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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国》，自2020年12月7日在电视端和网络端开播以来，不仅收获了很高的收视率，还赢得了知乎8.3分、豆瓣8.6分的好评。《中国》以群像式结构还原人文历史图景，通过虚实结合、声画交融、多元传播等方式和手段，实现了纪录片的写意影像建构，在传播弘扬历史文化之余，亦使纪录片形成了诗性美学风格。在影像民族化、主流历史观表达方面的把握，在叙事方式、传播渠道等方面的创新与突破，都为当下人文历史纪录片的创作发展和传播策略提供了重要借鉴。
【关键词】《中国》 群像结构 写意影像 传播渠道
由湖南卫视、芒果TV、北京伯璟文化联合出品的人文历史纪录片《中国》，自2020年12月7日在电视端和网络端开播以来，收视率便一路高歌猛进，知乎与豆瓣分别赢得了高达8.3分与8.6分的评价。纪录片《中国》共3季，每季12集，其中第1季现已全部播出完毕。总导演李东珅、周艳在保持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以全新的创作理念和独特的表现手法，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历史中对当今社会仍影响深远的人物和事件，通过写意影像与声音元素的融合来重构已发生或可能发生过的人文历史景观，探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源泉，引导观众多维度感知民族的灿烂历史文化。
一、群像式结构，还原历史图景
戏剧结构是指：话剧作品的内在构造和组织方式，通指布局，亦即对情节做出安排的意思，①大致可分为开放式结构、锁闭式结构和人像展览式结构三种。而其中的人像展览式结构又称为群像式结构，它是近代西方戏剧和小说中惯用的布局谋篇范式，通常是以戏剧人物为中心，从不同角度并列地展示社会时代变迁与人物精神面貌。这种结构方式缺少贯穿整部作品的核心人物和情节线索，淡化了作品中的戏剧矛盾冲突，而讲究以单个故事片段的串联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刻画人物群像及简单的人物关系，以使文艺作品的结构达到“形散而神聚”的目的。中国纪录片导演将人像展览式结构运用到人文历史纪录片创作中，试图再现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风貌，在丰富影像体量之余，也使其在结构上形成“动而有序”“趣味横生”的美学效果。
纪录片《中国》以人像展览式结构还原历史文化图景。以往各类型纪录片多以起承转合的线性结构为主，这种叙事结构闭合而完整，强调使用戏剧冲突、设置悬念、情节铺垫等叙述技巧。虽然它能够按照线性因果关系使纪录片的叙事脉络得以明晰，但将其用于人文历史纪录片便容易造成人物群像弱化、历史事件缺失的局限。而在紀录片《中国》里，导演有意放弃传统戏剧式结构，转而利用人像展览式结构，以中心人物和历史事件作为故事的叙述命脉，力求再现历史原貌，使纪录片的主题意蕴、形式美感得到强化。例如，在第1集《春秋》中，导演利用人像展览式结构，以圣人孔子为中心人物，将战国时期思想和制度的发展作为主线。一方面，通过表现孔子与老子、鲁昭公、接舆等主要人物或次要人物的关系，从不同角度并列地刻画出浩瀚历史长河中的人物群像，再现孔子为修复礼乐制度、普及儒家思想的艰辛，使众多人物在有限的影像时空中得到立体呈现，让普通观众与历史人物在过去与现在、虚构与真实、想象与历史中形成跨时空对话，从而赋予观众无尽的想象和哲理思考。另一方面，又通过“孔子问礼”“鲁国政变”“周游列国”等历史事件形成艺术的宏大叙事，以这些社会群像的特征、重要事件来复原历史风貌和表现历史流变，以及揭示隐藏在历史表层的社会意蕴，消解“戏剧性”痕迹的同时，亦强化了纪录片叙事的起承转合，使其在结构上形成“形散而神聚”的艺术特色。
二、虚实结合，构建写意影像
戏曲与电影同作为综合艺术各有千秋，但在情境表达与意境构建上又是异质同构的。这使戏曲的假定性、虚拟性和写意性能够与电影的纪实性产生融合的可能性。因此，如何将虚拟的戏曲与写实的纪录片相融，进而为纪录片构造出蕴含民族艺术特质的灵韵、写意影像，是纪录片导演需要探索的课题。纪录片《中国》在对历史进行合理逻辑推演的基础上，通过电影化手段与戏曲假定性美学的高度结合，实现了影像艺术的写意性表达。
以往人文历史纪录片多采用文献资料、口述历史和情景再现的方式，这些方式在以追求视听享受、情感冲击的当下逐渐失去了生命力。而《中国》采用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在保持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运用戏剧化的“情景再现”来描绘创作者思维中的历史，通过舞台艺术的假定性来增强虚拟空间的真实感，戏曲美学与电影手段的结合，使纪录片完成了写意影像的建构。例如，在第12集《盛世》中，繁荣昌盛的大唐帝国，李巧儿在家洗漱装扮，室内的一堵墙隐喻破碎家庭;翟生在石窟虔心朝拜，洞中一幅壁画代表敦煌石窟;王元宝在家设宴摆席，厅内一扇屏风象征大唐盛世。这一集中直观的空间轮廓全部被隐藏，取而代之的是以虚避实的高墙、壁画和屏风。这些虚拟化、假定性的布景道具，“以虚、简、神、少的物、色、形，通过演员的表演与观众的联想，使景物、环境呈现在观众的想象里”，②勾勒了写意性情境。而这种情境的展现是建立在纪实与假定的结合之上，创作者将戏曲舞台和演员放置到树林、大漠等地方，演员按照真实生活状态使用虚拟写意动作进行表演，再以诗意性镜头、风格化构图、运动性调度等影像语言还原历史事实。戏曲舞台空间被摄影机镜头所展现的空间替代，演员与屏幕外的观众达成了“真与假”的约定，从而使观众得以运用想象来确信历史场面的真实。这不仅再现了盛唐之景，完成了对历史人物和场景的重构，亦突破了影视艺术在时空上高度写实的限制，为纪录片中的虚构增加了合理性，更是实现了纪实影像的写意性表达，使观众获得更为丰富的审美体验。
三、声画交融，营造诗性风格
纪录片是视听综合艺术，它是以动态的电视影像作为创作基础，而由人声、音响和音乐构成的声音系统则是其最重要的抒情方式和表意手段，这就决定了声音系统必须要为纪录片的节奏控制、情绪升华和风格营造服务。纪录片《中国》的声音运用极具创新性，它抛弃以真实性、客观性为审美特征的音响元素，而将音乐作为全片的主线，让写意影像与音乐元素实现深度交融，从而使纪录片形成了诗性美学风格。 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提出：“电影语言或许是其中最具诗意的语言， 能够打破传统的常规和文化上的陈词滥调， 让观众接近真实本身。”③作为影视艺术特有语言的镜头元素，它是纪录片最为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段。但纪录片向来是以真实性、客观性为生存根本，高度写实化的镜头语言很容易抑制诗性影像的生成，且镜头与镜头之间的组接会留有缝隙而致使画面影像产生断裂、生硬之感。而音乐是纪录片的灵魂，作为重要的表情达意手段，其在空间与时间线上都是连续不断的，自然、连贯的音乐作为桥梁不仅参与了建构纪录片的故事性、衔接画面，更是克服了在音响、解说词缺席时无声的枯燥，为纪录片营造出诗情画意影像。纪录片《中国》是以音乐元素作为全片的主线，以影像画面作为叙事抒情的出发点，音乐元素与写意影像的深度交融，营造出了独特的诗性美学风格。例如，纪录片《中国》的前11集为了表达古代杰出思想家、政治家在不同时代、故事背景下所经历的情绪和心境，创作者将不同情绪、节奏的音乐与写意影像的融合，显得诗意盎然。而第12集《盛世》在描写所有人物齐聚大唐盛宴的段落时，以空白的大屏为背景，以虚拟写意化的道具作为装饰，古韵悠扬的音乐配合若隐若现的古典诗词共同点染画面，尽显诗情画意。在清晰解说之下，由箜篌、琵琶、排箫和弦乐组合而成的音乐旋律和节奏，与贤人志士的歌舞、诗歌相融合形成韵味无穷的古典意象。充满文学性的解说词也随着音乐的节奏，将古人心境和时代情愫娓娓道来。隽永绵长的音乐与写意的影像在内容和情绪上实现互补，导演融合情、景、事，不仅展现了历史文脉的流动与厚重，更为纪录片营造出情景交融、虚实相映的诗性风格。
四、多元传播，弘扬历史文化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逾越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局限，又使主流媒体在全媒联动的策力之下拓展了信息与受众接触和交互的机会，由此为诸多电视节目、栏目开创了新的宣传和营销战略。纪录片《中国》便在信息技术的推波助澜之下借力发力，采用线上“两微一端”与线下校园地推进行传播，不仅激活了潜在受众，又能够在传达信息的同时获得信息作用结果的返还，并及时干预纪录片的再传播，以此有效弘扬中华优秀的历史文化。
纪录片《中国》采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共同播出的方式。尽管传统媒体显现出了不可逆转的式微，但仍有一批中老年受众忠实地坚守在传统阵营之上。在观众审美水平不断提高的当下，《中国》作为展现家国情怀的人文历史纪录片不断激活和形构着当代国人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使它有成为现象级纪录片的可能性。而在新媒体渠道上，芒果TV作为纪录片《中国》的首发平台，又进一步引导和重构了在互联网平台中占据绝对地位的青年受众的消费导向。“信息选择的或然率指出了受传者选择信息传播途径的可能性公式，即选择的或然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④从个体层面而言，满足程度（报偿的保证）和费力程度共同决定了受传者对传播内容或媒介的选择。《中国》在客户端获取的便捷与高质量的内容，为受众带来的满足唤醒了《中国》的传播潜力，截至2021年2月1日，累计已有2.5亿次的播放量。
此外，纪录片《中国》借助新浪微博App启动界面宣传海报成功实现了话题造势的营销手段，节目播出首日的微博话题阅读量高达2.3亿，关联话题4次登上热搜，使民族文化类的纪录片能够成功跻身大众文化消费的视野。
纪录片《中国》也以線下校园地推的互动模式进行传播。在现代媒介环境下，受众的审美心理和特定需求决定其选择性越发多样，传统大众传播的“窄播化”、受众群体的“细分化”和内容发展的“垂直化”趋势则对人文历史纪录片的传播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至此，纪录片《中国》对线下校园行活动的启用不仅有助于激发那些对人文历史纪录片产生青睐的潜在受众，也能够使影像间的家国情怀渗透于大学校园中。2020年11月30日，纪录片《中国》在厦门大学举办校园行启动仪式，开启为期22天从山东至西安的校园之旅，这一举措使绵延千年的民族精神、民族历史、民族文化通过纪录影像得以保存和彰显。而当代青年知识分子是实现“中国梦”的中坚力量，纪录片《中国》的校园行活动从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出发，通过构建青年大学生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弥合了大学课堂中政治思想教育对于他们的疏离，使文化基因和血脉能够不断传承而下，在与时俱进、贯古通今之下，使中国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五、结语
纪录片是还原历史真实性的媒介载体。“用纪录片书写历史，需要遵循媒介自身的特征，需要遵循时间容量与影像表现力的限定，”⑤更需要使影像历史文本成为反思历史文化和指引人们前行的路标。纪录片《中国》用群像式结构再现了创作者对于历史的观照，通过“影像写作”的方式将我们拉回浩瀚的历史时空，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古人的风骨气节以及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也让我们看到了以史为鉴和文化自信的当下意义。纪录片《中国》以史鉴今，其在叙事方式、艺术技巧、传播渠道等方面的创新都为当下人文历史纪录片的创作发展和传播策略提供了重要借鉴。
注释：
①周端木.论戏剧结构[J].戏剧艺术，1990（03）.
②文兴宇.发展话剧，也要扬长避短[J].人民戏剧，1982（08）.
③帕特里克·兰博，彭筠.诗意的电影——帕特里克·兰博眼中的帕索里尼[J].世界美术，2013（03）.
④邱沛篁，吴信训等.新闻传播百科全书[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71.
⑤杨弋枢.纪录片如何抵达历史真实[J].读书，2018（03）.
作者简介：金响龙，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艺术学院影视编导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吴春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编辑：王洪越
【关键词】《中国》 群像结构 写意影像 传播渠道
由湖南卫视、芒果TV、北京伯璟文化联合出品的人文历史纪录片《中国》，自2020年12月7日在电视端和网络端开播以来，收视率便一路高歌猛进，知乎与豆瓣分别赢得了高达8.3分与8.6分的评价。纪录片《中国》共3季，每季12集，其中第1季现已全部播出完毕。总导演李东珅、周艳在保持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以全新的创作理念和独特的表现手法，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历史中对当今社会仍影响深远的人物和事件，通过写意影像与声音元素的融合来重构已发生或可能发生过的人文历史景观，探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源泉，引导观众多维度感知民族的灿烂历史文化。
一、群像式结构，还原历史图景
戏剧结构是指：话剧作品的内在构造和组织方式，通指布局，亦即对情节做出安排的意思，①大致可分为开放式结构、锁闭式结构和人像展览式结构三种。而其中的人像展览式结构又称为群像式结构，它是近代西方戏剧和小说中惯用的布局谋篇范式，通常是以戏剧人物为中心，从不同角度并列地展示社会时代变迁与人物精神面貌。这种结构方式缺少贯穿整部作品的核心人物和情节线索，淡化了作品中的戏剧矛盾冲突，而讲究以单个故事片段的串联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刻画人物群像及简单的人物关系，以使文艺作品的结构达到“形散而神聚”的目的。中国纪录片导演将人像展览式结构运用到人文历史纪录片创作中，试图再现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风貌，在丰富影像体量之余，也使其在结构上形成“动而有序”“趣味横生”的美学效果。
纪录片《中国》以人像展览式结构还原历史文化图景。以往各类型纪录片多以起承转合的线性结构为主，这种叙事结构闭合而完整，强调使用戏剧冲突、设置悬念、情节铺垫等叙述技巧。虽然它能够按照线性因果关系使纪录片的叙事脉络得以明晰，但将其用于人文历史纪录片便容易造成人物群像弱化、历史事件缺失的局限。而在紀录片《中国》里，导演有意放弃传统戏剧式结构，转而利用人像展览式结构，以中心人物和历史事件作为故事的叙述命脉，力求再现历史原貌，使纪录片的主题意蕴、形式美感得到强化。例如，在第1集《春秋》中，导演利用人像展览式结构，以圣人孔子为中心人物，将战国时期思想和制度的发展作为主线。一方面，通过表现孔子与老子、鲁昭公、接舆等主要人物或次要人物的关系，从不同角度并列地刻画出浩瀚历史长河中的人物群像，再现孔子为修复礼乐制度、普及儒家思想的艰辛，使众多人物在有限的影像时空中得到立体呈现，让普通观众与历史人物在过去与现在、虚构与真实、想象与历史中形成跨时空对话，从而赋予观众无尽的想象和哲理思考。另一方面，又通过“孔子问礼”“鲁国政变”“周游列国”等历史事件形成艺术的宏大叙事，以这些社会群像的特征、重要事件来复原历史风貌和表现历史流变，以及揭示隐藏在历史表层的社会意蕴，消解“戏剧性”痕迹的同时，亦强化了纪录片叙事的起承转合，使其在结构上形成“形散而神聚”的艺术特色。
二、虚实结合，构建写意影像
戏曲与电影同作为综合艺术各有千秋，但在情境表达与意境构建上又是异质同构的。这使戏曲的假定性、虚拟性和写意性能够与电影的纪实性产生融合的可能性。因此，如何将虚拟的戏曲与写实的纪录片相融，进而为纪录片构造出蕴含民族艺术特质的灵韵、写意影像，是纪录片导演需要探索的课题。纪录片《中国》在对历史进行合理逻辑推演的基础上，通过电影化手段与戏曲假定性美学的高度结合，实现了影像艺术的写意性表达。
以往人文历史纪录片多采用文献资料、口述历史和情景再现的方式，这些方式在以追求视听享受、情感冲击的当下逐渐失去了生命力。而《中国》采用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在保持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运用戏剧化的“情景再现”来描绘创作者思维中的历史，通过舞台艺术的假定性来增强虚拟空间的真实感，戏曲美学与电影手段的结合，使纪录片完成了写意影像的建构。例如，在第12集《盛世》中，繁荣昌盛的大唐帝国，李巧儿在家洗漱装扮，室内的一堵墙隐喻破碎家庭;翟生在石窟虔心朝拜，洞中一幅壁画代表敦煌石窟;王元宝在家设宴摆席，厅内一扇屏风象征大唐盛世。这一集中直观的空间轮廓全部被隐藏，取而代之的是以虚避实的高墙、壁画和屏风。这些虚拟化、假定性的布景道具，“以虚、简、神、少的物、色、形，通过演员的表演与观众的联想，使景物、环境呈现在观众的想象里”，②勾勒了写意性情境。而这种情境的展现是建立在纪实与假定的结合之上，创作者将戏曲舞台和演员放置到树林、大漠等地方，演员按照真实生活状态使用虚拟写意动作进行表演，再以诗意性镜头、风格化构图、运动性调度等影像语言还原历史事实。戏曲舞台空间被摄影机镜头所展现的空间替代，演员与屏幕外的观众达成了“真与假”的约定，从而使观众得以运用想象来确信历史场面的真实。这不仅再现了盛唐之景，完成了对历史人物和场景的重构，亦突破了影视艺术在时空上高度写实的限制，为纪录片中的虚构增加了合理性，更是实现了纪实影像的写意性表达，使观众获得更为丰富的审美体验。
三、声画交融，营造诗性风格
纪录片是视听综合艺术，它是以动态的电视影像作为创作基础，而由人声、音响和音乐构成的声音系统则是其最重要的抒情方式和表意手段，这就决定了声音系统必须要为纪录片的节奏控制、情绪升华和风格营造服务。纪录片《中国》的声音运用极具创新性，它抛弃以真实性、客观性为审美特征的音响元素，而将音乐作为全片的主线，让写意影像与音乐元素实现深度交融，从而使纪录片形成了诗性美学风格。 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提出：“电影语言或许是其中最具诗意的语言， 能够打破传统的常规和文化上的陈词滥调， 让观众接近真实本身。”③作为影视艺术特有语言的镜头元素，它是纪录片最为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段。但纪录片向来是以真实性、客观性为生存根本，高度写实化的镜头语言很容易抑制诗性影像的生成，且镜头与镜头之间的组接会留有缝隙而致使画面影像产生断裂、生硬之感。而音乐是纪录片的灵魂，作为重要的表情达意手段，其在空间与时间线上都是连续不断的，自然、连贯的音乐作为桥梁不仅参与了建构纪录片的故事性、衔接画面，更是克服了在音响、解说词缺席时无声的枯燥，为纪录片营造出诗情画意影像。纪录片《中国》是以音乐元素作为全片的主线，以影像画面作为叙事抒情的出发点，音乐元素与写意影像的深度交融，营造出了独特的诗性美学风格。例如，纪录片《中国》的前11集为了表达古代杰出思想家、政治家在不同时代、故事背景下所经历的情绪和心境，创作者将不同情绪、节奏的音乐与写意影像的融合，显得诗意盎然。而第12集《盛世》在描写所有人物齐聚大唐盛宴的段落时，以空白的大屏为背景，以虚拟写意化的道具作为装饰，古韵悠扬的音乐配合若隐若现的古典诗词共同点染画面，尽显诗情画意。在清晰解说之下，由箜篌、琵琶、排箫和弦乐组合而成的音乐旋律和节奏，与贤人志士的歌舞、诗歌相融合形成韵味无穷的古典意象。充满文学性的解说词也随着音乐的节奏，将古人心境和时代情愫娓娓道来。隽永绵长的音乐与写意的影像在内容和情绪上实现互补，导演融合情、景、事，不仅展现了历史文脉的流动与厚重，更为纪录片营造出情景交融、虚实相映的诗性风格。
四、多元传播，弘扬历史文化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逾越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局限，又使主流媒体在全媒联动的策力之下拓展了信息与受众接触和交互的机会，由此为诸多电视节目、栏目开创了新的宣传和营销战略。纪录片《中国》便在信息技术的推波助澜之下借力发力，采用线上“两微一端”与线下校园地推进行传播，不仅激活了潜在受众，又能够在传达信息的同时获得信息作用结果的返还，并及时干预纪录片的再传播，以此有效弘扬中华优秀的历史文化。
纪录片《中国》采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共同播出的方式。尽管传统媒体显现出了不可逆转的式微，但仍有一批中老年受众忠实地坚守在传统阵营之上。在观众审美水平不断提高的当下，《中国》作为展现家国情怀的人文历史纪录片不断激活和形构着当代国人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使它有成为现象级纪录片的可能性。而在新媒体渠道上，芒果TV作为纪录片《中国》的首发平台，又进一步引导和重构了在互联网平台中占据绝对地位的青年受众的消费导向。“信息选择的或然率指出了受传者选择信息传播途径的可能性公式，即选择的或然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④从个体层面而言，满足程度（报偿的保证）和费力程度共同决定了受传者对传播内容或媒介的选择。《中国》在客户端获取的便捷与高质量的内容，为受众带来的满足唤醒了《中国》的传播潜力，截至2021年2月1日，累计已有2.5亿次的播放量。
此外，纪录片《中国》借助新浪微博App启动界面宣传海报成功实现了话题造势的营销手段，节目播出首日的微博话题阅读量高达2.3亿，关联话题4次登上热搜，使民族文化类的纪录片能够成功跻身大众文化消费的视野。
纪录片《中国》也以線下校园地推的互动模式进行传播。在现代媒介环境下，受众的审美心理和特定需求决定其选择性越发多样，传统大众传播的“窄播化”、受众群体的“细分化”和内容发展的“垂直化”趋势则对人文历史纪录片的传播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至此，纪录片《中国》对线下校园行活动的启用不仅有助于激发那些对人文历史纪录片产生青睐的潜在受众，也能够使影像间的家国情怀渗透于大学校园中。2020年11月30日，纪录片《中国》在厦门大学举办校园行启动仪式，开启为期22天从山东至西安的校园之旅，这一举措使绵延千年的民族精神、民族历史、民族文化通过纪录影像得以保存和彰显。而当代青年知识分子是实现“中国梦”的中坚力量，纪录片《中国》的校园行活动从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出发，通过构建青年大学生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弥合了大学课堂中政治思想教育对于他们的疏离，使文化基因和血脉能够不断传承而下，在与时俱进、贯古通今之下，使中国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五、结语
纪录片是还原历史真实性的媒介载体。“用纪录片书写历史，需要遵循媒介自身的特征，需要遵循时间容量与影像表现力的限定，”⑤更需要使影像历史文本成为反思历史文化和指引人们前行的路标。纪录片《中国》用群像式结构再现了创作者对于历史的观照，通过“影像写作”的方式将我们拉回浩瀚的历史时空，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古人的风骨气节以及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也让我们看到了以史为鉴和文化自信的当下意义。纪录片《中国》以史鉴今，其在叙事方式、艺术技巧、传播渠道等方面的创新都为当下人文历史纪录片的创作发展和传播策略提供了重要借鉴。
注释：
①周端木.论戏剧结构[J].戏剧艺术，1990（03）.
②文兴宇.发展话剧，也要扬长避短[J].人民戏剧，1982（08）.
③帕特里克·兰博，彭筠.诗意的电影——帕特里克·兰博眼中的帕索里尼[J].世界美术，2013（03）.
④邱沛篁，吴信训等.新闻传播百科全书[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71.
⑤杨弋枢.纪录片如何抵达历史真实[J].读书，2018（03）.
作者简介：金响龙，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艺术学院影视编导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吴春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编辑：王洪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