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移植医院、OPO，进行系统操作的每一个步骤都被24小时监控。一旦发现造假行为，可以随时收回器官，相关医务人员将被吊销医师执照。
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15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却仅有不到1万人能获得移植器官。器官来源的匮乏滋生了非法的器官贩卖者，而有关器官分配的公正性也一直备受质疑。
《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9月1日起正式实施。按照规定，全国范围内已批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项目的医院，都必须用电脑系统对公民身故后捐献的器官进行强制自动分配，器官获取组织须严格执行分配结果，将器官分配给最需要器官的患者，由计算机记录分配全程，保证每一例器官的可溯源性。
《规定》的出台，能否排除人为干预，使器官分配系统变得全程公开、透明？本刊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自动分配
在广州军区总医院移植中心，《民生周刊》记者看到，肝胆外科、肝脏移植中心主任霍枫登陆“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电脑屏幕显示三个独立的分系统“潜在人体器官捐献人识别系统”、“人体器官移植等待者预约名单系统”及“人体器官捐献人登记及器官匹配系统”。输入账号和密码后系统提示：“O型血右肾分配已结束，最终由广州军区总医院等待者66**829获得。”
28岁的秦春（化名）是一名广东清远市服装加工厂的普通工人，今年9月18日，由于一场车祸不幸去世。在与主治医生沟通时，秦春的丈夫薛立首次接触到器官捐献，他决定在妻子去世后将她的器官捐献出来。他告诉《民生周刊》记者：“理由很简单，妻子的器官不仅能挽救别人的生命，还能给我留个念想。”
秦春捐献器官的相关资料，随即被上传到全国器官分配系统，并与在广州军区总医院登记等待器官移植的2名患者匹配成功。
9月19日，广州军区总医院的专家赶到清远市当地医院，取出捐献的器官立即赶回。医院早已做好准备的4个专家组，分别将秦春捐献的器官移植给2位患者。手术顺利完成。目前，这两名受益者手术后恢复良好。
整个器官分配分别由三个系统组成：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OPO（由相关医护人员组成的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移植医院使用。
“亦可看成捐献者、等待者和自动分配三个相互独立的部分。”霍枫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将捐献者与等待者病例的相关信息分别录入数据库，一旦有器官捐献，系统将根据患者病情、所在区域等动态评分，最终选出得分最高的受体。
不仅如此，所有器官捐献信息在系统内公布，全国范围内信息共享，在具体分配上也考虑到了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特殊性，捐献器官对时间、距离、保存、运输的要求非常严格。
此次《规定》没有取消医院优先权，并明确今后的捐献器官分配首先是在人体器官获取的区域内进行分配，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申请实施辖区内统一分配。
北京同仁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栗光明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这是为了避免器官在运输等过程中被损伤、浪费。因为器官的存活时间有限，发现移植器官后，医院要求从打电话通知患者到手术，整个过程不超过10个小时。医院距离近，配型肝源的质量才会好，存活率较高。”
在栗光明看来，在强制使用人体器官分配系统后，起码违法的成本增加了，而且效率高。
“认病情不识身份”
过去以医院为基本单元的器官供应体系，没有统一标准，器官分配主要由医院决定，器官捐献与移植信息不公开，易带来“暗箱操作”等弊病，器官移植因此被不少人认为是针对有钱、有权人的。
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副主任李劲东表示，今后这种做法是不可能的，《规定》禁止医院在系统外分配器官，一经发现，卫生行政部门可开展调查，情况属实医院将被取消器官移植资质。
据《民生周刊》记者了解，从2009年起，受原卫生部委托，香港大学负责研发维护中国器官分配的自动化计算机系统，该系统于2011年4月正式投入运行。而且，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运营中心系统提供支撑的服务器设在深圳，运营资金主要来源于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提供的科研经费。
“器官强制自动分配只认病情不识身份。” 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王海波告诉《民生周刊》记者，系统在设计时主要以患者病情紧急程度和器官匹配程度等医学数据作为排序原则，哪个病人病情最重就把器官给他，器官移植给谁，一切由系统决定、数据决定，保证每个人享受同样的器官资源。
王海波还表示，分配系统已经排除了所有人为干预的可能性。首先，分配系统收集的等待者数据里，等待者的预约名单只有编号，不会收集他的经济状况、学历、官职，分配系统不知道这些人是高官还是百姓；其次，在器官分配匹配的过程中，不可能按照权力和地位优先的原则进行器官分配。
除了隐匿患者的具体信息外，电脑分配系统还在一些细节上保证公平、公正。比如，由移植医院录入移植等待者名单时，由两个医生用不同账户在不同时间输入，来交叉确定数据不会出错。最后，获得分配的移植中心接收器官后需要上传器官接收确认书。
“移植医院除了用电脑分配，还负责评估移植器官，但不评估病人的病情，也不接触病人的家属。”霍枫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有潜在器官捐献者了，医院的评估专家会和当地医院联系，对病人的病情进行电话初评。经专家评估，如达到捐献标准的，会联系OPO小组进行协调及器官获取。”
“ OPO是保障系统运转的关键。国家明文规定，OPO不参与器官分配。”栗光明表示。上海已成立了全国首家区域性的器官获取组织，不隶属于任何医院，独立运作，直接由上海市卫计委监管。
系统监管
据栗光明介绍，移植医院、OPO进行系统操作的每一个步骤都被24小时监控，通过系统的痕迹保留功能，监管部门可及时发现每一例器官移植的可疑之处。一旦发现造假行为，可以随时收回器官，相关医务人员将被吊销医师执照，并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在美国，各地的器官信息可以在OPTN（国家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中查询，患者的排序情况也是公开的，随时接受公众和卫生行政部门监督。”栗光明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法律禁止公布有关捐献者和移植者身份的任何信息，以此杜绝任何形式的补偿和买卖行为。
我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运行之前，有调查显示，有不少人担心捐献的器官会被拿去买卖。
对此《规定》中明确，未通过器官分配系统分配捐献器官的、未执行器官分配结果的、涉嫌买卖捐献器官或者从事与买卖捐献器官有关活动等依照相关规定都给予相应查处。
同时，禁止随意做出死亡判定。国家卫计委已委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制定中国的死亡判定标准，培训死亡判定专家队伍。在栗光明看来，只有当一个人达到心脏死亡状态后，器官捐献协调员才能够开展器官捐献的相关工作。
王海波表示，从监管的角度来看，整个分配过程受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监督。国家卫计委和各省的卫生行政部门都有这个系统的监督账户，可随时登录系统，实时查看器官的分配和接受情况，违反该《规定》的医院，将取消其器官移植资质。
“今后将制定、规范器官获取组织的运行规则，推动OPO从医院脱离出来，和移植团队分离并相互监督、确保公平。”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告诉《民生周刊》记者，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近期将进行全国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培训及资格认定工作。
但是，器官分配系统目前仅限医院使用，所有患者信息是否都被录入仍缺乏第三方监督，高新谱建议，系统部分页面向社会公开，让患者能登录查询，以便于社会监督。
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15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却仅有不到1万人能获得移植器官。器官来源的匮乏滋生了非法的器官贩卖者，而有关器官分配的公正性也一直备受质疑。
《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9月1日起正式实施。按照规定，全国范围内已批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项目的医院，都必须用电脑系统对公民身故后捐献的器官进行强制自动分配，器官获取组织须严格执行分配结果，将器官分配给最需要器官的患者，由计算机记录分配全程，保证每一例器官的可溯源性。
《规定》的出台，能否排除人为干预，使器官分配系统变得全程公开、透明？本刊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自动分配
在广州军区总医院移植中心，《民生周刊》记者看到，肝胆外科、肝脏移植中心主任霍枫登陆“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电脑屏幕显示三个独立的分系统“潜在人体器官捐献人识别系统”、“人体器官移植等待者预约名单系统”及“人体器官捐献人登记及器官匹配系统”。输入账号和密码后系统提示：“O型血右肾分配已结束，最终由广州军区总医院等待者66**829获得。”
28岁的秦春（化名）是一名广东清远市服装加工厂的普通工人，今年9月18日，由于一场车祸不幸去世。在与主治医生沟通时，秦春的丈夫薛立首次接触到器官捐献，他决定在妻子去世后将她的器官捐献出来。他告诉《民生周刊》记者：“理由很简单，妻子的器官不仅能挽救别人的生命，还能给我留个念想。”
秦春捐献器官的相关资料，随即被上传到全国器官分配系统，并与在广州军区总医院登记等待器官移植的2名患者匹配成功。
9月19日，广州军区总医院的专家赶到清远市当地医院，取出捐献的器官立即赶回。医院早已做好准备的4个专家组，分别将秦春捐献的器官移植给2位患者。手术顺利完成。目前，这两名受益者手术后恢复良好。
整个器官分配分别由三个系统组成：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OPO（由相关医护人员组成的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移植医院使用。
“亦可看成捐献者、等待者和自动分配三个相互独立的部分。”霍枫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将捐献者与等待者病例的相关信息分别录入数据库，一旦有器官捐献，系统将根据患者病情、所在区域等动态评分，最终选出得分最高的受体。
不仅如此，所有器官捐献信息在系统内公布，全国范围内信息共享，在具体分配上也考虑到了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特殊性，捐献器官对时间、距离、保存、运输的要求非常严格。
此次《规定》没有取消医院优先权，并明确今后的捐献器官分配首先是在人体器官获取的区域内进行分配，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申请实施辖区内统一分配。
北京同仁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栗光明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这是为了避免器官在运输等过程中被损伤、浪费。因为器官的存活时间有限，发现移植器官后，医院要求从打电话通知患者到手术，整个过程不超过10个小时。医院距离近，配型肝源的质量才会好，存活率较高。”
在栗光明看来，在强制使用人体器官分配系统后，起码违法的成本增加了，而且效率高。
“认病情不识身份”
过去以医院为基本单元的器官供应体系，没有统一标准，器官分配主要由医院决定，器官捐献与移植信息不公开，易带来“暗箱操作”等弊病，器官移植因此被不少人认为是针对有钱、有权人的。
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副主任李劲东表示，今后这种做法是不可能的，《规定》禁止医院在系统外分配器官，一经发现，卫生行政部门可开展调查，情况属实医院将被取消器官移植资质。
据《民生周刊》记者了解，从2009年起，受原卫生部委托，香港大学负责研发维护中国器官分配的自动化计算机系统，该系统于2011年4月正式投入运行。而且，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运营中心系统提供支撑的服务器设在深圳，运营资金主要来源于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提供的科研经费。
“器官强制自动分配只认病情不识身份。” 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王海波告诉《民生周刊》记者，系统在设计时主要以患者病情紧急程度和器官匹配程度等医学数据作为排序原则，哪个病人病情最重就把器官给他，器官移植给谁，一切由系统决定、数据决定，保证每个人享受同样的器官资源。
王海波还表示，分配系统已经排除了所有人为干预的可能性。首先，分配系统收集的等待者数据里，等待者的预约名单只有编号，不会收集他的经济状况、学历、官职，分配系统不知道这些人是高官还是百姓；其次，在器官分配匹配的过程中，不可能按照权力和地位优先的原则进行器官分配。
除了隐匿患者的具体信息外，电脑分配系统还在一些细节上保证公平、公正。比如，由移植医院录入移植等待者名单时，由两个医生用不同账户在不同时间输入，来交叉确定数据不会出错。最后，获得分配的移植中心接收器官后需要上传器官接收确认书。
“移植医院除了用电脑分配，还负责评估移植器官，但不评估病人的病情，也不接触病人的家属。”霍枫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有潜在器官捐献者了，医院的评估专家会和当地医院联系，对病人的病情进行电话初评。经专家评估，如达到捐献标准的，会联系OPO小组进行协调及器官获取。”
“ OPO是保障系统运转的关键。国家明文规定，OPO不参与器官分配。”栗光明表示。上海已成立了全国首家区域性的器官获取组织，不隶属于任何医院，独立运作，直接由上海市卫计委监管。
系统监管
据栗光明介绍，移植医院、OPO进行系统操作的每一个步骤都被24小时监控，通过系统的痕迹保留功能，监管部门可及时发现每一例器官移植的可疑之处。一旦发现造假行为，可以随时收回器官，相关医务人员将被吊销医师执照，并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在美国，各地的器官信息可以在OPTN（国家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中查询，患者的排序情况也是公开的，随时接受公众和卫生行政部门监督。”栗光明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法律禁止公布有关捐献者和移植者身份的任何信息，以此杜绝任何形式的补偿和买卖行为。
我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运行之前，有调查显示，有不少人担心捐献的器官会被拿去买卖。
对此《规定》中明确，未通过器官分配系统分配捐献器官的、未执行器官分配结果的、涉嫌买卖捐献器官或者从事与买卖捐献器官有关活动等依照相关规定都给予相应查处。
同时，禁止随意做出死亡判定。国家卫计委已委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制定中国的死亡判定标准，培训死亡判定专家队伍。在栗光明看来，只有当一个人达到心脏死亡状态后，器官捐献协调员才能够开展器官捐献的相关工作。
王海波表示，从监管的角度来看，整个分配过程受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监督。国家卫计委和各省的卫生行政部门都有这个系统的监督账户，可随时登录系统，实时查看器官的分配和接受情况，违反该《规定》的医院，将取消其器官移植资质。
“今后将制定、规范器官获取组织的运行规则，推动OPO从医院脱离出来，和移植团队分离并相互监督、确保公平。”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告诉《民生周刊》记者，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近期将进行全国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培训及资格认定工作。
但是，器官分配系统目前仅限医院使用，所有患者信息是否都被录入仍缺乏第三方监督，高新谱建议，系统部分页面向社会公开，让患者能登录查询，以便于社会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