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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刹海300位三轮车夫中，像他们这样出生、成长在什刹海边的老北京人，已经所剩无几。这些老北京车夫，祖辈生长于斯，却已全无祖上的荣华与富贵，对过去的记忆和守望，是他们对这个步入现代化的古城最长情的告白
戴着礼帽、墨镜，系着领结，穿的是挺括的马甲、细条纹西装，一身复古的英伦范儿。在2016年北京国际设计周一场活动中，6位“老潮男”隆重登场。照片瞬间刷爆朋友圈，网友们纷纷留言，“这不是教父嘛？”“青堂帮主？”
他们其实是后海边拉着客人游胡同的人力三轮车夫，被称为“后海八爷”，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们平均年龄50岁以上，仍旧风风火火地靠力气蹬车。什刹海300位三轮车夫，像他们这样出生、成长在什刹海边的老北京人，已经所剩无几。
“其实，这才是我平时的样子。”文大爷刘春宏从手机里翻出另一张照片。他身形高挑，头发自来卷，透着一股子文气。白汗衫、黑裤子、功夫鞋，胸前挂一串玉和菩提，手上是一串蜜腊。工作时围着毛巾，俯身向前。
后海八爷有着各自的标签：文大爷刘春宏，爱扯闲篇儿地侃；二爷常秀宁，好人缘；三爷李永福，算盘珠子；四爷郝宝林，皇带子；五爷松广新，小诸葛；六爷李刚，戏迷；七爷杨法明，还有掂勺八爷吴砚。
同在后海边长大，八位爷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大爷和三爷是发小，三爷弟弟和二爷是同班同学，三爷妈妈喊五爷妈为“老妹子”……如今，仍住在后海边的大爷、七爷、二爷，相距不过走路一两分钟。
王公府邸、寻常百姓、酒吧餐厅，从古老城区到现代景观，什刹海一步步转变着、丰富着。后海八爷的人生，亦随之交错、重叠着。他们是什刹海文化的传播者、继承人，更是后海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
不论哪位爷蹬车，后海的历史是张口就来：由前海、后海、西海三个水域组成的什刹海，为了与北海、中海、南海“前三海”相区别，被称作“后三海”。老北京俗语称“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城”，这片700年前元大都时期的古老水域，曾是漕运的终点，是交通要道和繁华商业区。
明代建国后，首都初定南京，什刹海渐渐荒废。直到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将漕运渡口改到通州，什刹海湖面渐渐缩减，成为风景区和居住区。清朝时，这里风光秀丽，有“西湖春、洞庭夏、秦淮秋”之美，许多皇亲国戚、名门贵族、商贾富家造府于此。
解放后，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梅兰芳等都居于此地。家住后海的还有三位元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国际主义者马海德、收藏家张伯驹等。渐渐地，这些旧时王府、宅院有的成为国家部委宿舍，文革中又成为了大杂院，住进了最普通的老北京平民百姓们。
“您中午还没吃饭吧？”胡同里一位街坊，这样问五爷松广新。松五爷今年43岁，是后海八爷中年纪最小的。他是正蓝旗子弟，曾住过大墙缝胡同、银锭桥胡同，一直在后海这片厮混着。
“我一会儿烤肉季四楼吃卤煮去！”松五爷眉目清晰，言语间带着点北京爷们的自信、豪爽和匪气。对方只是笑，也不吱声。只有知道的人，才听得出来这是北京本地人之间的调侃——烤肉季只有三楼没有四楼；这座餐厅是清真的，不卖卤煮。
2016年10月的这天，走在大小胡同里，他不停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代。他曾经居住的四合院里，有一棵四五百年历史的枣树，还有石榴、柿子、葡萄。犄角旮旯里有丁香，后花园土堆上种着鬼子姜、向日葵。等柿子熟了，摘几个放窗台上冻着，冻得倍儿坨后，在屋里守着火炉吃。
后海边的老胡同，一到晚上是黑黢黢、安静静的。木頭杆子的路灯，暗红色灯光像萤火虫的屁股似的，很弱很小。还没有电视机时，他和小伙伴们下象棋、斗蛐蛐、玩军旗。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大人们晚饭后先去河边遛弯，拿一个马扎在胡同里乘凉、聊天。夏天，有的拿躺椅，有人是钢丝床，在胡同里躺到3点多钟，后半夜凉了再折回屋睡觉去。
还是孩子的他们，常看到叶剑英在河边遛弯。徐向前将军有时会去学校给孩子们讲故事。至于张伯驹、丁玲的旧居，都空着、荒着，已没有人住。一群孩子们直接从破门进去摘柿子，还能在院里翻出竖版书来。大人吓唬孩子们说，这些院子闹鬼，有刀子趁人不备飞下来。
那时，老北京人生活贫苦。没有好大米，只有口感很差的机米。吃棒子面窝窝头，白面很少。家里人口多的，冬天买一平板车大白菜。只有公共厕所，自来水要去胡同里的“撅尾巴管”定时接，冬天取暖烧蜂窝煤，家家户户安黑铁烟囱。
那时，胡同路面还是土路。每年开春，路面总是翻浆。老是行车的地方，从地下往上返潮，路面就坑坑洼洼。市政每年来修理，用碾子或者拖拉机再轧一遍，要不然就没法走了。
那时和松五爷家合住的是一位老部长，有很多亲戚在国外，生活条件好很多。他能吃到五香花生米，馒头片油炸后搁点白糖、抹点黄油，引得松五爷极其羡慕。有一次，老部长家窗台上晾了几块小方块，松五爷以为是黄油，去偷吃，结果是肥皂。
后海是孩子们的乐园。扔一个筐进水里，第二天早上起来，把筐一提溜起来，上面爬满了螺蛳，拿回家倒点香油，把泥吐干净了后，拿开水煮熟、蘸了酱油，拿针挑着吃。去河里钓鱼，用蚊帐杆当鱼竿、鸽子毛当鱼漂，把牙膏后面的铅皮剪下来当鱼坠，再挖蚯蚓作鱼食。
那时，烤肉季、爆肚张、合义斋都已是附近的知名馆子。荷花市场附近，是个用栅栏围起来的游泳池。每到冬天，什刹海冰场开放，吸引全北京的孩子们来玩。家里有条件的，买双冰鞋；家庭条件不好的，弄大木板，下面钉两块三角铁，找两根煤钎子，就成了。 那时，后海属城里，出了德胜门就是城外，再走一两公里就是庄稼地。松五爷说，凡是后海的孩子们出去，颇有种城里人的自豪感。
后海八爷中的年长几位，彼时多已是国企职工。大爷在北京市机械局，二爷在北京房屋装修公司，三爷是锻工。晚上睡觉前添两块蜂窝煤，早晨骑着自行车和邻居招呼着上班去。有时怕火灭了，吃饭时间赶紧回来再添块煤。日子稀松而平常。
2003年11月11日，北京的天气已经凉下来。媳妇抱着一条小毯——她特意为小毯做了一个套，把毯子搁在三轮车上，送李三爷出车。毯子是为客人盖腿用的，那辆花350块钱买来的二手车上，还备着呢垫子、热水杯。
三爷李永福戴一副眼镜，一看就是“坐办公室的”。他不敢回头。那是他第一天拉活。初见老街坊、老同学，对方常常语带惊讶：“你怎么干这个呀？干点什么不行啊？” 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第一笔生意，快到中午才挣上，一位女士带着一位老外，从宋庆龄故居上车，价砍到一位40块钱。
2003年，40块钱买菜，可以吃上一个星期了。尽管价格低，他还是接了这趟活。
胡同游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1994年，一位名叫徐勇的北京本地摄影师以拍摄胡同出了名，成立了一家文化发展公司，成为北京市第一家经营胡同游的企业。车夫们头戴毡帽，身穿红马甲，外宾180元一位。
有媒体报道，徐勇申请胡同游，花了两年多时间。最大问题是，主管部门不理解。有人觉得胡同是北京的破烂，有那么多名胜古迹，为什么要展示胡同呢？徐勇说服了领导，如果只通过立交桥、高楼大厦来表现城市的面貌太不全面，只有让人了解老北京，了解北京人的生活状态，才能在对比中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
胡同游兴起前，几乎没有人相信会有游客光临。据说，鼓楼刚开始将房子租出去做棋牌室等娱乐场所时，管理者不相信会有游人，所以连门票都不收。徐勇的创举引来国外媒体纷纷报道，什刹海胡同游项目首先在外国游客中流行起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到后海。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很多就跟着某位大哥南下广东，弄一箱希尔顿、批一堆蛤蟆镜牛仔裤，去西单的北京劝业场练摊。还有北京人去深圳，从北京空运羊肉过去，开了一个涮肉馆。
那时，烟袋斜街首先繁盛起来。开发廊的、开饭馆的，就连光绪年间开业的鑫园浴池，三楼也被街坊承包开了台球厅，8块钱一场。地安门出口旁边，有文化用品商店、邮局、银行，卖衣服、袜子的地摊一排排，还有卖烤串的、焖子的，不过，这些都不是旅游生意，主要还是为着街坊四邻的生活便利。
松五爷第一次吃上烤肉季，也是在一次练摊之后。在地安门商场门口，他卖完了一大车草莓，挣了300块。一时兴起，和哥们去烤肉季点了4个菜，才花了不到100块钱。吃到一半，他还特意回家把姐姐们叫来一起尝鲜。
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时代的“铁饭碗”被打破，国有、集体企业实行减员增效，大批富余人员下岗。后海八爷中的文大爷、常二爷、李三爷、杨七爷，都在下岗之列。
三爷李永福，初中毕业后下乡插队，回来后进了国企当锻工，在工会、团委坐过办公室，直至47岁下岗。上有老下有小，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无奈之下开始蹬车：“我们这一代人，好多人真正走入社会以后，没有一技之长、没有经营的脑瓜，在自己家门口有三轮车，可以挣钱，那就干呗。”
五爷松广新，在和媳妇大吵一架后开始蹬三轮。他初中时辍学，卖过羊肉串、麻辣烫，开过饭馆，但都一事无成。2001年，媳妇怀着孕，他28岁，却还像公子哥似的游手好闲，玩彩票、玩牌，就是不正经赚钱。
渐渐地，依靠胡同游的兴起，后海八爷们找到了吃饭的营生。“刚开始坐的外国人多，一天三趟，起码两趟是外国人”，文大爷记得，胡同游刚兴起时，国内旅游还不成气候。那时，收入全进自己腰包，加上小费，几位爷都挣得不错。一个夏天，功夫鞋得费掉三四双。
随着国内游客人数增多，到2006年，有21家公司经营胡同游，人力三轮车由最初的50辆增加到约1800辆。恶性竞争下，价格也一降再降。最低时，20块钱就能拉一位客人。还有一些被戏称为“大饼团”的团体游客，10块钱、8块钱一位客人都有。
2007年，北京市政府颁布了《北京市人力客运三轮车胡同游特许经营若干规定》，开始对胡同游实行特许经营。那时，西城区、宣武区、东城区和崇文区都有不同的胡同资源，而西城区的“什刹海胡同游”成为北京市第一个对胡同资源实施政府特许经营的项目。
原先散兵游勇般在后海揽客的八爷们，从此被收编。他们有了上下班时间，还有了黑色车身、红色车篷的统一式样的三轮车，标识齐全。以前，游览路线全凭客户决定，后来则统一为恭王府、银锭桥、四合院、烟袋斜街四条固定路线。
特许经营后，个人的私车不让蹬了。李三爷将三轮车卖给了一个美国人。美国人曾是他的老客户，买来后特意将车的篷竿换了新的，没事就在小区里载着三个孩子转圈，还拍了照片发给他看。
“从咱们这儿拐过去，旁边就是张之洞的故居。这可是清末的一位重臣，中国重工业的奠基人之一……”有一次拉着客人，李三爷照常介绍景点。
客人有些激动，说张之洞了不起，是清末的四大名臣之一呢。
那时，李三爷还不知道四大名臣都是谁，虚心求教。客人告诉他，其他三位分别是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
还有一次，他拉着两位台湾的老人家，到了崇亲王府门口。其中一位老人感慨说，“先生肯定没有想到啊，他曾经到访过的王府，几十年后，他的夫人住进了这个王府的花园，一直到故去。”
李三爷知道，老人说的是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但究竟是件什么事情呢？老人说，1912年，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孙中山曾经到崇亲王府拜见摄政王载沣，向他讲了辛亥革命的意义、目的，告诉他中国的改朝换代势在必行。当时，载沣表示理解。临走时，孙中山还送给他一张自己的照片。第二天，摄政王载沣又回拜了孙中山。 回去后，李三爷查阅资料，发现确有此事：“三人行必有我师。咱们北京人要脸要面，客人问你仨问题，你两个半答不上来，你寒碜。”从此，他天天看报纸，偶尔看到一块讲什刹海的，就剪下来夹在书里头。
后海八爷们喜欢拉台湾客人，特别是老人家，他们对大陆文化特别感兴趣。必去的两个地方，一是宋庆龄故居，一是辅仁大学旧址。文大爷还拉过一对八九十岁高龄的台湾老夫妇，是原辅仁大学教师，60年前曾在小新开胡同居住过。老院子没有什么变化，他们还意外遇见一位八十多岁的老街坊，开心得不得了。
“有人喜欢胡同四合院，有人喜欢王府贝勒府，有人喜欢庙宇，每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李三爷蹬车时喜欢和客人互动、聊天。当客人认真听，他内心充满自豪。到后来，街坊邻居家来了亲戚，会让他带着转一圈，跟他说，“福子你干吧，听别人讲是瞎掰，咱们什刹海得你讲。”
如今几百位三轮车夫中，土生土长的北京本地人很少。你若到什刹海，不时耳朵边掠过的，是带着各地口音的方言普通话。车夫里还有文盲，招人考试除笔试之外还有口试，就是为不会写字的车夫们准备的。
因为外地人多了，各种典故历史也就乱了。李三爷曾听一位车夫告诉客人，这儿是迟浩田将军的故居，“人家老爷子还活着呢！你们这是盼着老将军死呢？”还有车夫介绍烤肉季是什刹海最老的一家店，元明清三代的老字号，160多年了。“咱们元明清一共才一百多年呀？！”
“我都替他們寒碜！不聊这些了，一说就生气！”李三爷语速快了，口气也重了些。
上世纪30年代起，北京街头出现了第一辆营业性的人力三轮车。直到80年代初，人力黄包车一直是普遍而廉价的交通工具。有人因此说，后海八爷是当代的“骆驼祥子”。李三爷不同意，“今天的三轮车夫，是老北京什刹海文化的传承人，所以不一样。”
当然，不是所有客人都对文化感兴趣。有人上车嘱咐，大爷您别讲啊，咱就过过车瘾！
六爷李刚曾经拉过两位客人，来自东北的两位年轻姑娘。走到张伯驹故居，姑娘们摇头说不知道。走到什刹海体校，说到李连杰、郎平，姑娘们还是不知道。“你们打哪儿来的呀，是地球出来的吗？”起初，李六爷耐着性子开起玩笑。
到了郭沫若故居，姑娘们还是不知道。后来，其中一位问了一句话，让李六爷气得把她俩赶下了车。这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头一回。姑娘问的是：“郭沫若，他是卖什么锅的呀？”
几乎没有人能说清，后海第一个酒吧出现于什么时候。有人说是1998年，庆云楼下摇滚歌手窦唯开的“无名高地”，还有人说是2000年中央音乐学院一位学生白枫开的同名“白枫”酒吧。
2003年正逢非典，受困于城里、向往着新鲜空气的人们，将眼光转向了北京皇城里的这片开阔水域。后海附近，酒吧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出现，酒吧街人气迅速飙升，连带着国内游客慢慢多起来。
有了酒吧，后海开始有了热闹喧嚣的夜生活，歌声持续到凌晨。拥挤狭窄的小店也越来越多，以售卖民族性、古典性的服饰、工艺品为特色。后海地价一路攀升，2005年左右，一间二三十平米的平房年租金大概5万元。到了2007年，20万都未必拿得下来。
一些老字号连锁餐厅、新兴小吃店、创意菜馆，迅速占领了后海。烟袋斜街几乎换了一轮生意人，如今以旅游纪念品、特色民俗物品为主。由于经营成本上涨，2014年，始创于清朝光绪年间的鑫园浴池停业，改为客栈，结束了它139年的历史。
随着各种商业开发，胡同里的新装修、新建筑也多起来。文大爷看在眼里，有些意见。比如，垂花门。这是四合院住宅的二门，是分隔内、外宅的，警戒家中未出阁的女子不得随意出入。“商家觉得好看，用在店铺门口，其实这含义是不让你进去。”文大爷说。
胡同也完成了维修改造。以前，胡同里的房屋外墙能看出贫富差距。讲究的人家，砌墙时磨砖对缝。这是一种高级的建筑工艺，是将青砖砍磨成边直角正的长方形，砌筑成墙时以江米米汤为黏合剂，使缝隙弥合。最后，整个墙面不挂灰、不涂红，光滑平整、严丝合缝。
想省钱的人家，会拣一些没有棱角、拳头般大小的碎砖砌墙。这种墙灰多砖少，起初看不出来，但时间长了，墙面就会脱落，露出一排一排齐整的小砖头。这样的墙面上，往往长着蒿草、枯枝。
改造工程之后，后海胡同里的墙面统一成了灰色，一模一样，没有变化。原来木头、水泥杆子的路灯被代替，河岸边的土路被硬化。路边不再有野草、天牛了。不过，生活条件大大改善，院里有了入户自来水，做了上下水设施，能在家洗澡上厕所了。政府还启动了“煤改电”工程，安装了电暖气。
在酒吧打工的、驻唱的、做小生意的，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到这里讨生活。一千多元钱，就能租下大杂院里的一个单间（如今已上涨到2000元左右）。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北京本地人搬离了这里。
以前，“远亲不如近邻”，什刹海四合院里的邻居们，几代人朝夕相处、相互帮衬，形成了充满人情味的街坊文化。一个大杂院里，北屋的孩子他舅从农村来了，一进门便被西屋的街坊看见了，先迎进自己家里。如果孩子犯了错，快挨揍了，街坊会帮忙劝，把孩子拉到自家吃完饭再送回去，“行了啊，大婶，孩子知道错了啊……”
如今，拉着客人走在胡同里，后海八爷们不时能遇上一些没有搬走的老街坊。有一位邻居在吃西红柿拌面，松五爷调侃说这在北京话里叫“鸡屎拌面——假卤”，引来对方笑骂连连。说话间，一台老人车开过去。他打招呼，发出像狼一样嗷嗷的叫声。对方也不转身，同样叫上两声，便是一唱一和地应答了。
后海八爷中，因为拆迁，有人本可以离开这里住进高楼，却仍然选择了胡同。
“如果现在我离开了，没准我会得病的！”松五爷至今不习惯住进楼房。从13楼往下看，他晕得慌。蹬车一是锻炼身体，二来跟街坊四邻侃会儿，下班后跟几位爷们一起喝酒、吃烤串，“这才叫生活！”
他常将自己的生活故事讲给客人们听，招待客人的小技巧也来源于此。比如，银锭桥边有卖烧饼的，两个一块钱。拉着孩子了，松五爷就会买个烧饼，转到野鸭岛。烧饼掰碎了，往里一扔，鸭子“呱呱呱呱”地围拢来了，孩子肯定乐坏了——这正是他过去用来对付不肯上幼儿园的女儿的经验。
如今，他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养鸟、遛狗，每天以固定数字买彩票。手上胸前各一串星月菩提子，配着蓝珀和红玛瑙，盘2年了，表面已有了光亮。有时买一斤羊肉回家，加点白菜、弄点豆腐包一烩；打包鸭架子，搁点葱爆炒一下，便是一顿有滋有味的晚餐。
文大爷说自己是50岁的年纪、30岁的身体、20岁的心态。明年他就满60岁了，却还不想退休，“第一锻炼身体，第二跟客人一对一的接触”。有的客人对北京文化很感兴趣，却不好意思坐车，就一路上陪着文大爷走着。
后来，这位爱好登山的外地客人，还让文大爷也迷上爬山，两人成为忘年之交。
年纪最大的李三爷，今年正式退了休。总是右脚蹬车起步，这半年多来，他的右膝盖明显疼起来，家人也强烈要求他休息。如今，他成为公司的后海八爷活动发言人，还为新车工培训后海文化。
后海八爷已经老了。前些年，他们计划招聘“后海小八爷”，让一些大学生甚至外国人来干这活，不过，应者寥寥。这次设计周活动后，相关方合作成立了一个“后海小八爷胡同记忆拯救协会”，希望找到一群热爱胡同文化、历史的年轻人。
“真正什刹海的美，是它内在的美、是它文化的美。即使有一天，我们都不蹬车了，什刹海的这些文化、咱们老北京城的这些文化，还是应该传承下去。”李三爷说着，语气突然凝重起来。鸭舌帽下，他已两鬓斑白。
戴着礼帽、墨镜，系着领结，穿的是挺括的马甲、细条纹西装，一身复古的英伦范儿。在2016年北京国际设计周一场活动中，6位“老潮男”隆重登场。照片瞬间刷爆朋友圈，网友们纷纷留言，“这不是教父嘛？”“青堂帮主？”
他们其实是后海边拉着客人游胡同的人力三轮车夫，被称为“后海八爷”，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们平均年龄50岁以上，仍旧风风火火地靠力气蹬车。什刹海300位三轮车夫，像他们这样出生、成长在什刹海边的老北京人，已经所剩无几。
“其实，这才是我平时的样子。”文大爷刘春宏从手机里翻出另一张照片。他身形高挑，头发自来卷，透着一股子文气。白汗衫、黑裤子、功夫鞋，胸前挂一串玉和菩提，手上是一串蜜腊。工作时围着毛巾，俯身向前。
后海八爷有着各自的标签：文大爷刘春宏，爱扯闲篇儿地侃；二爷常秀宁，好人缘；三爷李永福，算盘珠子；四爷郝宝林，皇带子；五爷松广新，小诸葛；六爷李刚，戏迷；七爷杨法明，还有掂勺八爷吴砚。
同在后海边长大，八位爷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大爷和三爷是发小，三爷弟弟和二爷是同班同学，三爷妈妈喊五爷妈为“老妹子”……如今，仍住在后海边的大爷、七爷、二爷，相距不过走路一两分钟。
王公府邸、寻常百姓、酒吧餐厅，从古老城区到现代景观，什刹海一步步转变着、丰富着。后海八爷的人生，亦随之交错、重叠着。他们是什刹海文化的传播者、继承人，更是后海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
旧时王府回归胡同生活
不论哪位爷蹬车，后海的历史是张口就来：由前海、后海、西海三个水域组成的什刹海，为了与北海、中海、南海“前三海”相区别，被称作“后三海”。老北京俗语称“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城”，这片700年前元大都时期的古老水域，曾是漕运的终点，是交通要道和繁华商业区。
明代建国后，首都初定南京，什刹海渐渐荒废。直到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将漕运渡口改到通州，什刹海湖面渐渐缩减，成为风景区和居住区。清朝时，这里风光秀丽，有“西湖春、洞庭夏、秦淮秋”之美，许多皇亲国戚、名门贵族、商贾富家造府于此。
解放后，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梅兰芳等都居于此地。家住后海的还有三位元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国际主义者马海德、收藏家张伯驹等。渐渐地，这些旧时王府、宅院有的成为国家部委宿舍，文革中又成为了大杂院，住进了最普通的老北京平民百姓们。
“您中午还没吃饭吧？”胡同里一位街坊，这样问五爷松广新。松五爷今年43岁，是后海八爷中年纪最小的。他是正蓝旗子弟，曾住过大墙缝胡同、银锭桥胡同，一直在后海这片厮混着。
“我一会儿烤肉季四楼吃卤煮去！”松五爷眉目清晰，言语间带着点北京爷们的自信、豪爽和匪气。对方只是笑，也不吱声。只有知道的人，才听得出来这是北京本地人之间的调侃——烤肉季只有三楼没有四楼；这座餐厅是清真的，不卖卤煮。
2016年10月的这天，走在大小胡同里，他不停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代。他曾经居住的四合院里，有一棵四五百年历史的枣树，还有石榴、柿子、葡萄。犄角旮旯里有丁香，后花园土堆上种着鬼子姜、向日葵。等柿子熟了，摘几个放窗台上冻着，冻得倍儿坨后，在屋里守着火炉吃。
后海边的老胡同，一到晚上是黑黢黢、安静静的。木頭杆子的路灯，暗红色灯光像萤火虫的屁股似的，很弱很小。还没有电视机时，他和小伙伴们下象棋、斗蛐蛐、玩军旗。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大人们晚饭后先去河边遛弯，拿一个马扎在胡同里乘凉、聊天。夏天，有的拿躺椅，有人是钢丝床，在胡同里躺到3点多钟，后半夜凉了再折回屋睡觉去。
还是孩子的他们，常看到叶剑英在河边遛弯。徐向前将军有时会去学校给孩子们讲故事。至于张伯驹、丁玲的旧居，都空着、荒着，已没有人住。一群孩子们直接从破门进去摘柿子，还能在院里翻出竖版书来。大人吓唬孩子们说，这些院子闹鬼，有刀子趁人不备飞下来。
那时，老北京人生活贫苦。没有好大米，只有口感很差的机米。吃棒子面窝窝头，白面很少。家里人口多的，冬天买一平板车大白菜。只有公共厕所，自来水要去胡同里的“撅尾巴管”定时接，冬天取暖烧蜂窝煤，家家户户安黑铁烟囱。
那时，胡同路面还是土路。每年开春，路面总是翻浆。老是行车的地方，从地下往上返潮，路面就坑坑洼洼。市政每年来修理，用碾子或者拖拉机再轧一遍，要不然就没法走了。
那时和松五爷家合住的是一位老部长，有很多亲戚在国外，生活条件好很多。他能吃到五香花生米，馒头片油炸后搁点白糖、抹点黄油，引得松五爷极其羡慕。有一次，老部长家窗台上晾了几块小方块，松五爷以为是黄油，去偷吃，结果是肥皂。
后海是孩子们的乐园。扔一个筐进水里，第二天早上起来，把筐一提溜起来，上面爬满了螺蛳，拿回家倒点香油，把泥吐干净了后，拿开水煮熟、蘸了酱油，拿针挑着吃。去河里钓鱼，用蚊帐杆当鱼竿、鸽子毛当鱼漂，把牙膏后面的铅皮剪下来当鱼坠，再挖蚯蚓作鱼食。
那时，烤肉季、爆肚张、合义斋都已是附近的知名馆子。荷花市场附近，是个用栅栏围起来的游泳池。每到冬天，什刹海冰场开放，吸引全北京的孩子们来玩。家里有条件的，买双冰鞋；家庭条件不好的，弄大木板，下面钉两块三角铁，找两根煤钎子，就成了。 那时，后海属城里，出了德胜门就是城外，再走一两公里就是庄稼地。松五爷说，凡是后海的孩子们出去，颇有种城里人的自豪感。
后海八爷中的年长几位，彼时多已是国企职工。大爷在北京市机械局，二爷在北京房屋装修公司，三爷是锻工。晚上睡觉前添两块蜂窝煤，早晨骑着自行车和邻居招呼着上班去。有时怕火灭了，吃饭时间赶紧回来再添块煤。日子稀松而平常。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后海
2003年11月11日，北京的天气已经凉下来。媳妇抱着一条小毯——她特意为小毯做了一个套，把毯子搁在三轮车上，送李三爷出车。毯子是为客人盖腿用的，那辆花350块钱买来的二手车上，还备着呢垫子、热水杯。
三爷李永福戴一副眼镜，一看就是“坐办公室的”。他不敢回头。那是他第一天拉活。初见老街坊、老同学，对方常常语带惊讶：“你怎么干这个呀？干点什么不行啊？” 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第一笔生意，快到中午才挣上，一位女士带着一位老外，从宋庆龄故居上车，价砍到一位40块钱。
2003年，40块钱买菜，可以吃上一个星期了。尽管价格低，他还是接了这趟活。
胡同游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1994年，一位名叫徐勇的北京本地摄影师以拍摄胡同出了名，成立了一家文化发展公司，成为北京市第一家经营胡同游的企业。车夫们头戴毡帽，身穿红马甲，外宾180元一位。
有媒体报道，徐勇申请胡同游，花了两年多时间。最大问题是，主管部门不理解。有人觉得胡同是北京的破烂，有那么多名胜古迹，为什么要展示胡同呢？徐勇说服了领导，如果只通过立交桥、高楼大厦来表现城市的面貌太不全面，只有让人了解老北京，了解北京人的生活状态，才能在对比中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
胡同游兴起前，几乎没有人相信会有游客光临。据说，鼓楼刚开始将房子租出去做棋牌室等娱乐场所时，管理者不相信会有游人，所以连门票都不收。徐勇的创举引来国外媒体纷纷报道，什刹海胡同游项目首先在外国游客中流行起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到后海。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很多就跟着某位大哥南下广东，弄一箱希尔顿、批一堆蛤蟆镜牛仔裤，去西单的北京劝业场练摊。还有北京人去深圳，从北京空运羊肉过去，开了一个涮肉馆。
那时，烟袋斜街首先繁盛起来。开发廊的、开饭馆的，就连光绪年间开业的鑫园浴池，三楼也被街坊承包开了台球厅，8块钱一场。地安门出口旁边，有文化用品商店、邮局、银行，卖衣服、袜子的地摊一排排，还有卖烤串的、焖子的，不过，这些都不是旅游生意，主要还是为着街坊四邻的生活便利。
松五爷第一次吃上烤肉季，也是在一次练摊之后。在地安门商场门口，他卖完了一大车草莓，挣了300块。一时兴起，和哥们去烤肉季点了4个菜，才花了不到100块钱。吃到一半，他还特意回家把姐姐们叫来一起尝鲜。
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时代的“铁饭碗”被打破，国有、集体企业实行减员增效，大批富余人员下岗。后海八爷中的文大爷、常二爷、李三爷、杨七爷，都在下岗之列。
三爷李永福，初中毕业后下乡插队，回来后进了国企当锻工，在工会、团委坐过办公室，直至47岁下岗。上有老下有小，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无奈之下开始蹬车：“我们这一代人，好多人真正走入社会以后，没有一技之长、没有经营的脑瓜，在自己家门口有三轮车，可以挣钱，那就干呗。”
五爷松广新，在和媳妇大吵一架后开始蹬三轮。他初中时辍学，卖过羊肉串、麻辣烫，开过饭馆，但都一事无成。2001年，媳妇怀着孕，他28岁，却还像公子哥似的游手好闲，玩彩票、玩牌，就是不正经赚钱。
渐渐地，依靠胡同游的兴起，后海八爷们找到了吃饭的营生。“刚开始坐的外国人多，一天三趟，起码两趟是外国人”，文大爷记得，胡同游刚兴起时，国内旅游还不成气候。那时，收入全进自己腰包，加上小费，几位爷都挣得不错。一个夏天，功夫鞋得费掉三四双。
随着国内游客人数增多，到2006年，有21家公司经营胡同游，人力三轮车由最初的50辆增加到约1800辆。恶性竞争下，价格也一降再降。最低时，20块钱就能拉一位客人。还有一些被戏称为“大饼团”的团体游客，10块钱、8块钱一位客人都有。
2007年，北京市政府颁布了《北京市人力客运三轮车胡同游特许经营若干规定》，开始对胡同游实行特许经营。那时，西城区、宣武区、东城区和崇文区都有不同的胡同资源，而西城区的“什刹海胡同游”成为北京市第一个对胡同资源实施政府特许经营的项目。
原先散兵游勇般在后海揽客的八爷们，从此被收编。他们有了上下班时间，还有了黑色车身、红色车篷的统一式样的三轮车，标识齐全。以前，游览路线全凭客户决定，后来则统一为恭王府、银锭桥、四合院、烟袋斜街四条固定路线。
特许经营后，个人的私车不让蹬了。李三爷将三轮车卖给了一个美国人。美国人曾是他的老客户，买来后特意将车的篷竿换了新的，没事就在小区里载着三个孩子转圈，还拍了照片发给他看。
講咱自己的历史
“从咱们这儿拐过去，旁边就是张之洞的故居。这可是清末的一位重臣，中国重工业的奠基人之一……”有一次拉着客人，李三爷照常介绍景点。
客人有些激动，说张之洞了不起，是清末的四大名臣之一呢。
那时，李三爷还不知道四大名臣都是谁，虚心求教。客人告诉他，其他三位分别是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
还有一次，他拉着两位台湾的老人家，到了崇亲王府门口。其中一位老人感慨说，“先生肯定没有想到啊，他曾经到访过的王府，几十年后，他的夫人住进了这个王府的花园，一直到故去。”
李三爷知道，老人说的是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但究竟是件什么事情呢？老人说，1912年，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孙中山曾经到崇亲王府拜见摄政王载沣，向他讲了辛亥革命的意义、目的，告诉他中国的改朝换代势在必行。当时，载沣表示理解。临走时，孙中山还送给他一张自己的照片。第二天，摄政王载沣又回拜了孙中山。 回去后，李三爷查阅资料，发现确有此事：“三人行必有我师。咱们北京人要脸要面，客人问你仨问题，你两个半答不上来，你寒碜。”从此，他天天看报纸，偶尔看到一块讲什刹海的，就剪下来夹在书里头。
后海八爷们喜欢拉台湾客人，特别是老人家，他们对大陆文化特别感兴趣。必去的两个地方，一是宋庆龄故居，一是辅仁大学旧址。文大爷还拉过一对八九十岁高龄的台湾老夫妇，是原辅仁大学教师，60年前曾在小新开胡同居住过。老院子没有什么变化，他们还意外遇见一位八十多岁的老街坊，开心得不得了。
“有人喜欢胡同四合院，有人喜欢王府贝勒府，有人喜欢庙宇，每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李三爷蹬车时喜欢和客人互动、聊天。当客人认真听，他内心充满自豪。到后来，街坊邻居家来了亲戚，会让他带着转一圈，跟他说，“福子你干吧，听别人讲是瞎掰，咱们什刹海得你讲。”
如今几百位三轮车夫中，土生土长的北京本地人很少。你若到什刹海，不时耳朵边掠过的，是带着各地口音的方言普通话。车夫里还有文盲，招人考试除笔试之外还有口试，就是为不会写字的车夫们准备的。
因为外地人多了，各种典故历史也就乱了。李三爷曾听一位车夫告诉客人，这儿是迟浩田将军的故居，“人家老爷子还活着呢！你们这是盼着老将军死呢？”还有车夫介绍烤肉季是什刹海最老的一家店，元明清三代的老字号，160多年了。“咱们元明清一共才一百多年呀？！”
“我都替他們寒碜！不聊这些了，一说就生气！”李三爷语速快了，口气也重了些。
上世纪30年代起，北京街头出现了第一辆营业性的人力三轮车。直到80年代初，人力黄包车一直是普遍而廉价的交通工具。有人因此说，后海八爷是当代的“骆驼祥子”。李三爷不同意，“今天的三轮车夫，是老北京什刹海文化的传承人，所以不一样。”
当然，不是所有客人都对文化感兴趣。有人上车嘱咐，大爷您别讲啊，咱就过过车瘾！
六爷李刚曾经拉过两位客人，来自东北的两位年轻姑娘。走到张伯驹故居，姑娘们摇头说不知道。走到什刹海体校，说到李连杰、郎平，姑娘们还是不知道。“你们打哪儿来的呀，是地球出来的吗？”起初，李六爷耐着性子开起玩笑。
到了郭沫若故居，姑娘们还是不知道。后来，其中一位问了一句话，让李六爷气得把她俩赶下了车。这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头一回。姑娘问的是：“郭沫若，他是卖什么锅的呀？”
后人寥寥
几乎没有人能说清，后海第一个酒吧出现于什么时候。有人说是1998年，庆云楼下摇滚歌手窦唯开的“无名高地”，还有人说是2000年中央音乐学院一位学生白枫开的同名“白枫”酒吧。
2003年正逢非典，受困于城里、向往着新鲜空气的人们，将眼光转向了北京皇城里的这片开阔水域。后海附近，酒吧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出现，酒吧街人气迅速飙升，连带着国内游客慢慢多起来。
有了酒吧，后海开始有了热闹喧嚣的夜生活，歌声持续到凌晨。拥挤狭窄的小店也越来越多，以售卖民族性、古典性的服饰、工艺品为特色。后海地价一路攀升，2005年左右，一间二三十平米的平房年租金大概5万元。到了2007年，20万都未必拿得下来。
一些老字号连锁餐厅、新兴小吃店、创意菜馆，迅速占领了后海。烟袋斜街几乎换了一轮生意人，如今以旅游纪念品、特色民俗物品为主。由于经营成本上涨，2014年，始创于清朝光绪年间的鑫园浴池停业，改为客栈，结束了它139年的历史。
随着各种商业开发，胡同里的新装修、新建筑也多起来。文大爷看在眼里，有些意见。比如，垂花门。这是四合院住宅的二门，是分隔内、外宅的，警戒家中未出阁的女子不得随意出入。“商家觉得好看，用在店铺门口，其实这含义是不让你进去。”文大爷说。
胡同也完成了维修改造。以前，胡同里的房屋外墙能看出贫富差距。讲究的人家，砌墙时磨砖对缝。这是一种高级的建筑工艺，是将青砖砍磨成边直角正的长方形，砌筑成墙时以江米米汤为黏合剂，使缝隙弥合。最后，整个墙面不挂灰、不涂红，光滑平整、严丝合缝。
想省钱的人家，会拣一些没有棱角、拳头般大小的碎砖砌墙。这种墙灰多砖少，起初看不出来，但时间长了，墙面就会脱落，露出一排一排齐整的小砖头。这样的墙面上，往往长着蒿草、枯枝。
改造工程之后，后海胡同里的墙面统一成了灰色，一模一样，没有变化。原来木头、水泥杆子的路灯被代替，河岸边的土路被硬化。路边不再有野草、天牛了。不过，生活条件大大改善，院里有了入户自来水，做了上下水设施，能在家洗澡上厕所了。政府还启动了“煤改电”工程，安装了电暖气。
在酒吧打工的、驻唱的、做小生意的，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到这里讨生活。一千多元钱，就能租下大杂院里的一个单间（如今已上涨到2000元左右）。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北京本地人搬离了这里。
以前，“远亲不如近邻”，什刹海四合院里的邻居们，几代人朝夕相处、相互帮衬，形成了充满人情味的街坊文化。一个大杂院里，北屋的孩子他舅从农村来了，一进门便被西屋的街坊看见了，先迎进自己家里。如果孩子犯了错，快挨揍了，街坊会帮忙劝，把孩子拉到自家吃完饭再送回去，“行了啊，大婶，孩子知道错了啊……”
如今，拉着客人走在胡同里，后海八爷们不时能遇上一些没有搬走的老街坊。有一位邻居在吃西红柿拌面，松五爷调侃说这在北京话里叫“鸡屎拌面——假卤”，引来对方笑骂连连。说话间，一台老人车开过去。他打招呼，发出像狼一样嗷嗷的叫声。对方也不转身，同样叫上两声，便是一唱一和地应答了。
后海八爷中，因为拆迁，有人本可以离开这里住进高楼，却仍然选择了胡同。
“如果现在我离开了，没准我会得病的！”松五爷至今不习惯住进楼房。从13楼往下看，他晕得慌。蹬车一是锻炼身体，二来跟街坊四邻侃会儿，下班后跟几位爷们一起喝酒、吃烤串，“这才叫生活！”
他常将自己的生活故事讲给客人们听，招待客人的小技巧也来源于此。比如，银锭桥边有卖烧饼的，两个一块钱。拉着孩子了，松五爷就会买个烧饼，转到野鸭岛。烧饼掰碎了，往里一扔，鸭子“呱呱呱呱”地围拢来了，孩子肯定乐坏了——这正是他过去用来对付不肯上幼儿园的女儿的经验。
如今，他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养鸟、遛狗，每天以固定数字买彩票。手上胸前各一串星月菩提子，配着蓝珀和红玛瑙，盘2年了，表面已有了光亮。有时买一斤羊肉回家，加点白菜、弄点豆腐包一烩；打包鸭架子，搁点葱爆炒一下，便是一顿有滋有味的晚餐。
文大爷说自己是50岁的年纪、30岁的身体、20岁的心态。明年他就满60岁了，却还不想退休，“第一锻炼身体，第二跟客人一对一的接触”。有的客人对北京文化很感兴趣，却不好意思坐车，就一路上陪着文大爷走着。
后来，这位爱好登山的外地客人，还让文大爷也迷上爬山，两人成为忘年之交。
年纪最大的李三爷，今年正式退了休。总是右脚蹬车起步，这半年多来，他的右膝盖明显疼起来，家人也强烈要求他休息。如今，他成为公司的后海八爷活动发言人，还为新车工培训后海文化。
后海八爷已经老了。前些年，他们计划招聘“后海小八爷”，让一些大学生甚至外国人来干这活，不过，应者寥寥。这次设计周活动后，相关方合作成立了一个“后海小八爷胡同记忆拯救协会”，希望找到一群热爱胡同文化、历史的年轻人。
“真正什刹海的美，是它内在的美、是它文化的美。即使有一天，我们都不蹬车了，什刹海的这些文化、咱们老北京城的这些文化，还是应该传承下去。”李三爷说着，语气突然凝重起来。鸭舌帽下，他已两鬓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