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中央苏区的伟大斗争中，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经验。其基本的有：把握群众情绪，从群众的切实需要出发；关心群众生活，热心为群众排扰解难；推广群众经验，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维护群众利益，把实现、保障群众利益放在优先地位。
[关键词] 中央苏区；群众工作；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2）01-0014-03
中国共产党历来把群众工作当作重要工作之一。苏区时期，在创建和保卫中央苏区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中，我们党把群众工作做得蓬蓬勃勃、扎扎实实，结出了累累硕果，留下了许多典范和经验。这是一笔极为宝贵的历史遗产，值得我们深入发掘、认真总结。本文谨就中央苏区带普遍性、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亦即基本的群众工作经验作番探究，藉以抛砖引玉。
一、把握群众情绪，从群众的切实需要着眼，这是群众工作的出发点
苏区时期之初，中国共产党成立不过八九年，在中央苏区各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时间更短，大多只有三四年，甚而一两年。当地群众很少有人知道共产党为何物，甚至受了反动宣传，认为共产党是红鼻子、绿眼睛的杀人魔王，“共产共妻”的猪狗。中国共产党要在这些地方领导人民群众起来革命，首先就要做好宣传、动员、教育群众的工作，取得群众的了解和信任。一方面使群众认识党，了解党的性质、纲领、任务、路线、政策和策略，知道党是干什么的，为谁干及怎样干的；另一方面也使群众认识自己，知道自己为什么终日辛劳而不得温饱，找到解放自己、求得翻身的路径。显然，这是一项十分繁重且艰巨的群众工作，光靠贴标语、喊口号、磨嘴皮子是不行的。因为这些地方的人民群众差不多“一穷二白”：大多数人家无地或只有少量土地，不得不靠租佃和借高利贷维持生活，日子十分窘迫；大多数人属于文盲或半文盲。及时了解群众在想什么、有什么要求、党应给予怎样的帮助，就成了党联系群众，完成宣传、动员、教育、组织群众任务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准确把握群众情绪，从群众的迫切需要着眼，就成了党的群众工作的出发点。
当时苏区群众最想要的，是有几块属于自己的田地。所以党领导的红军每到一地，就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并且工农政权甫建立，就着手进行土地、人口等基本情况的调查摸底，分田机构的组建，以及分田事务的筹备。接着，一个“快”字，一个“平”字，把打土豪、分田地的任务迅速完成了，贫苦工农欢天喜地，逢人便说“共产党真正好”，“跟共产党走错不了”。从此，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如扩红支前、发行公债、借谷筹款、办学兴教等，都得到人民群众的充分理解与真心拥护，顺利完成了任务。
时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的陈云，在《斗争》杂志第18期上发表的署名文章《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中叙述了一个反面事例。文章说，有个巡视员在某区召集了该区农业工人工会支部长联席会议。巡视员在会上作报告，提出七项工作要各支部去做，然后要大家讨论，但发言的很少。有工人发言说：第一，“我们粮食很困难，现在没有饭吃”；第二，“照中央政府规定，工人可以免缴土地税，但是我们这里区政府还是要我们缴土地税，这件事情请上级想想办法”。可是，巡视员似乎没有听见工人的心里话，没有要大家讨论如何解决这两个工人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结果各支部长空空洞洞地“讨论”了巡视员的报告，会议就结束了。显然，巡视员的召会目的没有达到，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从工人最乐意的工作做起，不能激起工人对会议的兴趣，对各项任务的积极性；反而会“使工人对于工会领导发生不满意，影响到这个支部的健全与巩固”。为此，陈云郑重指出，工会工作“要从工人最高兴的工作做起”，“应该事前了解工人当时的要求去提出工人所迫切的要解决的问题”。他还以通俗的比喻解说了这个道理，他说：“好比锁着的两扇大门，我们要进屋子去，一定要个钥匙来开那把铁锁。这个钥匙是什么呢？就是拿住工人愿意做的那个工作做起。因为只有从工人愿意做，他感觉需要做的工作做起，才能把他推动起来。”[1]
二、关心群众生活，热心为群众排忧解难，这是群众工作的切入点
苏区时期打仗是常事，动员、组织群众参加和支持革命战争是各级党组织与苏维埃政府最重要的群众工作。然而，如果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单单动员群众进行战争，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吗？当然不能。群众是活生生的人，他要吃饭、穿衣，要娶妻生子，病了要医，老了要养，孩子大了要读书，房子破了要修缮。还有分到田要耕种，可是牛又没，肥料又缺，劳动力也不够。这些与革命战争大局比起来微不足道的“家常事”，对于具体的一家一户来说，却都不是小事。因为它不仅直接关系到群众生活的安危、好坏，影响到群众体质体力的强弱；而且决定着群众对党和苏维埃的情感取向、乃至政治立场，当然也就影响到群众对革命战争的拥护与否。
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十分注意做好群众生活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从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入手，帮助群众克服生活困难，使群众能安心过日子，热心参加苏维埃的各项工作。兴国县长冈乡一户贫苦农民家的房子被大火烧掉了一间半，乡政府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重建。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马上捐米救济他们。1933年夏荒时节，乡政府还从二百多里外的公略县办了米救济群众。乡政府对群众的关心体贴，换来了群众对乡里各项工作的全力支持。在扩大红军运动中，全乡百分之八十的青壮年当红军去了。推销公债时，全乡一千五百人，实销了五千四百块钱公债。其他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长冈乡因而成为中央苏区有名的模范乡。
福建上杭县才溪乡的大多数青壮年男子也都出外当红军、做工作了，许多人家种田缺劳力。乡政府为此组织了劳动合作社与耕田队，帮助红军家属和群众进行劳动互助。一村中，劳动力有余之家，帮助不足之家。一乡中，劳动力有余的村，帮助不足的村。党团员又做“礼拜六”，即每逢星期六，党团员们自动去帮助红军家属和有困难的群众，义务耕种田地。劳动力问题解决了，全乡的生产搞得红红火火，不仅农作物产量大增（1933年比上年增产两成），而且新开了许多荒田荒山。生产搞好了，生活改善了，群众参加红军更踊跃了，全乡青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及文化教育等工作，都取得了良好成绩。
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亲自到上述两乡以及瑞金武阳区、石水乡等地，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各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从关心群众生活入手、做好各项工作的经验，并且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大力宣传。毛泽东强调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2]
三、推广群众经验，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这是群众工作的着力点
群众经验是群众在反复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群众虽无高深知识和理论，但凭直觉、阅历和经验，群众中也蕴含了丰富的智慧。对于这些来自群众本身的好办法、好经验，拥有相同实际、共同目标的群众特别容易理解并接受。故此，推广群众经验，让一部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成果，变成广大群众共享的财富，是做好群众工作的着力点。
中央苏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在群众工作中就十分注意发现群众经验，并不断总结提升，然后运用多种渠道（如群众团体、群众大会、报刊宣传、现场演示、办班训练等）加以表彰推广，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在分田工作中，当时通行的做法是派人用绳子、尺子实地丈量土地面积，然后按亩数分配到户。但田有肥瘦之分，土有生熟之别，同样一亩的田，其产量就有较大差别。表面的公平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公平。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曾山，了解到兴国这里分田不论“田亩”，而论“谷担”。所谓论“谷担”分田，就是分田小组到实地估产，这块田能产多少担谷，那块田能产多少担谷，乡里乡亲的大家心里都有数。以实收禾谷担数计量分配土地，既准确又省时省力，体现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有效地避免了上述不合理现象。曾山立即将这一经验在全省推广。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一文中，对这个分田办法也作了充分说明，使之进一步在中央苏区推广开来。
在密切处理基层政权与群众的联系的问题上，兴国长冈乡和上杭才溪乡等的县乡，建立了多种以群众为主体、干群结合的专门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山林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教育委员会、查田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既是乡苏咨询议事机构，也是乡苏推行某项工作的工作队，还是群众向政府反映意见与要求，沟通上下声气的联络站。使苏维埃联接了更广大的群众，各项工作都得以更快更好落实了。这些举措被毛泽东誉为“苏维埃工作发展到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3]，成为乡苏工作重要一部分的经验，还被中央政府采纳，纳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组织法》的规定中。
此外，群众所创造的劳动互助组（社）和犁牛合作社，以解决农业生产中缺乏劳动力与耕牛问题；挖老墙土熬硝盐，以克服缺食盐的困难；采用草医草药和民间偏方治病痛，以弥补西医西药严重不足；于田间地头、路旁树下设立识字牌，以随时随地教成年文盲识字；运用民间小调填写新词，以娱乐形式传播革命道理等等，这些群众经验也都很快被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发现并“拿来”，迅速推广出去，为更广大的群众服务。
事实证明，中央苏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积极推广群众经验的做法，不仅密切了党群、政群、干群关系，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使干部们变得更聪明，增长了才干，减少了官僚习气和命令主义。
四、维护群众利益，把实现、保障群众利益放在优先地位，这是群众工作的落脚点
党的性质、纲领和宗旨表明，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外，别无私利。党的群众工作的最终目的便是维护群众利益。这一点，在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训令、决议、布告等文献中，多有规定和提醒。如《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就强调指出：六十万担借谷与土地税征收要“引导群众铁一般的团结起来，积极拥护中央的号召，自愿借出谷子交纳土地税为着红军。如果抛弃了宣传鼓动，而用摊派的方式借谷，用强迫的办法收土地税，那是完全不对的”[4]。
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就扩大游击队和对付大刀会问题，反复叮嘱江西省南广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和南广县委书记聂照良要关心、维护群众利益。他指出：对付大刀会，除了派游击队武力消灭其身后的靖卫团，打掉其靠山外，还“要武装宣传队，宣传苏维埃的政策和群众得到的好处，与他们的痛苦对照；我们要有武装割禾队、分谷队，要去割这些区域土豪的禾，分这些区域土豪的谷子，散给就地的贫苦群众，而自己绝不带走一点”。他特别强调：“武装宣传队、割禾队、分谷队以及各种各式的游击队到这些地区去，首先要防止‘乱打土豪牵牛捉猪抢东西’的土匪行动的发生，必须以最好的共产党员（要从宁都、兴胜等县调）领导。”[5]
在实际工作中，苏区干部模范带头，以身作则维护群众利益的事迹数不胜数。担任过中共长冈乡支部书记、上社区区委书记的黄源堃，在带领群众斗倒地主时，站在一张方凳上，高声喊着一家家穷苦乡亲的名字，把地主的家财分发给他们领去。他自己的名字则放到最后，结果只分得了剩下的一担烂谷箩。他妻子见状气得顿足哭，他却笑道：“斗倒了地主老财，我们不再受剥削和压迫，这就是最大的翻身果实。共产党的书记应当让老百姓多得到利益。只要是红军的天下，我们什么东西都会有的。”[6]长冈乡、上社区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因而得到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创造了许多第一等的工作。
诚然，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部分政府工作人员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敷衍塞责、不管不顾，强迫命令、捆绑吊打，以及贪污腐化、索拿卡要的现象。对这些侵犯损害群众利益的人和事，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及苏维埃政府除了明令反对，还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34年春，中央政府派出中央政府副主席兼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项英，率工作团前往于都查处该县县苏主席熊仙璧、县苏军事部长刘仕祥等人严重违纪违法的案情。经公开审理，分别给各个案犯处以监禁至枪决的刑罚。这起“于都事件”的发现和查处，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掀起了中央苏区反腐倡廉斗争的新高潮。人民群众从中看到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维护群众利益的坚定立场，增进了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信任与拥护。
参考文献：
[1]陈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8-139.
[3]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00.
[4]红色中华[J].第219期（1934-7-22）.
[5]周恩来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80-82.
[6]创造第一等的工作[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110.
作者系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办公室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周奕韵
[关键词] 中央苏区；群众工作；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2）01-0014-03
中国共产党历来把群众工作当作重要工作之一。苏区时期，在创建和保卫中央苏区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中，我们党把群众工作做得蓬蓬勃勃、扎扎实实，结出了累累硕果，留下了许多典范和经验。这是一笔极为宝贵的历史遗产，值得我们深入发掘、认真总结。本文谨就中央苏区带普遍性、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亦即基本的群众工作经验作番探究，藉以抛砖引玉。
一、把握群众情绪，从群众的切实需要着眼，这是群众工作的出发点
苏区时期之初，中国共产党成立不过八九年，在中央苏区各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时间更短，大多只有三四年，甚而一两年。当地群众很少有人知道共产党为何物，甚至受了反动宣传，认为共产党是红鼻子、绿眼睛的杀人魔王，“共产共妻”的猪狗。中国共产党要在这些地方领导人民群众起来革命，首先就要做好宣传、动员、教育群众的工作，取得群众的了解和信任。一方面使群众认识党，了解党的性质、纲领、任务、路线、政策和策略，知道党是干什么的，为谁干及怎样干的；另一方面也使群众认识自己，知道自己为什么终日辛劳而不得温饱，找到解放自己、求得翻身的路径。显然，这是一项十分繁重且艰巨的群众工作，光靠贴标语、喊口号、磨嘴皮子是不行的。因为这些地方的人民群众差不多“一穷二白”：大多数人家无地或只有少量土地，不得不靠租佃和借高利贷维持生活，日子十分窘迫；大多数人属于文盲或半文盲。及时了解群众在想什么、有什么要求、党应给予怎样的帮助，就成了党联系群众，完成宣传、动员、教育、组织群众任务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准确把握群众情绪，从群众的迫切需要着眼，就成了党的群众工作的出发点。
当时苏区群众最想要的，是有几块属于自己的田地。所以党领导的红军每到一地，就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并且工农政权甫建立，就着手进行土地、人口等基本情况的调查摸底，分田机构的组建，以及分田事务的筹备。接着，一个“快”字，一个“平”字，把打土豪、分田地的任务迅速完成了，贫苦工农欢天喜地，逢人便说“共产党真正好”，“跟共产党走错不了”。从此，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如扩红支前、发行公债、借谷筹款、办学兴教等，都得到人民群众的充分理解与真心拥护，顺利完成了任务。
时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的陈云，在《斗争》杂志第18期上发表的署名文章《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中叙述了一个反面事例。文章说，有个巡视员在某区召集了该区农业工人工会支部长联席会议。巡视员在会上作报告，提出七项工作要各支部去做，然后要大家讨论，但发言的很少。有工人发言说：第一，“我们粮食很困难，现在没有饭吃”；第二，“照中央政府规定，工人可以免缴土地税，但是我们这里区政府还是要我们缴土地税，这件事情请上级想想办法”。可是，巡视员似乎没有听见工人的心里话，没有要大家讨论如何解决这两个工人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结果各支部长空空洞洞地“讨论”了巡视员的报告，会议就结束了。显然，巡视员的召会目的没有达到，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从工人最乐意的工作做起，不能激起工人对会议的兴趣，对各项任务的积极性；反而会“使工人对于工会领导发生不满意，影响到这个支部的健全与巩固”。为此，陈云郑重指出，工会工作“要从工人最高兴的工作做起”，“应该事前了解工人当时的要求去提出工人所迫切的要解决的问题”。他还以通俗的比喻解说了这个道理，他说：“好比锁着的两扇大门，我们要进屋子去，一定要个钥匙来开那把铁锁。这个钥匙是什么呢？就是拿住工人愿意做的那个工作做起。因为只有从工人愿意做，他感觉需要做的工作做起，才能把他推动起来。”[1]
二、关心群众生活，热心为群众排忧解难，这是群众工作的切入点
苏区时期打仗是常事，动员、组织群众参加和支持革命战争是各级党组织与苏维埃政府最重要的群众工作。然而，如果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单单动员群众进行战争，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吗？当然不能。群众是活生生的人，他要吃饭、穿衣，要娶妻生子，病了要医，老了要养，孩子大了要读书，房子破了要修缮。还有分到田要耕种，可是牛又没，肥料又缺，劳动力也不够。这些与革命战争大局比起来微不足道的“家常事”，对于具体的一家一户来说，却都不是小事。因为它不仅直接关系到群众生活的安危、好坏，影响到群众体质体力的强弱；而且决定着群众对党和苏维埃的情感取向、乃至政治立场，当然也就影响到群众对革命战争的拥护与否。
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十分注意做好群众生活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从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入手，帮助群众克服生活困难，使群众能安心过日子，热心参加苏维埃的各项工作。兴国县长冈乡一户贫苦农民家的房子被大火烧掉了一间半，乡政府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重建。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马上捐米救济他们。1933年夏荒时节，乡政府还从二百多里外的公略县办了米救济群众。乡政府对群众的关心体贴，换来了群众对乡里各项工作的全力支持。在扩大红军运动中，全乡百分之八十的青壮年当红军去了。推销公债时，全乡一千五百人，实销了五千四百块钱公债。其他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长冈乡因而成为中央苏区有名的模范乡。
福建上杭县才溪乡的大多数青壮年男子也都出外当红军、做工作了，许多人家种田缺劳力。乡政府为此组织了劳动合作社与耕田队，帮助红军家属和群众进行劳动互助。一村中，劳动力有余之家，帮助不足之家。一乡中，劳动力有余的村，帮助不足的村。党团员又做“礼拜六”，即每逢星期六，党团员们自动去帮助红军家属和有困难的群众，义务耕种田地。劳动力问题解决了，全乡的生产搞得红红火火，不仅农作物产量大增（1933年比上年增产两成），而且新开了许多荒田荒山。生产搞好了，生活改善了，群众参加红军更踊跃了，全乡青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及文化教育等工作，都取得了良好成绩。
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亲自到上述两乡以及瑞金武阳区、石水乡等地，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各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从关心群众生活入手、做好各项工作的经验，并且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大力宣传。毛泽东强调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2]
三、推广群众经验，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这是群众工作的着力点
群众经验是群众在反复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群众虽无高深知识和理论，但凭直觉、阅历和经验，群众中也蕴含了丰富的智慧。对于这些来自群众本身的好办法、好经验，拥有相同实际、共同目标的群众特别容易理解并接受。故此，推广群众经验，让一部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成果，变成广大群众共享的财富，是做好群众工作的着力点。
中央苏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在群众工作中就十分注意发现群众经验，并不断总结提升，然后运用多种渠道（如群众团体、群众大会、报刊宣传、现场演示、办班训练等）加以表彰推广，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在分田工作中，当时通行的做法是派人用绳子、尺子实地丈量土地面积，然后按亩数分配到户。但田有肥瘦之分，土有生熟之别，同样一亩的田，其产量就有较大差别。表面的公平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公平。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曾山，了解到兴国这里分田不论“田亩”，而论“谷担”。所谓论“谷担”分田，就是分田小组到实地估产，这块田能产多少担谷，那块田能产多少担谷，乡里乡亲的大家心里都有数。以实收禾谷担数计量分配土地，既准确又省时省力，体现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有效地避免了上述不合理现象。曾山立即将这一经验在全省推广。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一文中，对这个分田办法也作了充分说明，使之进一步在中央苏区推广开来。
在密切处理基层政权与群众的联系的问题上，兴国长冈乡和上杭才溪乡等的县乡，建立了多种以群众为主体、干群结合的专门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山林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教育委员会、查田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既是乡苏咨询议事机构，也是乡苏推行某项工作的工作队，还是群众向政府反映意见与要求，沟通上下声气的联络站。使苏维埃联接了更广大的群众，各项工作都得以更快更好落实了。这些举措被毛泽东誉为“苏维埃工作发展到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3]，成为乡苏工作重要一部分的经验，还被中央政府采纳，纳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组织法》的规定中。
此外，群众所创造的劳动互助组（社）和犁牛合作社，以解决农业生产中缺乏劳动力与耕牛问题；挖老墙土熬硝盐，以克服缺食盐的困难；采用草医草药和民间偏方治病痛，以弥补西医西药严重不足；于田间地头、路旁树下设立识字牌，以随时随地教成年文盲识字；运用民间小调填写新词，以娱乐形式传播革命道理等等，这些群众经验也都很快被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发现并“拿来”，迅速推广出去，为更广大的群众服务。
事实证明，中央苏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积极推广群众经验的做法，不仅密切了党群、政群、干群关系，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使干部们变得更聪明，增长了才干，减少了官僚习气和命令主义。
四、维护群众利益，把实现、保障群众利益放在优先地位，这是群众工作的落脚点
党的性质、纲领和宗旨表明，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外，别无私利。党的群众工作的最终目的便是维护群众利益。这一点，在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训令、决议、布告等文献中，多有规定和提醒。如《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就强调指出：六十万担借谷与土地税征收要“引导群众铁一般的团结起来，积极拥护中央的号召，自愿借出谷子交纳土地税为着红军。如果抛弃了宣传鼓动，而用摊派的方式借谷，用强迫的办法收土地税，那是完全不对的”[4]。
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就扩大游击队和对付大刀会问题，反复叮嘱江西省南广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和南广县委书记聂照良要关心、维护群众利益。他指出：对付大刀会，除了派游击队武力消灭其身后的靖卫团，打掉其靠山外，还“要武装宣传队，宣传苏维埃的政策和群众得到的好处，与他们的痛苦对照；我们要有武装割禾队、分谷队，要去割这些区域土豪的禾，分这些区域土豪的谷子，散给就地的贫苦群众，而自己绝不带走一点”。他特别强调：“武装宣传队、割禾队、分谷队以及各种各式的游击队到这些地区去，首先要防止‘乱打土豪牵牛捉猪抢东西’的土匪行动的发生，必须以最好的共产党员（要从宁都、兴胜等县调）领导。”[5]
在实际工作中，苏区干部模范带头，以身作则维护群众利益的事迹数不胜数。担任过中共长冈乡支部书记、上社区区委书记的黄源堃，在带领群众斗倒地主时，站在一张方凳上，高声喊着一家家穷苦乡亲的名字，把地主的家财分发给他们领去。他自己的名字则放到最后，结果只分得了剩下的一担烂谷箩。他妻子见状气得顿足哭，他却笑道：“斗倒了地主老财，我们不再受剥削和压迫，这就是最大的翻身果实。共产党的书记应当让老百姓多得到利益。只要是红军的天下，我们什么东西都会有的。”[6]长冈乡、上社区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因而得到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创造了许多第一等的工作。
诚然，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部分政府工作人员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敷衍塞责、不管不顾，强迫命令、捆绑吊打，以及贪污腐化、索拿卡要的现象。对这些侵犯损害群众利益的人和事，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及苏维埃政府除了明令反对，还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34年春，中央政府派出中央政府副主席兼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项英，率工作团前往于都查处该县县苏主席熊仙璧、县苏军事部长刘仕祥等人严重违纪违法的案情。经公开审理，分别给各个案犯处以监禁至枪决的刑罚。这起“于都事件”的发现和查处，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掀起了中央苏区反腐倡廉斗争的新高潮。人民群众从中看到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维护群众利益的坚定立场，增进了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信任与拥护。
参考文献：
[1]陈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8-139.
[3]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00.
[4]红色中华[J].第219期（1934-7-22）.
[5]周恩来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80-82.
[6]创造第一等的工作[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110.
作者系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办公室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