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一个TED演讲。意大利老爷子埃内斯托·西罗利（Ernesto Sirolli）1970年代在非洲做了一系列援助项目——基本没有成功的。他的第一个项目是教赞比亚人种意大利西红柿。意大利人认为此处土地肥沃、风调雨顺，于是一边感叹赞比亚人的无知，一边勤耕不辍、看着西红柿茁壮成长，正待收获时，一夜之间从河对岸跑来几百只河马，吃光了成熟的西红柿。
　　意大利人惊得张口结舌，“天啦，那些河马！”赞比亚人则耸耸肩，“你看，这就是我们不搞农业的原因。”
　　西罗利讲这个故事意在说明援助中的重要原则——助人之前，先放下身段，问问别人真正的需求和问题所在。不过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启示，那就是无论事前想得多好，现实都可能从意料之外的角度给你一记掏心拳加无影腿。你都躺倒在地了，还没看清生活的重击从何而来。
　　现实如此让人无措，原因之一可能是我们缺少相关训练。虽然一路念书学习，也解决过许多难题，但那些难题大都属于“温顺问题”（tame problem）之列。相比起来，现实中的“淘气问题”（wicked problem）真是教人无从下手。
　　1973年，社会学者霍斯特·里特尔（Horst Rittel）和马文·韦伯（Melvin Webber）提出，社会规划中的问题可以粗略分为两大类。
　　“温顺问题”是一道数独题，一幅待完成的拼图，一场国际象棋的胜利……你知道温顺问题从何而起、如何定义，知道可以通过常规方法收集资料、分析信息，知道不管这题多难，都存在着至少一个取胜或解决的办法。温顺问题往往还可以批量处理，许多问题极其相似，因此可以总结出规律，把曾经解决过过往题目的套路应用到眼下的题目上。
　　“淘气问题”则是复杂、独特、难以定义的。就连wicked problem的翻译，都难以达成一致——淘气问题、奇异问题、恶劣问题、棘手问题、抗解问题……总之，它既奇异又棘手。它不知所起，也难断其终。与之相关的信息，总是互相冲突又彼此矛盾。它纠结着种种旧问题，又衍生出诸多新问题。它有着诸多利益相关方，每方都有自己的视角和打算。它的解决方案难言对错，只能各计得失，判断情形是在变好还是更坏。
　　它是宏大的社会问题，是振兴国家经济，是解决全球变暖，是遏制流感传播，是改革医保方案，是寻址建造核电站与垃圾填埋场……它也是私密的个人问题，是一个人如何追求成功、寻到真爱、获得幸福，是面对生老病死，是被生活的湍流带到你从未踏足之地、卷往你从未想过的方向……
　　有时我们不得不将一个淘气问题拆解成几个温顺问题，只为了勉强找出解决方案。然而，一旦执行方案，又常觉得结果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解决温順问题的方法，本来就不适合用来解决淘气问题。
　　淘气问题本身的信息、限制、要达成的目标、可使用的资源都在不断变化，因此基本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案。用温顺问题的解法来解决淘气问题，结果就是：①忽视了重要因素；②过早定义了问题本身；③形成几个过度简化的方案，随便挑一个执行；④有时事与愿违；⑤有时确实达到了自己选定的目标，但发现这个目标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⑥完全放弃；⑦决定听从别人的建议；⑧假装问题被解决了。
　　面对现实吧，淘气问题就是这样，不管如何权衡取舍，还是会频出意外，有时会意外变好，有时会意外变糟。事先模拟与实情差距甚远，现实中尝试的机会又极其有限。任何解决方案，都既不可能同时让所有人满意，也不可能让一个人永远满意。
　　解决社会淘气问题，需要这样的人才——能实事求是也能灵活创新，能关注大局，能厘清淘气问题背后的复杂因果，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双赢视角从而与各方合作，还能不断注意到问题与目标的改变，将这些改变纳入考量并与各方沟通……
　　至于解决个人淘气问题，则需要我们承认，即使追寻看似一样的目标，但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独特的幸福，适用于我的方案未必适用于你。承认没有永恒不变的最佳选择，任何行动都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必须冒着失落与心碎的风险。承认自己所知甚少，可能伤害别人也可能被别人伤害。承认此刻的努力可能什么也换不来，可能让一切变得更糟。然而淘气问题永远无法在纸上和脑中解决，与其站在原地思考十年，不如纵身一跃投入生活，笨拙地尝试用任何方式浮上水面……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本专栏由此作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