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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作为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等方面的事迹尽人皆知，而在学习上的事情，人们也对他喜读史书、于诗词颇有造诣及汉语功底深厚等熟知很，多，但对于他学习外语的经历，外界却知之甚少。学外语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分。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学习外语的?他的英语水平到底能够达到一个怎样的程度?
“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学习，并主张把学习本国语言和学习外国语言，学习现代汉语和学习古代汉语结合起来。
青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没能继续上大学。这成为他终生的一块心病。“五四”前后，我国兴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毛泽东是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就在他送走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蔡畅、徐特立等一批批新民学会会员赴法的时候，自己却决定不出国。原因何在?研究者认为有三：一是青年毛泽东当时学习法语非常困难，始终过不了关；二是他担负不起到法国的路费；三是他甘愿留在国内了解中国国情。最后，毛泽东没有赴法勤工俭学，而是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一度想赴俄留学，但因没有俄语基础而未成行。繁重的革命任务，使毛泽东无法静心学习外语。他在延安时期曾经自学过英语。但是，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学习受到很大限制。
新中国建立以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学习英语渐渐成为他的一种爱好。不仅如此，而且毛泽东还多次提倡干部学习外语。
1954年秋，林克由新华社被调到毛泽东办公室，担任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前后有12个春秋。在这段时间里，林克除了秘工作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帮助毛泽东学习英语。这时，已年逾花甲的毛泽东正式提出要向林克学习英文。
其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的结构重新组合，国际局势云谲波诡。新中国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国际大背景下。作为新生政权的领袖，毛泽东面临兵燹后国内百废待兴的艰巨使命。他强烈意识到需要把握“乱云飞渡”的国际事务发展趋势，以利于新政权的巩固和战后的经济恢复。于是，高瞻远瞩的毛泽东提出需要一个懂国际问题和懂英语的秘书。
毛泽东第一次同林克在一起学英语是在同年的11月，在广州越秀山的游泳池畔。
阳光明媚，秋风轻拂，池水清澈，树影婆娑。但是，做毛泽东秘书第一次零距离随行工作的林克却不像身边美景一样轻松，心中不免怀有几分忐忑不安。刚刚在碧波中舒展了健壮身躯的毛泽东兴致很好，谈笑自如。毛泽东在游泳后休息时想读英语，便让林克坐在他身边的藤椅上。
毛泽东在切入正题之前一般总是要跟对方先拉拉家常的。他和蔼地询问林克多大年纪了、什么地方人士。
林克有些拘谨地回答：“29岁了，原籍江苏，幼年生活在保定。”
上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在南北游历中曾经到过保定，并且曾经兴致勃勃地沿着城墙走了一圈。此时当林克提到保定时，引起了毛泽东谈话的兴趣。毛泽东说：“保定很有名呀。你晓得那里有个莲花池吗?那是北洋军阀头子曹锟修的私人花园。”可见毛泽东见多识广，而且一旦触及到历史，毛泽东自然会谈锋更健，他津津有味地说：“曹锟用5000银元一张选票，收买了500多名‘猪仔议员’，很下本钱哪。他是个很有名的贿选总统哩!”曹锟贿选期间，毛泽东正置身于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曾经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污秽的军阀政治。往事如烟，可是毛泽东却信手拈出与话题相关的一段历史。
说到这儿，毛泽东淡淡一笑。沉吟片刻，毛泽东话锋一转，眉宇间透着诚恳，以谦逊的神情和口气提议道：“你做我的老师，教我英语，好么?”
一番寒暄，一段生动风趣的旧闻，已然使林克放松了心情，回复了平静与自然。林克毕恭毕敬地点点头。
接下来，毛泽东半认真半调侃地说：“过去，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了，拜师喽。”言罢，毛泽东无忌地大笑起来。
教他学英语是主席交给林克的一项新工作。林克从别人那儿得知，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自学过英语，但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学习从哪儿人手，一时还心中无底。于是，他建议说：“您看，是不是从学习一些短的政论性文章开始好呢?”
毛泽东欣然同意。
林克随即拿出来一本事先准备好的英文版《人民中国》。
从这天起，毛泽东正式开始了建国后攻读外语的学习生涯。林克既是毛泽东的秘书，又兼毛泽东的“英语先生”。
此后，毛泽东便排除了英语教科书那种惯用的循序渐进地“上课”的方法，而是在林克指导下自己设计了一种独特的“学英文”的方式：念英语文章，一个词、一个词地查字典对照着念。
毛泽东那时熟悉的单词和短语还不很多，于是，他们先从阅读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杂志里的短文，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和英文参考的新闻、通讯、时事评论和政论文章人手，以后逐步学习《矛盾论》、《实践论》、《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英译本。
众所周知，这种学英语的方法效率并不很高，“吃力不讨好”，随读随忘，但毛泽东仍然坚持着。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5年到10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1959年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重申了这一建议。
1959年，当外宾问及毛泽东自学英文的情况时，毛泽东回答说：“在一字一字地学。若问我问题，我勉强答得上几个字。我要订五年计划，再学5年英文，那时可以看点英文的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略作停顿，毛泽东的话里含着些许自嘲的成分说：“现在学了一半，看书不容易，好像走路一样，到处碰石头，很麻烦。”这之后他逐步学习了《矛盾论》、《实践论》、《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英译本。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60年出版以后，毛泽东特地给林克写了一封信，要求阅读这一卷的英译本。他的信是这样写的：“林克同志：选集第四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两本，一本给你，另一本交我，为盼!”
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声明”发表以后，12月17日，毛泽东又给林克写了一封信，说：“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
可见，毛泽东对英语学习的执著和浓厚的兴趣。如此这般将英文译本“对读一遍”，毛泽东遇到不少困难，如生词过多，但他并不气馁，毅力非凡，表示“决心学习，至死方休”。
此外。毛泽东还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一些讨论形式逻辑文章的英泽本。
毛泽东曾经对林克说过：“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 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
到了70年代，毛泽东还提倡60岁以下的同志要学习英语。但是这些建议，收效却甚微。
带着字典学习英译政论书籍
学英语离不开字典。为了学习英语的需要，毛泽东身边经常放着两部字典，一部是《英汉字典》，另一部则是《汉英字典》，以备他经常查阅。即便每次到外地视察工作的时候，也都带着这两部字典。至今，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地仍然保存着他生前用过的《世界汉英字典》(盛谷人编，世界书局1935年出版)和《英汉四用辞典》(詹文浒主编，世界书局1939年出版)等。
林克为使毛泽东学英语省劲高效而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作为“英语先生”他很动了一番脑筋。他考虑到毛泽东主席要务缠身，日理万机，为了节省主席的宝贵时间，对学习材料上毛泽东未学过的单词，往往事先代其查好字典，并且注明轻重音等。可是，毛泽东往往还要亲自对此翻翻字典，看看音标与注解。那副认真的精气神，十足一个既乖巧诚实又钻研爱学的好学生样儿。
毛泽东说话的时候湖南口音较重，有些英语单词发音自然就不准。他就让林克领读，他跟着读。有时，他自己再练习几遍，请林克听他的发音是否合乎标准，并让林克纠正他发音不准的地方，以便他掌握发音要领。在湖南的方言中“N”“L”不分，因而在读英语的时候，毛泽东常常出现把“NIGHT”(夜晚)念成了“LIGHT”(光、亮)一类误读。每当这时，毛泽东就像一个谦恭的学生，细听林克讲解发音要领，并且随着林克的领读跟着不厌其烦反复习练。毛泽东不像有些人学外语，念错几次，便羞得很不好意思，再也不想张开嘴巴读出声音了。毛泽东始终是爽爽朗朗地大声念出来，坦坦然然地大声纠正。
遇有生疏的单词或短语，在林克领读、解释字义和解释语法结构之后，毛泽东便用削得很尖的铅笔，在单词上注明音标，并在书页空白的地方，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注明每个单词和短语多种不同的字义。在《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英译本上，毛泽东从第一页直到最后一页，都作了详细的注。直到晚年，每当他重读一遍时，就补注一次。只是，由于他年事已高，视力减退，已不能用蝇头小字，而是用苍劲的大字作注了。
毛泽东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因为这些文章和著作的内容，他非常热悉，学习时，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句型变化和句子的结构以及英语词类的形式变化上。有些文章和经典著作，他学习过多遍。
《矛盾论》的英译本毛泽东就先后学习过3遍，并在封皮的内页记下了3次阅读的时间：1956年5月10日开始读第一遍；1959年10月31日开始读第二遍；1961年10月9日开始读第三遍。
毛泽东反复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记忆和加深理解。他对汉语的起源、语法、修辞都有深刻的了解，常常喜欢把英语同汉语的语法、修辞作比较，或者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学点日文。”后来由于他工作实在太忙，学习日语的愿望未能实现。
学习外语：一种特殊的休息
毛泽东学英语，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他常常说：“要让学习占领工作以外的时间。”这里的学习固然是指读书，但也包含积极休息的意思。他利用业余时间学英语，是他的一种特殊的休息。1959年1月，毛泽东接见巴西外宾时与外宾谈起：“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
毛泽东经常在刚刚起床，在入睡之前，在饭前饭后，在爬山、散步中间休息时，以及游泳之后晒太阳时学英语，1955年11月，他在杭州休息时，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等处。在攀登途中，他常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这时往往坐下来学习英语。
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毛泽东学英语兴致最高的时候。无论是在京还是在外地，随时都要挤时间学习英语。有时三四个小时，最多时高达七八个小时。有时哪怕只有个把小时也要加以利用。他在国内巡视工作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甚至飞机上，学习也不间断。学习中，他还常常谈古论今、探讨学术、纵论时事。
1957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或几千人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时的工作很紧张，但在旅行中仍以学习英语为乐趣。
使人最难忘最为感动的是，即使在飞机上的短暂时间或者出国访问期间，他学习英语的兴致丝毫不减。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历来被称作是毛主席“飞机上的工作照”，据说有人还请郭沫若为之赋诗一首。其实，它实际上是毛泽东视察工作时在飞机上学英语的照片。1957年3月19日11时至12时，由徐州飞往南京途中，毛泽东书写了元人萨都刺的《徐州怀古》词之后，即学英语。3月20日13时至14时，南南京飞往上海途中，他的大部分时间也在学英语。
对于这次出行与拍照经过，随行的林克多年后依然记忆犹新，他曾经回忆说：“对此我记得十分清楚，那是1957年春，毛主席南下视察工作。从照片上看，桌面上有两只对放的茶杯，两份对摆的文本，那是主席正与我学英语。两份文本是《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英译本。当时侯波同志来跟我打招呼，说是要为主席摄影，我便闪到了一边。拍照的那一天，是3月19日，从徐州飞往南京途中，我的日记上是有记载的。”
这一年11月，毛泽东前往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起草了共同宣言，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毛泽东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交谈，向他们做工作。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会议整个过程非常紧张繁忙。然而，即使这样在会议期间毛泽东的英语学习都没有中辍过。
当时住在克里姆林宫。在这寒冷的冬季，往往在早上天色未明，有时则是在会议间隙的短暂休息时间，毛泽东就让林克帮他一起学习英语。
1958年12月2日，毛泽东主席乘坐飞机去沈阳视察的飞行途中，仍然挤出时间来学习外语。机上那张小小的四方桌上，总是堆放着线装古书、文件，还有初中英语书。
毛主席学习英语很用功。有一次去济南，有江青跟随，因江青在起飞前要量血压、吃药、更衣等，直到她在床上躺好、盖严方能起飞。这中间至少需要花去半个多小时。
毛泽东便趁此机会翻开中学英语课本，端坐桌前，把书反扣在大腿上，嘴里念念有词地认真学习起英语来。
期间，毛泽东问：“斯呔申(station)站台。对不对?”
相对而坐充当老师的医生忙说：“对，对。”
“歪瑞卫尔(very well)很好。”执行毛泽东主席专机任务的一位工作人员趁机自我表现了一下，毛泽东果然很高兴，像是找到了知音：“你也会?”
“正在学呢。我是逼上梁山。周总理及其他首长出 国的时候，有的翻译不懂飞行术语，容易闹笑话。有回硬把风向筒说成了香肠。”
毛泽东好奇地问：“什么?香肠?风向筒?风向筒是不是机场那根高高的杆上飘着的红一道黄一道那东西?嗯，有点像，有点像。”
“翻译的肚子饿了嘛，你飞机上又不管饭。”
“这样的笑话不少，如果真只是笑话，大家乐乐倒无关紧要，可它危及到飞行安全。所以我们下决心自己学外语。”
毛泽东略作沉思，语重心长地说：“very well，不能让耳朵长在别人头上。”
这位机务人员见毛泽东对听他讲学外语的兴味很浓，便打开了话匣子：不懂外语，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等于耳朵长在了别人头上。自己的两只耳朵成为俗话说的——摆设。真的是聋子，不闻其声，也就可以“眼不见心不烦”。而我们毕竟不是聋子，听着外国人叽哩咕噜唱歌一般，却不明白意思，只有干着急。尤其是明知翻译搞错了，而又不能更正、不能指出、不能正确执行地面指挥员的指令。那个急呀，很难用言语表达。有回去印尼，上级专门为我们机组挑选了一位口译、笔译能力都很强的翻译，可因为不懂飞行术语，闹了个弥天笑话，把大家急得直翻白眼。飞机中途在仰光加完油后滑进跑道，起飞前机长用无线电向塔台报告：“请示起飞!”“尤阿尔克里尔得米考夫!”指挥员回答，航语是：允许你起飞。可翻译只从字面上理解，译出来后，他自己信心就不足，犹犹豫豫地通报机组：“抓起来，扔出去。”我们听后面面相觑，哭笑不得。“把什么抓起来扔出去?”“这……”翻译无言以对。国外机场一般利用率都很高，每架飞机的起降时间安排得都很合理。飞机不能在跑道上延误时间，否则影响其它飞机起降。我们的飞机在跑道头轰隆隆地震响着，就是不动窝，塔台指挥员不知出了什么事，在耳机里呜哩哇啦地直叫唤。飞机上的空气更紧张，几双眼睛都聚焦在翻译脸上，把他“烧”得热汗直流。
毛泽东主席听完这个故事哈哈大笑道：“看来该把翻译抓起来扔出去。”
“主席!我们学外语是工作需要，可您学外语有什么用啊?”
“我也是为了工作，为了不闹笑话呵。”
此外，毛泽东在长时间的开会、工作或会见外宾之后，也常常以学英语作为一种调节。例如，1960年5月6日至10日，他在郑州连续会见非洲12国、拉丁美洲8国等4批外宾后，多次以学英语作为休息。同年5月27日，他在上海会见蒙哥马利，两人谈得很融洽，休息时又读了一会儿英语。
讲话中适时穿插一点外语表达——妙趣横生
在会见世界各地四面八方的宾客时，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会在接见外宾进行谈话时，在外国友人面前适时地穿插讲一点英语，“秀”一把外语表述。
1970年12月18日早晨7时许，毛泽东身着睡衣，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在中南海住处与美国记者斯诺海阔天空的谈话，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一直到午后1点钟。进“早餐”的时候，毛泽东宴请斯诺，王海容(记录)、唐闻生(翻译)作陪。宾主入座，毛泽东起立与斯诺热情碰杯。斯诺用中文祝酒：“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则用英语回应：“Long live Snow(斯诺万岁)!”毛泽东接着又跟坐在自己身旁的王海容、唐闻生碰杯，然后幽了斯诺一默：“我看你这个说了半天woman(妇女)解放的人就是不尊重woman，你都不跟她们碰杯……”
1975年4月18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抵达北京，毛泽东当天便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两个老友寒暄，毛泽东居然说了一句英语：“Welcome(欢迎)!”可能因为L、N不分，毛泽东自我解嘲地说：“讲外国语，我发音不好。”双方谈完，金日成起身告辞，毛泽东却要金日成“等一下”，然后出人意外地问：“你们吃饭还用筷子吗?Two sticks(两根棍子)?”
更有趣的是，毛泽东主席在接见红卫兵时还曾经说过个别英文词语。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主席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长达5个半小时。根据韩爱晶的记录，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孙子兵法》，然后出人意料地自问自答：“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米尔就是兵法，阿达米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嘛。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实际上，《孙子兵法》的英译文是Art of War(战争的艺术)，译音应该是“阿特奥夫沃尔”，而不是“阿特米尔”。若非当时韩爱晶记录有误，就是毛泽东发音不准。
但毛泽东说自己学外文“半路出家”不完全准确，他接触英文实际上很早。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RossTerrill)写的《毛泽东传》中提到，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老家，进人湘乡县城新式学堂——东山小学堂读书，那里有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教英语。所以，毛泽东是在16岁那年开始学习英语的。从16岁一直学到晚年，毛泽东的英语水平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呢?
1973年以后，基辛格先后5次见到毛泽东。其中两次是分别陪同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还有3次是基辛格单独与毛泽东晤面。美国政府近年解密了这5次会见的谈话记录，人们得以了解冷战时期大国之间的合纵连横的往事，也使人们对毛泽东学习英文的心态略见端倪。
1973年2月17日23时30分，毛泽东会见基辛格。谈话中，毛泽东对中国人学外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假如苏联丢了炸弹并杀死30岁以上的中国人，那将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像我这样的老人不会学英文，我们只会读中文。我大部分的书是中文，只有少数的字典是外文。”
基辛格问：“主席现在正学英文吗?”毛泽东回答：“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词，但不懂文法。”基辛格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恭维毛泽东的机会：“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对此，毛泽东爽快地承认了：“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tiger。”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宾主大笑。
1975年lO月21日晚，毛泽东再度与基辛格会晤。在这次会谈中，基辛格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敌人”，毛泽东用英语回答“Yes”，并且写在了纸上。基辛格马上恭维毛泽东“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并要求毛泽东把这个字条送给他，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
这张小小的纸条，是毛泽东流传于世的唯一英文手迹，目前保存在美国入手中。
毛泽东一生中最后的英文表达，是极具政治色彩的一个醒目词语——Class struggle。
1975年12月31日，毛泽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
这两名美国青年注意到，在他们面前，82岁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
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8亿人口，不斗行吗?!”并且用他的湖南腔调的发音着重说出了英语：“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
Class strugle这两个英文单词，既代表了毛泽东最后的英文水平，也代表了毛泽东的一生。
“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学习，并主张把学习本国语言和学习外国语言，学习现代汉语和学习古代汉语结合起来。
青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没能继续上大学。这成为他终生的一块心病。“五四”前后，我国兴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毛泽东是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就在他送走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蔡畅、徐特立等一批批新民学会会员赴法的时候，自己却决定不出国。原因何在?研究者认为有三：一是青年毛泽东当时学习法语非常困难，始终过不了关；二是他担负不起到法国的路费；三是他甘愿留在国内了解中国国情。最后，毛泽东没有赴法勤工俭学，而是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一度想赴俄留学，但因没有俄语基础而未成行。繁重的革命任务，使毛泽东无法静心学习外语。他在延安时期曾经自学过英语。但是，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学习受到很大限制。
新中国建立以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学习英语渐渐成为他的一种爱好。不仅如此，而且毛泽东还多次提倡干部学习外语。
1954年秋，林克由新华社被调到毛泽东办公室，担任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前后有12个春秋。在这段时间里，林克除了秘工作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帮助毛泽东学习英语。这时，已年逾花甲的毛泽东正式提出要向林克学习英文。
其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的结构重新组合，国际局势云谲波诡。新中国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国际大背景下。作为新生政权的领袖，毛泽东面临兵燹后国内百废待兴的艰巨使命。他强烈意识到需要把握“乱云飞渡”的国际事务发展趋势，以利于新政权的巩固和战后的经济恢复。于是，高瞻远瞩的毛泽东提出需要一个懂国际问题和懂英语的秘书。
毛泽东第一次同林克在一起学英语是在同年的11月，在广州越秀山的游泳池畔。
阳光明媚，秋风轻拂，池水清澈，树影婆娑。但是，做毛泽东秘书第一次零距离随行工作的林克却不像身边美景一样轻松，心中不免怀有几分忐忑不安。刚刚在碧波中舒展了健壮身躯的毛泽东兴致很好，谈笑自如。毛泽东在游泳后休息时想读英语，便让林克坐在他身边的藤椅上。
毛泽东在切入正题之前一般总是要跟对方先拉拉家常的。他和蔼地询问林克多大年纪了、什么地方人士。
林克有些拘谨地回答：“29岁了，原籍江苏，幼年生活在保定。”
上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在南北游历中曾经到过保定，并且曾经兴致勃勃地沿着城墙走了一圈。此时当林克提到保定时，引起了毛泽东谈话的兴趣。毛泽东说：“保定很有名呀。你晓得那里有个莲花池吗?那是北洋军阀头子曹锟修的私人花园。”可见毛泽东见多识广，而且一旦触及到历史，毛泽东自然会谈锋更健，他津津有味地说：“曹锟用5000银元一张选票，收买了500多名‘猪仔议员’，很下本钱哪。他是个很有名的贿选总统哩!”曹锟贿选期间，毛泽东正置身于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曾经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污秽的军阀政治。往事如烟，可是毛泽东却信手拈出与话题相关的一段历史。
说到这儿，毛泽东淡淡一笑。沉吟片刻，毛泽东话锋一转，眉宇间透着诚恳，以谦逊的神情和口气提议道：“你做我的老师，教我英语，好么?”
一番寒暄，一段生动风趣的旧闻，已然使林克放松了心情，回复了平静与自然。林克毕恭毕敬地点点头。
接下来，毛泽东半认真半调侃地说：“过去，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了，拜师喽。”言罢，毛泽东无忌地大笑起来。
教他学英语是主席交给林克的一项新工作。林克从别人那儿得知，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自学过英语，但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学习从哪儿人手，一时还心中无底。于是，他建议说：“您看，是不是从学习一些短的政论性文章开始好呢?”
毛泽东欣然同意。
林克随即拿出来一本事先准备好的英文版《人民中国》。
从这天起，毛泽东正式开始了建国后攻读外语的学习生涯。林克既是毛泽东的秘书，又兼毛泽东的“英语先生”。
此后，毛泽东便排除了英语教科书那种惯用的循序渐进地“上课”的方法，而是在林克指导下自己设计了一种独特的“学英文”的方式：念英语文章，一个词、一个词地查字典对照着念。
毛泽东那时熟悉的单词和短语还不很多，于是，他们先从阅读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杂志里的短文，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和英文参考的新闻、通讯、时事评论和政论文章人手，以后逐步学习《矛盾论》、《实践论》、《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英译本。
众所周知，这种学英语的方法效率并不很高，“吃力不讨好”，随读随忘，但毛泽东仍然坚持着。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5年到10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1959年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重申了这一建议。
1959年，当外宾问及毛泽东自学英文的情况时，毛泽东回答说：“在一字一字地学。若问我问题，我勉强答得上几个字。我要订五年计划，再学5年英文，那时可以看点英文的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略作停顿，毛泽东的话里含着些许自嘲的成分说：“现在学了一半，看书不容易，好像走路一样，到处碰石头，很麻烦。”这之后他逐步学习了《矛盾论》、《实践论》、《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英译本。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60年出版以后，毛泽东特地给林克写了一封信，要求阅读这一卷的英译本。他的信是这样写的：“林克同志：选集第四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两本，一本给你，另一本交我，为盼!”
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声明”发表以后，12月17日，毛泽东又给林克写了一封信，说：“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
可见，毛泽东对英语学习的执著和浓厚的兴趣。如此这般将英文译本“对读一遍”，毛泽东遇到不少困难，如生词过多，但他并不气馁，毅力非凡，表示“决心学习，至死方休”。
此外。毛泽东还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一些讨论形式逻辑文章的英泽本。
毛泽东曾经对林克说过：“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 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
到了70年代，毛泽东还提倡60岁以下的同志要学习英语。但是这些建议，收效却甚微。
带着字典学习英译政论书籍
学英语离不开字典。为了学习英语的需要，毛泽东身边经常放着两部字典，一部是《英汉字典》，另一部则是《汉英字典》，以备他经常查阅。即便每次到外地视察工作的时候，也都带着这两部字典。至今，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地仍然保存着他生前用过的《世界汉英字典》(盛谷人编，世界书局1935年出版)和《英汉四用辞典》(詹文浒主编，世界书局1939年出版)等。
林克为使毛泽东学英语省劲高效而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作为“英语先生”他很动了一番脑筋。他考虑到毛泽东主席要务缠身，日理万机，为了节省主席的宝贵时间，对学习材料上毛泽东未学过的单词，往往事先代其查好字典，并且注明轻重音等。可是，毛泽东往往还要亲自对此翻翻字典，看看音标与注解。那副认真的精气神，十足一个既乖巧诚实又钻研爱学的好学生样儿。
毛泽东说话的时候湖南口音较重，有些英语单词发音自然就不准。他就让林克领读，他跟着读。有时，他自己再练习几遍，请林克听他的发音是否合乎标准，并让林克纠正他发音不准的地方，以便他掌握发音要领。在湖南的方言中“N”“L”不分，因而在读英语的时候，毛泽东常常出现把“NIGHT”(夜晚)念成了“LIGHT”(光、亮)一类误读。每当这时，毛泽东就像一个谦恭的学生，细听林克讲解发音要领，并且随着林克的领读跟着不厌其烦反复习练。毛泽东不像有些人学外语，念错几次，便羞得很不好意思，再也不想张开嘴巴读出声音了。毛泽东始终是爽爽朗朗地大声念出来，坦坦然然地大声纠正。
遇有生疏的单词或短语，在林克领读、解释字义和解释语法结构之后，毛泽东便用削得很尖的铅笔，在单词上注明音标，并在书页空白的地方，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注明每个单词和短语多种不同的字义。在《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英译本上，毛泽东从第一页直到最后一页，都作了详细的注。直到晚年，每当他重读一遍时，就补注一次。只是，由于他年事已高，视力减退，已不能用蝇头小字，而是用苍劲的大字作注了。
毛泽东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因为这些文章和著作的内容，他非常热悉，学习时，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句型变化和句子的结构以及英语词类的形式变化上。有些文章和经典著作，他学习过多遍。
《矛盾论》的英译本毛泽东就先后学习过3遍，并在封皮的内页记下了3次阅读的时间：1956年5月10日开始读第一遍；1959年10月31日开始读第二遍；1961年10月9日开始读第三遍。
毛泽东反复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记忆和加深理解。他对汉语的起源、语法、修辞都有深刻的了解，常常喜欢把英语同汉语的语法、修辞作比较，或者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学点日文。”后来由于他工作实在太忙，学习日语的愿望未能实现。
学习外语：一种特殊的休息
毛泽东学英语，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他常常说：“要让学习占领工作以外的时间。”这里的学习固然是指读书，但也包含积极休息的意思。他利用业余时间学英语，是他的一种特殊的休息。1959年1月，毛泽东接见巴西外宾时与外宾谈起：“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
毛泽东经常在刚刚起床，在入睡之前，在饭前饭后，在爬山、散步中间休息时，以及游泳之后晒太阳时学英语，1955年11月，他在杭州休息时，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等处。在攀登途中，他常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这时往往坐下来学习英语。
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毛泽东学英语兴致最高的时候。无论是在京还是在外地，随时都要挤时间学习英语。有时三四个小时，最多时高达七八个小时。有时哪怕只有个把小时也要加以利用。他在国内巡视工作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甚至飞机上，学习也不间断。学习中，他还常常谈古论今、探讨学术、纵论时事。
1957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或几千人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时的工作很紧张，但在旅行中仍以学习英语为乐趣。
使人最难忘最为感动的是，即使在飞机上的短暂时间或者出国访问期间，他学习英语的兴致丝毫不减。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历来被称作是毛主席“飞机上的工作照”，据说有人还请郭沫若为之赋诗一首。其实，它实际上是毛泽东视察工作时在飞机上学英语的照片。1957年3月19日11时至12时，由徐州飞往南京途中，毛泽东书写了元人萨都刺的《徐州怀古》词之后，即学英语。3月20日13时至14时，南南京飞往上海途中，他的大部分时间也在学英语。
对于这次出行与拍照经过，随行的林克多年后依然记忆犹新，他曾经回忆说：“对此我记得十分清楚，那是1957年春，毛主席南下视察工作。从照片上看，桌面上有两只对放的茶杯，两份对摆的文本，那是主席正与我学英语。两份文本是《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英译本。当时侯波同志来跟我打招呼，说是要为主席摄影，我便闪到了一边。拍照的那一天，是3月19日，从徐州飞往南京途中，我的日记上是有记载的。”
这一年11月，毛泽东前往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起草了共同宣言，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毛泽东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交谈，向他们做工作。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会议整个过程非常紧张繁忙。然而，即使这样在会议期间毛泽东的英语学习都没有中辍过。
当时住在克里姆林宫。在这寒冷的冬季，往往在早上天色未明，有时则是在会议间隙的短暂休息时间，毛泽东就让林克帮他一起学习英语。
1958年12月2日，毛泽东主席乘坐飞机去沈阳视察的飞行途中，仍然挤出时间来学习外语。机上那张小小的四方桌上，总是堆放着线装古书、文件，还有初中英语书。
毛主席学习英语很用功。有一次去济南，有江青跟随，因江青在起飞前要量血压、吃药、更衣等，直到她在床上躺好、盖严方能起飞。这中间至少需要花去半个多小时。
毛泽东便趁此机会翻开中学英语课本，端坐桌前，把书反扣在大腿上，嘴里念念有词地认真学习起英语来。
期间，毛泽东问：“斯呔申(station)站台。对不对?”
相对而坐充当老师的医生忙说：“对，对。”
“歪瑞卫尔(very well)很好。”执行毛泽东主席专机任务的一位工作人员趁机自我表现了一下，毛泽东果然很高兴，像是找到了知音：“你也会?”
“正在学呢。我是逼上梁山。周总理及其他首长出 国的时候，有的翻译不懂飞行术语，容易闹笑话。有回硬把风向筒说成了香肠。”
毛泽东好奇地问：“什么?香肠?风向筒?风向筒是不是机场那根高高的杆上飘着的红一道黄一道那东西?嗯，有点像，有点像。”
“翻译的肚子饿了嘛，你飞机上又不管饭。”
“这样的笑话不少，如果真只是笑话，大家乐乐倒无关紧要，可它危及到飞行安全。所以我们下决心自己学外语。”
毛泽东略作沉思，语重心长地说：“very well，不能让耳朵长在别人头上。”
这位机务人员见毛泽东对听他讲学外语的兴味很浓，便打开了话匣子：不懂外语，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等于耳朵长在了别人头上。自己的两只耳朵成为俗话说的——摆设。真的是聋子，不闻其声，也就可以“眼不见心不烦”。而我们毕竟不是聋子，听着外国人叽哩咕噜唱歌一般，却不明白意思，只有干着急。尤其是明知翻译搞错了，而又不能更正、不能指出、不能正确执行地面指挥员的指令。那个急呀，很难用言语表达。有回去印尼，上级专门为我们机组挑选了一位口译、笔译能力都很强的翻译，可因为不懂飞行术语，闹了个弥天笑话，把大家急得直翻白眼。飞机中途在仰光加完油后滑进跑道，起飞前机长用无线电向塔台报告：“请示起飞!”“尤阿尔克里尔得米考夫!”指挥员回答，航语是：允许你起飞。可翻译只从字面上理解，译出来后，他自己信心就不足，犹犹豫豫地通报机组：“抓起来，扔出去。”我们听后面面相觑，哭笑不得。“把什么抓起来扔出去?”“这……”翻译无言以对。国外机场一般利用率都很高，每架飞机的起降时间安排得都很合理。飞机不能在跑道上延误时间，否则影响其它飞机起降。我们的飞机在跑道头轰隆隆地震响着，就是不动窝，塔台指挥员不知出了什么事，在耳机里呜哩哇啦地直叫唤。飞机上的空气更紧张，几双眼睛都聚焦在翻译脸上，把他“烧”得热汗直流。
毛泽东主席听完这个故事哈哈大笑道：“看来该把翻译抓起来扔出去。”
“主席!我们学外语是工作需要，可您学外语有什么用啊?”
“我也是为了工作，为了不闹笑话呵。”
此外，毛泽东在长时间的开会、工作或会见外宾之后，也常常以学英语作为一种调节。例如，1960年5月6日至10日，他在郑州连续会见非洲12国、拉丁美洲8国等4批外宾后，多次以学英语作为休息。同年5月27日，他在上海会见蒙哥马利，两人谈得很融洽，休息时又读了一会儿英语。
讲话中适时穿插一点外语表达——妙趣横生
在会见世界各地四面八方的宾客时，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会在接见外宾进行谈话时，在外国友人面前适时地穿插讲一点英语，“秀”一把外语表述。
1970年12月18日早晨7时许，毛泽东身着睡衣，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在中南海住处与美国记者斯诺海阔天空的谈话，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一直到午后1点钟。进“早餐”的时候，毛泽东宴请斯诺，王海容(记录)、唐闻生(翻译)作陪。宾主入座，毛泽东起立与斯诺热情碰杯。斯诺用中文祝酒：“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则用英语回应：“Long live Snow(斯诺万岁)!”毛泽东接着又跟坐在自己身旁的王海容、唐闻生碰杯，然后幽了斯诺一默：“我看你这个说了半天woman(妇女)解放的人就是不尊重woman，你都不跟她们碰杯……”
1975年4月18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抵达北京，毛泽东当天便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两个老友寒暄，毛泽东居然说了一句英语：“Welcome(欢迎)!”可能因为L、N不分，毛泽东自我解嘲地说：“讲外国语，我发音不好。”双方谈完，金日成起身告辞，毛泽东却要金日成“等一下”，然后出人意外地问：“你们吃饭还用筷子吗?Two sticks(两根棍子)?”
更有趣的是，毛泽东主席在接见红卫兵时还曾经说过个别英文词语。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主席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长达5个半小时。根据韩爱晶的记录，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孙子兵法》，然后出人意料地自问自答：“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米尔就是兵法，阿达米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嘛。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实际上，《孙子兵法》的英译文是Art of War(战争的艺术)，译音应该是“阿特奥夫沃尔”，而不是“阿特米尔”。若非当时韩爱晶记录有误，就是毛泽东发音不准。
但毛泽东说自己学外文“半路出家”不完全准确，他接触英文实际上很早。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RossTerrill)写的《毛泽东传》中提到，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老家，进人湘乡县城新式学堂——东山小学堂读书，那里有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教英语。所以，毛泽东是在16岁那年开始学习英语的。从16岁一直学到晚年，毛泽东的英语水平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呢?
1973年以后，基辛格先后5次见到毛泽东。其中两次是分别陪同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还有3次是基辛格单独与毛泽东晤面。美国政府近年解密了这5次会见的谈话记录，人们得以了解冷战时期大国之间的合纵连横的往事，也使人们对毛泽东学习英文的心态略见端倪。
1973年2月17日23时30分，毛泽东会见基辛格。谈话中，毛泽东对中国人学外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假如苏联丢了炸弹并杀死30岁以上的中国人，那将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像我这样的老人不会学英文，我们只会读中文。我大部分的书是中文，只有少数的字典是外文。”
基辛格问：“主席现在正学英文吗?”毛泽东回答：“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词，但不懂文法。”基辛格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恭维毛泽东的机会：“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对此，毛泽东爽快地承认了：“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tiger。”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宾主大笑。
1975年lO月21日晚，毛泽东再度与基辛格会晤。在这次会谈中，基辛格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敌人”，毛泽东用英语回答“Yes”，并且写在了纸上。基辛格马上恭维毛泽东“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并要求毛泽东把这个字条送给他，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
这张小小的纸条，是毛泽东流传于世的唯一英文手迹，目前保存在美国入手中。
毛泽东一生中最后的英文表达，是极具政治色彩的一个醒目词语——Class struggle。
1975年12月31日，毛泽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
这两名美国青年注意到，在他们面前，82岁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
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8亿人口，不斗行吗?!”并且用他的湖南腔调的发音着重说出了英语：“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
Class strugle这两个英文单词，既代表了毛泽东最后的英文水平，也代表了毛泽东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