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谷幽兰》里，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把他寻访的对象称为“最自由的中国人”，他们当然不是但凡黄金周便在城乡之间奔来跑去寻找乐趣和安慰的中国人。而是那隐藏在当代中国的一个隐士群体。
　　他们红尘远隔，息影于深山老林，虽有佛道信仰，却不常住佛寺道观。其中还有知识分子——譬如波特遇到的北大毕业生，为穷尽宇宙人生之奥秘。弃绝人际网络，加盟这一隐士群体。
　　波特在大陆寻访隐士的时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谁也说不清楚他们的准确人数，因为他们不用在任何部门进行登记。不用报户口；谁都不用担心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挖掘到生命的根源。
　　当波特在福建太姥山和一个85岁的老和尚交谈时，竟然发现这个已经在山洞里住了50多年的隐士根本不知道“毛主席”何许人也。而在陕西终南山，他发现，有足够数量的佛教道教隐士离开寺院道观传统，住在山间远离人群的自搭茅棚里，自己动手种菜，自己礼佛问道。
　　作为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观，这些隐士的信仰及其生活方式，实际上象征着中国文化信仰中一个最大的秘密。当中国人需要在宇宙与人生、凡人与神圣之间真正变流时，中国人就会想到并需要这些隐士了。人们需要他们去为中周人找寻一个信仰的答案。所以，不要误解、甚至是曲解他们存在的意义。他们往往是社会的精英，道教、佛教和学人中的精英，他们在中国当代社会里，仍旧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隐士及其信仰传统，曾是中国文化中很有活力的一部分。波特优美文笔下的隐士们，个个没有太多惯常“隐士”所具有的文化神秘感，个个普普通通，但作为隐居深山的修行者，他们确实常怀有比世人更深的觉悟和仁慈，孤独之中蕴涵着那种能打通宇宙一人生关联的思考，为繁复人世锚定一个可以栖息的港湾。
　　“信仰”这个概念，它和什么是“人”，什么是“文化”一样，没有统一的说法。可贵的是，隐士们在君子存而不论的六合之外。把信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活出信仰的过程中。剔除了信仰就是一种认识方式、人际交往方式、利益交换方式的种种毛病，把信仰修炼成一种道德体验，一种解脱自在的乐趣，一种独与天地往来的精神。
　　值得—提的是，在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中，隐居、隐士曾经是建构信仰和信仰表达的行家里手。他们最能得·心应手地处理个人与社会、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身处世界边缘，却心怀信仰真谛。他们的信仰方式，是身体信仰，活出来的信仰。他们能够以一种身体信仰方式，出离了道德一政治的主宰。正因为这种能够出离政治的精神结构，才会使它成为目前中国信仰体系中硕果仅存的一块净土。
　　中国人最讲究道德，亦热爱政治，但道德与政治有如月亮和太阳那样，自然转换过渡。它们之间的矛盾。密不可分而彼此互补，缺乏一种明确的界限。这就会使中国人常常深陷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冲突而难以自拔，更谈不上明哲保身了。
　　所以，道之为道也，信仰之为信也，实为保身者明哲之术，能够把本来一体化的道德一政治模式，使用隐居、隐士的信仰生活方式把它们二者予以分离，建构出二者之间的精神距离。
　　为此，可以说，隐士信仰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身体政治，建构了最适合中国人的一种信仰表达方式和一种政治批评方式。特别是隐士们的信仰表达，以他们独特的个人信仰方式，隐藏了“隐居”和“从政”之间的“终南捷径”，隐藏了中国人彷徨于庙堂和江湖之间的选择痛苦，隐藏了一个国家古往今来在道德与政治间常常发生无界限冲突的秘密，进而把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化解为个人化的神秘修道路径，在冰箱里冷冻了政治的顾盼，从而建构有比较完整的个人认同结构。
　　尽管这些道教隐士忙碌于生命，佛教隐士执著于心性，学者隐士则喜欢把隐居变成了人生艺术，但这些取决于信仰者个人的修行方式，它的文化本质是个人的，而在当代社会，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亦同时是信仰的。倘若人们都能在道德与政治间建构一种信仰距离，兴许中国人就会因此而建成一个远隔红尘的精神群体、道德修炼的共同体。不需要登记，不需要报户口。隔离了那些不自由的外相，自由会自然来到。因此，笔者依然愿意相信，波特找到的这些隐士，就是当代中国最自由的中国人，而他们的信仰表达方式，等同于建构了当代中国社会最基本的身体政治。
　　比较终南山上众多隐士们以信仰为生活方式，曾因出家为尼而轰动中国、如今哀荣遍地，被誉为上品上生的“林妹妹”，她所表达的佛教信仰，就仅是一种告别生活的方式。时下中国寺院道观体系的宗教信仰总体呈复兴态势，但笔者不像作者那样乐观。以为隐士们的“纯粹思考”和“纯粹生活”。迟早是会找到合适的渠道，流向城市的。
　　最后要指出，波特很熟悉中国信仰的奥秘，却在书的末了，说错一句话，“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作为政治空间的“嘲”，被波特有意无意地隐去，或许也能说出这个美国人在考察中国信仰与政治关系时，多少存在西方人的视角。事实上，正确的说法每个中国读书人都知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它告诉人们：“终南捷径”，亦殊胜因缘，但一了非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