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共书写形式的文化批评，以其公共性为根本特征。文化批评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公共意义，恰恰因为它所传达的不是不可怀疑的“绝对真理”，也不是高深莫测的专业化知识，而是凡夫俗子皆可置喙、可商讨的“意见”。文化批评空间是公共意见的集散地，而不是真理的发布场或专业知识的实验室。真正有力的文化批评不是抽象的审美批评或道德批评，更不是宗教批评，而是扎根中国本土现实的政治批评。
　　超越精英主义，坚持批判立场
　　作为面向普通公众的公共性写作，文化批评既是非学院、非精英化的，同时又是批判性的。在此我想强调的是：批判并不是学院精英主义的专利，学院精英主义之外的批判不仅可能，而且大有可为。
　　文化批评的非精英立场主要表现在它的研究兴趣、研究对象、批评话语超越了专业樊篱，而非表现在其对现实的非批判态度。人们常常把批判精神和精英话语捆绑在一起，似乎批判话语只能通过远离公众的学院精英话语表达。文化批评既然志在就公共问题面向公众发言，那么，在今天这个消费时代，它就不可能不关注超越了专业樊篱的大文化问题，比如日常生活文化、物质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因为正是这些世俗日常生活文化，而不是经典的文学艺术，才吸引了大众的关注，才是当下公共问题的集聚地。因此文化批评家不能像某些学院精英那样，视这些世俗文化形态为庸俗低级、不值一提，将之排斥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之外。这种学院精英主义与文化批评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但与此同时，关注一个对象只意味着对其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视，而不是赋予它以价值合法性或道德肯定性。文化批评并非肤浅的文化民粹主义，绝不是在价值立场上廉价地认同当下的日常生活文化、物质消费文化。放弃学科意义上的精英主义，不等于放弃文化价值上的批判精神，浅薄地拥抱日常生活现实及其文化。
　　在这方面，英国最先关注大众消费文化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学者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把文化价值上的批判精神和学科上的平民主义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他们一方面认为大众文化败坏了工人阶级的社区文化、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但是同时提倡文化是日常的、普通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我列举这个例子旨在表明：即使是对于消费文化、日常生活文化的批判，如果是深刻的、深入其内部的，而不是情绪化的、意气用事的，那么它也应该建立在对它的学理探究之上。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对于消费文化的诸多问题保持警惕，但大可不必把它排斥在学术研究的大门之外。
　　走向扎根本土现实的政治批评
　　在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界，对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集中批判，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具有浓厚道德主义和审美主义倾向的“人文精神”话语。此后，占主流地位的文化批评一直延续了这种道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批判取向。我曾经指出，“人文精神”论者对于大众消费文化的批判，目的在于维护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确立的精英地位，在一个世俗化的祛魅潮流中，它是一个反祛魅的抵抗运动，而审美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则正是他们进行抵抗、质疑大众文化的合法性、为自己进行合法化辩护的两个基本立场。从审美主义的立场看，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文本是贫乏、复制、类型化的，缺乏创造性和想像力，其所传达的经验从审美的标准看是贫乏的；从道德理想主义的标准看，他们更指责大众文化在道德上是低级、堕落、欲望化的，而导致大众文化蔓延的则是人的逐利本能和消遣娱乐本能。这种审美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文化批判，实际上已经沦为抽象的人性批判和世俗批判。他们感叹如今的大众沉溺于感官声色，丧失了对抽象哲学问题、人性问题、存在问题、“终极价值”问题、“天国”问题的兴趣。这是他们大众文化批评的基本“话语型”。
　　但恕我直言，这种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抽象的、大而无当的、不得要领的，是拿另外一种文化形态的标准来规范大众文化，因此也是无力的。由于抽象，这种大众文化批评话语无法触及中国特殊语境中大众文化的特殊品格。这套围绕“人文精神”、“终极关怀”等超级能指建立的文化批评话语，显得高蹈而虚空，没有从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的层面把握大众消费文化的具体社会语境与政治文化功能。具体的、立足于大地的政治批判被挡在了虚幻的“人文精神”话语之外。它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抽象地说成是什么“世纪之交人性精神的一场劫难”，或者把抽象的市场经济当作自己的声讨对象，认为是市场经济刺激了人的欲望，导致人欲横流、道德滑坡；却从来没有能力结合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或消费主义的具体社会环境，特别是政治环境，对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政治维度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他们所说的“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是抽象的、纸上的，而不是扎根于中国本土的，正如他们拿出来抵抗消费主义的那个神秘兮兮“人文精神”是抽象的、不着边际的。他们只有人文激情，动辄祭起“宗教”的大旗，诉诸“天国”的律令，昂扬所谓“终极价值”，恨不得灭绝世俗社会及其日常生活文化，却缺乏社会理性，没有耐心与后者进行平等、理性的对话，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大众文化。他们把远离世俗公共世界的抽象“人文精神”作为价值基点，认为人文精神“所体现的是一种终极关怀而不是一种初级关怀，它往往超出于人的实际需要之上，表现出对于实际需要的异在性、对抗性和超越性”。这种对于人的“实际需要”不屑一顾的文化批评，其着眼点不再是大众的真实需求，也不是具体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和世俗公共世界的完善，而在抽象的人性，以至于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局限，就是所谓“不谨守学术的边界，带有文化激进主义的色彩，他们往往把政治问题引向学术领域，将学术政治化，将学术直接转化为政治实践”。正因为其意在于抽象的文化精神，因此这种文化批评往往不对大众文化作具体的体制分析，而偏于抽象的审美批判和道德声讨，一厢情愿地要求大众文化应该具有怎样的“精神高度”。
　　基于上述思考，我以为针对中国的消费主义和日常生活文化，目前文化批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是建构一种具体的、立足中国本土语境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从这种社会政治批判话语出发，我们可以发现，那种把中国大众文化的弊端归结为所谓“市场经济”的说法，不仅不能切中中国式大众文化的真正弊端，恰恰回避了问题的实质。比如，2011年7月1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评论，题为《文艺创作症结何在？十大恶俗阻碍文艺健康发展》，把市场经济视作文学艺术“不能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市场经济的幽灵进入了艺术殿堂，众神在迷幻中走下圣坛，游戏规则将按市场法则改变。当越来越多的人挤入名利场，穿着逐利舞鞋无休止地疯狂舞蹈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生活的感悟和思考；失去了心灵的激荡和升华；失去了真情的表达和呼唤”。 　　这番富有煽动性和欺骗性的言论，似乎正义凛然，义正词严，实际却经不起分析。如果市场经济这个所谓的“幽灵”真的是艺术家的“致幻剂”，是艺术的真正敌人，那么，西方的市场经济为什么没有扼杀文艺，相反却出现了辉煌的批判资本主义文学？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伟大作品还少吗？其中哪一部是歌颂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虽然不是什么包治百病的良药，但当它在西方出现的时候，不但没有扼杀作家的创作自由，相反却把作家从宫廷和教会中解放出来，使得作家、艺术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而激发了作家的创造力。道理很简单，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与民主制度结合的市场经济，是保障作家艺术家批判自由的市场经济。
　　因此，一个再简单的事实是：市场经济并不是艺术的敌人，缺乏民主制度配套的伪市场经济才是艺术的敌人。艺术的敌人其实只有一个，这就是不自由。创作是如此，批评更是如此。
　　我们还可以发现，当今中国文化（以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为标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众的政治冷漠、犬儒主义与畸形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深度结合。与革命时期的全面禁欲不同，后革命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坚持革命时期的政体和意识形态的同时，吸纳了消费主义，鼓励国民把精力投入到日常消费：理财治家、崇拜明星、追逐时尚、健美塑身等等，人们一心一意地想着自己的家庭和房子，忘掉世界的愚蠢，想尽方法使自己生活变得愉快，修建小别墅，照料自己的小汽车。简言之，他们将兴趣转向他们私人生活的物质方面，用物质上、经济上的“自由”消费，来掩盖政治生活中自由参与以及文化生活中自由创造的缺失。在一个光怪陆离的娱乐世界、影像世界蓬勃兴起的同时，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却急剧地萎缩与衰落了。当大众（也包括数量众多的知识分子）沉迷在传媒打造的日常生活审美图景、沉迷在去政治化的自我想象和个性想象（“想唱就唱”，“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时候，真正值得关怀的重大公共问题由于进入不了传媒，而被逐出了“现实”。今天的公共空间充斥着以身体为核心的各种图像与话语，美容院与健身房如雨后春笋涌现，人们在乐此不疲地呵护、打造、形塑自己的身体。这样的结果可能导致一个糟糕的状况：实际上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急需争取与扩大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推进公民的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里，而大家都在那里津津乐道地关注自己的生活方式，热衷于美容化妆，打造自己合乎时尚的身体。这很有点滑稽与悲哀。
　　我觉得这才是当今中国消费文化、日常生活文化背后隐藏的最严重误区，也就是说，从政治批评角度看，当前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真正危害，不是缺乏什么抽象的“崇高理想”、“终极关怀”、“宗教精神”，而是以娱乐的自由、消费的自由取代了政治的自由，以娱乐消费领域的畸形繁荣掩盖了公共政治领域的萎靡，以消费热情掩盖了政治冷漠。对此，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审美主义、道德主义批判是无法把握的。
　　总之，真正有力的文化批评不是审美批评，也不是道德批评，更不是宗教批评，而是政治批评。对大众文化做出审美价值、道德价值的高下评判和等级鉴定，并非不重要，但不是文化批评的职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