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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了易懿的《一切都没那么糟》。这是她用仅能活动的小拇指，用两年时间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5年前，易懿即将到英国留学前突遭一场惨烈车祸，高位截瘫，脾脏被摘除，气管被切开，不能正常呼吸。两年后出院，她身体失去了温度调节功能……她几乎把自己隔绝起来。这时，父母决定把原来给她储蓄的教育费用拿出来带她环游欧洲。她本想把这次旅行当作一场“告别”仪式，靠着一张轮椅，在父母的爱、鼓励和包容下周游28个国家。完成了35000公里路的生命极限“侣行”，她却对父爱母爱有了新的领悟，绝望和脆弱的生命再度美丽地绽放！
车祸碾碎留学梦，父母守护轻轻“呼吸”
1987年12月18日，我出生在西安。父亲刘建国是西安第二汽车运输公司职员，母亲朱晓梅是一名律师。2000年，母亲调到北京中凯律师事务所工作。
2005年夏，我考入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2008年7月，我顺利通过雅思考试，2009年春节期间，收到英国萨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父亲请假来北京，为我出国留学做准备，机票都已经预定好。
2009年6月23日，大学毕业典礼前一天晚上10点，我和同学们吃完饭，搭熟人的车回学校。车到河西区街头时，被迎面而来的越野车重重撞上，随即又遭到另一辆轿车二次撞击，我被扭曲的车体挤压在车厢里，不省人事……
我被送到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急救，父母赶到医院已是第二天凌晨3点。医生先给我做了颈椎复位手术。因我的腹内脏大面积破损，又接受了开腹手术，缝合了肺、胃、肝脏和肾脏，并摘除了脾脏。手术中途，我便失去了自主呼吸，只能把气管切开使用呼吸机。手术共持续了14个小时。
25日早上，我醒过来，只有脖子以上有知觉，脖子以下仅存右小指关节有火柴头大的知觉点。父亲向单位请假，在我病床边打地铺，不分昼夜地守护我。事后，我在《一切都没那么糟》中记述父亲：
“我在重症监护室住了8个月，父亲就在重症监护室的地板上住了8个月。有一阵子，他的膝盖因为受凉疼得厉害，蹲下摇病床的时候又不小心扭了骨头，他一瘸一拐地疼了好久……我从来没有这样长时间地和父亲相处过，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平凡男人，成功男人的标签一个都没有，贫苦百姓家出身，智商不高，情商极低，不勤劳也没有幽默感……他对于我来说是站在我身后的人，最多我只能看到他为我操劳的背影。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他是唯一一个在我最落魄的时候还能忍受我撒泼打滚的男人……”
母亲除了在医院守护我，还要惶惶不安地奔波。那时，她手里还有很多案子没有处理，律师工作也不是一下就能交接的，她又要替我四处找专家会诊，寻找能撤掉呼吸机最好的方案。医生顾不上一张张递上病危通知书，干脆在ICU的备忘公告栏上标注：36床病危。退烧药在我身上失效，父母每天用冰袋帮我降温。因腹腔里很多地方损伤，我不能喝水，嘴唇破了一层又一层，父母只能用棉签蘸点儿水帮我湿润一下。我自虐地左右摇晃惟一能动的脑袋，插在喉咙下的气管插管不止一次脱落，锁骨处至今还留有疤痕。
“医生告诉父母要做好我终生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心理准备。佩戴呼吸机，父母每天要用长长的塑料管插入肺部帮我吸痰，我最初有很严重的不良反应，最多的时候一天用掉60根吸痰管。而且佩戴呼吸机呼吸要随时面临肺部感染或身体其他机能的退化，危及生命。我想好好活下来的第一步，就是要重新换种方式学会自主呼吸。父亲非常着急，在我受伤1个月左右便让我尝试脱机呼吸，几小时之后我感觉特别不适，但父亲希望我坚持，我因为缺氧陷入昏迷……我感觉到自己正被母亲紧抱着，母亲哭道：‘多儿，你醒了，想去哪儿我都带你去。’经再次抢救我苏醒了，但切开的气管发不出声音，我只能吃力地用口型说：‘妈妈，我好累，坚持不下去了。’母亲看明白了，哭喊着：‘你要坚持，你不能把妈扔下！’”
这次，父亲吓坏了，再也不敢让我脱机。两个月后，我的高烧终于退了，也可以吃饭了。父亲又慢慢开始调低呼吸机的供氧量和呼吸机辅助呼吸的频率，鼓励我坚持。父母变着法儿想要给我补充营养。刚开始，我还能混着几滴醋和两根榨菜吃几口清水煮挂面，后来便拒绝吃饭。一次，父亲喂我，母亲在一旁哄着，我紧闭双唇拼命摇头，父亲强行把饭塞进我嘴里，也会被我吐出来。父亲又气又急，第一次扇了我两个耳光，他以为我要用绝食来结束生命。医生诊断我患上严重的伤后抑郁症。又过3个月，身高1.7米的我体重还不到40公斤，腿比父亲的胳膊还细。父亲对我实行强制性填食，病床前的柜子里装满了我原先爱吃的巧克力和果冻，为了哄我吃点儿东西，他甚至答应我‘先咬他胳膊一口’才吃的无理要求。
“你现在没资格哭！”穷游欧洲且当一场“告别”
我的伤后抑郁症越来越严重，失眠狂躁和厌食把我折磨得不成人形，父母请来心理专家会诊，对我介入药物治疗，医生向父母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我再没起色，我的生命可能就要结束了。最终，因药物干预和父母绝不放弃，我总算度过了危险期。
2009年9月末，我进入重症监护室3个月，护士长终于擦掉公告栏上的“病危”二字。又过了1个月，我开始尝试每天脱离呼吸机一小会儿，轻轻地呼吸，从5分钟、10分钟，慢慢到1小时、2小时。这是一个非常痛苦和煎熬的过程。半年后，我醒着可以脱机五六个小时，但晚上一睡着就又没有自主呼吸，监控设备就开始报警。那段时间，父亲几乎都是整夜不合眼，直到我的呼吸慢慢稳定下来。
为了守护我的生命，父亲无奈提前退休了。
出事前，我有一个刚处不久的男友，他也在准备英语考试，想和我一起去英国留学。出事后几个月，他常来医院陪我，对母亲说了很多感人的话。母亲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要给我任何希望，说我腹部有一道缝了快30针的伤疤，医生说8年内都不能怀孕生子，不然会裂开。母亲希望他最好不要再来了，不想让我以后心理上再经历痛苦，他便慢慢地淡出我的病房。 2010年2月，我从重症监护室直接转到中国康复中心进行康复训练，首先是要适应坐轮椅。治疗师在我腿上绑上绷带，腰上系上腰围，降低血流流到神经末稍的速度，每次训练我都有一种如同溺水般濒临死亡的感觉，但我顽强地挺了过来。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我终于能自主坐在轮椅上了。期间，男友来看过我一次，从此便再没联系。妈妈的“狠心”让我明白：人生舍得放下，才能远离苦海，对彼此，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我努力活着，念想他曾给我的温暖，在心里默默祝福他，希望他安好。
3个月后，我逐渐适应了轮椅，父母让我训练两根手指捡黄豆，日复一日去做一个动作，却丝毫没有进展。我情绪特别压抑消沉，母亲想带我出去散散心，我不想到外面见陌生人，她硬把我拖了出去，说：“叫也没用，现在你得听我的！”那次是我车祸后第一次来到户外，看到久别的蓝天白云，感慨自己还活着。
车祸后，法院判决肇事者赔偿前期治疗和护理费用120余万元，但肇事者被解除刑事拘留后只赔偿了80万元。前期抢救，父母支付40万元左右，后期父母又垫付50万元的治疗费和40万元康复和护理费用，家底基本用空。母亲也尽量少接工作，腾出时间陪我。
2010年11月，我终于从康复中心出院。因身体失去温度调节功能，只要温度低于24度，我就冻得浑身颤抖。父母于是带我到三亚过冬。母亲坦然对别人讲我的经历，我渐渐能面对陌生人猎奇或同情的目光。
“我不甘心过着这种生不如死、毫无价值的日子，用仅能活动的小拇指陆陆续续尝试敲击键盘记录点什么，但身体状况很差，能写下的字数很少。一天，母亲收拾屋子，清理出一些旧东西要扔掉，里面有好几双我以前的高跟鞋，其中还有一双没来得及穿。我让父亲把高跟鞋拿给我，成天守着高跟鞋，不吃饭，也拒绝吃药。母亲爱恨交加地发狠话：‘要么你好好活着，要么我跟你一起去死。’我深知母亲不是伤心和担心到极点，不会对我说出这样的狠话……”
2012年2月的一天，母亲郑重地告诉我：“我和你爸商量过了，趁我们俩现在还走得动背得动，带你去欧洲旅行。”他们给我存了一笔教育储蓄，可以拿出来做旅费。我眼泪顿时流了下来。如果不是这场车祸，此时我正在英国留学。这或许是我此生最后一次旅行，至少用这样的方式面对“末日”会少些遗憾。
我开始对照自助旅游网站制定行程路线，比对性价比预订酒店，预订飞机票，申请旅游签证等。2012年4月26日，我们一家三口从西安登上直飞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飞机，开始了欧洲之旅。
三个人的生命极限“侣行”，“一切都没那么糟”
布鲁塞尔有一位母亲的朋友帮忙，我们就把布鲁塞尔当作几段行程的休息中转站。我负责行程安排、导航和翻译，尽量用租车自驾等穷游的方式。我的吃喝拉撒睡都要父母帮忙。父亲推轮椅，抱我上下车（船、飞机），母亲帮我洗漱，照顾饮食，每天都最后睡下。
这3个月是欧洲最好的旅游季节。“在布鲁塞尔5月的季节里，我用力呼吸，想记住这陌生又带有水气的新鲜气味。我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感谢自己的肺，或者说感谢自己身体所残存的机能，虽然神经受损切断了大脑指挥肌肉的通路，还好，至少我的眼睛可以看到，耳朵可以听到，鼻子可以闻到，即便是有万千的坎坷和哀伤，都没有理由再抱怨什么。”
下一站是荷兰。父亲租了辆白色小POLO，一路向北。我坐在轮椅上，置身于一大片花田中，母亲给我拍照。我们兴致勃勃地去看了凡高博物馆，感受着艺术大师带给我的震撼。
再是法国，游塞纳河，去卢浮宫看《蒙娜丽莎》，我还在迪斯尼乐园玩了把摩天轮和跳楼机。再接下来是希腊、德国、捷克、波兰和瑞典、芬兰，坐邮船游览波罗的海，欣赏日出日落。“太过美好的事物总是短暂的，短到还来不及记忆就已经消失不见，留下的只是念念不忘和丝丝伤感。但如今我对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充满感恩，不论是迷人的风景，还是美味的食物，因为我还活着就已很知足。曾经我以为天塌了，一无所有。如今我已懂得放大生活中细微处的美好，这样的能力使我每一天都过得知足。就像罗曼·罗兰说的那样：‘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这趟“侣行”，也让我真正思索母爱、父爱的意义。“在挪威维格朗公园著名的生命之桥上，父亲推我转身看桥的另一边，那是一位母亲抚摸着襁褓中婴儿的雕塑，让我久久缓不过神。我不知道世间所有的母爱是否都一样，但母爱一定是世间所存在的最强大的力量……”
“父亲之前因在重症监护室地上睡了8个月，着凉落下了病根，腰只要姿势不对就会扭到，时间久了只能强挺着……我知道不管我变成什么样，总有那么一个人站在我的身后。就像龙应台在《目送》里写的那样：‘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可我连站起来的能力都没有，只能默默地记住他们的爱，好好活着。每度过一天，我就微笑着让爸妈给我录制一个笑容视频，我说再艰难也要积攒到90个微笑，作为以后留给爸妈最美的回忆……”
这次欧洲行惟独没去英国，就像无法面对因各种理由许久未见的老朋友或故乡一样。也许，有一天我会去拜访之前擦肩而过的学校，去看看也许会居住的学生宿舍，或旁听一堂未来得及听的老师授课……
2012年7月24日，我们一家三口终于结束欧洲行回到西安，经历35000公里的长途跋涉，总共只花费约14.8万元人民币，我获得了一种脱胎换骨般的生命体验。我在电脑上敲下一些博文、短评、游记、歌词等，发表在网络社区上，感动了许多人，他们鼓励我把三个人的“侣行”完整地写出来。我就开始慢慢回忆和记录。每天起床以后，父亲把我抱到轮椅上，我抬起右肩膀带动小胳膊，再慢慢用右手小拇指关节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敲击键盘，经常忙活几个小时也写不了1000字。每天晚上肩膀酸痛，右手小拇指关节都麻木到没有知觉，小拇指关节上长了厚厚的茧子。我的呼吸也不太好，说话没有力气，需要佩戴腰围增压，晚上也经常会因为缺氧惊醒，但我仍顽强地坚持着！
“在写作过程中，父母跟我一起回忆，父亲为曾怕我‘绝食’打了我两巴掌愧疚地向我道歉，母亲则解释当初为什么要对我撂下‘要么好好活，要么我跟你一起死’的狠话，她说：‘我要不是那样对你以死相逼，你能这么好好活吗……’我听了潸然泪下。命运对我够狠，但绝不会就怜悯我;父母也对我够“狠”，却包容着伟大和凄绝的爱，我只有以生来回报他们！”
在近两年时间里，我竟写下了30多万字，并开始联系出版方，整个过程让我觉得自己还能独立完成一件事！2014年12月初，《一切都没那么糟》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正式出版。在书的结尾，我写道：
“短短的90天对重生的我来说比9年还重要，它承载着迷茫、寻找和豁然。35000公里的路程、飞机、铁路、轮船和公路的辗转，对于我们这样的一家三口来说心理上承受的压力和考验比身体还要严峻，但是我们用三个最脆弱的支点撑起了最稳定的家庭三角，用对彼此的爱、鼓励和包容走完了它。我的父母成全了我。尽管我不能像很多人有一双说走就走的腿，尽管我无法看到健康的生命中拥有的太多可能，但是我可以把所有拥有的瞬间当作永恒。”
（责编/邓琳琳）
E-mail：dllabc@sina.com
5年前，易懿即将到英国留学前突遭一场惨烈车祸，高位截瘫，脾脏被摘除，气管被切开，不能正常呼吸。两年后出院，她身体失去了温度调节功能……她几乎把自己隔绝起来。这时，父母决定把原来给她储蓄的教育费用拿出来带她环游欧洲。她本想把这次旅行当作一场“告别”仪式，靠着一张轮椅，在父母的爱、鼓励和包容下周游28个国家。完成了35000公里路的生命极限“侣行”，她却对父爱母爱有了新的领悟，绝望和脆弱的生命再度美丽地绽放！
车祸碾碎留学梦，父母守护轻轻“呼吸”
1987年12月18日，我出生在西安。父亲刘建国是西安第二汽车运输公司职员，母亲朱晓梅是一名律师。2000年，母亲调到北京中凯律师事务所工作。
2005年夏，我考入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2008年7月，我顺利通过雅思考试，2009年春节期间，收到英国萨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父亲请假来北京，为我出国留学做准备，机票都已经预定好。
2009年6月23日，大学毕业典礼前一天晚上10点，我和同学们吃完饭，搭熟人的车回学校。车到河西区街头时，被迎面而来的越野车重重撞上，随即又遭到另一辆轿车二次撞击，我被扭曲的车体挤压在车厢里，不省人事……
我被送到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急救，父母赶到医院已是第二天凌晨3点。医生先给我做了颈椎复位手术。因我的腹内脏大面积破损，又接受了开腹手术，缝合了肺、胃、肝脏和肾脏，并摘除了脾脏。手术中途，我便失去了自主呼吸，只能把气管切开使用呼吸机。手术共持续了14个小时。
25日早上，我醒过来，只有脖子以上有知觉，脖子以下仅存右小指关节有火柴头大的知觉点。父亲向单位请假，在我病床边打地铺，不分昼夜地守护我。事后，我在《一切都没那么糟》中记述父亲：
“我在重症监护室住了8个月，父亲就在重症监护室的地板上住了8个月。有一阵子，他的膝盖因为受凉疼得厉害，蹲下摇病床的时候又不小心扭了骨头，他一瘸一拐地疼了好久……我从来没有这样长时间地和父亲相处过，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平凡男人，成功男人的标签一个都没有，贫苦百姓家出身，智商不高，情商极低，不勤劳也没有幽默感……他对于我来说是站在我身后的人，最多我只能看到他为我操劳的背影。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他是唯一一个在我最落魄的时候还能忍受我撒泼打滚的男人……”
母亲除了在医院守护我，还要惶惶不安地奔波。那时，她手里还有很多案子没有处理，律师工作也不是一下就能交接的，她又要替我四处找专家会诊，寻找能撤掉呼吸机最好的方案。医生顾不上一张张递上病危通知书，干脆在ICU的备忘公告栏上标注：36床病危。退烧药在我身上失效，父母每天用冰袋帮我降温。因腹腔里很多地方损伤，我不能喝水，嘴唇破了一层又一层，父母只能用棉签蘸点儿水帮我湿润一下。我自虐地左右摇晃惟一能动的脑袋，插在喉咙下的气管插管不止一次脱落，锁骨处至今还留有疤痕。
“医生告诉父母要做好我终生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心理准备。佩戴呼吸机，父母每天要用长长的塑料管插入肺部帮我吸痰，我最初有很严重的不良反应，最多的时候一天用掉60根吸痰管。而且佩戴呼吸机呼吸要随时面临肺部感染或身体其他机能的退化，危及生命。我想好好活下来的第一步，就是要重新换种方式学会自主呼吸。父亲非常着急，在我受伤1个月左右便让我尝试脱机呼吸，几小时之后我感觉特别不适，但父亲希望我坚持，我因为缺氧陷入昏迷……我感觉到自己正被母亲紧抱着，母亲哭道：‘多儿，你醒了，想去哪儿我都带你去。’经再次抢救我苏醒了，但切开的气管发不出声音，我只能吃力地用口型说：‘妈妈，我好累，坚持不下去了。’母亲看明白了，哭喊着：‘你要坚持，你不能把妈扔下！’”
这次，父亲吓坏了，再也不敢让我脱机。两个月后，我的高烧终于退了，也可以吃饭了。父亲又慢慢开始调低呼吸机的供氧量和呼吸机辅助呼吸的频率，鼓励我坚持。父母变着法儿想要给我补充营养。刚开始，我还能混着几滴醋和两根榨菜吃几口清水煮挂面，后来便拒绝吃饭。一次，父亲喂我，母亲在一旁哄着，我紧闭双唇拼命摇头，父亲强行把饭塞进我嘴里，也会被我吐出来。父亲又气又急，第一次扇了我两个耳光，他以为我要用绝食来结束生命。医生诊断我患上严重的伤后抑郁症。又过3个月，身高1.7米的我体重还不到40公斤，腿比父亲的胳膊还细。父亲对我实行强制性填食，病床前的柜子里装满了我原先爱吃的巧克力和果冻，为了哄我吃点儿东西，他甚至答应我‘先咬他胳膊一口’才吃的无理要求。
“你现在没资格哭！”穷游欧洲且当一场“告别”
我的伤后抑郁症越来越严重，失眠狂躁和厌食把我折磨得不成人形，父母请来心理专家会诊，对我介入药物治疗，医生向父母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我再没起色，我的生命可能就要结束了。最终，因药物干预和父母绝不放弃，我总算度过了危险期。
2009年9月末，我进入重症监护室3个月，护士长终于擦掉公告栏上的“病危”二字。又过了1个月，我开始尝试每天脱离呼吸机一小会儿，轻轻地呼吸，从5分钟、10分钟，慢慢到1小时、2小时。这是一个非常痛苦和煎熬的过程。半年后，我醒着可以脱机五六个小时，但晚上一睡着就又没有自主呼吸，监控设备就开始报警。那段时间，父亲几乎都是整夜不合眼，直到我的呼吸慢慢稳定下来。
为了守护我的生命，父亲无奈提前退休了。
出事前，我有一个刚处不久的男友，他也在准备英语考试，想和我一起去英国留学。出事后几个月，他常来医院陪我，对母亲说了很多感人的话。母亲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要给我任何希望，说我腹部有一道缝了快30针的伤疤，医生说8年内都不能怀孕生子，不然会裂开。母亲希望他最好不要再来了，不想让我以后心理上再经历痛苦，他便慢慢地淡出我的病房。 2010年2月，我从重症监护室直接转到中国康复中心进行康复训练，首先是要适应坐轮椅。治疗师在我腿上绑上绷带，腰上系上腰围，降低血流流到神经末稍的速度，每次训练我都有一种如同溺水般濒临死亡的感觉，但我顽强地挺了过来。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我终于能自主坐在轮椅上了。期间，男友来看过我一次，从此便再没联系。妈妈的“狠心”让我明白：人生舍得放下，才能远离苦海，对彼此，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我努力活着，念想他曾给我的温暖，在心里默默祝福他，希望他安好。
3个月后，我逐渐适应了轮椅，父母让我训练两根手指捡黄豆，日复一日去做一个动作，却丝毫没有进展。我情绪特别压抑消沉，母亲想带我出去散散心，我不想到外面见陌生人，她硬把我拖了出去，说：“叫也没用，现在你得听我的！”那次是我车祸后第一次来到户外，看到久别的蓝天白云，感慨自己还活着。
车祸后，法院判决肇事者赔偿前期治疗和护理费用120余万元，但肇事者被解除刑事拘留后只赔偿了80万元。前期抢救，父母支付40万元左右，后期父母又垫付50万元的治疗费和40万元康复和护理费用，家底基本用空。母亲也尽量少接工作，腾出时间陪我。
2010年11月，我终于从康复中心出院。因身体失去温度调节功能，只要温度低于24度，我就冻得浑身颤抖。父母于是带我到三亚过冬。母亲坦然对别人讲我的经历，我渐渐能面对陌生人猎奇或同情的目光。
“我不甘心过着这种生不如死、毫无价值的日子，用仅能活动的小拇指陆陆续续尝试敲击键盘记录点什么，但身体状况很差，能写下的字数很少。一天，母亲收拾屋子，清理出一些旧东西要扔掉，里面有好几双我以前的高跟鞋，其中还有一双没来得及穿。我让父亲把高跟鞋拿给我，成天守着高跟鞋，不吃饭，也拒绝吃药。母亲爱恨交加地发狠话：‘要么你好好活着，要么我跟你一起去死。’我深知母亲不是伤心和担心到极点，不会对我说出这样的狠话……”
2012年2月的一天，母亲郑重地告诉我：“我和你爸商量过了，趁我们俩现在还走得动背得动，带你去欧洲旅行。”他们给我存了一笔教育储蓄，可以拿出来做旅费。我眼泪顿时流了下来。如果不是这场车祸，此时我正在英国留学。这或许是我此生最后一次旅行，至少用这样的方式面对“末日”会少些遗憾。
我开始对照自助旅游网站制定行程路线，比对性价比预订酒店，预订飞机票，申请旅游签证等。2012年4月26日，我们一家三口从西安登上直飞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飞机，开始了欧洲之旅。
三个人的生命极限“侣行”，“一切都没那么糟”
布鲁塞尔有一位母亲的朋友帮忙，我们就把布鲁塞尔当作几段行程的休息中转站。我负责行程安排、导航和翻译，尽量用租车自驾等穷游的方式。我的吃喝拉撒睡都要父母帮忙。父亲推轮椅，抱我上下车（船、飞机），母亲帮我洗漱，照顾饮食，每天都最后睡下。
这3个月是欧洲最好的旅游季节。“在布鲁塞尔5月的季节里，我用力呼吸，想记住这陌生又带有水气的新鲜气味。我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感谢自己的肺，或者说感谢自己身体所残存的机能，虽然神经受损切断了大脑指挥肌肉的通路，还好，至少我的眼睛可以看到，耳朵可以听到，鼻子可以闻到，即便是有万千的坎坷和哀伤，都没有理由再抱怨什么。”
下一站是荷兰。父亲租了辆白色小POLO，一路向北。我坐在轮椅上，置身于一大片花田中，母亲给我拍照。我们兴致勃勃地去看了凡高博物馆，感受着艺术大师带给我的震撼。
再是法国，游塞纳河，去卢浮宫看《蒙娜丽莎》，我还在迪斯尼乐园玩了把摩天轮和跳楼机。再接下来是希腊、德国、捷克、波兰和瑞典、芬兰，坐邮船游览波罗的海，欣赏日出日落。“太过美好的事物总是短暂的，短到还来不及记忆就已经消失不见，留下的只是念念不忘和丝丝伤感。但如今我对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充满感恩，不论是迷人的风景，还是美味的食物，因为我还活着就已很知足。曾经我以为天塌了，一无所有。如今我已懂得放大生活中细微处的美好，这样的能力使我每一天都过得知足。就像罗曼·罗兰说的那样：‘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这趟“侣行”，也让我真正思索母爱、父爱的意义。“在挪威维格朗公园著名的生命之桥上，父亲推我转身看桥的另一边，那是一位母亲抚摸着襁褓中婴儿的雕塑，让我久久缓不过神。我不知道世间所有的母爱是否都一样，但母爱一定是世间所存在的最强大的力量……”
“父亲之前因在重症监护室地上睡了8个月，着凉落下了病根，腰只要姿势不对就会扭到，时间久了只能强挺着……我知道不管我变成什么样，总有那么一个人站在我的身后。就像龙应台在《目送》里写的那样：‘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可我连站起来的能力都没有，只能默默地记住他们的爱，好好活着。每度过一天，我就微笑着让爸妈给我录制一个笑容视频，我说再艰难也要积攒到90个微笑，作为以后留给爸妈最美的回忆……”
这次欧洲行惟独没去英国，就像无法面对因各种理由许久未见的老朋友或故乡一样。也许，有一天我会去拜访之前擦肩而过的学校，去看看也许会居住的学生宿舍，或旁听一堂未来得及听的老师授课……
2012年7月24日，我们一家三口终于结束欧洲行回到西安，经历35000公里的长途跋涉，总共只花费约14.8万元人民币，我获得了一种脱胎换骨般的生命体验。我在电脑上敲下一些博文、短评、游记、歌词等，发表在网络社区上，感动了许多人，他们鼓励我把三个人的“侣行”完整地写出来。我就开始慢慢回忆和记录。每天起床以后，父亲把我抱到轮椅上，我抬起右肩膀带动小胳膊，再慢慢用右手小拇指关节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敲击键盘，经常忙活几个小时也写不了1000字。每天晚上肩膀酸痛，右手小拇指关节都麻木到没有知觉，小拇指关节上长了厚厚的茧子。我的呼吸也不太好，说话没有力气，需要佩戴腰围增压，晚上也经常会因为缺氧惊醒，但我仍顽强地坚持着！
“在写作过程中，父母跟我一起回忆，父亲为曾怕我‘绝食’打了我两巴掌愧疚地向我道歉，母亲则解释当初为什么要对我撂下‘要么好好活，要么我跟你一起死’的狠话，她说：‘我要不是那样对你以死相逼，你能这么好好活吗……’我听了潸然泪下。命运对我够狠，但绝不会就怜悯我;父母也对我够“狠”，却包容着伟大和凄绝的爱，我只有以生来回报他们！”
在近两年时间里，我竟写下了30多万字，并开始联系出版方，整个过程让我觉得自己还能独立完成一件事！2014年12月初，《一切都没那么糟》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正式出版。在书的结尾，我写道：
“短短的90天对重生的我来说比9年还重要，它承载着迷茫、寻找和豁然。35000公里的路程、飞机、铁路、轮船和公路的辗转，对于我们这样的一家三口来说心理上承受的压力和考验比身体还要严峻，但是我们用三个最脆弱的支点撑起了最稳定的家庭三角，用对彼此的爱、鼓励和包容走完了它。我的父母成全了我。尽管我不能像很多人有一双说走就走的腿，尽管我无法看到健康的生命中拥有的太多可能，但是我可以把所有拥有的瞬间当作永恒。”
（责编/邓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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