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未成年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其身心健康与合法权益历来受到我国立法部门的高度重视.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再次修订并不足以应对复杂的侵害未成年人事件的发生,尤其是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因此,《刑事诉讼法》的及时介入成为当前形势发展的必要选择.通过司法对实践的审视可以发现,未成年被害人不仅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明显的"工具人"特征,而且在立法上也成了"被遗忘的当事人",因而将其置于一般"当事人"的地位并不利于改善其诉讼境遇、保障其诉讼权利.通过进一步有针对性的理论梳理和实践考察后发现,侵害未成年人
【基金项目】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互联网法院运行逻辑的理论基础与完善路径研究"(编号:2018CDJSK08YJ07)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未成年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其身心健康与合法权益历来受到我国立法部门的高度重视.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再次修订并不足以应对复杂的侵害未成年人事件的发生,尤其是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因此,《刑事诉讼法》的及时介入成为当前形势发展的必要选择.通过司法对实践的审视可以发现,未成年被害人不仅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明显的"工具人"特征,而且在立法上也成了"被遗忘的当事人",因而将其置于一般"当事人"的地位并不利于改善其诉讼境遇、保障其诉讼权利.通过进一步有针对性的理论梳理和实践考察后发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普遍存在主体被害性较高、案件类别相对集中以及权利保障法律专门化等特征,据此赋予未成年被害人"特殊当事人"地位是理论和现实的必然要求,而这需要从知情权的优先落实、隐私权的全面保护、人格尊严权的充分落实等实体角度以及对其诉讼参与权的尽量满足、陈述意见权的充分关照、刑事和解权的适当尊重等程序视角两方面入手方能实现.
其他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关于身份权的研究成果,其与独立成编的人格权保持着体系上的一致性.认识身份权,首先应当从"身份"一词的含义开始.身份权的法律地位属性决定了其权利义务的总括性.将身份权置于人身关系和身份关系当中,可以发现身份权具有平等性、与人身不可分性、非让与性、相对性、伦理性等多方面的特征.在身份权与人格权的比较过程中,应当明确现代身份权中权利义务的同质性和双向性.目前,身份权的内容仅限于婚姻家庭关系的范畴,民法典为其提供了全面充分的保护及救济规范.
村干部职业化已成为当前我国各地村干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其所形塑的是一种职业化的村干部管理体制.相关研究认为,村干部职业化是通过对村干部激励系统中制度性激励的强化来解决村干部工作动力不足的问题.实地调查表明,兼职化村干部管理体制中非制度性激励的存在使村干部位置对留守在乡村的村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也是长期以来我国绝大部分乡村依然能够保持较为完整的村干部队伍的重要原因,而制度性激励只是补充.非制度性激励的吸引力源于兼职化村干部管理体制与乡村经济机会的亲和性.近几年,大部分地区的农村之所以弥漫着村干部的不满
任何组织模式都是在一定制度环境下为"对冲"相应的约束条件而产生的,而且其内部治理结构会随着约束条件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动态调整.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制度背景下,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组织,龙头企业领办的合作社能够有效缓解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约束、政治约束和制度约束.虽然龙头企业领办型合作社是由龙头企业、农户和基层政府通过博弈达成的一种"制度均衡"的组织模式,但合作社实际的剩余控制权和盈余分配权并不能在三者之间进行均等分配,这最终导致合作社鲜有分红或按股份分红的"制度变异".因此,对龙头企业领办型合作社发展的争
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提性制度安排,为提高企业长期效率提供产权基础.然而,国有企业作为国资监管体制的载体和实现形式,其自身改革也推动国资监管体制不断完善.在完善国资监管体制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之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阐释发现,国资监管体制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有利于推动政资分开和政企分开,改善企业治理结构,降低政策性负担以及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从而不断增强国有资本运行效率,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为了实现国资监管体制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协同发展,应着力从四个方面推动改革,即在加强顶层设计过程中
经过清前期的文化积淀,蒙古八旗科举文人创作兴起于清中叶.自乾隆朝以来,蒙古科第世家的文化濡化与传统汉族名门有了相近的传承范式,这一文人群体集中体现了"科第"与"文学"的耦合关系.在文化氛围、文学创作与交流的空间建构上,科第为蒙古及满汉文人提供了文学性的聚合平台,为他们诗文切磋、同声相和的师友交往注入了持久动力.乾隆年间的科举试诗制度促进了蒙古文士格律诗学的知识养成.试帖诗学从文学启蒙、题材内容、"美盛"诗风取向等方面对蒙古文士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蒙古文士重视试帖诗的写作,并尽力提升其文学品格.在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技术快速发展、渗透、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正深刻重塑制造业竞争新格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工业互联
作为一种以谬论拼贴事实、以情感掩饰真相、以信念煽动舆论为特征的传播现象,"后真相"现象是网络空间杂冗化的信息生产、社交媒体情感化的话语叙事与社会圈层扁平化的交互舆论耦合作用的产物."后真相"现象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真相基础,破坏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演化链条,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形成新的挑战.对此,既要重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科学规范和话语体系,又要创构适应"后真相"特征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格局.
高质量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壮大发展乡村产业尤其是做好益贫性产业发展与区域要素禀赋动态协调是关键.稳定脱贫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本要求,产业兴旺是承接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支撑,益贫性产业因其扶弱助困和引领发展的双重作用成为二者有效衔接的纽带.基于空间重构视角分析稳定脱贫与产业兴旺的互动关联,基于要素和功能双重视角系统思考乡村产业发展未来,益贫性产业发展与利益联结机制建设是稳定脱贫与产业兴旺良性互动的关键.在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起步的关键过渡期,大力发展益贫性产业,紧密利
"时时有任务、事事要追责"是当前基层治理的现实,而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仍然可以有效地完成组织任务.传统的"层级组织""政策动员"研究视角在确定性、结构化的外部压力上作出解释,从弹性机制、共产力与能动性的角度进行思考.通过对H市M社区案例的研究表明,基层政策的实施经历了层级事件放大、多重责任建构以及运动施压的过程,背后显示出当前基层的弹性实施与结构规制的组织内涵,与运动式治理下的压力相辅相成.由此,提出"事责共同体"的理论构想,"时时有压力"构成了以"事"为核心的行政逻辑,"事事要追责"形成了长效权责联结机制
西方启蒙现代性主导的旧全球化实践主张一种同质化的排他性意识形态,由此造成了"合法性认同"与"抗拒性认同"持续紧张、冲突和对抗的全球结构性认同危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倡导并践行的新公共哲学理念,其立足于"类本位"的价值实践基点,在价值坐标、价值主张和实践路径三个面相上推动全球治理的范式转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内蕴的优良制度理性的关照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有效化解旧全球化复杂的认同危机,实现文明互鉴、包容差异、尊重他者、互惠共生的"认同型全球化",重构了价值原则和实践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