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文学欣赏多采用形象法，即形象地感知及分析。形象原本多指具体可感的，但在不同的文体中又各有侧重。大致说来，诗歌中侧重于意象，小说中聚焦于人物形象，散文中所写的则多是观感的印象，包括细节及场景等。
　　诗的旨意，仅有直白不够，还要有形象的发挥。诗歌常常借助于意象来经营。而所谓意象，简单地说就是诗中写到的物事。意象有自然事物也有社会事物，但这样的区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意象来表达了什么内涵。比如艾青的《我爱这土地》，这首诗就是突出了一只鸟的意象，通过它的鸣唱来表达对土地的深沉的爱。且意象之美，也并非只是诸多物事的排列组合，而是有一条情感的线索贯穿其中。由意象美，再进一步就是情思的美。比如戴望舒的《雨巷》，诗中意象的经营，主要就是通过一个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用以表白一种相遇的渴望以及难以遣去的惆怅。再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诗人精心选取了一组优美的意象，有金柳、青荇、潭水、彩虹、星辉等，用来表达一种离别时的眷恋之情。由于所选意象多是柔美的，对应于诗人的内心，则也应有一种柔情。因而写的虽是离别，但给人的感觉并不伤感，反而另有一种甜蜜。当然，情绪的表白正如行踪一样，都是轻轻的悄悄的。诗人像是珍藏着一个梦，且不愿揉碎那个梦境。这些意象的组合，还形成了意境美。诗虽以抒情为主，但还要情理相生，这样诗中的情感有了理性的平衡，才不会过于情绪化。比如臧克家的《有的人》，就很有哲理的美。哲理诗并非没有意象，不要情感，只能说是表达上各有侧重而已。且诗中的理，不等于日常生活所讲的人情物理，而是应有对于世事人生的独到的思考。着眼于意象美，再关联起情思美及哲理美，就是一个基本的衡量了。
　　小说有三要素之说，即人物、情节及环境。三者之间以人物为中心，人物的言行就构成相关的情节，至于环境则是人物活动的场所。以人物为中心，则各种事件及环境的表现，都要服务于人物的塑造。比如鲁迅的《孔乙己》，就是先突出人物的形象，“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然后便围绕着这个人物，讲一些相关的琐事。比如偷书，偏说窃书不算偷，强为辩解；又如喝酒从不拖欠，显得品行比别的酒客好；再如分茴香豆给小孩吃，却说什么“多乎哉不多也”。这些琐事都很有表现作用，显出孔乙己不失质朴，却又不能安于小事过活。至于人物的最后出场，则是坐在一个蒲包上，极为落寞，从而活画出一个深受科举毒害的读书人形象。小说中的形象，还有典型人物之说，即有一定的代表性。比如《祝福》中，祥林嫂就是一个倍受封建礼教摧残的妇女形象。具体地分析，就有神权、政权、族权及夫权这四大绳索，将祥林嫂紧紧地捆绑起来。祥林嫂虽有反抗，但抵不过压迫的沉重，从而以悲剧告终。小说中连柳妈这样本属同一阶层的人也在压迫祥林嫂，于此更可见封建礼教的毒害之深。
　　散文中所写的多是观感的印象，包括细节及场景等。且观感的印象，大都不离作者的性情。比如丰子恺的《沙坪小屋的鹅》：“鹅的步调从容，大模大样的，颇像平剧（京剧）里的净角出场。这正是它的傲慢的性格的表现。”“譬如吃了一口饭，倘水盆偶然放在远处，它一定从容不迫地踏大步走上前去，饮水一口，再踏大步走到一定的地方去吃泥，吃草。吃过泥和草再回来吃饭。这样从容不迫的吃饭，必须有一个人在旁侍候，像饭馆里的侍者一样。”“它每天或隔天生一个蛋，篱边特设一堆稻草，鹅蹲伏在稻草中了，便是要生蛋了。家里的小孩子更兴奋，站在它旁边等候。它分娩毕，就起身，大踏步走进屋里去，大声叫开饭。”“望望那鹅，它正吃饱了饭，昂胸凸肚地，在院子里踱方步，看野景，似乎更加神气活现了。”作者对白鹅的体态、习性及行为都进行了审美的观照。然后，则有所升华。“在这荒凉岑寂的环境中，这鹅竟成了一个焦点。凄风苦雨之日，手酸意倦之时，推窗一望，死气沉沉；惟有这伟大的雪白的东西，高擎着琥珀色的喙，在雨中昂然独步，好像一个武装的守卫，使得这小屋有了保障，这院子有了主宰，这环境有了生气。”抗战时，丰子恺举家避居入川，住在重庆沙坪坝庙湾地方自建的小屋里。小屋简陋，环境荒凉，却赖有一只白鹅点缀庭院，慰其寂寥。
　　散文没有诗歌那样凝聚的意象，也没有小说那样完整的人物形象，就内容上说是比较散的。不过，散文也有紧凑之处。此种紧凑之处不在于外在的形，而在于内在的神。这神，就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思意趣。比如鲁迅的《藤野先生》是写人的，即怀念一个值得尊敬的先生。但文末说到：“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从这里，便可看出作者的情感态度。不用说，读散文就要披文入情，从而走进作者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