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写在前头
透过纱窗过来的阳光，在这个初秋的上午，暖暖的，痒痒的。大街上依旧是车水马龙，喧嚣与静怡交替上演，我望着梧桐树上硕大的树叶在风中摇曳，心里的思潮不知不觉汹涌而至。年过半百的人总是容易陷入回忆的，无论是哀伤的，凄婉的，喜悦的，感动的，哪怕一个火石电闪的念头也会勾起对过往的搜寻和追忆。把一些记忆串起来，晾晒在广袤的想象中，让秋风吹干它，秋雨湿润它，雷电抚摸它，我依然坚定地擰干记忆的水分，整理案头的凌乱不堪，腾出一块最干净的地方，像雕塑作品一样小心地摆放在我目光最易寻找的位置。
命运多舛的童年记忆
我于1968年12月22日出生在豫东平原，洪汝河交汇的地方，其实就是涧头乡杨老庄村委洪营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杨崇发，县第一人民医院会计，母亲涧头乡卫生院护士。父亲排行老四，跟着爷爷奶奶一起过日子，爷爷身材高大，长于农活，父亲精于算计，母亲持家有方，日子过得紧张有序，对比邻居的家境稍好一些。
此刻的我记忆最深刻的是童年四件宝：一件绸缎材质红色镶金边图案的戴帽披风；一件亚麻材质紫红色的连衣裙；一件属于自己的小四脚靠背椅子；一件我干活用的袖珍钉耙。除这四样宝贝外的记忆有些模糊，但可以推理出我的童年应该还是比较幸福的。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71年的某一天，妈妈和爸爸离婚了，记忆中好像去过法院，我被判给了妈妈抚养。然后，舅舅拉着架子车，车上装着我妈结婚时的嫁妆，以及我的“四件宝”。我和妈妈“搬家”到了姥姥的村子。姥姥家也在涧头乡，是个小村落，基本上都是同姓人家，又基本上都是亲的，我就“大姥”“二姥”“三舅”“四舅”的叫着，由于我从小嘴甜“可人疼”，一个村的人待我非常好，由于小伙伴多，大家又都很疼爱我，我撒着欢地喜欢待在姥姥家。好景不长，妈妈再婚了，带着我走进了刘家，我又一次带着我的“宝贝”搬家到了赵塘大队谢庄学校，我的名字变成了刘军，我的家庭成员多了一个“姐”、一个“妹”，从此后，我与“学校”结下很深的“缘”。
那应该是1973年，尚未入学的我，经常在校园里头玩耍，谢华轩校长、魏光荣老师、甘孝良老师都非常喜欢我，可能父亲留下的艺术基因或者受母亲的熏陶，我打小就喜欢艺术。有一次学校早晨集会，我被“请”到师生面前，表演节目。那时的我不怯不惧，居然有模有样唱起了《白毛女》杨白劳的经典唱段“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家的喜儿没钱买”，当时热烈的掌声我居然接受了，还给大家鞠躬答礼。现在想一想，说明我从小就有点艺术天赋，“内心”有点强大，表现力还真的比较强。
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始了，6岁的我走进了一年级教室，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涯。可能是全国到处学习雷锋的缘故，妈妈把我上学的名字就变成了刘锋（山峰的“峰”是我后来自己改的）。班主任叫王意清，民师身份，说话很好听，高挑的个子，对学生亲切而严厉。由于妈妈也改行做了教师，同事的孩子自然受到不少关照。王老师对我很是严格，我的拼音基础就是她打下的，写字课更是认真，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一点一勾，亲自示范，亲自到学生座位手把手纠正，很是用心。
1976年9月9日，非常让人沉重的一天，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消息传来，举国悲痛。当时我已经进入到三年级了，全校的袖孝和师生胸前的白花都出自我妈妈和个别女老师之手。大队支书桂乐山在大队部召开群众集体悼念活动，群众哭声一片，师生们也跟着拗哭不已，感觉天塌了一般。
我的养父对我算是不错的，妈妈比较强势，养父对我的态度多少有点照顾妈妈的感受。虽然我年龄不大，但是对于养父的抵触情绪是始终存在的，为了妈妈，我也能做到适可而止。我很感谢养父给我们订阅的“精神食粮”，应该说是比较重视文化引领的，自谢庄学校学习生活时期起，就给我们三姊妹订了一些书报杂志，这在普通家庭属于绝对的“奢侈品”。《儿童文学》《儿童画报》《少年文艺》《中国少年报》等，“姐”和“妹”不喜欢阅读，这些书报成了我的新“宝贝”，我爱不释手。我还从老师办公室借来了大量的书籍，有《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长篇小说，有歌颂雷锋、欧阳海、赖宁的书，其他记不清，我还会用理发、买冰棒的零花钱攒下来，到涧头街新华书店一次次买下了大量的连环画，通俗易懂，立体形象，字画分明。与姐妹割草时，我会躺在草堆上，享受阅读的幸福；和小朋友们玩耍时，我会躺在沟壑河坡处给小伙伴讲述“关云长千里走单骑”的传奇故事；课间小憩时，我会给我的同学学唱越剧梁祝经典“十八里相送”。
那个年代每个家庭日子都过得很苦，“红薯面来红薯馍，离开红薯不能活”是最真实的写照。但是妈妈心灵手巧，能把红薯切成块，拌点粉面，加点油，在锅中炒一炒、炕一炕，放点细粉条，兑点水，等锅一开，一锅别开生面的“红薯肉”就做成了，我们姊妹五个（我增添的两个小弟，相继出生）敞开肚子，争先恐后地吃起来。现在回忆那种味道，还觉得咸咸的，甜甜的。
热血少年的“投笔从戎”
随着妈妈的工作调动，从不到六岁时的谢庄学校到涧头高中，从涧头高中到新蔡第二高级中学，我的家始终在学校大院里头，随处可见的体音美设施成就了我的个人爱好，兴趣广泛的我有了“三大”爱好--文学、艺术、武术。无论是我在涧头高中附中一年级获得奖学金，还是在今是中学三年级参加全县化学竞赛，亦或是我在新蔡二高和文学爱好者筹建二高文学社，那时的我很积极，很上进。但爱好广泛却害苦了我，由于太自以为是，根本不知道良好的爱好还会吃到苦头。写诗词、写散文、写小说，读中学生文学讲习所，吹笛子、吹口琴、弹电子琴、唱歌、抄录歌谱，学太极、练八卦、训体能、操棍法，搞社交、忙交友，一天到晚几乎没有闲暇，学业开始拉下，成绩开始下滑。高中二年级开始分文理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成绩基本上吃初中的老本，我只能选择了文科班。文科班里头，爱好文学的同学比较多，原来不太熟悉的同届同学，彼此因文学结缘。写通讯报道、填歌赋词、打篮球、兵乓球、武术交流等，乐此不彼。进入到高三时段，才突然间意识到高考任务的艰巨性，心里的忐忑还是给妈妈发现，不免开始为我寻找新的出路了。 我的三大爱好的形成，现在想来，不是无缘无故的，哪怕确实给本身天赋有点关系，但不得不说我从小学到初中遇到的几位对我终身影响颇大的老师。
第一位应该算是我的母亲大人，母亲从小在新疆建设兵团长大，年轻时应该是非常漂亮的，1米68的身材，长发及肩，白皙的皮肤，大大的眼睛，娇好的面庞，声音甜美、高亢，开朗健谈、能歌善舞，黄梅戏、越剧、京剧、豫剧、越调都能唱，尤其是郭兰英等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的歌曲。教学工作之余，忙碌之后，母亲都会轻輕地哼上几句。印象比较深的是我的第二位音乐老师甘孝良和母亲，当时在谢庄学校靠东边门朝西的办公室，甘老师脚踏风琴伴奏、母亲歌唱《红梅赞》，高亢明亮的歌声，仿佛天籁之音穿越在学校的上空，始终面带微笑的母亲不疾不徐、击节而唱，时不时甘老师也会辅唱两句，声音也很有穿透力，相得益彰。甘老师也是位民师，对工作挺负责任，学校的各项活动，无论是下乡拾棉花、割麦子，还是学校拔河比赛、文艺晚会，都有他忙碌的身影。那个年代的老师，积极乐观，大公无私，一心扑在教育教学上，对我后来从事教育影响颇深。
涧头高中有个体育老师冯庭和，是我目前为止见过的最好的，最负责任的体育老师。他中等个子，人很干练，讲话干净利落，动作讲究规范，胸前一直戴着一把哨子，习惯穿着一套运动服，脚穿一双不是很新的白球鞋。当时我只是上初一，在教室内上体育课，他给我们教篮球理论、排球理论、田径理论，黑板上画着各式各样的场地和符号，讲着各种各样的运动常识和比赛规则，讲课的劲头比主课老师还卖劲，并且头头是道，有条有理。在室外操场上上体育课，让我们先活动四肢，喊着节拍，然后组织我们打篮球、排球或者跳木马、跳山羊，要求我们必须动作规范，无论是起势还是落势，都有模有样、有板有眼。还让我们自己学习当体育裁判，掌握球类比赛规则，进行班级、年级之间的篮球赛、排球赛、乒乓球赛，跟他学习到很多体育知识，明白了一个体育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如今想来，非常可惜我只做了他一年的学生，以后不管是所谓的省重点中学，还是县城的高中，再没碰到象冯老师这样好的体育老师。哪怕我从事教育后在其他学校，近40年来，也没见过，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最后一位恩师是我的今是中学的二年级时期的语文老师朱继华，个子不高，不宽的脸庞佩戴一副眼镜，师范毕业，走路不紧不慢，身体笔挺，头颅高昂，讲话比较严肃，很少露出笑容。其实讲课他不是最好的，但是他的一项爱好，却深深影响了我。朱老师，喜欢在山西办的《语文报》投稿，由于他字体一般，他经常让我帮他誊写稿件，久而久之，不知不觉，受他的影响，我迷恋上文学创作。为了学习创作，在初中二年级我偷偷阅读了大量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言两拍》《明英烈》《金陵春梦》等，从古到今，演义类、传记类、武侠类，只要能借到的书，昼夜诵读，如饥似渴，忘情地汲取营养，几乎到了忘我的境界，尤其是这种阅读兴趣和习惯，为我以后的发展和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6年11月，我自诩很“英明”的三大爱好，终于让我品尝到失败的苦果。根据妈妈“好男儿志在四方”的建议，高考落榜的我，为自己的前途做了一次大胆的抉择，参军入伍。大漠戈壁深处，将近四年军营磨砺的青春，被一腔热血浇灌的葱茏而富有朝气，整个人变得激情四射，一种新的追求应运而生。
用火热激情耕耘“教育心田”
1990年3月，经受四年军旅生涯锻打的我，光荣退伍。很自然被分配至父母所在教育系统，由于“一刀切”分配政策，砖店高中和野里高中让我自己选择，因为高中时期我到砖店街玩过，对砖店大桥和一条弯弯的河水有一种亲切感，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砖店高中。
从谢庄学校到涧头高中，再到新蔡二高，从部队大学校再到砖店高中，我仿佛与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砖店高中是当时新蔡仅存的四所高中之一，占地大约有30亩，教室有12个，理化生实验室1个，计算机室1个，办公室10多间，伙房6间，寝室有20多间，教师生活区用房50间左右，大都是砖混结构，操场一个，篮球场地两个，四周围墙良好，校园内松柏苍翠，校园道路基本属于砖铺路，道路两旁，冬青铺设隔离带，长势较好，迎门墙前两颗桂树，很是茂密，八月间真的是丹桂飘香，香气四溢。
当时高中学生已经不多了，高一到高三加一起也不过百十个学生，但是初中办的还是不错，大致有个三四百的样子。到砖店高中报到时，我见到了砖店高中时任校长、曾任新蔡二高校长的朱应山老师，他和我父亲都是二高班子成员，看到同事孩子，不免多点亲切，和蔼地问我能担任什么课，我当时没多想，就说“音乐”、“历史”吧。他又问，你在部队是党员，做个班主任没事吧？我说没事，就这样，初一、初二四个班的音乐、历史课交给了我，二一班班主任的头衔戴在了我的头上，我开始了正式的教师生涯。
第一次当班主任，我记得很清楚，班里学生近60名，学生基础普遍比较差，因为上学晚的缘故，学生年龄都偏大，纪律性不强。由于我从小在学校长大，耳濡目染、各种老师的熏陶派上了用场，又加上在部队几年的锻炼，我各项工作上手很快。为了班级管理，我细心观察，从建立完善班组织和制定班级制度开始。首先，动员全班同学推荐班委人选，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建立团支部、班委会和课代表，又用同样的做法，全班分成六个组，选举6名组长、副组长。其次，采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大家共同制定班纪班规，贴上榜，集体遵守。然后大搞班级文化建设，让墙壁说话，熏陶影响日常学习。我们建立了“学习园地·百草园”、“光荣榜·荣誉墙”，“手抄报·大观园”，班级财物实行大包干，每把扫帚、每扇窗户、每块玻璃，大到黑板，小到黑板檫，每一名学生都有任务，都有事干，让学生劲有所使，力有所出，共同打造文明班级，打造优秀班集体。这个办法很接地气，学生容易接受，又属于“新生事物”，班级纪律很快有了大的改观，班级成绩逐步上升，主课老师个个赞许，这个退伍兵不一般，有措施、有力度、有智慧、敢担当。
我的音乐课，很多学生还记着我当年教学的情景。一张白纸上的大歌谱，一台老式脚踏风琴，加上我幽默风趣的教风，孩子们很愿意接近我。每逢音乐课，班里学生老早就到我办公室帮忙抬风琴，挂歌谱，拿粉笔盒。我教唱了很多校园歌曲和适应孩子们演唱的社会流行歌曲。像《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外婆的澎湖湾》《星星点灯》《水手》《我的中国心》，像当年流行的影视歌曲《千年等一回》《不白活一回》《昨夜下了一场雨》《渴望》《潇洒走一回》等，同学们都唱的非常起劲。有个叫胡雨的同学，很喜欢唱歌，尤其是喜欢我的音乐课，喜欢郑智化的歌曲，我在学校举办的文艺晚会上，重点推出校园歌手之一的他。还有个叫孙丽霞和蔡愛俭的同学，很有艺术天分，唱歌很有感觉，音高概念好，有音准，节奏感强，初中毕业后，我把她们推荐到县文化局举办的歌舞团学员班，通过审核，她们光荣地成为歌舞团第一批学员。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教起了语文课，循环着从初一带到毕业，再循环下去带到毕业，几个循环下来，不知不觉到了2004年。从一名退伍军人到一名普通教师，从一名普通教师做到班主任、治保主任、团委书记、政教主任，走过了14个年头。学校是个重视文凭与能力并举的地方，由于我从小到大喜欢阅读，积累了一定的文学素养，18岁开始发表诗歌，散文、散文诗，在国家、省市级文学刊物上没少刊出，在砖店高中教师节特刊中，整个版面都是我的诗歌作品，俨然成了我的诗歌专栏。高中毕业班语文老师、学校语文组组长孙长山老师，专门给我写的序，爱好文学的同学们抄录了很多。但是教学能力不等于文凭，曾经在军营高考获胜的我，因为其他原因，我与西安陆军学院失之交臂，尽管在军营补救军校缺失的遗憾，上了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公关函授专业，却是结业证书。回到地方，尤其是分配到砖店高中，一个知识分子扎推的地方，一种对文凭的渴望从来没有这样强烈。我参加了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的大专、本科的自学考试，经过不懈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梦想成真，两个毕业证书接踵而至。然后继续报考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证，然后报职称考试，从高级工转到教师岗位，终于在2000年前后有了中学二级教师、中学一级教师的职称。那个岁月，学习、教学任务、管理工作始终是高负荷运转，从早晨5点起床，到晚上差不多12点就寝，中间仅仅休息5个钟头，身体的严重透支，未老先衰的症状开始显现。头发不经意间白了起来，稀疏的毛发也开始从脑门和头顶向四周转移，一个学生的作文比喻我的发型：“三面铁丝网，中间足球场”，倒是比较贴切。尽管我透支严重，身心疲惫，但是一种幸福始终伴随着我，那就是教书育人的成就感。
好像是2003年，“非典”肆虐的暑假，镇党委为了迎接建军节的到来，唤起人们战胜“非典”的勇气和斗志，邀请我做导演，抽调全镇有文艺特长的教师，筹备演出活动。其实这里有个小故事，受“非典”创作的冲动，根据抗击“非典”省英模人物时任砖店镇党委书记冯琦的真实事迹，我创作了一个相声《非常时期》，正面歌颂冯书记不顾家庭变故，毅然坚守岗位，英勇抗击“非典”，敢于担当精神的作品，时任纪委书记徐健得知消息后，让我下着雨送到镇里，镇里冯书记看后，非常感动也非常谦虚，在作品右上方做了一百多字的批语，大意是不要歌颂他，要多宣传普通的党员干部群众，是他们在大灾大难面前付出了更多地艰辛，才有了抗击非典的胜利。不过对作品的艺术性也给予了积极肯定，后来在全县的文艺汇演中，拿到了一等奖，在全市的作品征集大赛中也荣获一等奖。也因此给砖店镇党委政府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良好合作，镇里的同志都亲切地叫我“刘导”。
有一次，当我们正在镇科技楼二楼排练节目时，主抓全县文教卫生的史保存副县长，在时任砖店镇镇长張辉同志的陪同下来看望慰问演职员。慰问结束，我和史保存县长就砖店高中的发展建设有过一次很好的对话。谈话内容主要围绕职业教育发展话题展开，谈到西平县有个金刚高中，搬迁至西平县城后，引进普通高中学籍和职业高中学籍“双轨制”做法，通过重新定位，做大做强的实例，打算改造完善新蔡职业高中的发展。我们相谈甚欢，谈到生源的“入口”，学生毕业的“出口”，与东部发达地区如何对接订单式培养问题等。至今想来，砖店高中的命运出现变数，也许有“偶然”中的“必然”抑或是“必然”中的“偶然”。
2004年7月，砖店高中宣布停办。近700名学生被分流，有的教师借调到了二高，有的借调到了今是中学，还有的借调至体育中学，剩余人员被安排护校。我则被先抽用至砖店镇党委政府，后被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高明同志看中，安排时任镇党委书记冯琦把我借调到县委组织部工作。
在县委组织部工作的几年中，心理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我曾经在刚复员时就有幸抽调至县委宣传部，当时我还没有正式分配单位，不知道是县委宣传部知道我在部队文工团的经历，然后借调的我，也不知道是教委领导推荐的我，反正是到了县委机关大院了。我知道的是，我的才智和写作能力被当时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看中了，想把我正式调到宣传部，后来一查档案，是个复员军人，也就是说身份是工人，也就放弃了。这一次我有一次到了县委大院，并且还是组织部，已经是教师编制的我，多少有些高兴，心里暗暗考量，如果有机会一定正式调过来。新的工作岗位，接触到全新的工作环境、工作节奏、工作内容，刚开始有点新鲜感，由于适应性较强，各项工作上手也很快。因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缘故，我和老干部局夕阳红艺术团打交道比较多，为这个缺乏创作的艺术团编导了一些艺术作品。我和办公室龚国强主任带领该团进行了近30场的全县乡镇、局委巡回演出，期间，也承办了不少广场文艺活动和大型文艺晚会，演出的节目受到了县主要领导的认可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赞赏。趁着热劲儿，我和我的同学、县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龚培国有过两次深度交流，大意是不要指望转干，还是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比较好，现在的聘干基本上都是考，就是说“逢进必考”，这种机会不好遇到。
用爱心托起留守儿童的梦想
新蔡是农业大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外出务工人员比较多，将近40万，他（她）们抛家舍业、抛妻舍子，农活闲暇时走进大城市建筑工地、农贸市场、工厂街头，利用自己的劳动力和勤劳本色赚取资本，养家糊口，农忙时，乘火车、坐汽车，急急忙忙回家“秋收”、“夏种”，然后再风风火火回到城市、郊区的大小工地、工棚、或者是非常便宜的城市角落的临时安置“家”，用泪水和汗水，牺牲与亲人团聚的时间，盘缩在与自己生活格格不入的大中小城市。南下广东、北上京津、东进沪杭，还有的深入到西北天山南北疆，更有甚者通过关系到海上当起临时船员，为的就是把自己的腰包鼓起来，让家里人生活好起来！为此，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在家，更多的是成千上万的留守孩子散落在全县的23个乡镇、村落。
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应该是2005年，受时任县工商局局长陶峰的委托，以工商局大量的“爱心妈妈”、“爱心爸爸”的真实故事材料，编导一个小品。通过了解才知道，县工商局很多党员干部默默关爱宋岗乡农村留守儿童的事儿，已经进行了不短的时间，为了参加市里工商系统汇演，必须编排一批节目，来反映局里工作的靓点。透过材料，实地采访，农村留守儿童的现象很为普遍，为了呼吁更多的人关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我的第一个反映留守儿童的小品《爱心妈妈》问世了，获得了市一等奖。 2006年底，还是喜欢教育的我，回到了砖店高中。由于护校任务较轻，不想闲着的我开始着手走访调研、深入探讨农村留守儿童现象与对策。
2008年，同样是在外打工身份的汪舰，同样在关心挂念着农村留守儿童。
是年8月，座落在砖店镇李桥路口南北路上的凯旋双语实验学校面向广大留守儿童正式招生，九月开学季节，汪舰校长找到了我，请我为他主持开学典礼，聘请我做他的名誉校长，我很爽快地答应，为他免费策划典礼流程，义务做他的名誉校长。这是我第一次零距离接触民办学校举办人，第一次零距离接触那么多留守孩子，我心灵的深处受到了很大地触动，暗暗拿定主意，我也要有一所自己的留守儿童学校，为更多家庭排忧解难，让家长无后顾之忧，让更多留守孩子享受到都市般教育，阳光般的灿烂成长。10余年来，为了凯旋双语实验学校的留守儿童，献智出力策划了一系列在全省全国颇负影响的农村留守儿童大型活动，必须要提到的就是留守儿童暑期系列活动，无论是南下广东的“爱心之旅”，北上首都的“阳光之旅”，还是东进上海的“红色之旅”，每一次活动，我都亲自策划、编导、现场指挥调度，有时候还要主持相关活动流程。2018年暑假，在我脚伤手术（散步踩空，脚跟根部粉碎性骨折，不到40毫米的宽度，打下10根钢钉、一个钢板）刚刚两个月的时候，我不顾家人反对，拄着双拐、忍着疼痛，亲自参加农村留守儿童红色井冈山的“双扶之旅”（扶智扶志，简称“双扶”）。无论是家长互动、还是吊唁烈士和作文颁奖，我都亲力亲为，随行媒体记者纷纷对我竖起大拇指，几十名留守孩子跟我分外亲热，对我照顾有加。
2012年秋季，我的“学校梦”终于实现，一个可以容纳800余人的学校在杨庄户乡杨集西街拔地而起。校园占地11亩，布局合理，环境优美，花坛绿树，四季常青。目前在校教职工39人，在校生近700人，80%属于留守儿童，学校15个教学班全部采用多媒体教学，图书室、阅览室、电脑室、舞蹈室、会议室等功能室一应俱全，宽敞明亮的餐厅，高达齐全的幼儿大型玩具，铺设的幼儿可以玩耍的环保悬浮彩色地板，一个篮球场、三副兵乓球台，一个80米的方形跑道等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随时提供高质量的贴心服务。
“安全、质量、服务”是民办学校的六字真经。民办学校举办人在一起探讨学校管理时，爱讲的几句话就是“我们操着卖白粉的心，赚的是卖白菜的钱”，“我们天天时时像走钢丝一样提心吊胆”，“悬在我们头上的这把利剑，随时掉下来插向我们的头颅”。这些话听起来不一定准确，但是却真切地反映出民办校长的巨大工作量和对安全的深深担忧。
民办学校教职工来自各个阶层，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个人素养、文明程度千差万别，正确引导和培养培训尤其迫切。我利用大小例会、专题会、培训会、工作会、座谈会、茶话会等不同会议形式、不同场合有的放矢，谈体会、聊感受，情理交融，树方向，立导向，入木三分。我给办公室专门买了一个高档茶桌，班子开会前会、会后会，研究具体问题，我都亲自泡茶，一边品茶，一边交流，商议成果成为学校的行动指南。遇到棘手的人和事儿，采用同样的办法，化解了矛盾，统一了思想，协调了步骤，解决了问题。
纪律严明，奖罚分明，是学校制度的根本，制度又是学校发展的一切保障。为此，我和班子成员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一日常规》《班主任量化考核办法》《教职工请销假制度》《县乡竞赛奖励办法》《智慧校园管理制度》《校车运营管理办法》《安全守则》《学校服务36条》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有了制度，如何更好地落实执行督查考核，又成了摆在我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通过酝酿，我采用了三管齐下的措施，一是层层签订目标责任制，虽然是老办法，但是必须有作为。班子成员就是目标的落实者、执行者、督查者。学校全天候值班值日制度，就是要班子成员带班，老师轮流值日，并做好每周的考勤记录。二是成立学生会和少先大队检查队。学生会和少先队大队是学校的常规组织。设立好这个学生自我成长的平台至关重要。学生会和少先队混编值守制度，是我校工作的一个亮点，就是每天餐前餐后、课间时间，分配安全监督员、纪律监督员、卫生监督员、文明礼仪监督员到固定岗位值守，再安排5位督导专员，在早操、课间操、餐前路队、学校集会时做好班级量化考核记录，并每周由政教主任根据实情公布分数，奖优罚劣。这样安排，原因是学生的上进心较强，童言无忌，敢于较真，比较准确体现公平正义。第二点是根据学生自主管理、养成教育本身的要求，就是鼓励学生参与到各项管理中来，极大地调动学生热情，做到自我教育。三是发挥家长委员会作用和开展家长志愿行动。现在的家长对孩子教育重视程度有所提高，家长素质也较以前有所上升，他们迫切想了解孩子在校的学习生活情况，以便掌握学生实际，更好地培养教育孩子。基于此，我们成立了家长委员会，引领学生家长参观观摩学校的教育教学和后勤服务的各项细节，召开座谈会，听取对学校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并认真落实整改，盛情邀请家长志愿者，参与到学校的日常管理和重大活动中。邀请他们以班为单位，开展不定时推门听课，营养餐质量监督，重大考试的考场巡视，教师阅卷质量的把关，家校联谊会的家长论坛发言等活动，这些举措的落地，有效促进了各项制度的落实，有力鞭策了学校教职工团队的打造，非常有利于学校的健康发展。
建校8年来，杨庄户乡英才少年学校先后荣获县文明单位、县质量管理先进单位，县平安校园先进单位、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单位、市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省卫生先进单位、河南省优秀民办学校、第二届中国当代特色学校等荣誉称号，先后被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光明日报》《河南日报》《教育时报》《驻马店日报》《今日新蔡》、新蔡电视台等近三十家国家级、省市级媒体竞相报道。
近年来，我校根据多年的教育积淀，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在实践中反思、在反思中改进，在秉承求真务实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使校本教研、国学传承、艺术培训方面呈现开放化、多元化，在这些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上，接下来将着力四大发展目标：一是培养一种精神：“奉献、求实、创新”的精神。奉献精神是我校教师的优良传统，也是教师应具的师德；教育是科学，其价值在于求实；教育也是一种艺术，其生命在于创新。二是深化两项改革：深化教研模式和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三是争取三个突破：（1）课堂教学的突破，形成具有我校特色的课堂教学和教师个性风格的特色課堂；（2）课题研究的突破，由学校集体研究课题的模式发展为教师个人课题。（3）校本教材的开发，组织并鼓励个人开发更多的校本教材。四是完成四个系统：根据多年教育教学管理经验和智慧，逐步开发出属于英才特有的的“目标管理法”、“目标教学法”、“目标学习法”、“目标工作法”。这些成果都将在孩子们成长的道路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天空不再灰暗，他们的将来只为了不再留守，或者说最大可能减少留守带来的伤害。
“梅花香自苦寒来”到“英才少年别样红”，一路走来，我深知：我的点滴成长，英才学校的发展壮大，凝聚着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爱，更饱含着英才人艰苦奋斗的心智与汗水。关爱留守儿童，打造特色学校没有可资借鉴的模板，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在向英才山峰登攀的进程中，每一个脚印都是弥足珍贵的，我将在各级领导、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在乡亲父老的关爱中，汇聚生命全部的激情与智慧，用爱心托起留守儿童的梦想，继续秉承多年的教育积累出的理念，不断总结，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努力使英才在教育的百花园中成为一枝历久弥新、绚丽多彩的奇葩！
鼓与呼，呐与喊，思与考，行与做。伴随着教育心田的深耕，我的文学创作在暑假的烈日炙烤下出现了灵光闪闪，一个个鲜活的文字也犹如涓涓细流，汇聚成一条奔放的小溪，向着东方那个深不可测的大海奔流而去。我感恩丰富的人生体验给我生命的浪花多了一些绚烂，我感恩所有的遇见终将在日出的时候变得美好，我感恩我父母对我的灵性滋养也许在某个温暖的冬日收获一份喜悦和甘甜。
——选自政协文史资料《天中记忆》
透过纱窗过来的阳光，在这个初秋的上午，暖暖的，痒痒的。大街上依旧是车水马龙，喧嚣与静怡交替上演，我望着梧桐树上硕大的树叶在风中摇曳，心里的思潮不知不觉汹涌而至。年过半百的人总是容易陷入回忆的，无论是哀伤的，凄婉的，喜悦的，感动的，哪怕一个火石电闪的念头也会勾起对过往的搜寻和追忆。把一些记忆串起来，晾晒在广袤的想象中，让秋风吹干它，秋雨湿润它，雷电抚摸它，我依然坚定地擰干记忆的水分，整理案头的凌乱不堪，腾出一块最干净的地方，像雕塑作品一样小心地摆放在我目光最易寻找的位置。
命运多舛的童年记忆
我于1968年12月22日出生在豫东平原，洪汝河交汇的地方，其实就是涧头乡杨老庄村委洪营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杨崇发，县第一人民医院会计，母亲涧头乡卫生院护士。父亲排行老四，跟着爷爷奶奶一起过日子，爷爷身材高大，长于农活，父亲精于算计，母亲持家有方，日子过得紧张有序，对比邻居的家境稍好一些。
此刻的我记忆最深刻的是童年四件宝：一件绸缎材质红色镶金边图案的戴帽披风；一件亚麻材质紫红色的连衣裙；一件属于自己的小四脚靠背椅子；一件我干活用的袖珍钉耙。除这四样宝贝外的记忆有些模糊，但可以推理出我的童年应该还是比较幸福的。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71年的某一天，妈妈和爸爸离婚了，记忆中好像去过法院，我被判给了妈妈抚养。然后，舅舅拉着架子车，车上装着我妈结婚时的嫁妆，以及我的“四件宝”。我和妈妈“搬家”到了姥姥的村子。姥姥家也在涧头乡，是个小村落，基本上都是同姓人家，又基本上都是亲的，我就“大姥”“二姥”“三舅”“四舅”的叫着，由于我从小嘴甜“可人疼”，一个村的人待我非常好，由于小伙伴多，大家又都很疼爱我，我撒着欢地喜欢待在姥姥家。好景不长，妈妈再婚了，带着我走进了刘家，我又一次带着我的“宝贝”搬家到了赵塘大队谢庄学校，我的名字变成了刘军，我的家庭成员多了一个“姐”、一个“妹”，从此后，我与“学校”结下很深的“缘”。
那应该是1973年，尚未入学的我，经常在校园里头玩耍，谢华轩校长、魏光荣老师、甘孝良老师都非常喜欢我，可能父亲留下的艺术基因或者受母亲的熏陶，我打小就喜欢艺术。有一次学校早晨集会，我被“请”到师生面前，表演节目。那时的我不怯不惧，居然有模有样唱起了《白毛女》杨白劳的经典唱段“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家的喜儿没钱买”，当时热烈的掌声我居然接受了，还给大家鞠躬答礼。现在想一想，说明我从小就有点艺术天赋，“内心”有点强大，表现力还真的比较强。
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始了，6岁的我走进了一年级教室，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涯。可能是全国到处学习雷锋的缘故，妈妈把我上学的名字就变成了刘锋（山峰的“峰”是我后来自己改的）。班主任叫王意清，民师身份，说话很好听，高挑的个子，对学生亲切而严厉。由于妈妈也改行做了教师，同事的孩子自然受到不少关照。王老师对我很是严格，我的拼音基础就是她打下的，写字课更是认真，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一点一勾，亲自示范，亲自到学生座位手把手纠正，很是用心。
1976年9月9日，非常让人沉重的一天，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消息传来，举国悲痛。当时我已经进入到三年级了，全校的袖孝和师生胸前的白花都出自我妈妈和个别女老师之手。大队支书桂乐山在大队部召开群众集体悼念活动，群众哭声一片，师生们也跟着拗哭不已，感觉天塌了一般。
我的养父对我算是不错的，妈妈比较强势，养父对我的态度多少有点照顾妈妈的感受。虽然我年龄不大，但是对于养父的抵触情绪是始终存在的，为了妈妈，我也能做到适可而止。我很感谢养父给我们订阅的“精神食粮”，应该说是比较重视文化引领的，自谢庄学校学习生活时期起，就给我们三姊妹订了一些书报杂志，这在普通家庭属于绝对的“奢侈品”。《儿童文学》《儿童画报》《少年文艺》《中国少年报》等，“姐”和“妹”不喜欢阅读，这些书报成了我的新“宝贝”，我爱不释手。我还从老师办公室借来了大量的书籍，有《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长篇小说，有歌颂雷锋、欧阳海、赖宁的书，其他记不清，我还会用理发、买冰棒的零花钱攒下来，到涧头街新华书店一次次买下了大量的连环画，通俗易懂，立体形象，字画分明。与姐妹割草时，我会躺在草堆上，享受阅读的幸福；和小朋友们玩耍时，我会躺在沟壑河坡处给小伙伴讲述“关云长千里走单骑”的传奇故事；课间小憩时，我会给我的同学学唱越剧梁祝经典“十八里相送”。
那个年代每个家庭日子都过得很苦，“红薯面来红薯馍，离开红薯不能活”是最真实的写照。但是妈妈心灵手巧，能把红薯切成块，拌点粉面，加点油，在锅中炒一炒、炕一炕，放点细粉条，兑点水，等锅一开，一锅别开生面的“红薯肉”就做成了，我们姊妹五个（我增添的两个小弟，相继出生）敞开肚子，争先恐后地吃起来。现在回忆那种味道，还觉得咸咸的，甜甜的。
热血少年的“投笔从戎”
随着妈妈的工作调动，从不到六岁时的谢庄学校到涧头高中，从涧头高中到新蔡第二高级中学，我的家始终在学校大院里头，随处可见的体音美设施成就了我的个人爱好，兴趣广泛的我有了“三大”爱好--文学、艺术、武术。无论是我在涧头高中附中一年级获得奖学金，还是在今是中学三年级参加全县化学竞赛，亦或是我在新蔡二高和文学爱好者筹建二高文学社，那时的我很积极，很上进。但爱好广泛却害苦了我，由于太自以为是，根本不知道良好的爱好还会吃到苦头。写诗词、写散文、写小说，读中学生文学讲习所，吹笛子、吹口琴、弹电子琴、唱歌、抄录歌谱，学太极、练八卦、训体能、操棍法，搞社交、忙交友，一天到晚几乎没有闲暇，学业开始拉下，成绩开始下滑。高中二年级开始分文理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成绩基本上吃初中的老本，我只能选择了文科班。文科班里头，爱好文学的同学比较多，原来不太熟悉的同届同学，彼此因文学结缘。写通讯报道、填歌赋词、打篮球、兵乓球、武术交流等，乐此不彼。进入到高三时段，才突然间意识到高考任务的艰巨性，心里的忐忑还是给妈妈发现，不免开始为我寻找新的出路了。 我的三大爱好的形成，现在想来，不是无缘无故的，哪怕确实给本身天赋有点关系，但不得不说我从小学到初中遇到的几位对我终身影响颇大的老师。
第一位应该算是我的母亲大人，母亲从小在新疆建设兵团长大，年轻时应该是非常漂亮的，1米68的身材，长发及肩，白皙的皮肤，大大的眼睛，娇好的面庞，声音甜美、高亢，开朗健谈、能歌善舞，黄梅戏、越剧、京剧、豫剧、越调都能唱，尤其是郭兰英等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的歌曲。教学工作之余，忙碌之后，母亲都会轻輕地哼上几句。印象比较深的是我的第二位音乐老师甘孝良和母亲，当时在谢庄学校靠东边门朝西的办公室，甘老师脚踏风琴伴奏、母亲歌唱《红梅赞》，高亢明亮的歌声，仿佛天籁之音穿越在学校的上空，始终面带微笑的母亲不疾不徐、击节而唱，时不时甘老师也会辅唱两句，声音也很有穿透力，相得益彰。甘老师也是位民师，对工作挺负责任，学校的各项活动，无论是下乡拾棉花、割麦子，还是学校拔河比赛、文艺晚会，都有他忙碌的身影。那个年代的老师，积极乐观，大公无私，一心扑在教育教学上，对我后来从事教育影响颇深。
涧头高中有个体育老师冯庭和，是我目前为止见过的最好的，最负责任的体育老师。他中等个子，人很干练，讲话干净利落，动作讲究规范，胸前一直戴着一把哨子，习惯穿着一套运动服，脚穿一双不是很新的白球鞋。当时我只是上初一，在教室内上体育课，他给我们教篮球理论、排球理论、田径理论，黑板上画着各式各样的场地和符号，讲着各种各样的运动常识和比赛规则，讲课的劲头比主课老师还卖劲，并且头头是道，有条有理。在室外操场上上体育课，让我们先活动四肢，喊着节拍，然后组织我们打篮球、排球或者跳木马、跳山羊，要求我们必须动作规范，无论是起势还是落势，都有模有样、有板有眼。还让我们自己学习当体育裁判，掌握球类比赛规则，进行班级、年级之间的篮球赛、排球赛、乒乓球赛，跟他学习到很多体育知识，明白了一个体育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如今想来，非常可惜我只做了他一年的学生，以后不管是所谓的省重点中学，还是县城的高中，再没碰到象冯老师这样好的体育老师。哪怕我从事教育后在其他学校，近40年来，也没见过，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最后一位恩师是我的今是中学的二年级时期的语文老师朱继华，个子不高，不宽的脸庞佩戴一副眼镜，师范毕业，走路不紧不慢，身体笔挺，头颅高昂，讲话比较严肃，很少露出笑容。其实讲课他不是最好的，但是他的一项爱好，却深深影响了我。朱老师，喜欢在山西办的《语文报》投稿，由于他字体一般，他经常让我帮他誊写稿件，久而久之，不知不觉，受他的影响，我迷恋上文学创作。为了学习创作，在初中二年级我偷偷阅读了大量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言两拍》《明英烈》《金陵春梦》等，从古到今，演义类、传记类、武侠类，只要能借到的书，昼夜诵读，如饥似渴，忘情地汲取营养，几乎到了忘我的境界，尤其是这种阅读兴趣和习惯，为我以后的发展和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6年11月，我自诩很“英明”的三大爱好，终于让我品尝到失败的苦果。根据妈妈“好男儿志在四方”的建议，高考落榜的我，为自己的前途做了一次大胆的抉择，参军入伍。大漠戈壁深处，将近四年军营磨砺的青春，被一腔热血浇灌的葱茏而富有朝气，整个人变得激情四射，一种新的追求应运而生。
用火热激情耕耘“教育心田”
1990年3月，经受四年军旅生涯锻打的我，光荣退伍。很自然被分配至父母所在教育系统，由于“一刀切”分配政策，砖店高中和野里高中让我自己选择，因为高中时期我到砖店街玩过，对砖店大桥和一条弯弯的河水有一种亲切感，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砖店高中。
从谢庄学校到涧头高中，再到新蔡二高，从部队大学校再到砖店高中，我仿佛与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砖店高中是当时新蔡仅存的四所高中之一，占地大约有30亩，教室有12个，理化生实验室1个，计算机室1个，办公室10多间，伙房6间，寝室有20多间，教师生活区用房50间左右，大都是砖混结构，操场一个，篮球场地两个，四周围墙良好，校园内松柏苍翠，校园道路基本属于砖铺路，道路两旁，冬青铺设隔离带，长势较好，迎门墙前两颗桂树，很是茂密，八月间真的是丹桂飘香，香气四溢。
当时高中学生已经不多了，高一到高三加一起也不过百十个学生，但是初中办的还是不错，大致有个三四百的样子。到砖店高中报到时，我见到了砖店高中时任校长、曾任新蔡二高校长的朱应山老师，他和我父亲都是二高班子成员，看到同事孩子，不免多点亲切，和蔼地问我能担任什么课，我当时没多想，就说“音乐”、“历史”吧。他又问，你在部队是党员，做个班主任没事吧？我说没事，就这样，初一、初二四个班的音乐、历史课交给了我，二一班班主任的头衔戴在了我的头上，我开始了正式的教师生涯。
第一次当班主任，我记得很清楚，班里学生近60名，学生基础普遍比较差，因为上学晚的缘故，学生年龄都偏大，纪律性不强。由于我从小在学校长大，耳濡目染、各种老师的熏陶派上了用场，又加上在部队几年的锻炼，我各项工作上手很快。为了班级管理，我细心观察，从建立完善班组织和制定班级制度开始。首先，动员全班同学推荐班委人选，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建立团支部、班委会和课代表，又用同样的做法，全班分成六个组，选举6名组长、副组长。其次，采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大家共同制定班纪班规，贴上榜，集体遵守。然后大搞班级文化建设，让墙壁说话，熏陶影响日常学习。我们建立了“学习园地·百草园”、“光荣榜·荣誉墙”，“手抄报·大观园”，班级财物实行大包干，每把扫帚、每扇窗户、每块玻璃，大到黑板，小到黑板檫，每一名学生都有任务，都有事干，让学生劲有所使，力有所出，共同打造文明班级，打造优秀班集体。这个办法很接地气，学生容易接受，又属于“新生事物”，班级纪律很快有了大的改观，班级成绩逐步上升，主课老师个个赞许，这个退伍兵不一般，有措施、有力度、有智慧、敢担当。
我的音乐课，很多学生还记着我当年教学的情景。一张白纸上的大歌谱，一台老式脚踏风琴，加上我幽默风趣的教风，孩子们很愿意接近我。每逢音乐课，班里学生老早就到我办公室帮忙抬风琴，挂歌谱，拿粉笔盒。我教唱了很多校园歌曲和适应孩子们演唱的社会流行歌曲。像《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外婆的澎湖湾》《星星点灯》《水手》《我的中国心》，像当年流行的影视歌曲《千年等一回》《不白活一回》《昨夜下了一场雨》《渴望》《潇洒走一回》等，同学们都唱的非常起劲。有个叫胡雨的同学，很喜欢唱歌，尤其是喜欢我的音乐课，喜欢郑智化的歌曲，我在学校举办的文艺晚会上，重点推出校园歌手之一的他。还有个叫孙丽霞和蔡愛俭的同学，很有艺术天分，唱歌很有感觉，音高概念好，有音准，节奏感强，初中毕业后，我把她们推荐到县文化局举办的歌舞团学员班，通过审核，她们光荣地成为歌舞团第一批学员。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教起了语文课，循环着从初一带到毕业，再循环下去带到毕业，几个循环下来，不知不觉到了2004年。从一名退伍军人到一名普通教师，从一名普通教师做到班主任、治保主任、团委书记、政教主任，走过了14个年头。学校是个重视文凭与能力并举的地方，由于我从小到大喜欢阅读，积累了一定的文学素养，18岁开始发表诗歌，散文、散文诗，在国家、省市级文学刊物上没少刊出，在砖店高中教师节特刊中，整个版面都是我的诗歌作品，俨然成了我的诗歌专栏。高中毕业班语文老师、学校语文组组长孙长山老师，专门给我写的序，爱好文学的同学们抄录了很多。但是教学能力不等于文凭，曾经在军营高考获胜的我，因为其他原因，我与西安陆军学院失之交臂，尽管在军营补救军校缺失的遗憾，上了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公关函授专业，却是结业证书。回到地方，尤其是分配到砖店高中，一个知识分子扎推的地方，一种对文凭的渴望从来没有这样强烈。我参加了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的大专、本科的自学考试，经过不懈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梦想成真，两个毕业证书接踵而至。然后继续报考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证，然后报职称考试，从高级工转到教师岗位，终于在2000年前后有了中学二级教师、中学一级教师的职称。那个岁月，学习、教学任务、管理工作始终是高负荷运转，从早晨5点起床，到晚上差不多12点就寝，中间仅仅休息5个钟头，身体的严重透支，未老先衰的症状开始显现。头发不经意间白了起来，稀疏的毛发也开始从脑门和头顶向四周转移，一个学生的作文比喻我的发型：“三面铁丝网，中间足球场”，倒是比较贴切。尽管我透支严重，身心疲惫，但是一种幸福始终伴随着我，那就是教书育人的成就感。
好像是2003年，“非典”肆虐的暑假，镇党委为了迎接建军节的到来，唤起人们战胜“非典”的勇气和斗志，邀请我做导演，抽调全镇有文艺特长的教师，筹备演出活动。其实这里有个小故事，受“非典”创作的冲动，根据抗击“非典”省英模人物时任砖店镇党委书记冯琦的真实事迹，我创作了一个相声《非常时期》，正面歌颂冯书记不顾家庭变故，毅然坚守岗位，英勇抗击“非典”，敢于担当精神的作品，时任纪委书记徐健得知消息后，让我下着雨送到镇里，镇里冯书记看后，非常感动也非常谦虚，在作品右上方做了一百多字的批语，大意是不要歌颂他，要多宣传普通的党员干部群众，是他们在大灾大难面前付出了更多地艰辛，才有了抗击非典的胜利。不过对作品的艺术性也给予了积极肯定，后来在全县的文艺汇演中，拿到了一等奖，在全市的作品征集大赛中也荣获一等奖。也因此给砖店镇党委政府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良好合作，镇里的同志都亲切地叫我“刘导”。
有一次，当我们正在镇科技楼二楼排练节目时，主抓全县文教卫生的史保存副县长，在时任砖店镇镇长張辉同志的陪同下来看望慰问演职员。慰问结束，我和史保存县长就砖店高中的发展建设有过一次很好的对话。谈话内容主要围绕职业教育发展话题展开，谈到西平县有个金刚高中，搬迁至西平县城后，引进普通高中学籍和职业高中学籍“双轨制”做法，通过重新定位，做大做强的实例，打算改造完善新蔡职业高中的发展。我们相谈甚欢，谈到生源的“入口”，学生毕业的“出口”，与东部发达地区如何对接订单式培养问题等。至今想来，砖店高中的命运出现变数，也许有“偶然”中的“必然”抑或是“必然”中的“偶然”。
2004年7月，砖店高中宣布停办。近700名学生被分流，有的教师借调到了二高，有的借调到了今是中学，还有的借调至体育中学，剩余人员被安排护校。我则被先抽用至砖店镇党委政府，后被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高明同志看中，安排时任镇党委书记冯琦把我借调到县委组织部工作。
在县委组织部工作的几年中，心理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我曾经在刚复员时就有幸抽调至县委宣传部，当时我还没有正式分配单位，不知道是县委宣传部知道我在部队文工团的经历，然后借调的我，也不知道是教委领导推荐的我，反正是到了县委机关大院了。我知道的是，我的才智和写作能力被当时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看中了，想把我正式调到宣传部，后来一查档案，是个复员军人，也就是说身份是工人，也就放弃了。这一次我有一次到了县委大院，并且还是组织部，已经是教师编制的我，多少有些高兴，心里暗暗考量，如果有机会一定正式调过来。新的工作岗位，接触到全新的工作环境、工作节奏、工作内容，刚开始有点新鲜感，由于适应性较强，各项工作上手也很快。因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缘故，我和老干部局夕阳红艺术团打交道比较多，为这个缺乏创作的艺术团编导了一些艺术作品。我和办公室龚国强主任带领该团进行了近30场的全县乡镇、局委巡回演出，期间，也承办了不少广场文艺活动和大型文艺晚会，演出的节目受到了县主要领导的认可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赞赏。趁着热劲儿，我和我的同学、县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龚培国有过两次深度交流，大意是不要指望转干，还是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比较好，现在的聘干基本上都是考，就是说“逢进必考”，这种机会不好遇到。
用爱心托起留守儿童的梦想
新蔡是农业大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外出务工人员比较多，将近40万，他（她）们抛家舍业、抛妻舍子，农活闲暇时走进大城市建筑工地、农贸市场、工厂街头，利用自己的劳动力和勤劳本色赚取资本，养家糊口，农忙时，乘火车、坐汽车，急急忙忙回家“秋收”、“夏种”，然后再风风火火回到城市、郊区的大小工地、工棚、或者是非常便宜的城市角落的临时安置“家”，用泪水和汗水，牺牲与亲人团聚的时间，盘缩在与自己生活格格不入的大中小城市。南下广东、北上京津、东进沪杭，还有的深入到西北天山南北疆，更有甚者通过关系到海上当起临时船员，为的就是把自己的腰包鼓起来，让家里人生活好起来！为此，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在家，更多的是成千上万的留守孩子散落在全县的23个乡镇、村落。
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应该是2005年，受时任县工商局局长陶峰的委托，以工商局大量的“爱心妈妈”、“爱心爸爸”的真实故事材料，编导一个小品。通过了解才知道，县工商局很多党员干部默默关爱宋岗乡农村留守儿童的事儿，已经进行了不短的时间，为了参加市里工商系统汇演，必须编排一批节目，来反映局里工作的靓点。透过材料，实地采访，农村留守儿童的现象很为普遍，为了呼吁更多的人关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我的第一个反映留守儿童的小品《爱心妈妈》问世了，获得了市一等奖。 2006年底，还是喜欢教育的我，回到了砖店高中。由于护校任务较轻，不想闲着的我开始着手走访调研、深入探讨农村留守儿童现象与对策。
2008年，同样是在外打工身份的汪舰，同样在关心挂念着农村留守儿童。
是年8月，座落在砖店镇李桥路口南北路上的凯旋双语实验学校面向广大留守儿童正式招生，九月开学季节，汪舰校长找到了我，请我为他主持开学典礼，聘请我做他的名誉校长，我很爽快地答应，为他免费策划典礼流程，义务做他的名誉校长。这是我第一次零距离接触民办学校举办人，第一次零距离接触那么多留守孩子，我心灵的深处受到了很大地触动，暗暗拿定主意，我也要有一所自己的留守儿童学校，为更多家庭排忧解难，让家长无后顾之忧，让更多留守孩子享受到都市般教育，阳光般的灿烂成长。10余年来，为了凯旋双语实验学校的留守儿童，献智出力策划了一系列在全省全国颇负影响的农村留守儿童大型活动，必须要提到的就是留守儿童暑期系列活动，无论是南下广东的“爱心之旅”，北上首都的“阳光之旅”，还是东进上海的“红色之旅”，每一次活动，我都亲自策划、编导、现场指挥调度，有时候还要主持相关活动流程。2018年暑假，在我脚伤手术（散步踩空，脚跟根部粉碎性骨折，不到40毫米的宽度，打下10根钢钉、一个钢板）刚刚两个月的时候，我不顾家人反对，拄着双拐、忍着疼痛，亲自参加农村留守儿童红色井冈山的“双扶之旅”（扶智扶志，简称“双扶”）。无论是家长互动、还是吊唁烈士和作文颁奖，我都亲力亲为，随行媒体记者纷纷对我竖起大拇指，几十名留守孩子跟我分外亲热，对我照顾有加。
2012年秋季，我的“学校梦”终于实现，一个可以容纳800余人的学校在杨庄户乡杨集西街拔地而起。校园占地11亩，布局合理，环境优美，花坛绿树，四季常青。目前在校教职工39人，在校生近700人，80%属于留守儿童，学校15个教学班全部采用多媒体教学，图书室、阅览室、电脑室、舞蹈室、会议室等功能室一应俱全，宽敞明亮的餐厅，高达齐全的幼儿大型玩具，铺设的幼儿可以玩耍的环保悬浮彩色地板，一个篮球场、三副兵乓球台，一个80米的方形跑道等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随时提供高质量的贴心服务。
“安全、质量、服务”是民办学校的六字真经。民办学校举办人在一起探讨学校管理时，爱讲的几句话就是“我们操着卖白粉的心，赚的是卖白菜的钱”，“我们天天时时像走钢丝一样提心吊胆”，“悬在我们头上的这把利剑，随时掉下来插向我们的头颅”。这些话听起来不一定准确，但是却真切地反映出民办校长的巨大工作量和对安全的深深担忧。
民办学校教职工来自各个阶层，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个人素养、文明程度千差万别，正确引导和培养培训尤其迫切。我利用大小例会、专题会、培训会、工作会、座谈会、茶话会等不同会议形式、不同场合有的放矢，谈体会、聊感受，情理交融，树方向，立导向，入木三分。我给办公室专门买了一个高档茶桌，班子开会前会、会后会，研究具体问题，我都亲自泡茶，一边品茶，一边交流，商议成果成为学校的行动指南。遇到棘手的人和事儿，采用同样的办法，化解了矛盾，统一了思想，协调了步骤，解决了问题。
纪律严明，奖罚分明，是学校制度的根本，制度又是学校发展的一切保障。为此，我和班子成员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一日常规》《班主任量化考核办法》《教职工请销假制度》《县乡竞赛奖励办法》《智慧校园管理制度》《校车运营管理办法》《安全守则》《学校服务36条》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有了制度，如何更好地落实执行督查考核，又成了摆在我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通过酝酿，我采用了三管齐下的措施，一是层层签订目标责任制，虽然是老办法，但是必须有作为。班子成员就是目标的落实者、执行者、督查者。学校全天候值班值日制度，就是要班子成员带班，老师轮流值日，并做好每周的考勤记录。二是成立学生会和少先大队检查队。学生会和少先队大队是学校的常规组织。设立好这个学生自我成长的平台至关重要。学生会和少先队混编值守制度，是我校工作的一个亮点，就是每天餐前餐后、课间时间，分配安全监督员、纪律监督员、卫生监督员、文明礼仪监督员到固定岗位值守，再安排5位督导专员，在早操、课间操、餐前路队、学校集会时做好班级量化考核记录，并每周由政教主任根据实情公布分数，奖优罚劣。这样安排，原因是学生的上进心较强，童言无忌，敢于较真，比较准确体现公平正义。第二点是根据学生自主管理、养成教育本身的要求，就是鼓励学生参与到各项管理中来，极大地调动学生热情，做到自我教育。三是发挥家长委员会作用和开展家长志愿行动。现在的家长对孩子教育重视程度有所提高，家长素质也较以前有所上升，他们迫切想了解孩子在校的学习生活情况，以便掌握学生实际，更好地培养教育孩子。基于此，我们成立了家长委员会，引领学生家长参观观摩学校的教育教学和后勤服务的各项细节，召开座谈会，听取对学校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并认真落实整改，盛情邀请家长志愿者，参与到学校的日常管理和重大活动中。邀请他们以班为单位，开展不定时推门听课，营养餐质量监督，重大考试的考场巡视，教师阅卷质量的把关，家校联谊会的家长论坛发言等活动，这些举措的落地，有效促进了各项制度的落实，有力鞭策了学校教职工团队的打造，非常有利于学校的健康发展。
建校8年来，杨庄户乡英才少年学校先后荣获县文明单位、县质量管理先进单位，县平安校园先进单位、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单位、市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省卫生先进单位、河南省优秀民办学校、第二届中国当代特色学校等荣誉称号，先后被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光明日报》《河南日报》《教育时报》《驻马店日报》《今日新蔡》、新蔡电视台等近三十家国家级、省市级媒体竞相报道。
近年来，我校根据多年的教育积淀，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在实践中反思、在反思中改进，在秉承求真务实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使校本教研、国学传承、艺术培训方面呈现开放化、多元化，在这些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上，接下来将着力四大发展目标：一是培养一种精神：“奉献、求实、创新”的精神。奉献精神是我校教师的优良传统，也是教师应具的师德；教育是科学，其价值在于求实；教育也是一种艺术，其生命在于创新。二是深化两项改革：深化教研模式和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三是争取三个突破：（1）课堂教学的突破，形成具有我校特色的课堂教学和教师个性风格的特色課堂；（2）课题研究的突破，由学校集体研究课题的模式发展为教师个人课题。（3）校本教材的开发，组织并鼓励个人开发更多的校本教材。四是完成四个系统：根据多年教育教学管理经验和智慧，逐步开发出属于英才特有的的“目标管理法”、“目标教学法”、“目标学习法”、“目标工作法”。这些成果都将在孩子们成长的道路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天空不再灰暗，他们的将来只为了不再留守，或者说最大可能减少留守带来的伤害。
“梅花香自苦寒来”到“英才少年别样红”，一路走来，我深知：我的点滴成长，英才学校的发展壮大，凝聚着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爱，更饱含着英才人艰苦奋斗的心智与汗水。关爱留守儿童，打造特色学校没有可资借鉴的模板，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在向英才山峰登攀的进程中，每一个脚印都是弥足珍贵的，我将在各级领导、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在乡亲父老的关爱中，汇聚生命全部的激情与智慧，用爱心托起留守儿童的梦想，继续秉承多年的教育积累出的理念，不断总结，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努力使英才在教育的百花园中成为一枝历久弥新、绚丽多彩的奇葩！
鼓与呼，呐与喊，思与考，行与做。伴随着教育心田的深耕，我的文学创作在暑假的烈日炙烤下出现了灵光闪闪，一个个鲜活的文字也犹如涓涓细流，汇聚成一条奔放的小溪，向着东方那个深不可测的大海奔流而去。我感恩丰富的人生体验给我生命的浪花多了一些绚烂，我感恩所有的遇见终将在日出的时候变得美好，我感恩我父母对我的灵性滋养也许在某个温暖的冬日收获一份喜悦和甘甜。
——选自政协文史资料《天中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