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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导致的极端气候事件不断在全球各地上演，仅靠减缓温室气体排放这样缓慢、代价巨大的策略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如何适应变化的气候，预防和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是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策略。城市，居住着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消耗着全球六到八成的能源，既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地，也是气候变化最大的受害者。城市中各要素高度汇聚，城市运转高度依赖于以城市生命线为主体的网速系统，这些因素加大了城市應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
一、适应气候变化能力评估研究进展
城市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与城市对环境的改变、城市经济社会状况、城市人口、城市规划布局有关。例如，土地利用缺乏合理规划，人与水、与生态争地，地下管网、河道等设施标准低或功能不健全，就会影响城市排涝功能，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问题。城市下垫面的改变，城市高大建筑密布以及巨大的能源消耗等因素，改变了城市局地气候（如城市暴雨、热岛效应），加剧了气候变化下能源、交通、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脆弱性。社会结构变化、缺乏相应保障制度等原因也是城市气候脆弱性的原因。城市适应水平的强弱，与致灾因子、暴露度和脆弱性等三方面因素有关。脆弱性是气候风险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理解气候灾害产生机制的重要环节。气候脆弱性研究是认识天气和气候事件如何造成灾害，以及设计和实施有效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战略的前提条件。
1.人们对气候脆弱性的认识。脆弱性来源于生态学领域，经过不断发展，逐步成为了多个学科的重要、独立的概念体系。在气候变化领域，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恢复力等是脆弱性概念的重要内容，是评估适应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如White等强调气候变化特征和暴露程度对脆弱性的影响。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认为脆弱性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人，强调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过程对脆弱性的影响。 根据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脆弱性是指“易受不利影响的倾向或习性”;暴露度是指“人员、生计、物种或生态系统、环境功能、服务和资源、基础设施或经济、社会或文化资产有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位置和环境。”
2.国内外对于城市气候脆弱性评估研究。脆弱性评估的比较早的方法是定性解释，主要解释脆弱性的原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en认为，交换和市场机制的失利是引发穷人饥荒的关键因素，Swift则从生产、交换和家庭资产三个方面来解释导致气候脆弱性的原因，发展了Sen的观点。定性解释毕竟没有数理量化的支撑，因此目前脆弱性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是指数评估法。在定性解释的基础上，用模型模拟、单一指数或综合指数，从更全面的视野来评估脆弱性，涵盖社会、自然、经济等各个因素。Adger、O Brien、Hahn、Kathraine Vincent、欧洲委员会的地区2020项目、欧盟联合研究中心（the Joint Research Center of EU， JRC） 、欧盟环境署（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EEA）、ETC/ACC（the European Topic Centre on Air and Climate Change）城市气候脆弱性评估项目、澳大利亚政府DCC（Department of Climate Change）项目、S. F. Balica等建立了气候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不同的研究项目因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目标不同而对暴露程度、敏感性和适应性方面指标选择的侧重点不同。如澳大利亚政府DCC项目从高温热浪、暴雨、海平面上升、森林火灾、生态资源等方面进行脆弱性研究，该项目的评估指标体系中包括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指标，适应性指标相对多一些，侧重于人口结构、居住特征、资源获取能力和成本方面的指标。S.F.Balica等人则从自然、社会、经济和制度四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主要偏重于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经济领域的指标不够充分和深入。Adger等研究非洲国家适应能力时，认为指标选取应基于脆弱性驱动因素与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关系。Preston等开发了气候、自然灾害、适应能力和社会生态结果关系的概念模型，以指导指标的选取。
二、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目前气候适应及脆弱性相关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分为两类：面向区域“经济—社会—自然”综合系统评价以及面向某一生态系统类型的专项评价。要评价城市地区气候适应情况，显然是综合评价。现在使用较多的模型有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提出的“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ressure-State-Response，PSR）和“驱动力—状态—响应”模型（Driving force-State-Response，DSR）， Kjellstrom和Corvalan 提出的“驱动力—压力—状态—暴露—影响—响应”模型（Driving force-Pressure state-Exposure-Effect-Action，DPSEEA）以及其变种。这些模型的特点就综合考虑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些变化的响应，即对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从系统论角度看，气候变化与适应符合“压力—状态—响应”模式。
指标评价是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的统计指标构成的整体，用以说明研究对象各个层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进而从不同角度反映研究对象的整体状况。科学合理的评价既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准确评价的基础和保证，也是对其发展方向进行正确引导的重要手段。气候适应型城市评价指标要依托于上述一般性指标，但又不能拘泥于理论框架，要从实际易于操作和指导，易于实施与考查的角度，大胆打破固有框架，体现政策和措施的导向性和功效性，对减少气候风险有示范和引领作用。在设定具体评价指标时，应遵循以下原则：（1）适应行动导向原则。指标评价的标准就是适应行动和制定政策时参考点，对不能降低的暴露性、某些无法更改的自然属性等方面，即使是好的脆弱显示指标，也不纳入到本指标体系中来。（2）系统性原则。指标评价不是单一的概念或标准，必须能全面反映社会、经济、环境以及人口的主要特征和相互关系，把一系列与适应能力和减少脆弱性有关的指标有机地联系起来。 我们选取了“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与脆弱性评估基本公式的融合方式，经过专家参与式群体研讨和评估，专家们认为城市地区的目标是“增强适应气候风险（极端天气气候灾害）的能力，减少城市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脆弱性”，并列出了一些具体的指标。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经过多次专家讨论和向政府部门反馈，形成了以下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由综合指标和专项指标组成。综合指标有三个二级指标，分别是：组织机构、适应制度、经济和社会保障。组织机构的三级指标是“机构和人员”;适应制度的三级指标有规则计划、气候风险评估、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预案;经济和社会保障的三级指标有居民收入、城镇调查失业率、社会保险投保率。專项指标有5项，分别是城市基础设施、人体健康、水资源安全、农业、生态环境。其中，城市基础设施的三级指标有排涝能力达标率、交通拥堵指数、年平均停电时间三项;人体健康的三级指标有心血管病发病率、病媒生物密度监测点的覆盖密度、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三项;水资源安全的三级指标有人均用水量、再生水利用量、污水处理率、用水弹性系数四项;农业的三级指标只有设施农业播种面积一项;生态环境的三级指标有生态环境状况指数、SO2，NO2，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值二项。
这套指标体系以可操作性和政策导向性为宗旨，既包括综合指标，又包括专项指标，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基本维度：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也强调了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城市基础设施、人体健康、水资源、农业、生态系统等。指标体系的权重可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来确定。
三、评分方法与试算结果
对于定性指标定量化的评分方法，由评估小组打分，按该项的评分标准，分为四个层次：优良中差，可按满分的不同系数给分。
对于已经是定量指标的评价，按两部评价法。一部是排名得分，二部是努力程度得分。分别如下：（1）排名得分是指把指标进行量化分级，每个指标分为4个等级，从1-4级别依次递减，每个等级有一定的得分系数。（2）努力程度得分是各区的指标值只与自己的上一年度值进行比较，如果比平均增速更高，则把排名得分乘以一个系数t。系数t可正可负，低于平均增速为负（正向指标），高于平均增速为正（正向指标），系数t的大小与均值的离差相关。为了检验上面评价指标体系是否科学合理，通过部门调研和统计年鉴，按照前面给出的计算方法对北京市16区进行了试算。试算结果表明，从排名的结果看，经济能力或生态条件较好的区，取得了较高的分数，环境差或经济差的区排名比较靠后，与人们的直观感觉较为一致，说明指标体系计算方法与权重基本合理。从得分看，考虑到努力程度后，得分有集中趋势，原因是已经取得较好成绩者，增速相对较慢，对现状的分数有拉低作用。当然，在评价指标运用于实际工作时，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对权重、评价方法进行优化调整，以满足政策的指挥棒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所）
一、适应气候变化能力评估研究进展
城市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与城市对环境的改变、城市经济社会状况、城市人口、城市规划布局有关。例如，土地利用缺乏合理规划，人与水、与生态争地，地下管网、河道等设施标准低或功能不健全，就会影响城市排涝功能，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问题。城市下垫面的改变，城市高大建筑密布以及巨大的能源消耗等因素，改变了城市局地气候（如城市暴雨、热岛效应），加剧了气候变化下能源、交通、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脆弱性。社会结构变化、缺乏相应保障制度等原因也是城市气候脆弱性的原因。城市适应水平的强弱，与致灾因子、暴露度和脆弱性等三方面因素有关。脆弱性是气候风险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理解气候灾害产生机制的重要环节。气候脆弱性研究是认识天气和气候事件如何造成灾害，以及设计和实施有效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战略的前提条件。
1.人们对气候脆弱性的认识。脆弱性来源于生态学领域，经过不断发展，逐步成为了多个学科的重要、独立的概念体系。在气候变化领域，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恢复力等是脆弱性概念的重要内容，是评估适应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如White等强调气候变化特征和暴露程度对脆弱性的影响。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认为脆弱性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人，强调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过程对脆弱性的影响。 根据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脆弱性是指“易受不利影响的倾向或习性”;暴露度是指“人员、生计、物种或生态系统、环境功能、服务和资源、基础设施或经济、社会或文化资产有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位置和环境。”
2.国内外对于城市气候脆弱性评估研究。脆弱性评估的比较早的方法是定性解释，主要解释脆弱性的原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en认为，交换和市场机制的失利是引发穷人饥荒的关键因素，Swift则从生产、交换和家庭资产三个方面来解释导致气候脆弱性的原因，发展了Sen的观点。定性解释毕竟没有数理量化的支撑，因此目前脆弱性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是指数评估法。在定性解释的基础上，用模型模拟、单一指数或综合指数，从更全面的视野来评估脆弱性，涵盖社会、自然、经济等各个因素。Adger、O Brien、Hahn、Kathraine Vincent、欧洲委员会的地区2020项目、欧盟联合研究中心（the Joint Research Center of EU， JRC） 、欧盟环境署（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EEA）、ETC/ACC（the European Topic Centre on Air and Climate Change）城市气候脆弱性评估项目、澳大利亚政府DCC（Department of Climate Change）项目、S. F. Balica等建立了气候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不同的研究项目因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目标不同而对暴露程度、敏感性和适应性方面指标选择的侧重点不同。如澳大利亚政府DCC项目从高温热浪、暴雨、海平面上升、森林火灾、生态资源等方面进行脆弱性研究，该项目的评估指标体系中包括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指标，适应性指标相对多一些，侧重于人口结构、居住特征、资源获取能力和成本方面的指标。S.F.Balica等人则从自然、社会、经济和制度四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主要偏重于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经济领域的指标不够充分和深入。Adger等研究非洲国家适应能力时，认为指标选取应基于脆弱性驱动因素与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关系。Preston等开发了气候、自然灾害、适应能力和社会生态结果关系的概念模型，以指导指标的选取。
二、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目前气候适应及脆弱性相关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分为两类：面向区域“经济—社会—自然”综合系统评价以及面向某一生态系统类型的专项评价。要评价城市地区气候适应情况，显然是综合评价。现在使用较多的模型有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提出的“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ressure-State-Response，PSR）和“驱动力—状态—响应”模型（Driving force-State-Response，DSR）， Kjellstrom和Corvalan 提出的“驱动力—压力—状态—暴露—影响—响应”模型（Driving force-Pressure state-Exposure-Effect-Action，DPSEEA）以及其变种。这些模型的特点就综合考虑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些变化的响应，即对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从系统论角度看，气候变化与适应符合“压力—状态—响应”模式。
指标评价是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的统计指标构成的整体，用以说明研究对象各个层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进而从不同角度反映研究对象的整体状况。科学合理的评价既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准确评价的基础和保证，也是对其发展方向进行正确引导的重要手段。气候适应型城市评价指标要依托于上述一般性指标，但又不能拘泥于理论框架，要从实际易于操作和指导，易于实施与考查的角度，大胆打破固有框架，体现政策和措施的导向性和功效性，对减少气候风险有示范和引领作用。在设定具体评价指标时，应遵循以下原则：（1）适应行动导向原则。指标评价的标准就是适应行动和制定政策时参考点，对不能降低的暴露性、某些无法更改的自然属性等方面，即使是好的脆弱显示指标，也不纳入到本指标体系中来。（2）系统性原则。指标评价不是单一的概念或标准，必须能全面反映社会、经济、环境以及人口的主要特征和相互关系，把一系列与适应能力和减少脆弱性有关的指标有机地联系起来。 我们选取了“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与脆弱性评估基本公式的融合方式，经过专家参与式群体研讨和评估，专家们认为城市地区的目标是“增强适应气候风险（极端天气气候灾害）的能力，减少城市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脆弱性”，并列出了一些具体的指标。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经过多次专家讨论和向政府部门反馈，形成了以下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由综合指标和专项指标组成。综合指标有三个二级指标，分别是：组织机构、适应制度、经济和社会保障。组织机构的三级指标是“机构和人员”;适应制度的三级指标有规则计划、气候风险评估、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预案;经济和社会保障的三级指标有居民收入、城镇调查失业率、社会保险投保率。專项指标有5项，分别是城市基础设施、人体健康、水资源安全、农业、生态环境。其中，城市基础设施的三级指标有排涝能力达标率、交通拥堵指数、年平均停电时间三项;人体健康的三级指标有心血管病发病率、病媒生物密度监测点的覆盖密度、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三项;水资源安全的三级指标有人均用水量、再生水利用量、污水处理率、用水弹性系数四项;农业的三级指标只有设施农业播种面积一项;生态环境的三级指标有生态环境状况指数、SO2，NO2，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值二项。
这套指标体系以可操作性和政策导向性为宗旨，既包括综合指标，又包括专项指标，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基本维度：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也强调了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城市基础设施、人体健康、水资源、农业、生态系统等。指标体系的权重可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来确定。
三、评分方法与试算结果
对于定性指标定量化的评分方法，由评估小组打分，按该项的评分标准，分为四个层次：优良中差，可按满分的不同系数给分。
对于已经是定量指标的评价，按两部评价法。一部是排名得分，二部是努力程度得分。分别如下：（1）排名得分是指把指标进行量化分级，每个指标分为4个等级，从1-4级别依次递减，每个等级有一定的得分系数。（2）努力程度得分是各区的指标值只与自己的上一年度值进行比较，如果比平均增速更高，则把排名得分乘以一个系数t。系数t可正可负，低于平均增速为负（正向指标），高于平均增速为正（正向指标），系数t的大小与均值的离差相关。为了检验上面评价指标体系是否科学合理，通过部门调研和统计年鉴，按照前面给出的计算方法对北京市16区进行了试算。试算结果表明，从排名的结果看，经济能力或生态条件较好的区，取得了较高的分数，环境差或经济差的区排名比较靠后，与人们的直观感觉较为一致，说明指标体系计算方法与权重基本合理。从得分看，考虑到努力程度后，得分有集中趋势，原因是已经取得较好成绩者，增速相对较慢，对现状的分数有拉低作用。当然，在评价指标运用于实际工作时，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对权重、评价方法进行优化调整，以满足政策的指挥棒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