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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流浪，他历尽艰辛；因为流浪，他只能将墨水瓶挂在脖子上；也是因为流浪，他写出了《南行记》等众多传世佳作，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这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艾芜的一段名言。
事实的确如此。艾芜一生中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其一是流浪，其二是记录流浪的故事。
第一次南行
艾芜原名汤道耕，1904年6月2日出生于四川省新繁县清流场（今新都县清流乡连丰村）。道耕的名字是由饱读诗书的祖父起的，取“文以载道”之意，是希望自己的孙子能够在文章的田地里耕耘不已。艾芜是道耕的笔名，他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的影响，认为社会是大我，要爱大我，先爱小我，小我好了，大我才好，即取名“爱吾”，后来觉得这个名字容易引起误会，随衍变为“艾芜”，此后即为常用笔名。
艾芜6岁开始读书，10岁时在祖母娘家用一年时间读完四书、五经，并开始读《七剑十三侠》、《三国演义》等小说。1917年，由父母做主，13岁的艾芜与一富有而目不识丁的农家姑娘订了亲。
1921年，艾芜以第三名的成绩在成都考得省立联合中学，但父亲无力供给他每学期40多元的学费，只得又回新繁县立高等小学读书。这件事情对艾芜的打击很大，让他第一次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以至于几次走到泉塘边，最终还是母亲的殷切期望和文学的魅力给了他生活的力量。同年秋，他考进了一个不要学费膳费的学校——省立成都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热心学习数学、物理，希望以后能进大学的数学系。
1925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撩拨着艾芜出国的念头，工读互助团等组织强烈地吸引着他，加上反抗旧式婚姻，这一切让艾芜决定不等毕业就离家出走。
那年暑假，他随身带着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等名著，与一位家住珙县的黄姓同学从成都九眼桥坐船经乐山到犍为，接着步行到宜宾、珙县。然后他又只身步行，一直到秋天，终于到达昆明。
1983年，已经是79岁高龄的艾老，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库》中的《艾芜选集》序中写着：谁知在漂泊的路上，饥饿的威胁不断地出现，不但不能增购新书，连随身携带的书籍，也在城镇人行道旁摆的地摊上，一本一本的消失了。留在我心上，难以磨灭的，是一些书本上的诗句，是一些书本上的故事。这是我的精神营养物，鼓舞我不断前进，不至于垂头丧气。
这是艾芜第一次南行。那时，他并不知道，他传奇人生就此翻开了第一章。
从缅甸到上海
艾芜初到昆明，生活无着，流落街头，后经过一书店老板介绍到本地的红十字会当了一名杂役。
第二年，恰逢香港大学在昆明招生，但因为艾芜不是云南人，不能报考，而此时的他对红十字会杂役的工作已经感到厌倦，就在这时，偏巧他又从《现代评论》上看见了旧时好友刘作宾的哲学论文。相比之下，艾芜突然间觉得自己前途渺茫。1927年3月，艾芜离开昆明走出国门，踏上了缅甸的土地。
由四川到云南，再到缅甸，一路上艾芜带着书、纸、笔和一瓶用细麻吊在脖子上的墨水。他一路走一路写，就算是给人家挑担子，他也要把它们放在主人的竹筐内。艾老被誉为“脖子上挂着墨水瓶的作家”就由此而来。
生活的无着使艾芜一直颠沛流离，其间他做过小客店里扫马粪的伙计，还给小客店老板的女儿做家庭教师，与下层人（赶马者、抬滑竿的、鸦片私贩以至偷马贼）朝夕相处，为他日后记录流浪生活储备了丰富的素材。
1927年10月，艾芜到了缅甸仰光，病倒街头，被四川省乐至县人万慧法师（书法家谢无量的三弟）收留。在大师的关怀和鼓励下，艾芜开始从事写作。
1930年年底，缅甸达瓦拉底县发生农民起义，艾芜因参与该消息在《新芽小报》的报道被捕。翌年春，被押送回国，途经香港、厦门，到上海。这时正赶上《现代文学评论》征文，艾芜以一篇短篇小说应征，获得了创作第三名。
一天，艾芜在上海北四川路上碰到了他在成都第一师范的同窗好友——笔名为沙汀的杨朝熙。听了艾芜的传奇故事，沙汀劝他从事文艺创作，并把艾芜拉到自己家去住着，朝夕相处，交流研究。1931年6月，艾芜的散文《香港的一夜》在《读书月刊》上发表，这是艾芜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当年11月29日，沙汀和艾芜联名写信与鲁迅先生，请教有关小说题材问题。12月25日，鲁迅先生回了信。这两封信《关于小说题材与鲁迅的通信》先发表在《十字街头》第三期，后收入鲁迅先生的《二心集》中。
在流浪中记录流浪
1932年，艾芜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发表小说。艾芜虽然感受着左翼文坛对于时代冲击的兴奋，却始终难以忘怀自己的经历与爱好，并始终遵循着鲁迅先生专门回信中的文字：“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
在上海期间，艾芜先后发表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南行记》、《山中牧歌》、《夜景》和中篇小说《春天》、《芭蕉谷》以及散文集《漂泊杂记》等。作品大都反映西南边疆和缅甸等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自发的反抗斗争，开拓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艾芜所描写的传奇性故事，具有特异性格的人物和边地迷人的绮丽风光，使作品充溢着抒情气息和浪漫情调。后来鲁迅先生称艾芜为“最优秀的左翼作家之一”。
1934年8月1日，艾芜与王蕾嘉（本名王显葵，湖南宁远人，中国诗歌协会成员）结为伉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0月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艾芜举家离开上海，再次过起漂泊的生活，辗转于汉口、桂林、重庆等地，曾任教于重庆大学中文系。这期间，艾芜仍笔耕不辍，写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荒地》、《黄昏》、《烟雾》，中篇小说《江上行》、《落花时节》、《我的青年时代》、《乡愁》、《一个女人的悲剧》，长篇小说《故乡》、《山野》等等。
郭沫若对艾芜的作品有着独到的评述：“我读过艾芜的《南行记》，这是一部满有将来的书。我最喜欢《松岭上》那篇中的一句名言：‘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年轻的一代身上的。’这句话深切地打动着我，使我始终不能忘记。”而唐在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中评价艾芜说，他“第一次把西南边陲的奇异风光和殖民地人民的苦难与斗争带到文学作品中来，是他对现代文学的一个独到的贡献”。
艾芜和沙汀
艾芜和沙汀同年生于四川，同窗读于成都，虽然他们的创作方法和写作风格迥异，生活道路也不尽相同，但自从上海偶遇，两人便从此情同手足，结下终生友谊，被后人称为“中国文坛双璧”、“孪生作家”。
1992年12月5日，艾老离开了人世。这个时候，沙汀的生日也快到了，子女们正从各地赶回成都。艾芜去世的消息传到沙汀家里，大家一致商定先对老人封锁这个噩耗。12月9日，沙汀平安而幸福地度过了他四世同堂的88岁生日。
后来，沙汀的秘书钟庆成和沙汀的儿女反复商量，加上外界方方面面再三请求，最后决定把这个消息告诉沙汀。沙汀一听到这个消息，平日里不停吧哒的嘴唇突然凝固，眼睛直愣愣地定格在一个地方。突然，沙老爆发出一串痛苦的哭喊：“哎呀，朗哥搞的吗？前几天还来看我，咋个一下子就不在了呢？道耕，你这一辈子太苦了！太苦了！”
三天以后，也就是艾芜去世的第九天——1992年12月14日，沙汀也停止了呼吸。
2004年12月16日，四川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省作协等联合举办“纪念沙汀、艾芜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座谈会会场的一幅大型背景图片，就是钟庆成拍摄的沙汀和艾芜最后一次见面的合影。钟庆成说，选择这幅照片，是因为这是两人有生之年最后一张合影，也最能代表两位至交老人半世纪以来生死不渝的友情。
故乡的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艾芜先后任重庆大学中文系主任、重庆市文化局局长、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等职。他曾去鞍山体验生活，并于1957年写出长篇小说《百炼成钢》，这是建国后最早描写工业战线和工人生活的作品之一。
1961年，艾芜到云南旧地重游，完成了《南行记续篇》。1972年以后，艾芜以耄耋之年，仍深入大小凉山，重返云南边疆，笔耕不辍，发表了《春天的雾》、《南行记新编》等百余万字，直至1992年与世长辞。
艾芜的故乡四川新都人民为纪念这位为家乡争光的文坛巨匠，于1993年12月在风光秀丽的新桂湖公园建造了艾芜墓园。墓园坐北向南，青松翠竹掩映，艾芜的骨灰安葬在墓园中央，正中有一座红砂石山坡形碑，碑上的“艾芜之墓”几个字为文坛泰斗巴金的手书，碑座上方矗立着高1.1米的艾芜青铜半身雕像，艾芜清瘦的脸上，一双深沉的眼睛遥望着南方。
2005年9月9日，艾芜手稿藏书文物捐赠仪式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多功能厅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代表文学馆接受了这批珍贵文物。 此次捐赠文物资料之中包括《南行记》、《百炼成钢》以及从未面世的剧本《昨日之花》等，其中也有艾芜“文革”期间被关押在成都昭觉寺的4年中所写的10多本哲学笔记和与家人及巴金、冰心等文坛名人的通信等。不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将建起“艾芜文库”，同时还将有一间还原的艾芜书房。
“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这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艾芜的一段名言。
事实的确如此。艾芜一生中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其一是流浪，其二是记录流浪的故事。
第一次南行
艾芜原名汤道耕，1904年6月2日出生于四川省新繁县清流场（今新都县清流乡连丰村）。道耕的名字是由饱读诗书的祖父起的，取“文以载道”之意，是希望自己的孙子能够在文章的田地里耕耘不已。艾芜是道耕的笔名，他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的影响，认为社会是大我，要爱大我，先爱小我，小我好了，大我才好，即取名“爱吾”，后来觉得这个名字容易引起误会，随衍变为“艾芜”，此后即为常用笔名。
艾芜6岁开始读书，10岁时在祖母娘家用一年时间读完四书、五经，并开始读《七剑十三侠》、《三国演义》等小说。1917年，由父母做主，13岁的艾芜与一富有而目不识丁的农家姑娘订了亲。
1921年，艾芜以第三名的成绩在成都考得省立联合中学，但父亲无力供给他每学期40多元的学费，只得又回新繁县立高等小学读书。这件事情对艾芜的打击很大，让他第一次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以至于几次走到泉塘边，最终还是母亲的殷切期望和文学的魅力给了他生活的力量。同年秋，他考进了一个不要学费膳费的学校——省立成都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热心学习数学、物理，希望以后能进大学的数学系。
1925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撩拨着艾芜出国的念头，工读互助团等组织强烈地吸引着他，加上反抗旧式婚姻，这一切让艾芜决定不等毕业就离家出走。
那年暑假，他随身带着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等名著，与一位家住珙县的黄姓同学从成都九眼桥坐船经乐山到犍为，接着步行到宜宾、珙县。然后他又只身步行，一直到秋天，终于到达昆明。
1983年，已经是79岁高龄的艾老，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库》中的《艾芜选集》序中写着：谁知在漂泊的路上，饥饿的威胁不断地出现，不但不能增购新书，连随身携带的书籍，也在城镇人行道旁摆的地摊上，一本一本的消失了。留在我心上，难以磨灭的，是一些书本上的诗句，是一些书本上的故事。这是我的精神营养物，鼓舞我不断前进，不至于垂头丧气。
这是艾芜第一次南行。那时，他并不知道，他传奇人生就此翻开了第一章。
从缅甸到上海
艾芜初到昆明，生活无着，流落街头，后经过一书店老板介绍到本地的红十字会当了一名杂役。
第二年，恰逢香港大学在昆明招生，但因为艾芜不是云南人，不能报考，而此时的他对红十字会杂役的工作已经感到厌倦，就在这时，偏巧他又从《现代评论》上看见了旧时好友刘作宾的哲学论文。相比之下，艾芜突然间觉得自己前途渺茫。1927年3月，艾芜离开昆明走出国门，踏上了缅甸的土地。
由四川到云南，再到缅甸，一路上艾芜带着书、纸、笔和一瓶用细麻吊在脖子上的墨水。他一路走一路写，就算是给人家挑担子，他也要把它们放在主人的竹筐内。艾老被誉为“脖子上挂着墨水瓶的作家”就由此而来。
生活的无着使艾芜一直颠沛流离，其间他做过小客店里扫马粪的伙计，还给小客店老板的女儿做家庭教师，与下层人（赶马者、抬滑竿的、鸦片私贩以至偷马贼）朝夕相处，为他日后记录流浪生活储备了丰富的素材。
1927年10月，艾芜到了缅甸仰光，病倒街头，被四川省乐至县人万慧法师（书法家谢无量的三弟）收留。在大师的关怀和鼓励下，艾芜开始从事写作。
1930年年底，缅甸达瓦拉底县发生农民起义，艾芜因参与该消息在《新芽小报》的报道被捕。翌年春，被押送回国，途经香港、厦门，到上海。这时正赶上《现代文学评论》征文，艾芜以一篇短篇小说应征，获得了创作第三名。
一天，艾芜在上海北四川路上碰到了他在成都第一师范的同窗好友——笔名为沙汀的杨朝熙。听了艾芜的传奇故事，沙汀劝他从事文艺创作，并把艾芜拉到自己家去住着，朝夕相处，交流研究。1931年6月，艾芜的散文《香港的一夜》在《读书月刊》上发表，这是艾芜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当年11月29日，沙汀和艾芜联名写信与鲁迅先生，请教有关小说题材问题。12月25日，鲁迅先生回了信。这两封信《关于小说题材与鲁迅的通信》先发表在《十字街头》第三期，后收入鲁迅先生的《二心集》中。
在流浪中记录流浪
1932年，艾芜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发表小说。艾芜虽然感受着左翼文坛对于时代冲击的兴奋，却始终难以忘怀自己的经历与爱好，并始终遵循着鲁迅先生专门回信中的文字：“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
在上海期间，艾芜先后发表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南行记》、《山中牧歌》、《夜景》和中篇小说《春天》、《芭蕉谷》以及散文集《漂泊杂记》等。作品大都反映西南边疆和缅甸等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自发的反抗斗争，开拓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艾芜所描写的传奇性故事，具有特异性格的人物和边地迷人的绮丽风光，使作品充溢着抒情气息和浪漫情调。后来鲁迅先生称艾芜为“最优秀的左翼作家之一”。
1934年8月1日，艾芜与王蕾嘉（本名王显葵，湖南宁远人，中国诗歌协会成员）结为伉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0月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艾芜举家离开上海，再次过起漂泊的生活，辗转于汉口、桂林、重庆等地，曾任教于重庆大学中文系。这期间，艾芜仍笔耕不辍，写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荒地》、《黄昏》、《烟雾》，中篇小说《江上行》、《落花时节》、《我的青年时代》、《乡愁》、《一个女人的悲剧》，长篇小说《故乡》、《山野》等等。
郭沫若对艾芜的作品有着独到的评述：“我读过艾芜的《南行记》，这是一部满有将来的书。我最喜欢《松岭上》那篇中的一句名言：‘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年轻的一代身上的。’这句话深切地打动着我，使我始终不能忘记。”而唐在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中评价艾芜说，他“第一次把西南边陲的奇异风光和殖民地人民的苦难与斗争带到文学作品中来，是他对现代文学的一个独到的贡献”。
艾芜和沙汀
艾芜和沙汀同年生于四川，同窗读于成都，虽然他们的创作方法和写作风格迥异，生活道路也不尽相同，但自从上海偶遇，两人便从此情同手足，结下终生友谊，被后人称为“中国文坛双璧”、“孪生作家”。
1992年12月5日，艾老离开了人世。这个时候，沙汀的生日也快到了，子女们正从各地赶回成都。艾芜去世的消息传到沙汀家里，大家一致商定先对老人封锁这个噩耗。12月9日，沙汀平安而幸福地度过了他四世同堂的88岁生日。
后来，沙汀的秘书钟庆成和沙汀的儿女反复商量，加上外界方方面面再三请求，最后决定把这个消息告诉沙汀。沙汀一听到这个消息，平日里不停吧哒的嘴唇突然凝固，眼睛直愣愣地定格在一个地方。突然，沙老爆发出一串痛苦的哭喊：“哎呀，朗哥搞的吗？前几天还来看我，咋个一下子就不在了呢？道耕，你这一辈子太苦了！太苦了！”
三天以后，也就是艾芜去世的第九天——1992年12月14日，沙汀也停止了呼吸。
2004年12月16日，四川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省作协等联合举办“纪念沙汀、艾芜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座谈会会场的一幅大型背景图片，就是钟庆成拍摄的沙汀和艾芜最后一次见面的合影。钟庆成说，选择这幅照片，是因为这是两人有生之年最后一张合影，也最能代表两位至交老人半世纪以来生死不渝的友情。
故乡的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艾芜先后任重庆大学中文系主任、重庆市文化局局长、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等职。他曾去鞍山体验生活，并于1957年写出长篇小说《百炼成钢》，这是建国后最早描写工业战线和工人生活的作品之一。
1961年，艾芜到云南旧地重游，完成了《南行记续篇》。1972年以后，艾芜以耄耋之年，仍深入大小凉山，重返云南边疆，笔耕不辍，发表了《春天的雾》、《南行记新编》等百余万字，直至1992年与世长辞。
艾芜的故乡四川新都人民为纪念这位为家乡争光的文坛巨匠，于1993年12月在风光秀丽的新桂湖公园建造了艾芜墓园。墓园坐北向南，青松翠竹掩映，艾芜的骨灰安葬在墓园中央，正中有一座红砂石山坡形碑，碑上的“艾芜之墓”几个字为文坛泰斗巴金的手书，碑座上方矗立着高1.1米的艾芜青铜半身雕像，艾芜清瘦的脸上，一双深沉的眼睛遥望着南方。
2005年9月9日，艾芜手稿藏书文物捐赠仪式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多功能厅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代表文学馆接受了这批珍贵文物。 此次捐赠文物资料之中包括《南行记》、《百炼成钢》以及从未面世的剧本《昨日之花》等，其中也有艾芜“文革”期间被关押在成都昭觉寺的4年中所写的10多本哲学笔记和与家人及巴金、冰心等文坛名人的通信等。不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将建起“艾芜文库”，同时还将有一间还原的艾芜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