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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以来,各地政府陆续提出类似“百日会战”、“百日攻坚”“百日竞赛”、“百日冲刺”等口号。打开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我们会看到多达200余万条的相关结果。这些“百日行动”因为相对集中于政府性行为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说,“百日行动”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的一种共同选择的短期模式。
眼花缭乱
作为地方政府的治理性行为,“百日行动”的发生领域往往与当地的重大经济和社会实际问题相关联,比如投资、重点工程建设、国土资源管理、安全生产、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交通运输等等。这些“百日”行动的展开往往是以目的为先导的,但因为行动本身与其它事件活动的从属性、相关性和独立性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展开方式。
第一种“百日行动”是作为一个大的目标任务的冲刺阶段而发挥作用的。2015年7月27日,贵州省启动了重点项目百日会战。海南省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2015年9月20日正式打响,为此,海南省政府9月3日专门印发《开展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工作方案》对该项工作进行安排和部署,并于9月18日召开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
贵州的目标是,通过600个重点推进项目带动贵州省8683个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为完成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提供强有力支撑。贵州今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额度为1.5万亿,而1-8月完成额度仅为5389亿元。海南提出的目标是,9月20日至12月31日活动期间,要完成新开工项目500个,确保2015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年底前全部按期开工,确保列入今年重点项目计划中新开工项目全部开工。
第二种“百日行动”是本区域内或区域外某个重大安全事故的后续,目的是排除本区域内类似的安全隐患。天津滨海新区“8·12”重大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教训惨痛深刻。8月1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基地管委会紧急召集相关部门及园区80多家企业的百余名负责人,要求即日起全员动员,开启新一轮“地毯式”安全生产大检查。在湖北,8月13日起,交通厅紧急组织检查暗访,范围覆盖全省135家港口危险品企业。南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5年9月21日发布关于集中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从即日起至12月底,在全市集中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整治行动”。
第三种是作为某一独立的目的性任务而展开,该任务一般是用以解决一段时间以来该区域内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的实际问题。山西省吕梁市从4月15日至7月31日,集中100天左右时间,在全市全面开展以“巩固创卫成果、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提升全民健康生活水平”为总目标的城乡环境整治百日攻坚专项活动。绍兴市政府从4月下旬起,组织开展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百日大检查”活动,切实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努力营造放心的消费环境。9月29日,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印发《全省批而未供和闲置低效土地处置“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用以加快全省批而未供土地消化利用和闲置低效土地处置整改工作,有效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稳增长。
利与弊
尽管“百日”活动展开的方式和涉及的领域各不相同,但究其根源却有共通之处:可以说这些“百日行动”都是地方政府进行地方治理的主动性政府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政绩优先”的考核机制代替了原来的“服从第一”的命令机制,对各级地方政府的评价标准趋于客观化和多样化。研究表明,地方官员的晋升与地方经济绩效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就使得地方政府要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在避免本地资源要素外流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吸引外地的资源要素,这就必须在改善投资环境,优化产品供给等方面表现出自己的优势。
而且,地方政府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树立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就必须表现出在横向区域间的政府竞争优势。
这些“百日行动”根据内容不同,客观上都在一定程度和某些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改善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优化了投资环境,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比如贵州和海南省的百日会战;解决了一些长期以来积压的问题,比如浙江的“百日攻坚”行动就要着力解决全省批而未供和闲置低效土地问题;排出了一批安全隐患,比如南充的安全生产百日整治行动和浙江绍兴的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百日大检查行动,再比如各地展开的交通运输安全专项整治活动等等;切实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比如吕梁市开展的环境整治百日攻坚专项活动。
“百日行动”的专项治理效果是明显的。正因为如此,这才成为了各级地方政府的一种常见的短期突击式专项治理模式。然而,这种模式值得探讨。
首先,既然“百日”行动是短期的治理模式,那么很多人就会延伸出以下思考,这个短期治理之前的目标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很显然一定是不尽人意的,否则也不会涉及治理。既然是短期治理,那么在治理之后的良好状态又将如何维续下去?如果这种良好的目标状态能够维续下去,那么是否意味着“百日行动”治理之前的目标问题永远不会再出现,或者至少说短期之内不会再出现,在这个目标问题上不再可能需要另一次的“百日行动”去治理;反之,如果这种良好的目标状态不能够一直维续下去,那么这次行动的价值意义又将有多大?目标问题是不是只对“百日”行动敏感,只有通过“百日”行动才能使得目标达到一个良好的状态,对于日常管理则是充满了“抗体”,这个“抗体”到底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日常管理的社会成本支出是不是被浪费掉了?
其次,既然“百日行动”是突击性的治理和发展模式,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在部分问题上的准备和思考还不够充分,做法不够科学合理呢?诚然我们对绝大部分的行动开展应该是通过深思熟虑和缜密计划的,但是不可否认,一些“百日行动”的展开还是具有突发性和应急性的特点,比如天津滨海新区“8·12”重大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之后的第二天,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基地管委会紧急召集相关部门及园区80多家企业的百余名负责人,要求即日起全员动员,开启新一轮“地毯式”安全生产大检查。同一时间在湖北交通厅紧急组织检查暗访,范围覆盖全省135家港口危险品企业。类似的“百日行动”还有很多,我们不可否认这些行动的及时,会及早地发现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但作为重特大安全事故之后的突发性的安排和突击性的行动,在具体行动中我们是否有可能还忽略了很多细节性的关键问题。 第三,既然“百日行动”通常都是专项治理和发展模式,那么在行动中是否注意到了区域内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是否关注到避免资源的浪费,是否注意到了区域之间的协调与发展。比如贵州今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额度为1.5万亿元,而1-8月其完成额度仅为5389亿元。那么在未来4个月的时间里,其将要完成近1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目标额度,这将按前8个月平均每个月4倍以上的增速发展。9月底以来,贵州明显加快了重大项目开工步伐。9月28日一天内,贵州就集中开工了389个重大项目,总投资2080亿元。
不可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百日行动”对于现实的各种社会状况而言可以说是一剂特效的强心针,它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行动的目标指向,使其暂时达到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但是由于其在出生时就带有着地方政府官员对于短期绩效和对于使用资源密集型的政绩工程的偏重,使得它在先天上存在着给养不足,成果何去何从又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百日行动”的未来又将要如何才能坚定、健康地走下去?这将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的一个方向。
首先,“百日行动”在属性上应该是归位于一种过渡性质的活动。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事物的管理日趋科学化、专业化和常态化,使得过去因为社会管理上的薄弱环节而产生的需要借助于突击方法才能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少,直至消失。那么,作为一种过渡性质的活动,“百日行动”在未来的存续期内就要做好承上启下的作用,既要着力解决各个专项内容上不合时宜的地方,又要注意专项结构的合理,避免重复建设和破坏发展,同时也应提前对行动后良好效果的延续予以相应的设计,确保该成果能够持续下去。
其次,将“百日行动”的做法形成常态化的工作机制。这并不是要时时刻刻进行“百日行动”,而是要将行动的做法渗透到日常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社会管理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每时每刻都应该保持工作的积极性和紧张性,把问题及时解决或者是把工作做到前面从而直接预防问题的产生,而不是等到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者是等到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时再去突击解决。
再次,重视协同治理,科学应对社会治理和社会民生的问题,要站在全局性、战略性、长远性和科学性的角度应对本区域内的各种公共事务。“百日行动”的开展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不应该是单独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该是站在全局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既要解决专项现实问题,也应该挖掘出该社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诊断出该问题是否仅仅只是一个单独的个性问题,还是一系列关联问题的局部反映,从而制定出详细全面的治疗和防治措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避免一个问题的解决带来其它问题的产生。
最后,改变以经济政绩为主的官员衡量标准,环境、民生和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等也应包括进来,从根本改变地方政府官员以短期绩效和资源密集型工程为主的思想,实现“百日行动”在存续期内的全面的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吉林长春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
眼花缭乱
作为地方政府的治理性行为,“百日行动”的发生领域往往与当地的重大经济和社会实际问题相关联,比如投资、重点工程建设、国土资源管理、安全生产、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交通运输等等。这些“百日”行动的展开往往是以目的为先导的,但因为行动本身与其它事件活动的从属性、相关性和独立性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展开方式。
第一种“百日行动”是作为一个大的目标任务的冲刺阶段而发挥作用的。2015年7月27日,贵州省启动了重点项目百日会战。海南省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2015年9月20日正式打响,为此,海南省政府9月3日专门印发《开展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工作方案》对该项工作进行安排和部署,并于9月18日召开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
贵州的目标是,通过600个重点推进项目带动贵州省8683个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为完成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提供强有力支撑。贵州今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额度为1.5万亿,而1-8月完成额度仅为5389亿元。海南提出的目标是,9月20日至12月31日活动期间,要完成新开工项目500个,确保2015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年底前全部按期开工,确保列入今年重点项目计划中新开工项目全部开工。
第二种“百日行动”是本区域内或区域外某个重大安全事故的后续,目的是排除本区域内类似的安全隐患。天津滨海新区“8·12”重大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教训惨痛深刻。8月1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基地管委会紧急召集相关部门及园区80多家企业的百余名负责人,要求即日起全员动员,开启新一轮“地毯式”安全生产大检查。在湖北,8月13日起,交通厅紧急组织检查暗访,范围覆盖全省135家港口危险品企业。南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5年9月21日发布关于集中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从即日起至12月底,在全市集中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整治行动”。
第三种是作为某一独立的目的性任务而展开,该任务一般是用以解决一段时间以来该区域内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的实际问题。山西省吕梁市从4月15日至7月31日,集中100天左右时间,在全市全面开展以“巩固创卫成果、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提升全民健康生活水平”为总目标的城乡环境整治百日攻坚专项活动。绍兴市政府从4月下旬起,组织开展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百日大检查”活动,切实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努力营造放心的消费环境。9月29日,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印发《全省批而未供和闲置低效土地处置“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用以加快全省批而未供土地消化利用和闲置低效土地处置整改工作,有效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稳增长。
利与弊
尽管“百日”活动展开的方式和涉及的领域各不相同,但究其根源却有共通之处:可以说这些“百日行动”都是地方政府进行地方治理的主动性政府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政绩优先”的考核机制代替了原来的“服从第一”的命令机制,对各级地方政府的评价标准趋于客观化和多样化。研究表明,地方官员的晋升与地方经济绩效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就使得地方政府要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在避免本地资源要素外流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吸引外地的资源要素,这就必须在改善投资环境,优化产品供给等方面表现出自己的优势。
而且,地方政府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树立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就必须表现出在横向区域间的政府竞争优势。
这些“百日行动”根据内容不同,客观上都在一定程度和某些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改善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优化了投资环境,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比如贵州和海南省的百日会战;解决了一些长期以来积压的问题,比如浙江的“百日攻坚”行动就要着力解决全省批而未供和闲置低效土地问题;排出了一批安全隐患,比如南充的安全生产百日整治行动和浙江绍兴的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百日大检查行动,再比如各地展开的交通运输安全专项整治活动等等;切实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比如吕梁市开展的环境整治百日攻坚专项活动。
“百日行动”的专项治理效果是明显的。正因为如此,这才成为了各级地方政府的一种常见的短期突击式专项治理模式。然而,这种模式值得探讨。
首先,既然“百日”行动是短期的治理模式,那么很多人就会延伸出以下思考,这个短期治理之前的目标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很显然一定是不尽人意的,否则也不会涉及治理。既然是短期治理,那么在治理之后的良好状态又将如何维续下去?如果这种良好的目标状态能够维续下去,那么是否意味着“百日行动”治理之前的目标问题永远不会再出现,或者至少说短期之内不会再出现,在这个目标问题上不再可能需要另一次的“百日行动”去治理;反之,如果这种良好的目标状态不能够一直维续下去,那么这次行动的价值意义又将有多大?目标问题是不是只对“百日”行动敏感,只有通过“百日”行动才能使得目标达到一个良好的状态,对于日常管理则是充满了“抗体”,这个“抗体”到底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日常管理的社会成本支出是不是被浪费掉了?
其次,既然“百日行动”是突击性的治理和发展模式,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在部分问题上的准备和思考还不够充分,做法不够科学合理呢?诚然我们对绝大部分的行动开展应该是通过深思熟虑和缜密计划的,但是不可否认,一些“百日行动”的展开还是具有突发性和应急性的特点,比如天津滨海新区“8·12”重大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之后的第二天,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基地管委会紧急召集相关部门及园区80多家企业的百余名负责人,要求即日起全员动员,开启新一轮“地毯式”安全生产大检查。同一时间在湖北交通厅紧急组织检查暗访,范围覆盖全省135家港口危险品企业。类似的“百日行动”还有很多,我们不可否认这些行动的及时,会及早地发现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但作为重特大安全事故之后的突发性的安排和突击性的行动,在具体行动中我们是否有可能还忽略了很多细节性的关键问题。 第三,既然“百日行动”通常都是专项治理和发展模式,那么在行动中是否注意到了区域内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是否关注到避免资源的浪费,是否注意到了区域之间的协调与发展。比如贵州今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额度为1.5万亿元,而1-8月其完成额度仅为5389亿元。那么在未来4个月的时间里,其将要完成近1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目标额度,这将按前8个月平均每个月4倍以上的增速发展。9月底以来,贵州明显加快了重大项目开工步伐。9月28日一天内,贵州就集中开工了389个重大项目,总投资2080亿元。
不可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百日行动”对于现实的各种社会状况而言可以说是一剂特效的强心针,它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行动的目标指向,使其暂时达到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但是由于其在出生时就带有着地方政府官员对于短期绩效和对于使用资源密集型的政绩工程的偏重,使得它在先天上存在着给养不足,成果何去何从又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百日行动”的未来又将要如何才能坚定、健康地走下去?这将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的一个方向。
首先,“百日行动”在属性上应该是归位于一种过渡性质的活动。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事物的管理日趋科学化、专业化和常态化,使得过去因为社会管理上的薄弱环节而产生的需要借助于突击方法才能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少,直至消失。那么,作为一种过渡性质的活动,“百日行动”在未来的存续期内就要做好承上启下的作用,既要着力解决各个专项内容上不合时宜的地方,又要注意专项结构的合理,避免重复建设和破坏发展,同时也应提前对行动后良好效果的延续予以相应的设计,确保该成果能够持续下去。
其次,将“百日行动”的做法形成常态化的工作机制。这并不是要时时刻刻进行“百日行动”,而是要将行动的做法渗透到日常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社会管理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每时每刻都应该保持工作的积极性和紧张性,把问题及时解决或者是把工作做到前面从而直接预防问题的产生,而不是等到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者是等到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时再去突击解决。
再次,重视协同治理,科学应对社会治理和社会民生的问题,要站在全局性、战略性、长远性和科学性的角度应对本区域内的各种公共事务。“百日行动”的开展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不应该是单独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该是站在全局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既要解决专项现实问题,也应该挖掘出该社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诊断出该问题是否仅仅只是一个单独的个性问题,还是一系列关联问题的局部反映,从而制定出详细全面的治疗和防治措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避免一个问题的解决带来其它问题的产生。
最后,改变以经济政绩为主的官员衡量标准,环境、民生和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等也应包括进来,从根本改变地方政府官员以短期绩效和资源密集型工程为主的思想,实现“百日行动”在存续期内的全面的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吉林长春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