用一杯葡萄酒来叫醒彼此。
1974年世界杯专家组重返银屏，但四年前的魅力已经不再，布罗姆利解散了他的专家组，说：“他们已经江郎才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