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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司法制度，洗冤平反似乎就没有停止过，如何更准确地惩处罪犯、减少错判以及为错判进行的平反成为推动整个人类司法制度发展与进步的力量。不管是在古代和近代的经验断案时代，还是现代的技术断案时期，被错判之人要获得平反，单单无辜是不够的，因为个人的力量永远难以抗衡顽固的司法系统，必须依靠政府机构、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的力量。现在则有了DNA检测这个强有力的技术工具以及将这个工具发挥到极致的非赢利民间组织——“无辜计划”。“无辜计划”组织不仅要为无辜者平反，还要修复“一个坏掉的制度”，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解救名单上的第219个?
“无辜计划”在16年的时间里通过DNA检测技术将218个被错判的无辜者从监狱里“拯救”了出来，平均下来每人在监狱中待了12年。其中有16人被判处了死刑，另有11人是在14～22岁之间被错误地定罪入狱的，这11个人总共在狱中服刑了947年，他们的青春就这样被偷去了。如此多的人被证明是无辜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现在，“无辜计划”正在为之努力的托马斯·阿瑟案或许能将名单上被无罪释放的人员数增加到219。但这一次，结果难料，胜算不多。
2008年7月31日是美国阿拉巴马州拟定为托马斯·阿瑟执行死刑注射的日子。阿瑟因为一起谋杀案已经在监狱的死刑区服刑了25年，但他一直声称自己是无辜的。阿拉巴马州是美国仅有的7个不为死刑犯提供法庭DNA检测的地方州之一。除非州长鲍伯·雷利下令对阿瑟案进行DNA检测，否则，阿瑟案就永无真相大白之日。自2007年8月以来，“无辜计划”就一直要求做DNA检测，但都被拒绝了。“无辜计划”组织还发动了一场声援运动，号召大家都给雷利发电子邮件进行恳求，已有数千人加入的这场运动似乎也注定没有结果。其中有6位也是通过DNA检测而被证明无罪的人更是联名给雷利写信，希望能够对阿瑟案进行DNA检测。“如果不是因为做了DNA测试，我们或许活不到今天。在我们每个人的案件中，法官们只听取他们以为足以证明我们有罪的证据，我们起初希望DNA测试的请求也被法官和政府拒绝。我们在死刑区感叹：在我们被处决之前真相能够大白吗?”他们在信中说。
雷利认为：法官的判决是建立在物证和人证的基础之上，因此DNA检测不会改变最终的结果。在他看来，一个已经执行了25年的案件却要在最后关头进行DNA检测，这对于司法制度来说不公平。
雷利的回答让“无辜计划”组织的创立者巴里·谢克和彼得·纽费尔不由得想起20年前司法系统的官方态度“怎么可能会有误判呢?”但是，经过“无辜计划”十几年的努力，美国大多数州都已经认识到司法制度本身的缺陷，开始努力修复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利布曼所说的“一个坏掉的制度”。
错误判决的“七宗罪”
在“无辜计划”创立之前已经有大量的科学研究表明，现有的司法制度存在某些缺陷，错判率非常高，其中包括对死刑的判决。1907年，被誉为工业心理学之父的雨果-闵斯特伯格出版了《论证人席：心理与犯罪文集》一书，对目击证人辨认的可靠性进行质疑。而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埃德温·鲍查德为其1932年出版的先驱性著作《蒙冤获罪》而对65个被定罪的无辜者案例进行研究，发现目击证人的错误辨认是导致冤案的主要原因。不过，有计划性的系统研究则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的。
一些法学教授也纷纷对刑事案件错判率进行研究。例如，法学教授迈克·莱辛格的研究表明，1982年至1989年间因强奸和谋杀罪而被判死刑的案件中至少有3.3％的人是无辜的。最有影响的则是美国司法部和参议院委托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进行的研究，詹姆斯·利布曼教授等人最终的报告名称为“一个坏掉的制度：1973-1995年间死刑犯的错判率”。报告中指出，在1973_1995年之间的23年间4578例死刑案件的研究发现，出错率竟然达到68％。
糟糕的是，在此之前人们并没有很好的获得平反和防止“司法谋杀”的手段，直到DNA技术于80年代末在法庭的开始采用。DNA证据让两位资深律师巴里-谢克和彼得·纽费尔看到了为无辜者平反的希望。他们于1992年创立了非赢利性的民间组织“无辜计划”，旨在通过DNA检测技术为含冤入狱者平反，同时推动人们对现有司法制度缺陷的认识并引导其进行变革。巴里·谢克曾是辛普森案中“梦之队”律师团中的首席DNA专家。
“无辜计划”在行动
巴里·谢克1949年9月19日出生于纽约。抱着让世界更美好的梦想，60年代末他进入耶鲁大学，学业优秀，热心于政治运动。曾参加全国性的学生游行以及反越战游行。1974年他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毕业，成为一名律师，为纽约法律援助协会工作，专门帮助穷人。正是在那里，他遇到了彼得·纽费儿，他们成为亲密的朋友和无辜计划的共同创立者。离开法律援助协会后，谢克成为本杰明·卡多佐法学院的一名教授，而彼得·纽费尔进入一家私人公司从事民事案件。“无辜计划”，就位于本杰明·卡多佐法学院，在此之前巴里·谢克已经在这里任教了24年。无辜计划主要依靠学生的辛勤工作，有一个由律师和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进行指导。他们每年要收到一千多份援助请求，其中的一个重要工作是从中筛选出那些能够通过DNA测试得出结论性证据的案件。过去十几年DNA检测技术有了重大进展，现在即使是一些微小的样本也可以进行测试。这使得过去的一些案件得以重审，大大提高了无辜者的平反机会。
不过，所有重罪案中只有20％保存有生物学证据，可以通过DNA测试证明其是有罪或无辜的。因此，单纯依靠DNA并不足以确保无辜的人们不会被送进监狱。
另外，巴里·谢克意识到，仅仅将无辜者从监狱中解救出来，事情并未完结。很多人从监狱出来后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含冤入狱还给他们带来感情和精神上的伤害。因此，在2003年初，从“无辜计划”中又衍生出“无罪释放后生活计划”，由“无辜计划”与加州的DNA鉴定技术和人权中心共同操作，帮助无罪释放的无辜者寻找住处，办理健康和医疗保险以及从业培训。同时，他们努力推动“无辜者保护法案”。“无辜者保护法案”最终在2004年以《所有人的公义法案》的名义开始施行，其关键点在于让监狱里的在押犯都有重新检测DNA的机会，最后落实确实是无辜的人能够获得经济补偿。同时，要提高死刑案的辩护水平，为他们提供好的律师。2008年7月18日，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议会投票通过了一个议案，因为被错判而入狱的无辜者被释放后所获得的补偿金将从原先的每服刑一年补偿2万美元提高到5万美元，最高补偿额度为75万美元。 受“无辜计划”的启发，现在全美已经有大约40个类似的“无辜计划”组织遍布在各个州的法学院、新闻院校或其他公共机构中。有些组织专门帮助那些无法采用DNA证据的在押犯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些机构共同组成“无辜联盟”。另外，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等地都成立相应的组织，英国和美国还制作了以“无辜计划”真实故事为基础的电视系列片。
通过“无辜计划”十几年来卓有成效的工作，美国大多数州已经认识到现有司法制度存在的某些缺陷，开始大力推进司法程序的完善等工作。例如，为了减少和避免错误的自我认供，在审讯过程中必须全程进行录像，从而增加自我认供证据的可靠性。
但是，阿拉巴马州的情况表明，“无辜计划”任重道远，仍需努力。正如巴里·谢克所说：“我这一生都看不到计划的结束。”
错误判决的七宗罪目击证人的错误辨认
全球所有的司法系统在分析和确定犯罪事件时都严重依赖目击证人，即所谓“人证物证俱在”。目击证人可以辨认罪犯，可以回忆当时的情景，甚至记得包括罪犯发型、现场的对话内容等细节。在法官看来，目击证人没有撒谎的动机，因而目击证人的证词是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证据，特别是当目击证人对自己的回忆和证词信心满满时。在缺乏有利的反驳证据的情况下，目击证人的叙述通常就会被警察、检察官、法官和陪审团接受。
人类的大脑不是一台录像机，我们既不能将我们看到的丝毫不差地记录下来，我们也不能像录像带倒带般准确地回忆看见的事情。事实上，目击证人的记忆和犯罪现场的其他任何证据一样，必须小心翼翼地进行保存，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提取，否则它和其他的证据一样很容易受到污染。而证据一旦受到污染，其在法律上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甚至成为无效证据。
有局限、不可靠的科学证据
DNA证据在法庭上的采用永远地改变了司法系统，由于DNA测试被广泛接受，很多专家开始怀疑其他法庭科学的可靠性。数百年来，有局限、不可靠的科学证据一直在法庭上使用，从血型、头发比对到咬痕和弹道学。这些传统的法庭科学可以缩小范围，但DNA可以提供确切的证据，因此应该尽可能地使用DNA技术。如果实验室测试操作不当，或者实验没有公正地呈现给法官，科学的证据就会戴上一个虚假的信任外表，从而导致错误的判决。法官听到的是科学实验支持检方的指控，却往往不知道科学有时也是不可靠或不精确的。比如，显微镜下的头发比对，其准确度被认为是万分之一，实际上这个统计数据是无法证实的。咬痕和血型比对也早已被证明很不可靠，而弹药的化学比对也于2005年被停止使用。
错误的自我供认：
超过25％的无辜被告在审讯中做出自己有罪的陈述，这表明个人自白并非总是由内在的认识或实际的犯罪行为支配的，有时完全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在警方询问期间，很多因素都会导致错误的自我供认，这些因素包括压力、胁迫、醉酒、中毒、精神伤害、对法律的无知、害怕暴力、严厉判决的威胁和对形势的错误理解等。有时候督察会使用严酷的审问手段对付不合作的嫌疑人，有些警察则会技巧地说服无辜的人“自觉地”认罪。有些人则是为了避免身体的伤害而认罪，有些人则被告知，只要认罪就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死刑。
法庭科学家行业不当
在很多案件中，法庭科学的结果将决定被告是生或死，因此，错误的证词、夸张的统计以及实验室欺诈等导致的错误判决要引起特别的关注，而这种情况已经在美国的几个州发生过。既然法庭科学证据是以专家证词的形式提供的，法官通常会更加看重。但是，一旦有不规范的行为发生，就更加危险。有时候法庭实验室或其工作人员会与警察和检察官结成同盟，而不是优先考虑如何寻找真相。在有些案件中，关键证据已经被用完了或者毁坏了，无法重新进行测试，因而也能发现法庭科学家的不规范行为，也无法查出真相。
每一条法庭科学证据的确认、收集、测试、储存、处理和报告都涉及许多人，在这个过程的某个环节中，证据会被人有意或无意地胡乱处理。
公职人员渎职
通过DNA测试被平反的案件中存在很多检察官或警察部门进行欺诈或者渎职的证据。大多数执行官员和检察官都是诚实的，值得信任的。但是，腐败也是有可能存在，即使只有千分之一的执法人员不诚实，错误的判决就将源源不断地发生。
做假证或伪证
超过15％的无辜者是因为别人做假证或伪证而入狱的。这并不是什么惊人的消息。对于那些监狱中绝望的囚犯来说，通过做伪证得到金钱或减刑，往往是他们最后的出路了。而对有些人而言，如果想逃脱牢狱之灾，做伪证也许是唯一的选择。
糟糕的辩护律师
司法系统的资源很难被贫穷的被告充分利用。当被告的辩护律师是一个效率低下无能的或案件太多的人时，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一个过分繁忙的律师根本无法进行调查，传唤证人或为审判做准备，无辜的被告就很容易被定罪。有时辩护律师竟然醉醺醺地在法庭上睡着了。
编辑：孙薇薇
解救名单上的第219个?
“无辜计划”在16年的时间里通过DNA检测技术将218个被错判的无辜者从监狱里“拯救”了出来，平均下来每人在监狱中待了12年。其中有16人被判处了死刑，另有11人是在14～22岁之间被错误地定罪入狱的，这11个人总共在狱中服刑了947年，他们的青春就这样被偷去了。如此多的人被证明是无辜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现在，“无辜计划”正在为之努力的托马斯·阿瑟案或许能将名单上被无罪释放的人员数增加到219。但这一次，结果难料，胜算不多。
2008年7月31日是美国阿拉巴马州拟定为托马斯·阿瑟执行死刑注射的日子。阿瑟因为一起谋杀案已经在监狱的死刑区服刑了25年，但他一直声称自己是无辜的。阿拉巴马州是美国仅有的7个不为死刑犯提供法庭DNA检测的地方州之一。除非州长鲍伯·雷利下令对阿瑟案进行DNA检测，否则，阿瑟案就永无真相大白之日。自2007年8月以来，“无辜计划”就一直要求做DNA检测，但都被拒绝了。“无辜计划”组织还发动了一场声援运动，号召大家都给雷利发电子邮件进行恳求，已有数千人加入的这场运动似乎也注定没有结果。其中有6位也是通过DNA检测而被证明无罪的人更是联名给雷利写信，希望能够对阿瑟案进行DNA检测。“如果不是因为做了DNA测试，我们或许活不到今天。在我们每个人的案件中，法官们只听取他们以为足以证明我们有罪的证据，我们起初希望DNA测试的请求也被法官和政府拒绝。我们在死刑区感叹：在我们被处决之前真相能够大白吗?”他们在信中说。
雷利认为：法官的判决是建立在物证和人证的基础之上，因此DNA检测不会改变最终的结果。在他看来，一个已经执行了25年的案件却要在最后关头进行DNA检测，这对于司法制度来说不公平。
雷利的回答让“无辜计划”组织的创立者巴里·谢克和彼得·纽费尔不由得想起20年前司法系统的官方态度“怎么可能会有误判呢?”但是，经过“无辜计划”十几年的努力，美国大多数州都已经认识到司法制度本身的缺陷，开始努力修复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利布曼所说的“一个坏掉的制度”。
错误判决的“七宗罪”
在“无辜计划”创立之前已经有大量的科学研究表明，现有的司法制度存在某些缺陷，错判率非常高，其中包括对死刑的判决。1907年，被誉为工业心理学之父的雨果-闵斯特伯格出版了《论证人席：心理与犯罪文集》一书，对目击证人辨认的可靠性进行质疑。而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埃德温·鲍查德为其1932年出版的先驱性著作《蒙冤获罪》而对65个被定罪的无辜者案例进行研究，发现目击证人的错误辨认是导致冤案的主要原因。不过，有计划性的系统研究则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的。
一些法学教授也纷纷对刑事案件错判率进行研究。例如，法学教授迈克·莱辛格的研究表明，1982年至1989年间因强奸和谋杀罪而被判死刑的案件中至少有3.3％的人是无辜的。最有影响的则是美国司法部和参议院委托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进行的研究，詹姆斯·利布曼教授等人最终的报告名称为“一个坏掉的制度：1973-1995年间死刑犯的错判率”。报告中指出，在1973_1995年之间的23年间4578例死刑案件的研究发现，出错率竟然达到68％。
糟糕的是，在此之前人们并没有很好的获得平反和防止“司法谋杀”的手段，直到DNA技术于80年代末在法庭的开始采用。DNA证据让两位资深律师巴里-谢克和彼得·纽费尔看到了为无辜者平反的希望。他们于1992年创立了非赢利性的民间组织“无辜计划”，旨在通过DNA检测技术为含冤入狱者平反，同时推动人们对现有司法制度缺陷的认识并引导其进行变革。巴里·谢克曾是辛普森案中“梦之队”律师团中的首席DNA专家。
“无辜计划”在行动
巴里·谢克1949年9月19日出生于纽约。抱着让世界更美好的梦想，60年代末他进入耶鲁大学，学业优秀，热心于政治运动。曾参加全国性的学生游行以及反越战游行。1974年他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毕业，成为一名律师，为纽约法律援助协会工作，专门帮助穷人。正是在那里，他遇到了彼得·纽费儿，他们成为亲密的朋友和无辜计划的共同创立者。离开法律援助协会后，谢克成为本杰明·卡多佐法学院的一名教授，而彼得·纽费尔进入一家私人公司从事民事案件。“无辜计划”，就位于本杰明·卡多佐法学院，在此之前巴里·谢克已经在这里任教了24年。无辜计划主要依靠学生的辛勤工作，有一个由律师和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进行指导。他们每年要收到一千多份援助请求，其中的一个重要工作是从中筛选出那些能够通过DNA测试得出结论性证据的案件。过去十几年DNA检测技术有了重大进展，现在即使是一些微小的样本也可以进行测试。这使得过去的一些案件得以重审，大大提高了无辜者的平反机会。
不过，所有重罪案中只有20％保存有生物学证据，可以通过DNA测试证明其是有罪或无辜的。因此，单纯依靠DNA并不足以确保无辜的人们不会被送进监狱。
另外，巴里·谢克意识到，仅仅将无辜者从监狱中解救出来，事情并未完结。很多人从监狱出来后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含冤入狱还给他们带来感情和精神上的伤害。因此，在2003年初，从“无辜计划”中又衍生出“无罪释放后生活计划”，由“无辜计划”与加州的DNA鉴定技术和人权中心共同操作，帮助无罪释放的无辜者寻找住处，办理健康和医疗保险以及从业培训。同时，他们努力推动“无辜者保护法案”。“无辜者保护法案”最终在2004年以《所有人的公义法案》的名义开始施行，其关键点在于让监狱里的在押犯都有重新检测DNA的机会，最后落实确实是无辜的人能够获得经济补偿。同时，要提高死刑案的辩护水平，为他们提供好的律师。2008年7月18日，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议会投票通过了一个议案，因为被错判而入狱的无辜者被释放后所获得的补偿金将从原先的每服刑一年补偿2万美元提高到5万美元，最高补偿额度为75万美元。 受“无辜计划”的启发，现在全美已经有大约40个类似的“无辜计划”组织遍布在各个州的法学院、新闻院校或其他公共机构中。有些组织专门帮助那些无法采用DNA证据的在押犯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些机构共同组成“无辜联盟”。另外，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等地都成立相应的组织，英国和美国还制作了以“无辜计划”真实故事为基础的电视系列片。
通过“无辜计划”十几年来卓有成效的工作，美国大多数州已经认识到现有司法制度存在的某些缺陷，开始大力推进司法程序的完善等工作。例如，为了减少和避免错误的自我认供，在审讯过程中必须全程进行录像，从而增加自我认供证据的可靠性。
但是，阿拉巴马州的情况表明，“无辜计划”任重道远，仍需努力。正如巴里·谢克所说：“我这一生都看不到计划的结束。”
错误判决的七宗罪目击证人的错误辨认
全球所有的司法系统在分析和确定犯罪事件时都严重依赖目击证人，即所谓“人证物证俱在”。目击证人可以辨认罪犯，可以回忆当时的情景，甚至记得包括罪犯发型、现场的对话内容等细节。在法官看来，目击证人没有撒谎的动机，因而目击证人的证词是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证据，特别是当目击证人对自己的回忆和证词信心满满时。在缺乏有利的反驳证据的情况下，目击证人的叙述通常就会被警察、检察官、法官和陪审团接受。
人类的大脑不是一台录像机，我们既不能将我们看到的丝毫不差地记录下来，我们也不能像录像带倒带般准确地回忆看见的事情。事实上，目击证人的记忆和犯罪现场的其他任何证据一样，必须小心翼翼地进行保存，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提取，否则它和其他的证据一样很容易受到污染。而证据一旦受到污染，其在法律上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甚至成为无效证据。
有局限、不可靠的科学证据
DNA证据在法庭上的采用永远地改变了司法系统，由于DNA测试被广泛接受，很多专家开始怀疑其他法庭科学的可靠性。数百年来，有局限、不可靠的科学证据一直在法庭上使用，从血型、头发比对到咬痕和弹道学。这些传统的法庭科学可以缩小范围，但DNA可以提供确切的证据，因此应该尽可能地使用DNA技术。如果实验室测试操作不当，或者实验没有公正地呈现给法官，科学的证据就会戴上一个虚假的信任外表，从而导致错误的判决。法官听到的是科学实验支持检方的指控，却往往不知道科学有时也是不可靠或不精确的。比如，显微镜下的头发比对，其准确度被认为是万分之一，实际上这个统计数据是无法证实的。咬痕和血型比对也早已被证明很不可靠，而弹药的化学比对也于2005年被停止使用。
错误的自我供认：
超过25％的无辜被告在审讯中做出自己有罪的陈述，这表明个人自白并非总是由内在的认识或实际的犯罪行为支配的，有时完全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在警方询问期间，很多因素都会导致错误的自我供认，这些因素包括压力、胁迫、醉酒、中毒、精神伤害、对法律的无知、害怕暴力、严厉判决的威胁和对形势的错误理解等。有时候督察会使用严酷的审问手段对付不合作的嫌疑人，有些警察则会技巧地说服无辜的人“自觉地”认罪。有些人则是为了避免身体的伤害而认罪，有些人则被告知，只要认罪就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死刑。
法庭科学家行业不当
在很多案件中，法庭科学的结果将决定被告是生或死，因此，错误的证词、夸张的统计以及实验室欺诈等导致的错误判决要引起特别的关注，而这种情况已经在美国的几个州发生过。既然法庭科学证据是以专家证词的形式提供的，法官通常会更加看重。但是，一旦有不规范的行为发生，就更加危险。有时候法庭实验室或其工作人员会与警察和检察官结成同盟，而不是优先考虑如何寻找真相。在有些案件中，关键证据已经被用完了或者毁坏了，无法重新进行测试，因而也能发现法庭科学家的不规范行为，也无法查出真相。
每一条法庭科学证据的确认、收集、测试、储存、处理和报告都涉及许多人，在这个过程的某个环节中，证据会被人有意或无意地胡乱处理。
公职人员渎职
通过DNA测试被平反的案件中存在很多检察官或警察部门进行欺诈或者渎职的证据。大多数执行官员和检察官都是诚实的，值得信任的。但是，腐败也是有可能存在，即使只有千分之一的执法人员不诚实，错误的判决就将源源不断地发生。
做假证或伪证
超过15％的无辜者是因为别人做假证或伪证而入狱的。这并不是什么惊人的消息。对于那些监狱中绝望的囚犯来说，通过做伪证得到金钱或减刑，往往是他们最后的出路了。而对有些人而言，如果想逃脱牢狱之灾，做伪证也许是唯一的选择。
糟糕的辩护律师
司法系统的资源很难被贫穷的被告充分利用。当被告的辩护律师是一个效率低下无能的或案件太多的人时，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一个过分繁忙的律师根本无法进行调查，传唤证人或为审判做准备，无辜的被告就很容易被定罪。有时辩护律师竟然醉醺醺地在法庭上睡着了。
编辑：孙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